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克拉底及其学派
希波克拉底是希腊科斯医学学派的领袖，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他在生理、解剖、病理及临床诊断、医疗等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无论在临床实践还是理论方面对奠立、发展西方医学都有深远影响。亚里士多德崇敬地说：“希波克拉底所以被称为伟大，并不是作为一般的人，而是作为一位医生，他比别的比他高大的人更为伟大。” (130) 当代西方医学史家阿克奈西特（E.H.Ackernecht）称他是“希腊医学第一个创造性时期的象征”，说他的名字“代表了一切时代的医学的美、价值和尊严”。 (131) 其实，他也是伯里克利时代的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创造性的生理学和医学思想是同他革新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密切关联的，他的自然哲学也自有特色。他的医学哲学突出地表现了当时革新的自然哲学对科学思想的重大推进，是将哲学与科学创新紧密结合的典范。冈珀茨在《希腊思想家：古代哲学史》中专辟一章探讨希波克拉底及其科斯学派的医学哲学思想，较有参考价值。希波克拉底及其学派是早期希腊哲学演进中一个颇值得研究的环节。
一 科斯医派和《希波克拉底文集》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出生在伊奥尼亚沿海的科斯岛，约生活在公元前460—前379年，鼎盛年被定在公元前431年左右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后。他的故乡早有医学传统，医生在当地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已建立医生的“同业公会”，以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阿司克勒彼亚得（Asclepindae）的名字命名。他出身于一个医生世家，在青少年时代先后向他的父亲赫拉克莱德（Heracleides）和另一位名医赫罗狄库（Herodicus）学医。据说他还是智者、修辞学家高尔吉亚的学生，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专程拜访正在解剖动物的他，两人是好友。
希波克拉底既有高深的医学造诣，又有深厚的自然哲学功底及广博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知识。他在医学上崭露头角以后，离开科斯本土，在全希腊游历，吸取各地的医学经验，热心为人治病，传播自己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技术。他的足迹横跨欧亚两洲，曾东至小亚细亚，采纳克尼杜学派的医学精华，还应邀西行，为马其顿王佩尔狄卡治愈了怪病。他往访过德谟克利特的老家阿布德拉，留下许多在当地治病的医案 (132) ，并且帮助当地居民摆脱了流行的瘟疫。他在雅典和阿提卡地区有杰出的医疗贡献，作为一名异邦人被授予雅典公民的荣誉称号。希波克拉底在行医中收徒授业，成为当时最有实力与影响的科斯医派的领袖。这位古代希腊最杰出的医学大师，差不多和德谟克利特同时逝世，卒于拉利萨。古希腊的一些城邦长期保留向他献祭的传统。传说有大群蜜蜂常在他的墓边采花酿蜜，附近的奴隶们用这些蜂蜜为他们的孩子治疗鹅口疮。
到公元前5世纪中后叶，古希腊三大医学学派都已形成，各有自然哲学根基与医术特点。小亚细亚西南端的克尼杜医派最早产生，以早先传统的伊奥尼亚自然哲学为医学理论原则，后来也吸取了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论。南意大利医派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恩培多克勒的自然哲学为理论根据，在生理解剖和辨证论治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医疗活动夹杂着宗教巫术的神秘因素。希波克拉底的科斯医派则超越和革新传统的自然哲学理论原则，吸取另两个医派的合理因素，大为发扬科学理性，发挥实验科学精神，在生理解剖和临床医疗方面都达到新的水平。希波克拉底及其学派的医学理论在西方一直被运用到近代，他是最重要的西医的创立人。
从古代留传下来的《希波克拉底文集》（Hippocrates）计有70篇著作。20世纪20年代英国学者琼斯（W.H.S.Jones）将它重新编纂、翻译，出版了4卷希腊文和英文对照本。这是希腊古典文明为人类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这部文集是那个时代希波克拉底学派的自然哲学家和医生的著作合集，其中有较多的希波克拉底本人的作品。这70篇著作的写作时间前后相距约100年之久。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的传世文集是怎样形成的？以里特莱（Littre）为代表的传统看法认为，它是在公元前3世纪希腊化时代由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缪斯神宫）的学者们首先编纂发表的。 (133) 琼斯批评这种说法不确切，将成书时间推后了。他认为科斯是希波克拉底医派的基地，应是当地早已根据收藏的文稿编纂了这部文集的雏形，以后不断充实，到希腊化时期定形为流传至今的文本。 (134)
《希波克拉底文集》内容丰富，包括大量生理、解剖著述，总结医学经验的专题论文，病例医案，分别为传徒授医或者为公众写的教本和讲义，还有一些笔记，供医生同业公会训诫医德的《誓词》（The Oath），等等。从医学内容看，绝大多数篇章反映了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学思想，但也夹杂了少数克尼杜医派的医学论文。这些对研究西方医学思想发展史有重要价值。其中有些著述是和医学密切结合的自然哲学论文，是对当时自然哲学思想演进的重要记录，这是我们要着重论述的。这些著述大多反映了希波克拉底本人的哲学思想，也有被他批评过的观点，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潮。经西方学者考订，可以确定一些著述是他本人的作品，有些篇章则历来就有争议，难以确定。我们以下论述的内容，主要根据多数学者鉴定的希波克拉底的著述，以及虽非他本人所写但能体现希波克拉底学派的自然哲学思想的篇章。
二 探求自然哲学和医学原理的创新
《论古代医学》（Ancient Medicine）是希波克拉底论述医学和自然哲学的关系的一篇重要代表作，在希腊哲学思想和医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价值。到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生理研究和医学思想的蓬勃发展是伯里克利文明中的一大科学硕果。它和当时自然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紧密联系：一方面，医学内容中对生命现象、人的生理本性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等的探索，丰富和促进了自然哲学的发展，不少自然哲学家都注重研究生理和医学问题。另一方面，总结医疗实践经验，发展新的医学理论，又需要哲学原则。生理学和医学思想要创新发展，就会对自然哲学提出新的要求。希波克拉底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撰写《论古代医学》这篇重要论文的。他从哲学角度批判地总结了古代医学发展的经验，力图突破早先自然哲学的旧框框，主张医学发展应当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革新自然哲学与革新医学原理应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同步实现。
