三校被迫南迁

七七事变的硝烟使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正常的校园生活被无情打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均在北平。8月25日，日军侵入北大，寇兵到校长室进行搜查，市内的维持会汉奸召集学校负责人谈话，要求接管北大。9月3日，日军进驻学校，红楼成了日寇的宪兵指挥部，校园惨遭蹂躏。清华大学因地处平西，毗连宛平， “七七”之夜，日寇进攻卢沟桥时，校内清晰可闻枪炮之声。7月29日下午，倭寇掠夺、占领清华，横行校园。9月中旬， 日本宪兵队带俄籍翻译来校搜查，校长办公室、秘书处、庶务科、学生自治会、外籍人员住所，无一幸免。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扼腕叹息。随即，3000多名日军入驻校园，新体育馆的地板被拆后改作厨房，图书馆成了厕所，土木系及气象台的图书、实验仪器、打字机、计算机等设备被日军汽车装载而去。^[3]

在进攻北平的同时，日军又大举进攻天津。南开大学虽在天津，却早已被日寇认定为“天津反日大本营”，曾有日本军官说， “轰炸南开是我们20多年来的夙愿”。7月30日，天津沦陷。日军向南开大学开炮，图书馆被炸毁，又派骑兵百余名及满载煤油的汽车数辆，在校园四处纵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毁于烟火之中。日军所到之处，烟云蔽天……就这样，南开大学遭到日寇彻底破坏。这所闻名海内外的学府短短数日即化作一片瓦砾，成为全面抗战以来我国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

南开大学被炸毁时，张伯苓正在参加庐山谈话会，听闻南开被炸，愤恨地说：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

南开大学被日军炮火摧毁(https://www.daowen.com)

实际上，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早在华北事变后，为坚持教育计，就曾考虑过如何应付突发事端。清华大学将拟修文法学院大楼的款项50万元买下了长沙岳麓山下一片临江地皮，修建了教室、宿舍等校舍，以备将来所需。南开大学也将分校的选址和购地列入计划，并于1936年在重庆设立私立南渝中学。

七七事变爆发时，正值暑假，留校人员不多。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忙召集一些负责人开会，商讨应付办法，保障师生安全。清华留校学生约200人，教职员大部在校，叶企孙、吴宓、陈寅恪等人紧急商议，将留校师生迁往城内。南开则在秘书长黄钰生的领导下，事变不久即动员学生回家，将家在东北的女同学及教员眷属迁往法租界，并趁天未明抢运学校贵重物资。

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令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指定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为委员兼秘书主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为筹备委员，决定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方案确定后，大部分教授分批南下，学生也陆续前往长沙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