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园林兴盛的原因
唐代园林的兴盛有许多原因。地理区位、人口密度、交通状况、政治环境、经济水平、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等，都对园林建设的具体走向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洛阳，在当时就以园林数量多、建造质量高闻名海内外。这与洛阳所处的交通枢纽位置、所拥有的50万左右人口体量、作为陪都的政治地位、漕运和商业的发达、周边山水形胜的自然环境、自北朝以来的大量园林遗存等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除此之外，从主观上说，唐代园林的兴盛还与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包括社会风尚、宗教信仰、审美习惯等密切相关。
一是普遍的游赏、宴集之风。唐人好游赏，尤其是春游和秋游。这样的游赏风气到盛唐时变得尤为炽热，杜甫《丽人行》中那句脍炙人口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1) ，就足以让人想象出当时长安曲江池一带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春游景象。据宋人程大昌《雍录》记载：“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即此（曲江园）祓禊，帘幕云布，车马填塞，词人乐饮歌诗。” (2) 曲江园相当于京城长安的城市中心公园，在当时是以游人多而著称的。祓禊是一种在水边举行祭礼、洗濯去垢的民俗活动，旨在消除一年中可能遭遇的不祥，于每年春季上巳日（三月三日）举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户外春游活动。据有关文献记载，唐代城市居民的游赏活动一般在市内外的园林中进行，如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说：“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贵家子弟，每至春时，游宴供帐于园圃中”；“杨国忠子弟恃后族之贵，极欲奢侈，每春游之际，以大车结彩帛为楼，载女乐数十人，自私第声乐前引，出游园苑中，长安豪民贵族皆效之”。 (3) 又记载：“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宝衡、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籍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 (4)
长安之外，风景更美、园林更多的洛阳也是当时城市居民游乐赏玩的中心城市。著名诗人陈子昂在《晦日宴高氏林亭》一诗的序文中说：
夫天下良辰美景，园林池观，古来游宴欢娱众矣。然而地域幽偏，未睹皇居之盛；……发挥形胜，出风台而啸侣；幽赞芳辰，指鸡川而留宴。列珍馐于绮席，珠翠琅轩；奏丝管于芳园，秦筝赵瑟。冠缨济济，多延戚里之宾；鸾凤锵锵，自有文雄之客。总都畿而写望，通汉苑之楼台；控伊洛而斜□，临神仙之浦溆。则有都人士女，侠客游童。出金市而连鏖，入铜衔而结驷。香车绣毂，罗绮生风；宝盖琱鞍，珠玑耀日。于是律穷太簇，气淑中京。山河春而霁景华，城阙丽而年光满。淹留自乐，玩花鸟以忘归；欢赏不疲，对林泉而独得。伟矣！信皇州之盛观也。 (5)
陈子昂用华丽的辞藻描写了当时洛阳的“都人士女”到“园林池观”中“游宴欢娱”的盛况。
除了游玩，宴集也是促成园林兴盛的重要原因。从唐人留下的许多以宴会为主题的诗来看，唐人喜欢社交，而且不时举行各种宴会。这些宴会有不少是在园林中举行的，如新科进士在曲江池杏园举行的关宴。
唐代的游赏和宴集之风之所以如此之盛，就文人士大夫来说，也与唐代的休沐制度及国家的鼓励政策有关。宋代张舜民《画墁录》中说：“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开印［指办公——引注］，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致樊、杜数十里间，泉石占胜，布满川陆，至今基地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暑船舫，以拟岁时游赏。” (6) 唐代的官员有固定的休假制度，唐玄宗时期，还曾发布过鼓励百官节假日外出游乐并给予一定经济补贴的政策。开元十八年（730年）二月，唐玄宗发布诏令，鼓励“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一筵，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 (7) 。天宝八载（749年），又“赐京官绢，备春时游赏” (8) 。唐德宗时期，甚至还将这种鼓励、补贴百官旅游的政策制度化。贞元四年（788年），唐德宗发布诏令说：“比者卿士内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门，勤劳庶务。今方隅无事，丞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每节宰相及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军每厢共赐钱五百贯文，金吾、英武、威远诸卫将军共赐钱二百贯文，客省奏事共赐钱一百贯文，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式。” (9) (https://www.daowen.com)