饮食营养和身体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希波克拉底考察了从远古蛮荒时代起的营养和摄生改善、医学萌发的历史，有素朴的社会进化思想。他指出，医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医疗技艺，这是当前研究和发展医学的基点。他对古代医学既不妄自尊大、予以鄙视，也不全盘肯定、墨守成规，而是有分析地批判总结。他说，“我们不应将古代的技艺当做非存在，或当做错误的探索方式而摒弃”，而“应当赞扬那些医疗发现，它们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在医疗工作的正常探索中产生出来的”。 (135) 同时他认为，医学是一种科学活动，有科学进步的合理性，随着人的生活条件、疾病与健康状况的变化等，不断探索与发展医学是一个“常规”；“沿着这个常规，在时代的进程中曾作出许多美妙的医学发现；如果具有合适才智的人们具备了迄今已发现的知识，以这些成果作为出发点，进一步探讨，医学将日益完善”。他主张吸取和发扬光大古代医学中有效的经验，认为完全摒弃它们另搞歪门邪道，是自欺欺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136)
然而，医学实践在发展，古老医学中的一些理论原则和哲学内容毕竟过时了。希波克拉底强调只应吸收古代医学中的合理内容，但不能墨守成规，也不能将医学弄成宗教迷信、巫医邪术，否则就会阻碍医学的新发展。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医学中的两种倾向，主张要在创新自然哲学中创新医学科学。
他在《论古代医学》中着重批判了第一种倾向，那就是恪守一些已经陈旧的自然哲学原则，将“空洞的假设”作为医学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医学故步自封，不求新发展。他说：“那些打算对医学有所论述的人，都自己采取某些假设作为他们论证的基础——热、冷、湿、干，或其他任何他们能想象的东西，他们将人们的疾病和死亡的因果关系弄得非常狭窄。” (137) 他批评“那些医生并没有发现热或冷、干或湿以及另一些‘性质’本身是什么样的”，就是并不真正懂得食物与身体中这些性质的本性，“实际上他们是诉诸空洞的赘语，诉诸我们熟悉的一种本原”。 (138) 早期的伊奥尼亚哲学出于对自然现象的直观，素朴地将某种具体物质如水、火或气当做万物的本原，并且认为冷热或干湿是自然物质固有的性质与能力，它们的对立和转化促成自然的运动与变化。这种素朴的自然哲学观点长期影响着早期希腊医学，包括克尼杜医派和南意大利医派。他们用冷热、干湿等对立解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现象，这本来包含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对当时医学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这毕竟只停留于素朴的直观水平，缺乏对生理和病理事实作深入的解剖和实验，缺乏科学的说明。随着生理解剖和医学材料的丰富积累，这种素朴的理论原则越来越显得太简单狭窄了，不能概括错综复杂的生命现象，不能适应临床医疗的发展需要。阿尔克迈恩已经在观察自然和生命现象中扩展了对立的数目。到希波克拉底之时，已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医疗经验，生理解剖和医学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他觉察到旧的自然哲学原则已经不能适应医学思想发展的需要，它们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所以，他批判“空洞的假设”，其实质是在呼吁突破和革新已经变得陈旧的自然哲学原则。他指出当时的一些医学家不具体研究人体的生理现象，只将冷热、干湿的对立看成是人体的基本要素，用其中某一个对立成分（如冷或热）的过多或匮缺作为判断疾病的原因，从而对它们的削多补缺就成为医疗的基本手段。希波克拉底认为，这是从简单的原则出发推演一切病因，用这种抽象的类同的“原因”难以确诊多样、复杂的疾病，不能做到对症治疗。他宣称：“我一直认定，不需要一种无法解释的‘空洞的假设’。” (139)
希波克拉底区分了真实的假设和空洞的假设，注重从事实出发的科学精神。他指出，科学不需要那些“不可见的、不能测度”的“空洞的假设”，因为它们没有“充分确实的标准”。他主张医学应根据有事实、可测度、有确实性标准的“真实的假设”②。他并不完全否定生理现象中有冷热和干湿等对立，但是反对将它们看做研究医学的唯一理论原则，也反对将冷和热、干和湿截然分割，绝对对立，而认为它们并不是孤立和独立存在的东西。他指出，在生理活动中，冷和热是相对的，它们相互依存、相反相成。他认为，人体中包含着多种多样的能力或性质，致病的因素也是多样而复杂的，冷和热总是同其他致病因素联系在一起才引起疾病的。如“热”并不是发烧的唯一致病原因，发烧有各种不同的病态。他根据不同的症候，提出了不同的病因联系：“苦热、酸热、咸热，以及另外一些热的联系，还有冷和其他能力的联系，正是所有这些能力引起了疾病。” (140) 他强调医疗活动和医学研究不能从抽象、空洞的原则出发，而应该从经验事实和临床观察出发，具体分析食物、环境及生理现象，看到致病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中革新自然哲学与医学理论原则。他和他的学派注重运用解剖、实验等方法，对各种疾病作出具体的解释。这种注重实验、寻究具体原因的实证科学精神，使古代西方医学发生了方向性转折，即向所谓“西医”方向的转折，特别到近代，它和其他自然科学相结合，获得更大、更迅速的发展。
西方有些哲学史家从实证主义哲学立场出发，认为希波克拉底批判“空洞的假设”，表明他已强烈地主张医学应当完全摆脱自然哲学，成为绝对独立的学科。如琼斯所说，希波克拉底已“主张医学摆脱哲学的假设，恰如要摆脱宗教教条一样” (141) 。冈珀茨说他力图使医学摆脱自然哲学，摆脱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樊笼，“成为一种完全独立于普遍科学的个别学科” (142) 。这种见解并不确切。他所反对的，只是当时医学中流行的将早先自然哲学原则过时、僵化地奉为“空洞的假设”，他不可能像后来的实证论者那样将科学和传统哲学完全对立起来。从《希波克拉底文集》可以看出，他正是在综合当时的各种自然哲学思想中，力求革新医学哲学和医学理论原则。
希波克拉底批判的另一种倾向是医务中的宗教迷信和巫医活动。他坚持从自然本身研究人的生理和病理现象，宣扬科学精神，表现出无神论的倾向。在《论神圣的病》（The Sacred Disease）这篇重要著作中，他说：“任何智慧都是从事科学的方法”，“一位热爱智慧的医生，就等于是一位神”，医生必须“摆脱迷信和什么先定的神性”。 (143) 他尖锐地批判当时流行的看法，即认为某些“神圣的疾病”如癫痫的发生是由于某种超自然的、出自神意的原因。他指出，这些疾病“也是有自然原因的”，而对“神圣疾病”的迷信，其“根源在于人们缺乏经验，不了解它的特性”。 (144) 他针对当时南意大利医派中存在的某些宗教巫术成分，以及其他地区的巫医迷信活动，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说：“那些首先将这种疾病［癫痫］说成带有神性的人，像当今那些巫医、净化者、庸医、骗子们，自称对神虔诚，并且具有至高无上的知识，实际上他们只是用迷信来掩饰自己行医的无能，他们将某种疾病称为有神性的，只是为了避免暴露他们自己的无知罢了。” (145) 他表面上没有否定希腊传统宗教中的诸神，但认为诸神根本不干预自然和人体生命现象，由此机智地驳斥那些用“净化”等奥菲斯教法术欺骗人的庸医。他们说神能干预人体的生命，实际上正是对神不敬，否定了神。他们自称能摘月遮日，挡风唤雨，有神奇法术，但他们自己是人不是神，这恰恰表明即使他们能改变某些自然现象，也是人造成的。这只能表明，“所谓神的能力，是能被人的机智所克制、支配的”；而他们说的神意致病，也恰恰是亵渎了他们的“神”，恰恰表明“神不存在”。 (146) 希波克拉底强调一切疾病都是由于自然的原因，否定任何超自然的能力，坚决批判巫医，主张在医疗活动中消除一切宗教迷信成分。这表明，他所领导的科斯医派比恩培多克勒的南意大利医派有较彻底的科学精神，他机智地表达了无神论倾向。
