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一个新的起点
早期教父们在阐述、维护基督教教义的活动中，不管他们对希腊哲学持什么态度，是吸收、利用，还是批判、拒斥，都无法回避希腊哲学。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早已被希腊化了的世界里从事传教与护教的事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是他们最强有力的盟友，就是他们最危险的敌人。这既是基督教走向世界的文化场境，也是希腊哲学的历史遭遇。
然而，教父们即使批判乃至拒斥哲学，也必须采取哲学的方式；因教义解释上的歧见而形成的教派之争也不得不借助于哲学；哲学的明辨说理与反省自识不仅是统一教义的可能方式，更是基督教争取罗马帝国上层人士的现实途径。所以，不管早期教父们对哲学抱什么态度，他们在希腊化世界里的传教与护教工作同时也在自觉或不自觉、消极或积极地开展一项伟大的事业，这就是沟通、融合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我们之所以把这种沟通、融合的工作视为一项“伟大事业”，是因为它既深远地影响了基督教，也深刻地改变了哲学，从而使欧洲人开始在“有信仰的思想”（或叫“有思想的信仰”）里展开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单纯依靠思想或信仰来开辟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早期教父们的工作看做欧洲历史的新起点，而奥古斯丁则是这个新起点的标志性人物。他不仅以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所能达到的深度反省自识去理解、阐释基督教教义，为一系列信条（包括尼西亚会议确立起来的关于“三位一体”的信经）的统一提供了学理上的根据，而且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虔诚与执著从基督教信仰中开发出了新的哲学问题，打开了新的思想维度。后面这一点将是本章主要论述的内容。
按今天的地理版图，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354—430）当属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人，因为他的出生地塔加斯特城（Thagaste）属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区的苏克赫拉斯。不过，当时的北非早已并入罗马帝国版图，完全处在罗马政治、文化的覆盖之下。罗马人与北非的迦太基人之间进行的长达100多年的布匿战争并最终以迦太基人惨败而被罗马人征服的历史似乎也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所以，奥古斯丁从精神到法律上都是一个罗马人。他从小心向往之的就是罗马、米兰这些帝国的中心城市。
奥古斯丁生活的年代相当于中国的东晋时期。佛教在中国北方越来越受到重视；以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的田园诗蔚为一代风气。当时，罗马帝国不仅中止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而且开始重视、利用基督教。如果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于313年颁布的《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使基督教摆脱了屡遭迫害的命运而获得了合法性地位的话，那么，从380年以后，在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47—395）当政期间，随着针对各种非基督教异端信仰的禁令的颁布，基督教逐渐获得了作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地位。虽然帝国皇帝要求罗马公民都要“遵守使徒彼得交给罗马人的信仰”，但是，奥古斯丁的父亲像许多罗马公民一样，仍是异教徒，虽然他的妻子莫尼卡（Monnica）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虽然由于罗马皇帝以及大批上层人士皈依基督教，使基督徒和神职人员们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奥古斯丁的父亲丝毫也没寄望于儿子在属灵事业上能立德立言，倒是一直渴望他在世俗事业上能崭露头角、功成名就。父亲的世俗厚望与功名心一直影响着奥古斯丁的少年和青年时代。
