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演化的内在原因
国内外对于风险演化内在原因的相关研究有很多。我们将从不同事件的风险演化展开分析。关于自然风险的演化原因，以生态环境风险为例，生态环境风险是指一个种群、生态系统或整个景观的生态功能受到外界胁迫，从而在当下和未来对该系统健康、生产力、遗传结构、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产生不良影响的一种状况。[36]黄木易等（2016）[37]以巢湖流域污染风险为例，分析其演化特征和内在机理，发现巢湖流域土地的利用情况有很强的空间聚集性，演化机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和三个变化区域。
第一阶段为1995—2005年。该阶段，合肥市社会经济发展较为平稳，合肥市区在生态园林规划与绿化建设中投入较大，生态环境质量较好，同时市区土地开发强度平稳，生态风险趋于下降，低生态风险和较低生态风险的范围扩大，而相对于市区较为稳定的空间结构，县域在城镇建设、土地开发、交通基础设施新建等方面的力度更大，生态风险等级上升，较高生态风险范围扩大。第二阶段为2005—2013年。该阶段巢湖流域生态风险空间演化规律表现为：合肥市区生态风险等级上升，由低、较低风险等级向较低、中和较高风险等级转变；划归合肥市的巢湖市区、庐江县由较低和中风险等级演变为中、较高风险等级；划归芜湖市的无为县由较低、中和较高风险等级向较高和高风险等级变化；划归马鞍山市的含山县、和县主要表现为由中、较高风险等级向较高和高风险等级演变。整体上，该阶段巢湖流域生态系统在政策驱动下受到了强烈人为活动干扰，生态风险演化特点表现为：局部优化，整体恶化；低风险等级区域范围缩小，高风险等级区域范围扩大；生态风险变化空间性强，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紧密；流域东部较西部区域生态风险变化大。
对市场风险演化机理的研究是市场经济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以产业集群风险为例，产业集群风险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的论述：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在于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便利，包括提供协同创新的环境、共享辅助性服务产品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从而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平衡劳动需求结构和方便顾客等。但是当集群区域内企业数量和规模超过一定范围，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就会上涨，从而制约集群内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集群本身也开始衰落。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看来，技术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存在技术能力僵化风险和技术选择失误风险。演化的特征在于：第一，演化的结果事前难以预料，很难确定哪种技术会垄断市场；第二，成为市场主流的技术并非是最有效的技术。另外根据基于制度路径依赖的演化经济学分析，当收益递增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不仅得以巩固，而且能在此基础上一环扣一环沿着良性循环轨迹发展，反之则朝着非绩效的方向发展，而且愈陷愈深，最终闭锁在某种无效状态中。其运行机理认为：首先给定条件，随机偶然事件的发生，即启动并决定了路径选择。[38]
在对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理研究中，邻避冲突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邻避”一词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欧·海洛首次提出并用来描述那些既能创造经济价值，同时也会对环境以及居民生活产生负效应的设施和项目，随后便被广泛应用于社区和地区冲突的研究和治理之中。孟卫东等（2013）[39]认为从邻避冲突到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理包括六个阶段。
1.冲突潜伏阶段
冲突潜伏阶段是指公民在不了解邻避政策的前提下，对建设邻避设施的风险认识模糊，邻避设施尚未引起公民的关注。
2.个人理性抗争阶段
当邻避政策正式制定并实施的时候，公民群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邻避设施所产生的或潜在的安全和环境隐患，只有公民群体中的部分人群进行个人理性抗争。该阶段属于邻避冲突的缓慢发展阶段，邻避设施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
3.群体理性抗争阶段
当邻避设施的负面影响被利益相关群体所认识和了解之后，更多的公民个体会自发地参与到邻避设施的抗争活动之中，从而进入群体理性抗争阶段。这一阶段属于邻避冲突急速拓展和传播阶段。(https://www.daowen.com)
4.观点交互阶段
当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政府的预期控制范围之后，政府开始采取危机公关的方式，采取与公民群体代表进行谈判和沟通的方式交换意见和观点。观点交互阶段的不同效果会导致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其一是双方就相关问题达成一致，随后进入邻避冲突化解和善后阶段；其二是如果双方就主要议题未能形成统一意见，那么势必会进入群体非理性抗争阶段，也即引发所谓的群体性事件，会对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造成破坏。
5.群体非理性抗争阶段
此阶段在谈判阶段失败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一个阶段。当公民群体的期望与政府所满足的要求不一致，公民群体可能会拒绝继续谈判而采取更为激进的非理性对抗方式，以给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实现公民群体的利益期望。
6.冲突处理及评价阶段
当邻避冲突主体双方就邻避设施本身以及对公民群体的各项赔偿等达成一致意向的前提下，即进入邻避冲突的善后处理阶段。当邻避冲突得到彻底解决之后，政府部门要总结此次冲突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完善邻避设施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制度，为今后类似事件的处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许多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这使得我们将更长远的目光放在了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感知与演化机制的研究上。由于突发事件风险演化过程具有不确定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不对等性，公众的风险感知并不稳定。公众在这一过程中的风险感知是公众对某事物所表达的担心或忧虑[40]，是一个搜集、选择、理解危机信息并做出反应的过程。[41]现有的研究认为，公众的风险感知主要受到公众个体的特征、时间、事件扩散情况、风险信息等因素的影响。[42]魏玖长（2020）[43]认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及其扩散过程、风险应对组织的社会接受度与风险责任归因等方面会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变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感知、个体特征、信息沟通、政府措施等方面都会影响到公众对应对措施的认同与遵从性。
针对公共安全领域的任何一个问题的致因因素进行分析，都可以从人的因素、物或技术的因素、环境和生态因素、社会管理和体制机制因素来入手[44]。突发事件当中的风险感知与舆情风险演化作为一类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整体，同样可以采取类似策略。叶琼元等（2020）[45]在经过数学建模与仿真以后发现，若公众感知风险演化水平增加，环境因素风险水平自然就会提高，进而政府管理能力提高，管理因素风险水平就会降低，但是各个因素影响程度不同。与此同时，公众感知风险演化水平增加，舆情态势失衡的可能性就会变大，影响环境因素风险水平变化。政府组织管理不完善容易造成信息供需失衡、内容真实性失衡，影响环境风险演化等。多因素构成一个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是一个整体上的动力系统，如图4-2所示。
图4-2 公共卫生事件舆情风险演化因果关系网络[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