但是，他对南意大利医派的批判也不免失之偏颇。他批评恩培多克勒的医学首先从四元素论来“研究自然的人”，认为恩培多克勒提出“人开初是什么，人最初是怎样产生的，人原本是由哪些元素组成的”，这样“所说所写的，毋宁说是文学的描述，不像是医学”。他指出，“详尽细致地理解人是什么，人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等等问题，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程”。 (147) 这当然并不错，但他否定恩培多克勒主张运用四元素论研究人的总体本性、强调整体性的辨证论治，是有片面性的，使这种合理的医学理论在西方医学中被长期湮没。后来西医注重局部的生理解剖和医学实验，忽视将局部发生的疾病摆在整个人体范围、根据整个人体状况来诊治，也就是比较缺少同南意大利医派相似的中国传统医学所强调的整体性辨证论治。古代中国的哲学家和医学家也讲冷和热、干和湿，而且还概括出更有普遍性、整体性的对立——阳和阴，这种用阴阳五行说论述人的整体性的辨证论治，至今还保持着生命力，对人类医学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了解这种中西医学及其哲学根据的发展史并作比较研究，有益于结合、发挥中西医各自的长处。他不区别南意大利医派的合理理论、有效的临床经验和所夹杂的宗教巫术成分，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它们都看做巫医邪术，全盘否定，那更是片面的。当代历史主义学派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理论的发展一直是多元的，非理性因素在多元的科学方法与科学史中也会起积极作用。哥白尼形成日心说，曾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菲罗劳斯关于圆周的神秘信念启发，古代医学曾受益于江湖草药、巫医巫术，对它们应作合理分析，不能笼统否定。他称赞中国传统医学中有比西医更好的诊疗术，肯定在中国中西医结合的做法是合理的，值得仿效。 (148)
希波克拉底从医学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呼吁革新某些旧的自然哲学与医学理论原则。他还不能如原子论者那样创立独特的、自成体系的自然哲学。从《希波克拉底文集》可见，他和他的学派努力综合、提炼各种自然哲学的合理内涵，包括早先的和革新了的伊奥尼亚自然哲学的合理内容，加以融会贯通，运用于医学理论，研究人的生理、病理机制。例如，他们也将宇宙全体的存在及其运动变化，归结为各种元素的结合与分离。他们认为：“因为事物永不停留在同一的状况，总是从这个事物变为那个事物，不相似的事物也从这些元素中分离出来。这样一切事物没有消亡，也不会产生原来不存在的事物。” (149) 他们又认为，自然万物由于水和火的对立，交替占优势，永远“处于向上和向下两个流动变化状态中”。“火向上变化，太阳的运行历程最长；水向上变化，太阳的运行历程最短”。 (150) 这分明是融合了米利都学派、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萨戈拉的见解而自成一说。他们更用这种本原观解释生命现象，认为全部生命现象是有不同“能力”的水和火的对立平衡过程：“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动物，是由‘能力’不同而一起发挥作用的两种事物构成的，那就是火和水”，“它们各自都是依据自己的本性而不是靠他物具有能力的”。“火总是能推动一切事物，而水总是能营养一切事物，但是它们各自轮流在最大或最小的可能范围内占主导或次要地位，然而它们都不能获得完全的主导地位。理由是：当火推进到超过水的范围，便缺乏营养，它就转向有营养的地方；当水推进到超出火的范围，发现它丧失运动，就此停止，它的力量也停止了，火便进入”。 (151) 文集中有的作者还用赫拉克利特式的格言，描述身体和食物的本原都是一种“能力”，它是“流动的一”，“一切开始于一，又复归于一”。 (152) 他们接受并在生理、医学中发挥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的本原观。希波克拉底在《气，水，场所》（Airs， Waters， Places）中强调气是天地万物和生命的本原，气赋有理智的功能。希波克拉底在《论神圣的病》中接受并发挥了第欧根尼关于脑是意识中枢、气给脑以理智的见解，用他自己的体液论加以发展，并以此说明癫痫的病因。他认为“脑是人体中最强有力的器官”，反对认为心脏是思想器官的见解。他指出，人体各器官都由血管连通到脑部，而气给脑以理智。脑通过血管将气输导到人体各部分，使整个人体都介入理智性的活动，所以脑是意识的“信使”和“说明者”。但是，当季节突变，或人受突然打击，过度欣喜或过度忧伤时，体液中的黏液突然跃入血管，脑通过气输导理智到人体各器官的功能被堵塞，便发生癫痫，引起全身抽搐和痉挛。 (153) 这虽不符合现代医学的解释，但在当时表现了一种科学理性。
希波克拉底学派还追求科学认识与科学方法的创新，揭示医学认识是一个从感知经验上升到理论的发展过程，关键是要把握契机，有机地结合经验和理性。在《箴言》（Precepts）中，作者强调医生首先“必须投身于医疗实践，不是首先致力于似是而非的理论，而应致力于同理性相联系的经验”。他们主张一种素朴的反映论，认为“感官知觉首先在经验中产生，并且传达给概括事物的理智；这种感性知觉是清晰的印象，理智多次接受这些事物的印象，将它们贮存起来，记忆它们”。而“一种理论是关于事物的一种复合的记忆，它是凭借感官知觉了解事物的”。同时，他们又指出医学科学的认识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化”（theorizing）阶段，它“以清晰的事实为基础”，“从它推演出的结论也和现象符合”，“而理智从印象中获得事物的本性，并且引导我们通向真理”。在“建立完整的医学技艺”的“理论化”中，要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等科学方法，首先应当观察认识对象的“各个部分及其特殊细节，然后再将各个部分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并且注意考察它们发生作用的“普遍性”，从中得出普遍有效的医学原理来。他们较早注重研究逻辑方法在建立科学理论中的作用，是后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的先驱。他们强调清晰的印象和事实是鉴别真理和错误的标准，告诫医生“武断和空谈是欺骗性的、危险的，因此，医生必须紧紧地在概括中把握事实，专注于坚持事实”。这样做，医生就能获得熟练无误的“医疗技艺”，“就是为病人和医生都造了大福”。如果医学不这样做，“而是从暧昧的虚构出发，它就常会导致严重麻烦的结果”，“都会陷入死胡同”。 (154) 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学之所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辉煌的成就，正是由于他们坚持了科学的认识路线与方法。
三 生命有机体平衡论
在丰富的解剖生理和医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凭借革新的自然哲学以及科学的认识与研究方法，希波克拉底建立起一种创新的医学理论。他所奠立的西医的基本理论，在西方一直被沿用到近代，直到18世纪法国的启蒙哲学家拉美特利也用他的这种医学理论来论述自己的“人是机器”的学说。
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的生命体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处在流动变易之中的整体，是经常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有机统一体。他从生理结构和生理功能两方面，将人体区分为两个相互联系、内在关联的系统。