二是普遍的隐逸之风或隐逸心态。这种风气和心态推动了私家园林特别是文人园林在唐代的成熟。唐代私家园林，有的远离闹市、地处偏僻，有的虽处闹市，但由于有围墙和景物遮挡而能自成一独立的生活小世界。祖咏《苏氏别业》有云：“别业居幽处，到来生隐心。南山［即终南山——引注］当户牖，沣水映园林。竹覆经冬雪，庭昏未夕阴。寥寥人境外，闲坐听春禽。” (10) 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说园林是用来隐居的，却说，远离闹市且风景优美的园林，能够唤起文人的隐逸之心（“隐心”），这实际上也就等于说，园林是适合隐居的。
自古以来，仕进与隐退就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内心深处根深蒂固、难以开解的矛盾。在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或仕进不利的情况下，退隐的思想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占据上风。与其他许多朝代一样，唐代的隐逸之风也非常盛行。初唐时期已经有不少隐士，如王绩、卢照邻等，盛唐的高适、岑参、孟浩然、李白、王维等也时有“相约林泉”的想法。至安史之乱之后，隐居的文人更多。可以说，唐代的文人，几乎个个都有隐居的生活经历，有的是一辈子隐居，有的是短暂隐居。
唐代文人隐逸的动机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乐乡土”，即生性不愿做官而喜欢自然的乡村生活，如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所说：“贞观中，天下丰饶，士子皆乐乡土，不窥仕进。” (11) 但相对来说，唐代文人的隐逸，更主要是由于仕进无望、仕途失意或年老体衰而无意于仕途。如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 (12) ，这是仕进无望，故而归隐。又如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年）被贬为江州司马，筑草堂于庐山香炉峰，专心向道士郭虚舟学习炼丹，这是仕途失意，转向归隐。再如贺知章“晚节尤诞放，遨嬉里巷，自号‘四明狂客’及‘秘书外监’。……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 (13) ，这是年老体衰，或所谓功成身退而隐。此外，还有一些人是为了仕进而隐，即这些人是以“隐”为名、以“隐”自高，目的仍在于求取功名。最典型的是被道士司马承祯嘲笑的“随驾隐士”卢藏用。《旧唐书》本传谓：“藏用少以辞学著称，初举进士，选不调，乃著《芳草赋》以见意，寻隐居终南山，学辟谷、练气之术。长安中，征拜左拾遗。” (14) 卢藏用以“高士”之名得到朝廷重用，官拜左拾遗，累迁吏部侍郎、黄门侍郎等要职。他这种以“隐”得官的方式，被当时人讥为“终南捷径”。
但不管是真隐还是假隐，文人隐居的地方一般都是环境优美的所在，除了当时隐士众多的终南山、中条山、王屋山、嵩山、商山、天台山、庐山、惠山、会稽山、青城山等名山，就是文人自己建造的别墅，如王维的辋川别墅、李德裕的平泉山庄、杜牧的樊川别业、司空图的中条山王官谷别墅等。因此可以说，隐逸之风和庞大的隐逸队伍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唐代的园林建设。
三是普遍的佛道信仰。唐代文人的隐逸，就其生活内容而言，主要是读书和修道（包括修佛和修仙），其中，修道，尤其是修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唐代，佛教和道教是普遍的信仰，这二者不仅推动了唐人对自然的向往，也在环境选择上对唐代园林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是山水诗画的大量出现。大唐是诗的国度，有许多优秀的田园诗、山水诗和园林别业诗。唐代也是山水画走向独立发展的时代，出现了李思训、李昭道、王维、张璪等一批彪炳史册的山水画家。田园诗、山水诗、园林别业诗和山水画等，为园林意境的营造提供了强有力的艺术素材支撑。同时，由于大批文人介入唐代的造园队伍，其诗画创作的美学追求也影响到当时和后来的园林设计与欣赏。在唐代，私家园林——“别业”“别墅”“林亭”“园池”“山池”等——已开始引起诗人们的审美关注，一大批诗人，特别是大诗人王维、杜甫、白居易等，都创作了许多专咏园林的诗篇，这说明园林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了。这个时期也出现了许多文人园林，如宋之问的蓝田别墅、王维的辋川别墅、裴度的午桥庄、李德裕的平泉庄、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等，这些园林开启了宋代以后文人写意园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