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八百壮士
抗战初期，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狂轰滥炸，而中国的空军力量却十分薄弱。1941年初，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派遣飞机、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担负空防与飞越驼峰运输任务；批准美国陆军协助中国远征军巩固滇缅路、开拓中印公路，以打破日本对中国的封锁。当时受聘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的美军陆军航空队退役军人陈纳德成立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作为中国空军的一个单位，在昆明西郊营建基地和机场。
为配合飞虎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昆明成立“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培养翻译人员，其训练班专员则由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吴泽霖担任，实际负责译员训练工作。联大指派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参与培训工作，一些教授也受邀多次出任训练班教员。[43]有人说：“译员训练班工作的全班人马，都由联大包下来了。”[44]
12月8日， 日军闪电袭击珍珠港之后，迅速占领菲律宾、中国香港、新加坡及缅甸的南部，中国通往国外的唯一交通命脉滇缅公路面临被切断的危险。中国政府派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10万余人进入缅甸，与驻缅英军和印度军协同对日作战。无论是美国空军援华人员，还是中缅印战区远征军，都急需大量的军中翻译人员。
为应对危局，教育部号召，内迁各大学外文系高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西南联大召集学生开会进行从军动员，梅贻琦在动员会上呼吁“现在机会到了，国家急切地需要着你们，希望同学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45]，勉励学生踊跃从军。
此次征调译员共70余人，其中约半数来自西南联大。此后，由于译训班培训成绩突出，加之美军来华人数日益增多，至1943年9月已连续举办7期，共培养译员492人。[46]其中相当一部分同学来自西南联大。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被动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这一态势下，打通被日军切断的中印陆上交通线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中国驻印军在英美军队协同下，决定于1943年10月下旬再次入缅作战。由于需要中国士兵使用美式装备，在昆明还建立了由美军主办的步兵学校、炮兵学校以及大量的部队训练班。这一系列的作战准备，使英文翻译需求量剧增。于是，教育部下令，征调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为随军翻译员。梅贻琦常委在新校舍和工学院分别动员学生应征：四年级同学服役期满发给毕业证书；低年级学生志愿应征期满返校，可免修32学分，这相当于一个学年的学分数。到1943—1944学年度上学期结束，四年级应征人数为310人，加上其他年级志愿应征的共计400余人。西南联大常委及教授们的子弟，也积极参加了这次征调。如，蒋梦麟之子蒋仁渊、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冯友兰之子冯钟辽、罗庸之子罗式刚等都积极从军。梅贻琦之子梅祖彦虽刚升入机械系二年级，不属于征调对象，但也毅然报名。大批译员离校后还有人陆续应征。
由于这次征调规定可以到其他部门服役，因此有些联大同学没有担任译员，而是参与机械、化工、无线电等工作。邓汤美就是此时考入中航公司的。他曾长期驾驶客机和货机，在极其惊险的驼峰航线上服务。在这条航线上，邓汤美无时无刻不在做生死搏斗。服务期间，先后有3架飞机失踪，其中包括联大外文系1944级朱晦吾和电机系1945级沈宗进驾驶与乘坐的飞机。[47]
联大欢送抗日从军的同学(https://www.daowen.com)
与驼峰飞行的艰险异常一样，在前线从事翻译工作的西南联大学子同样也时刻面临着生死的考验。1942年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与驻缅英军协同作战。时任西南联大助教的诗人穆旦主动要求参军，应征为译员，战斗于缅北胡康河谷、野人山一带。穆旦等向野人山撤退时，一路上目睹了战士们的尸骨和各种无助的死亡场景，甚至自己也险些牺牲在丛林之中。
前线的种种危险丝毫没有动摇西南联大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一些在较安全地方从军的同学，纷纷主动要求到作战部队去。历史系1944级的卢少忱同学，在印度后方医院任译员3个月后，就和另外2名联大同学一起提出申请调往缅北密支那前线部队。在那里，同样经受了暴雨侵袭、疟疾暴发、毒蚊叮咬的危险。报考了第七期译员训练班的外语系学生缪弘，结业后被分配到中美混合伞兵突击队。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在向山上进攻时，同组的美国兵怕死，退到山下去了，而他没有临阵脱逃，和战士们一起冲锋，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要害，长眠在丹竹机场附近的深山荒野中，年仅19岁。
1944年，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逐渐处于劣势，为了支援其困在东南亚和滇缅边境的军队，需继续打通从中国到越南的陆上交通线，因此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疯狂反扑。12月，日军一度攻入贵州独山，直接威胁贵阳。1944年的云南，早已不再是后方了。自国民党正面战场豫湘桂大溃败以来，昆明街头处处可见从湘桂沦陷区疏散出来的难民，昆明人人都感受到形势的万分紧张。另外，美国对蒋介石保留自己实力的避战态度不满，为在中缅印战区夹击日军，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敦促他加强在缅甸萨尔温江的中国兵力和攻势，如若贻误战机要蒋承担责任并将断绝援助。在双重压力下，国民政府于1944年10月提出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动员和鼓励知识青年从军。[48]
但是，受国民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影响，与此前几次从军热潮相比，这次报名起初并不踊跃。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十分着急，11月29日下午，西南联大全校停课召开大会，请冯友兰、钱端升和闻一多等做动员讲话。加之日军进入贵州的严峻战况，起了直接的动员作用，于是有200多位联大同学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报名参军。联大的带头作用对云南全省产生了影响，至1945年3月17日，全省进入军营者已达2428人，其中女青年206人。[49]
1945年1月28日，学校在图书馆前欢送从军同学，这200多名联大学生离校后到青年军二〇七师炮一营入伍，全部被分配到驻印度远征军中，学习汽车驾驶，取得执照后在史迪威公路上执行运输任务。日本投降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回到联大复学。[50]
西南联大“八百壮士”是战时知识青年从军的代表，他们以自身专业所长服务抗战事业，为中国抗日战争及盟军的反法西斯战争贡献极大。二战胜利后，美国政府表彰了一些与美军协同作战的盟军人士，授予其铜质自由勋章，西南联大有16位担任译员的学生获此殊荣。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全景
正如一位联大同学所说： “他们大都以大无畏的豪情，战胜艰险和万难，完成各自岗位的工作任务。他们继承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光荣传统，为了抗日救国不惜牺牲并奉献出自己的心血和力量。”[51]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将永远记住联大抗战英雄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