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献身的公交烈士

钟泉周，1919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柴桥（今北仑区）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开业中医，有子女4人，他是最小的儿子。他4岁丧母，在大姐照料下长大。少年时曾在宁波新学会社有过3年的书店学徒生活，尝立志“科学救国，造福人类”，这为他以后领导工人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于宁波效实中学毕业后，进入四川江津（今重庆）白沙大学预修班，1941年9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

钟泉周入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系不久，联大爆发了“倒孔运动”，抗议孔祥熙用飞机运狗的荒唐之举。他激愤地参加了这次运动，在饭桌上气愤地说： “说话我不灵，别的我都会干。”于是，他成为“倒孔运动”的活跃分子。

联大校友王先冲说： “1941年我们进入西南联大电机系一年级。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太平洋大举南下，香港也沦陷在即了。著名国学大师、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滞留香港不能脱险，而孔祥熙等却包了飞机从香港运出财物，连狗也运到重庆。这激起了广大同学的愤怒。联大在昆中宿舍的同学带头发起了‘倒孔’运动。由各宿舍推选代表召开大会，会上决议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需要大幅标语，我们这些穷学生要搞到大幅的布很难办。泉周却挺身而出，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被单，用黑墨大书‘倒孔’二字，高举着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使大家情绪大为高涨。”^[4]

钟泉周(https://www.daowen.com)

1944年，钟泉周除了参加工学院的学生社团铁马体育会，还经何东昌同学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民青。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思想，他不顾个人安危，白天四处联络工作，晚上刻印进步传单，还与何东昌、曹淼等同学在工学院创办了《火炬》壁报，与三青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王先冲回忆，这时“不少同学都向往延安，但是也有人攻击延安为‘中国的小脚’，横加诬蔑。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在《火炬》壁报上驳斥这种谬论，但是心里又有些害怕，担心笔迹有不少人认识。泉周和东昌同志鼓励我不必害怕，文章由他们重新抄写再贴出去。他们的勇敢和坚定，是我学习的榜样”。

作为铁马体育会的成员，他和何东昌、冯耀宗等一起，与新校舍的怒潮剧社多次串联组成学生假期劳军宣传队，到滇南等地开展劳军宣传，教士兵学文化，教唱抗战歌曲，发表抗日演讲，传播进步思想，以各种形式参加兵运工作，受到前线官兵欢迎。1945年，昆明爆发了闻名海内外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他作为联大校友“一二·一”惨案后援会负责人在重庆参加了公祭四烈士的大会，并义正词严地声讨了反动派的血腥罪行。

从联大毕业后，钟泉周执教于重庆工业专科学校，并创办了民主科学社。不久，他随恩师章名涛教授来到上海，被安排在上海公交公司保养场负责电器修理工作。在工作中，他认真到常常弄得满身油污，给人留下极深印象。他乐于助人，善于与工人打成一片。公交公司为防止工人反抗，以福利会代替工会，又以私人把持工会，从中渔利。工人们忍无可忍，要求改组福利会，并拥戴钟泉周为福利会理事长。从此，为职工配给米油肥皂，亲自分发饭菜，全力为工人争取利益，成为他当仁不让的分内事。1949年，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他紧密团结工人群众与反动当局做坚决斗争。此时，国民党统治下的金融事业全面崩溃，上海工人穷得生活难以为继，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工人群众的压榨，保障职工权益，他参加领导了公交公司工人联合举行的“反饥饿”大罢工。2月16日夜，遭到反动派逮捕，在接受审讯时，他仍毫不让步地为工人利益与敌人辩论，最终弄得对方哑口无言，恼羞成怒。17日，他在上海江湾与同参加此次大罢工的王元、顾伯康一起慷慨就义，成为“公交三烈士”之一。

三烈士牺牲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暴行震惊了全国各界，大规模的群众性追悼活动迅疾展开。钟泉周被安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烈士殉难一周年时，陈毅题词： “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牲，永远为人民所纪念！”潘汉年题词： “无产阶级的英勇牺牲，人民解放的伟大功臣！”为了纪念他们，上海建立了“二一七”图书馆，出版了《钟、王、顾三烈士殉难周年纪念特刊》，以使英雄事迹得以昭彰，英雄精神在史册中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