第一是人体结构形式系统，包括人体的外部器官和内脏器官、组织。他对肺、胸、脾、膀胱、胃、头颅等的结构形态都作过具体剖析，在人体解剖方面取得的成果远超过前人。他认为，在医疗中必须注意考察人的所有器官的结构形态是正常还是畸变，以及是否适合执行正常的生理官能。第二是人的体液（humours）系统。体液指人体内贮存和流动的各种液体，它们由多种不同的要素构成，有多种多样的“能力”，担负着维系生命力的不同功能。他认为，诊断疾病要考虑到上述人体结构形式和体液的能力是否正常，“必须知道哪种疾病状态出自‘能力’，哪种疾病状态出自人体结构。我能粗略说的是：‘能力’是体液的一种强度和力量，而‘结构’是人体中的构成” (155) 。
四体液论是希波克拉底学派在医学上的一大创新与贡献。以往的医生或自然哲学家往往只说到人体内有某一种液体，如恩培多克勒只强调血液有生命力和思想力，阿那克萨戈拉认为胆汁不正常是致病的主要因素，克尼杜学派常认为黏液过多或缺乏是主要病因。这些见解都是较简单的、缺乏科学根据的猜测。希波克拉底根据解剖生理与医疗经验，提出人的体液其实有四种：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指人体的一些内分泌液），它们自身又都各赋有多种“能力”，冷热、干湿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四种体液的流动承担着营养和维系生命力的功能。“能力”是体液执行生命功能的强度的表现，它们会随着季节气候、食物营养以及其他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这四种体液自身保持纯质，而且它们之间在强度、数量以及相互结合上，在经常的流动变易中，不断从不平衡达到和谐的平衡，就是健康；如果这种平衡被急剧或持久地破坏了，就会致病。他还论述了由于四种体液在人体内的比例不同，形成了人的不同气质：性情急躁、动作迅猛属胆汁质；性情活跃、动作灵敏属多血质；性情沉静、动作迟缓属黏液质；性情脆弱、动作迟钝属抑郁质。这是最早的一种研究心理的生理机制的学说。
希波克拉底的生命有机体平衡论、四体液论，继承并大为发展了阿尔克迈恩早先提出的身体要素平衡论，形成了一种系统、完整的生理和医学理论。他的四种体液所赋有的多重能力或性质，远远超过冷热、干湿那样简单的对立。他不仅论述四体液的对立和平衡，而且将整个人体看成是平衡协调的有机统一体。他具体论述道：四体液及其能力同身体器官的结构形式是内在关联的，应相互配合，保持协调和平衡；吸收营养和生理消耗也应当有合适的比例，求得平衡，营养缺乏和暴食都会致病；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保持生命体健康的基本条件。这在他那个时代是最科学的生理和医学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古代医疗事业的发展，造福于广大民众。这种创新的医学理论以辩证的自然哲学原则为根据：人体内水和火两种本原处于对立与流变状态，赋有理智特性的气本原以脑为中枢运行贯通全身；多种对立和异质因素在流动变易中平衡，才能构成人体的有机统一。他反对爱利亚学派所主张的僵硬和绝对不变的“同一”，指名批评麦里梭的这种观点，说他坚持这种“同一”观，便“无法理解正确的知识来自对于实在的认识，在讨论中便会自己推翻自己” (156) 。他的生命有机体平衡论中有辩证法的精华内容，可惜在近代医学兴起后，他的这部分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四 人与环境研究和医学伦理
希波克拉底在《气，水，场所》这篇著作中，认为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人同自然环境也是对立的统一体，研究医学、医疗疾病也要注重研究人和环境的关系。他依据大量的考察材料，论述自然环境对人的身体结构和形态、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以至对人的性格特点等等，都有重要的影响。他认为人的生理状态、自然本性、社会属性乃至心理性格与习惯，都是深受环境制约的。
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生命是在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影响下的自然过程。合适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可以使人体生命同环境保持和谐与统一，使人保持健康；反之，不合适的自然条件和不正常的生活方式会破坏人体同自然的和谐，破坏人体内部的生理平衡，这是致病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强调指出，医生到一个地方出诊，必须入境问俗，首先了解当地的气候状况、地理环境及生活方式。这样，“他才不会在诊治疾病时感到困惑，或犯愚蠢的错误”。 (157) 他举出大量观察到的事实和病例，具体分析季节和气候的变迁同流行病的关系，水质和土质的不同对人的消化营养乃至生育的影响，而居民的生活方式，如是否酗酒等饮食方式及体育运动状况等等，也往往会同某些疾病紧密相关。他指出，一位称职的医生，不能将目光只专注于人体本身，而应当具备广博的天文、气象、地理和生活等各方面的知识。希波克拉底在这篇著作中强调从人和环境的关系中去研究病理，应该是发展医学的重要原则。
希波克拉底是西方最早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种或民族的人体结构、生理特征、生活方式与心理性格。他细致分析了埃及、小亚细亚、利比亚及欧洲不同地区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阐明它们的差异怎样直接影响了不同民族和部落的人在体形、身体结构、生活习惯、生理特征与心理性格上的不同。例如，他认为：“亚细亚人的性格不像欧罗巴人那样好战，比较温和，主要原因在于当地气候比较均衡，没有剧烈的冷热变动，因而不会产生心灵上的震动和剧烈的生理变化”；而欧罗巴地区的民族或部落的人，由于气候和地理多变，造成他们的性格呈多样性，“比较刚强”，尤其是那些高地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性格更为“独立不羁”。 (158) 这里有种族人类学思想的萌芽。
他将政治体制状况也看做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重要的外在环境。他说：“亚细亚人的性格比较纤弱，他们的制度是一个辅助性原因，因为亚细亚的较大部分是由君主统治的。”因而，在这些地区，“人们不是他们自己的主人，不是独立自主的，而被专制君主所统治，他们不喜欢军事力量，不愿战争”。这是因为，“臣民总是被迫从事兵役和劳役，以至死亡，只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要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和朋友分离。他们作出有价值的英勇业绩，也只是服务于抬高君主、扩张君主的势力；可是他们自己得到的却只是危险和死亡，他们的土地由于敌人入侵和自己的疏怠而必然荒芜”。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那些天性勇敢的人，他们的性格也由于他们所处的政治制度而改变了”。而另外一些欧亚地区的人，由于“没有君主统治，独立自主，只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荣誉而劳作、冒险，他们的性格就比较勇猛”。由此他得出结论：“哪里有君主，哪里必定是最懦怯的，因为人们的灵魂被奴役了。” (159) 他揭露了君主专制政制对人们的性格所起的压抑的消极作用，赞扬奴隶主民主制能提高人们发奋图强的精神。他的论述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看来相似，其实不同。他主要论述自然环境和政治制度对人的生理特点和心理性格的影响，不像孟德斯鸠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甚至强调政治体制也由地理环境所制约和决定。希波克拉底只是将政治制度看做影响民族心理的客观环境的一个方面，而他剖析欧亚人民在君主专制统治和民主制下民族性格的不同，不是为了论证不同种族天生有优劣之别，只是表明他反对君主专制和颂扬民主制度，这并不是种族主义理论。