按当时罗马的三级教育体制 (1) ，奥古斯丁7岁时被送进启蒙小学，12岁入文法学校直到16岁。这两级学习生活都是在家乡和父母身边度过的。在文法学校期间，奥古斯丁显出了对拉丁古典文学的特有兴趣，但讨厌希腊文，以致他被后世视为“唯一一位不懂希腊语的重要哲学家” (2) 。
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奥古斯丁在16岁那年本该到迦太基上雄辩术学校，却一度辍学在家。据他自己在40多岁时完成的《忏悔录》里回忆，这一年是在与一帮浪荡的年轻人一起度过的。轻狂少年的游乐大多不是中规中矩的，甚至多以突破规矩为荣进而乐此不疲。对一般人来说，青春年少时的这种轻狂无度只不过是一段多少让人有些汗颜但更多是为留不住它而喟叹不已的经历。不过，心思敏锐的奥古斯丁在轻狂无度的游乐中，开始被反思自省的意识打开了心灵。他与同伴的“偷梨事件”让他体会到了为偷而偷的快乐，同时也使他震惊于人的作恶爱好：他们偷邻居梨树上的果子既不是为了饱口福，也不是为了占为己有，而仅仅“是因为这勾当是不许可的” (3) 。
其实，每个人都有“偷着乐”的时候。为什么快乐要“偷偷”地享受呢？除了涉及隐私或出于某种个人心理因素而不宜或不愿公开所乐之事外，往往就是“不许可的事”，也就是突破了道德准则的恶事。这就是为作恶而乐。道德准则本是人们正当地生活的根据，或者说，它们之确立既是为了人们和平相处，也是为了每个人生活得纯洁高尚。然而，为什么人们却会因为违背它们而感到快乐呢？既然它们所禁止的事（比如偷窃）是恶事，那么，做了这种不许可的事却感到快乐，难道不就意味着人们喜欢作恶吗？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作恶呢？既然作恶是人们所喜欢的，为什么要禁止呢？既然道德准则是正当行为与高尚生活的基石，而人们却为做了它们所禁止的事而感到欢愉，这是否意味着人们不喜欢正当和高尚，而喜欢恶呢？对于奥古斯丁的玩伴们来说，“偷着乐”，乐完了就俱往矣，但是对于奥古斯丁，上面那些古怪问题却开始在他心里浮现出来。这除了因为他有过人的敏感天赋外，更多的也许是受他母亲的影响。母亲一再对他关于过一种纯洁高尚生活的劝导以及她自己作为一个虔诚基督徒所具有的那种恪守道德的情操，无疑给奥古斯丁提供了一个理解生活的明确维度。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为他打开的这个维度也越来越成为他心灵的指引。上面那些问题也愈益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困惑，最后汇集为一个困扰了他十多年却也推动了他进行十多年不懈思考直至他皈依基督教的问题，这就是恶的起源问题。
在奥古斯丁不到17岁时，父亲病逝，家庭经济更加困难。但是，在亲戚帮助下，母亲还是把奥古斯丁送到了迦太基的雄辩术学校。在那里，奥古斯丁学习了3年修辞学和哲学。当时的迦太基是一个欲望涌动、风气浮华的都市。“我刚到迦太基，就被烟酒和情人包围，我还没爱上什么，却渴望爱，并且由于内心的渴望，我甚至恨自己渴望得还不够。我追求恋爱的对象，只想恋爱……如果能进一步享受所爱的人的肉体，那于我就更甜蜜了。” (4) 这段回忆虽然多少有些渲染，但它至少表明，当时迦太基乃至整个罗马帝国的都市生活充满浮华放浪之风。奥古斯丁显然没有抵御也没想抵御这种浮浪风气的引诱，因为他很快就与一个迦太基女人同居，并在他自己不到18岁那年生下一子。这是他在迦太基求学期间发生的一件令他20多年后在回忆录里深表忏悔的重要事件。
不过，奥古斯丁首先不是向这位跟了他14年后却不得不离开他的女子表示歉意，而是向那位独一而至善的上帝坦白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并承认这些所思所为的丑恶。所谓“（丑）恶”，也就是“（良）善”的缺失。而人的思想与行动之所以会缺失善而变得丑恶，就在于他远离了独一至善的上帝，以致他心里没有了绝对的至善维度，只有世俗的私善尺度。后者永远是相对的、属于私人的尺度。因为这种私善尺度标明的是在某种机缘条件下对自己个人或某些人来说较有优势或较有好处的境况，因此，它将因时因势而变。如果人们只有这种私善尺度，那么，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就只有成功与失败的区别，而没有善与恶的区分。所以，如果人们远离独一的上帝而缺失绝对的至善维度，因而只有私善尺度，那么，人们对自己的思想与行动甚至不会从善恶角度去评判、反省，而只会有“失败乃成功之母”式的经验总结。