希波克拉底强调医生从医的宗旨应是热心为患者解除疾病痛苦，为民造福，医业应有合乎这一宗旨的严格规范。他本人毕生刻苦钻研，创新医学，治病救人，无论贵贱，无损他人，不谋私利，表现了崇高的医德医风。他为医生同业公会训诫医德而写的《誓词》，是西方最早的一份卓杰的医学伦理文献，包含着丰富而严谨的医学伦理与道德规范内容。直到20世纪世界医学联合会通过的两个伦理学法典，即1948年的《日内瓦宣言》和1949年的《医学伦理学法典》，都继承与发展了希波克拉底的《誓词》的精神。现将这份《誓词》的一个译本载录于此，以供体察希波克拉底所建立与发扬的优秀医学伦理传统：
仰赖医神阿波罗、阿司克勒彼亚得及天地诸神为证，鄙人敬谨宣誓，愿以自身能力及判断所及，遵守此约。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弟兄，如欲授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凡我所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子、吾师之子孙及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与他人。
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人，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无论至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
(1)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2卷，第6—7节。
(2) 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179a12—16，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3) 伯奈特推断，伊奥尼亚反抗失败以后，克拉佐门尼归属波斯帝国，阿那克萨戈拉可能作为被波斯军队征募的人员，随军去了雅典，所以后来他受审时，被控为medism（私通波斯者）（参见伯奈特《早期希腊哲学》，第254页）。弗里曼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阿那克萨戈拉是举家避难，逃亡到雅典去的（参见弗里曼《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第尔斯的〈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导读》，第262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59）。无论是哪种情况，指控他私通波斯都是别有用心制造的冤案。
(4) 柏拉图：《斐德罗篇》，270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5) 普卢塔克：《伯里克利传》，第8节，载于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6) ④见同上书，第6节，载于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7)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2卷，第13节。
(8) 同上书，第2卷，第14节。
(9) 见伯奈特《早期希腊哲学》，第254页。
(10)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2卷，第6节。
(11) 见柏拉图《申辩篇》，26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2) 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56页第10行，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5。
(13) 同上书，第163页第20行，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17。
(14)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213b22，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15) 同上书，187a27—33，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16)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10。
(17) 艾修斯：《哲学家意见集成》第1卷，第3章，第5节，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A46。
(18)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A45。
(19) 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55页第26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1。
(20) 同上书，第34页第29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4。
(21) 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64页第17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3。
(22) 同上书，第495页第25行起，转引自吉尔琛生、格林贝格《阿那克萨戈拉和物理学的诞生》，第306页，纽约，布莱斯德尔出版公司，1962（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23) 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64页第26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6。
(24) 同上书，第172页第12行起，第176页第29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8。
(25) 见亚里士多德《物理学》，187b1—6，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26)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4a13—16，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27) 亚里士多德：《论天》，302a28—b5，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28) 亚里士多德：《论生灭》，314a19—21，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29) 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870—880行，转引自卢克莱修《物性论》，方书春译，第44—45页，商务印书馆，1981。
(30) 见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第105页，芝加哥，雷格纳列·盖特威出版社，1962。
(31) 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282—283页；贝利《希腊原子论学派和伊壁鸠鲁》，附录“阿那克萨戈拉的理论”，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28。
(32) 见亚里士多德《论天》，302b10—20，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33) 见康福德《阿那克萨戈拉的物质理论》，转引自艾伦、福莱《苏格拉底以前哲学研究》第2卷，第311页，伦敦，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公司，1970—1975。
(34) 见弗拉斯托斯《阿那克萨戈拉的物理理论》，转引自艾伦、福莱《苏格拉底以前哲学研究》第2卷，第331—341页。
(35) 策勒：《苏格拉底以前的学派》第2卷，奥列尼英译，第338页，伦敦，朗格曼斯·格林出版公司，1881。
(36) 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293页。
(37) 贝利：《希腊原子论学派和伊壁鸠鲁》，附录“阿那克萨戈拉的理论”，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28。
(38) 见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64页第10行起，第153页第26行起，转引自吉尔琛生、格林贝格《阿那克萨戈拉和物理学的诞生》，第289—290、281页。
(39)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187a33—34，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40)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皮罗主义纲要》，第1卷，第33节，载于《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文集》第1卷。
(4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第342页，商务印书馆，1959。
(42) 同上书第1卷，第343页。
(43) 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64页第24行，第156页第13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12。
(44)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A41。
(45) 见伯奈特《早期希腊哲学》，第268—269页。
(46) 见福勒《希腊哲学史：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第217—220页，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23。
(47) 见策勒《苏格拉底以前的学派》第2卷，奥列尼英译，第345-349页，伦敦，朗格曼斯·格林出版公司，1881。
(48) 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277—279页。
(49) 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64页第23行，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11。
(50) 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57页第7行，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14。
(51) 见柏拉图《斐多篇》，97C—98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52)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250b25—27，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53) 见同上书，203a23—33，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54) 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4b16—18，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55) 见赫悉《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转引自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第923页。
(56) 见耶格尔《早期希腊哲学家的神学》，第163—164页，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47。
(57) 亚里士多德：《论天》，27b24—25，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58)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1。
(59) 亚里士多德：《论天》，27b24—25，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60)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b1—6，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61)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12。
(62) 见同上书，DK59B2。
(63) 见同上书，DK59B13。
(64) 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79页第3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15。(https://www.daowen.com)
(65) 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27页第11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15。
(66) 同上书，第27页第11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A41。
(67) 同上书，第155页第23行起，转引自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294页。
(68)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9。
(69) 希波吕托：《驳众异端》第1卷，第8章，第2节，转引自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302页。
(70) 艾修斯：《哲学家意见集成》第2卷，第13章，第3节，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A71。
(71) 见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35页第3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4。
(72)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A11。
(73)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2卷，第12节；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A12。
(74)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A42。