换言之，没有至善维度的人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与至善的距离，或者说，不可能意识到在至善面前自己在善方面的缺损，因而不可能承认自己的丑恶和罪过。而对于一个意识不到自己的不完善性而拒不承认自己的丑恶与罪过的人，又如何能指望他改善自己呢？只有悔过，才能真正自新。对于只会对自己的思想与行动进行成败总结的经验式反思的个人或民族，不能指望它会有严格而明确的是非观与正义感，更不能指望它会在弃恶从善的道德完善中有所进步。这也就是为什么奥古斯丁首先是对独一而至善的上帝真诚地忏悔自己的原因。只有面对这个独一而至善的上帝，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向那独一而至善的上帝敞开自己的心灵，人们才会意识到自己善的缺失而承认自己的恶与罪，也才需要承认自己的不善与罪过。对独一者的忏悔既是忏悔者真正走向新生的起点，也包含着对他人最真诚的道歉。因为向上帝忏悔自己的过错，也就意味着忏悔者真诚地承认自己施与他人的行为是不应当的，是有罪的，因而是不许重复的。相反，如果人们并不向独一而至善的上帝忏悔，而只是向他人表示道歉，那么，这种道歉很可能只是一种策略：避免他人报复或怨恨。在这个意义上，不面对上帝的道歉首先针对的不是道歉者自己的行为，而是他人的可能行为。
在雄辩术学校期间，西塞罗（M.T.Cicero，前106—前43）的作品给了奥古斯丁很大影响，引发了奥古斯丁对哲学的兴趣。其中今已散佚了的哲学著作《荷尔顿西乌斯》给奥古斯丁带来极大的震撼，它非常奇妙地引起了奥古斯丁对《圣经》的兴趣。他回忆说：“这一本书使我的思想转变，使我的祈祷转向你，使我的希望和志愿彻底改变。我突然看到过去空虚的希望真是卑不足道，便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向往着不朽的智慧，我开始起身归向你。……为此，我决心要读《圣经》，看看内容如何。” (5) 不过，当他真的面对《圣经》时，不仅没有为之所动，还心生藐视之意。因为他还只习惯于欣赏西塞罗的典雅文字与拉丁古典文学的华丽词藻，尚无能力透过《圣经》的质朴文字而洞见背后的深文奥义，反而因《圣经》文字的质朴而心生藐视之念，误以为《圣经》过于简单。当时他正开始思考恶的起源问题。雄辩术学校的哲学训练使他逐渐学会了以哲学的方式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少年时因“为作恶而作恶”给他带来的一系列困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他以哲学方式概括为“恶的起源问题”。虽然他最后是在基督教里才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却首先把他引向了摩尼教。因为心高气傲的他当时无法理解，既然基督教的上帝是独一至善的，那么，为什么人世间这个由他所创造的世界却充满罪恶呢？难道这不是矛盾的吗？文字的质朴使奥古斯丁以为《圣经》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甚至它可能都没意识到这个矛盾。
相反，摩尼教在恶的问题上的教义则一下子吸引住了奥古斯丁，因为它在恶的起源问题上似乎能够给他一个满意的解答：善、恶分属两个对立的实体，即光明之神与黑暗之神，它们处在永恒的争斗之中；具体到人身来说，人的灵魂来自光明之神，肉体则来自黑暗之神。当肉体支配人时，也即黑暗之神支配人时，人就作恶；而当光明之神支配人时，人就为善。人有时会为作恶而乐，就在于他此时受黑暗之神的支配。依此教义，由于黑暗之神支配人们作恶就如鬼魂附身使人行为错乱一样，因此，会得出一个“免责”结论，即人无需为自己的恶行负责。因为人的一切恶行都是在受那个外在之神的支配下进行的。同样，依此教义还会得出一个“免酬”结论，即无需酬偿为善之行。于是，人们作恶还是为善，似乎都与“自己”无关，也不必关心自己行恶的可能后果。摩尼教关于善恶起源的这种学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可能鼓励人们让自己接受黑暗之神的支配。所以，奥古斯丁在信奉摩尼教的近十年时间里，似乎更加远离了母亲所期望的道路，他在此期间的生活甚至被后人形容为“放荡”。(https://www.daowen.com)
不过，受过哲学训练的奥古斯丁并不仅仅止于相信，他还要理解所信的信条。在从事修辞学与雄辩术的教学过程中，他试图弄清楚，善、恶两种力量为何总处在争斗当中？在什么情况下善能（暂时）战胜恶？又在什么情况下恶能战胜善？但他一直苦于没有答案。383年，适逢奥古斯丁敬仰的摩尼教主教福斯图斯（Faustus）到迦太基，奥古斯丁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福斯图斯的回答让奥古斯丁大失所望。这促使他重新审视摩尼教教义。
带着对摩尼教的怀疑，奥古斯丁于383年离开迦太基到罗马，翌年到达米兰。此后直到387年皈依基督教，他一直在米兰从事他的雄辩术教学。新柏拉图主义是这一时期奥古斯丁最为热衷的学说，它实际上为奥古斯丁最终走向基督教准备了前提。
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os）关于恶是善的缺失的观点不仅使奥古斯丁彻底摆脱了摩尼教信仰，而且使他能够走向把恶的起源问题与罪的来源以及罪的归责问题沟通起来，从而走向从《圣经》寻求答案而皈依基督教的道路。而奥古斯丁在完成这一个人的心灵历程的同时也完成了西方伦理学的一个根本性转向：从善恶伦理学向罪责伦理学的转变；或者说，从作为一种幸福生活指南的伦理学向以确立人的尊严、责任和权利为使命的罪责伦理学转变。恶是善的缺失。那么，善为什么会缺失呢？善的缺失也就是永恒的、最高的完满之善的缺席或不在场。人们作奸犯科，并不是什么黑暗之神战胜光明之神而附身于人并支配人的结果，而是由于人们远离那永恒不变的完满之善而转向可变的私善，从而导致善的缺失的结果。
虽然在理智上接受了基督教教义，但是，要让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皈依基督教义不只是理智的事情，这里更重要的是意志的转换。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在理智上弄清了摩尼教的困境就可以轻易摆脱对它的信仰，但是，在认识了基督教的正确性之后，却并不能使他的整个生活皈依基督教。因为这种认识虽然使他可以摆脱各种尘习俗趣，“但我对女人还是辗转反侧，不能忘情” (6) 。在个人的生活中，较之名利和权力，色相似乎更难以抑制和摆脱，至少对于奥古斯丁是如此。仅仅因为色相之怡就足以使奥古斯丁在“是投向永恒之你还是沉湎于易朽之物”的决断面前踟躇不已，虽然这决断实质上也就是“生-死”抉择。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生死问题，人们通常都会果断地选择生而逃避死，但是，面对最高意义上的生死决断，人们恰恰犹豫不决。从现象角度看，这里会有各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从本体角度看，所有因素都必须通过意志的决断发挥作用，否则，任何因素都没有意义。改变一种信仰或皈依一种信仰，从而改变一种生活方式，既不取决于认识，也不取决于外在因素，而取决于意志的决断。
从现象角度看，有两件事促使了奥古斯丁最后下决心走出色相的迷惑而彻底皈依基督教。一件是他从朋友那里获悉新柏拉图主义者维克托利努斯（Victorinus）在声名鼎盛的晚年毅然决然地皈依基督教。奥古斯丁读过的新柏拉图主义著作多是由维克托利努斯翻译成拉丁文的，所以，奥古斯丁一直对他心怀敬仰。更重要的是维克托利努斯当时在罗马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元老院的众多元老出自他的门下；由于他对教育的卓越贡献，人们甚至在市场上建立了他的纪念像。但是，在他认真对待基督教之前，他不仅敬奉偶像，参与各种异教祭祀，而且以他出色的雄辩术为罗马的诸神辩护。这是当时罗马学问家们的主流做法，而维克托利努斯所取得的成就与世俗地位也是包括奥古斯丁在内的所有学问家们追求和向往的。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维克托利努斯在用心研读了《圣经》和基督教其他书籍之后，却决然地公开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这等于放弃了他自己成就的世俗辉煌与自己曾为之辩护的信仰世界。这一引起震撼的举动既显明了维克托利努斯的意志的力量，更显明了基督教信仰的力量。另一件引起奥古斯丁做出决断的事情是他的一位来自非洲的基督教朋友蓬提齐亚努斯（Ponticianus）向他讲述了许多隐修院以及隐修士遗世绝俗而献身上帝的修行事迹。这些事迹多带有神奇色彩，它们一方面表明上帝处处在召唤人们，另一方面表明人们要有超世绝俗的意志，才能获得配享上帝召唤的德行。