(75) 见亚里士多德《气象学》，345a25—29，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76)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409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77) 见希波吕托《驳众异端》第1卷，第8章，第3节，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A42。
(78) 见伯奈特《早期希腊哲学》，第271页。
(79) 见亚里士多德《气象学》，369b14，348a14—25，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80) 见《亚里士多德著作集》第12卷，罗斯主编，第246页，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
(81)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19。
(82) 见塞奥弗拉斯特《论感觉》，第92节，转引自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第942页。
(83)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2卷，第9节。
(84)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A113；亚里士多德《论植物》，816b25—26，815a17—20，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85) 亚里士多德：《论动物之构造》，687a7—10，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86) 见亚里士多德《论呼吸》，470b33—35，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87) 塞奥弗拉斯特：《论感觉》，第1节，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28A46。
(88) ②③塞奥弗拉斯特：《论感觉》，第27节，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A92。
(89) 见同上。
(90) ②塞奥弗拉斯特：《论感觉》，第27节，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A92。
(91)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21。
(92) 艾修斯：《哲学家意见集成》第1卷，第3章，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A46。
(93)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21a。
(94)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59B21b。
(95)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38A1。
(96)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38A11。
(97)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4a3—5，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98) 见亚里士多德《论灵魂》，405b1—4，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99) 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2A3。
(100) 见同上书，DK62A5。
(101)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2卷，第16节。
(102)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0A1。
(103) 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27页第23行起，转引自基尔克、拉文《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第396页。
(104) 见艾修斯《哲学家意见集成》第1卷，第3章第6节，第17章第15节，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0A7，DK60A12。
(105)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0B1。
(106)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2卷，第17节；希波吕托《参考资料》第1卷，第9章，第6节，转引自基尔克、拉文《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第396—397页。
(107) 希波吕托：《参考资料》第1卷，第9章，第6节，转引自基尔克、拉文《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第396—397页。
(108)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0A4。
(109) 见希波吕托《参考资料》第1卷，第9章，第6节，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0A4。
(110) 见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51页第24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4A4。
(111) 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4B1。
(112)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9卷，第57节。
(113) 见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51页第31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4B2。
(114) 同上书，第25页第1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4A5。
(115) 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52页第18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4B4。
(116) 塞奥弗拉斯特在《论感觉》第42节中说，第欧根尼认为我们身体中的气是“神”的一小部分。
(117) 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52页第22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4B5。
(118) 同上书，第153页第20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4B8。
(119) 辛普里丘：《〈物理学〉注释》，第152页第13行起，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4B3。