虽然奥古斯丁自己记述说，正是这两件事促使他最后皈依基督教，但是，这并非说仅仅因为这两件事决定了他成为基督教徒。如果事情这么简单，那么，成为基督徒也就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实际上，这两件事情本身恰恰表明，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是确信并遵循某种教义和原则而生活，还是无信仰、无原则地生活，或者是从某种教义原则转向另一种教义原则，在根本上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意志的决断。任何外在因素只能构成意志决断的契机，而不可能是意志决断的原因。只有意志本身才是意志决断的原因。奥古斯丁遭逢的那两件事情正是因为它们显明了个人意志在信从原则与教义中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才给他以巨大触动，使他觉悟到，能否穿越包括色相在内的一切易朽之物的迷幻而拥抱永恒存在者，原本只在于自己的意志和勇气。于是，奥古斯丁在387年，也就是在他33岁那年，顿悟般地决断投入上帝的怀抱而皈依基督教，从此开始了他新的生活世界与新的思想历程：在生活上成了清心寡欲、不近色相的信徒，在思想上转而全面系统地阐释、论证基督教教义，既为基督教信仰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也为思想开创了新的维度和广度。
“信了才能理解”这一命题似乎是奥古斯丁自己的精神历程的写照。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奥古斯丁仿佛一下子“理解”了，因此开始了一系列写作。在他接受洗礼之后的一年里，就写下了后人熟悉的《独语录》《论灵魂不朽》《论公教道德与摩尼教道德》等书。从388—390年在家乡沉思和隐修期间，他完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论真宗教》和《论自由意志》。《论自由意志》与作者后来在驳斥贝拉基派（Pelagianism）时写下的《论基督的恩典与原罪》（418）、《论自然与恩典》（415）等著作构成西方思想史上关于自由与恩典、自由与罪恶、自由与责任、自由与正当等问题首次进行系统讨论的开创性经典。在这些论及自由问题的著作中，奥古斯丁一方面捍卫和确证了上帝的自由与独立的绝对性——上帝是否给予某个人以得救的恩典不取决于这个人选择为善还是为恶，而完全取决于上帝独立的自由决断；另一方面则在自由意志基础上把恶的起源问题转化为罪的来源问题，从而改变了伦理学的追问方向，使自由意志成为伦理学据以讨论“责任”“正当性”“尊严”以及“权利”等核心概念的基础问题。391年，奥古斯丁任希波城神甫，担任神甫期间著有《论信仰的价值》《论两种灵魂》。4年之后，希波城主教去世，41岁的奥古斯丁继任主教之职。
在任希波主教的35年时间里，奥古斯丁不仅继续阐释基督教教义，而且积极应对各种异端学说，写下了大量著作。就作品的数量与涉及面的广度而言，在整个基督教神学-哲学史上，只有后来的托马斯·阿奎那能与之比肩。但是，就开创性而言，奥古斯丁则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对自由意志的系统讨论将改变第一哲学的格局：第一哲学不仅要面对存在、真理、理性自身这些问题，而且不能不面对自由问题，甚至为了理解和探讨存在、真理、理性这类问题，第一哲学必须首先面对自由问题。而奥古斯丁的绝笔之作《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则首次为哲学打开了历史维度，使历史成了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410年，野蛮的西哥特人攻陷了被基督徒称为“永恒之都”的罗马城。在经历了六天六夜的洗劫之后，这个曾经洗劫了世界无数城市的“永恒之都”化为一片废墟。这一事件在基督徒和异教徒当中同样引起了喧嚣和震动。异教徒认为罗马城的陷落是因为罗马帝国接受了基督教，而赶走了罗马人原来崇拜的诸神，都城的陷落是诸神对罗马的报复。因此，这一灾难性事件的罪魁祸首不是别的，就是基督教。而对基督教徒来说，他们一方面要化解异教徒的指责，另一方面要化解这样一个困惑：既然罗马帝国已接受了基督教，那么，上帝为什么没有保护“永恒之都”，反而让它变成废墟？罗马城陷落这一事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异教徒的指责与基督徒的这些困惑是每个基督教神学家都必须面对的。于是，在罗马城的废墟上产生了一部伟大的历史哲学著作《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在这部费时14年（413—426）之久的著作里，在基督教神学观念下对诸如历史的自由与必然、历史的意义与目的等基本的历史哲学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和回答，在哲学里开辟出了历史问题这一新的领域。
奥古斯丁于430年去世，他一生的工作在多个领域构成了西方思想史上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