(120) 见耶格尔《早期希腊哲学家的神学》，第166页，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47；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369页。
(121) 见塞奥弗拉斯特《论感觉》，第39节，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4A19。
(122) 见希波克拉底《论神圣的病》，第16节，转引自基尔克、拉文《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第442页；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4C3a。
(123) 见希波克拉底《论神圣的病》，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2卷，琼斯英译，“洛布古典丛书”，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124) 塞奥弗拉斯特：《论感觉》，第44节，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4A19。
(125) 同上书，第43节，转引自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4A19。
(126) 见伪普卢塔克《汇编》，第12章，转引自基尔克、拉文《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第438页；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4A6。
(127) 见伽仑《论体液》，转引自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378页。
(128) 菲勒门：《残篇》，第91则，转引自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380页；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DK64C4。
(129) 柏拉图：《斐多篇》，96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3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a15—17，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131) 见阿克奈西特《医学简史》，第58页，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1968。
(132) 这些医案保存在希波克拉底所著《流行病》［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琼斯英译，“洛布古典丛书”，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中。
(133) 见阿克奈西特《医学简史》，第59页，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1968；莱伐恩《希波克拉底》，第20页，纽约，特威尼出版公司，1971。
(134) 见《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导言”。
(135) 见希波克拉底《论古代医学》，第11节，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33页。
(136) 见希波克拉底《论古代医学》，第2节，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15页。
(137) 同上书，第1节，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13页。
(138) 见同上书，第15节，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41页。
(139) ②希波克拉底：《论古代医学》，第1节，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15页。
(140) 同上书，第17节，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45—46页。
(141) 《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导言”。
(142) 冈珀茨：《希腊思想家：古代哲学史》第1卷，马格纳斯英译，第310页，伦敦，约翰·莫莱出版社，1969。
(143) 见希波克拉底《论神圣的病》，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2卷，第187页。
(144) 见希波克拉底《论神圣的病》，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2卷，第139页。
(145) 同上书，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2卷，第141页。
(146) 见同上书，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2卷，第145—149页。
(147) 见希波克拉底《论古代医学》，第20节，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53—55页。
(148) 见法伊尔阿本德（即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第8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149) 希波克拉底：《摄生篇》（Regimen in Health），第4节，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235页。
(150) 见同上书，第5节，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237页。
(151) 见同上书，第3节，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231页。
(152) 见希波克拉底《营养篇》（Nutriment），第1节，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2卷，第345页。
(153) 见希波克拉底《论神圣的病》，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2卷，第153、179—181页。
(154) 见希波克拉底《箴言》，第1节，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313—315页。
(155) 希波克拉底：《论古代医学》，第22节，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57页。
(156) 希波克拉底：《人的本性》（Nature of Man），第1节，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4卷，第5页。
(157) 见希波克拉底《气，水，场所》，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73页。
(158) 见希波克拉底《气，水，场所》，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115—117页。
(159) 见同上书，载于《希波克拉底文集》第1卷，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