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哲学变革
希腊哲学的重心从研究自然到研究人和社会的转折，是由智者运动开启的，但他们的研究立足于感觉论相对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不确定性与消极后果。将这种转折建立于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真正完成从自然到人的哲学变革的，是苏格拉底。他深入反思作为主体的人自身的本性与理性思维，发掘人的理智能力，不仅将他自己注重研究的伦理确立在理性的坚实基石上，而且为希腊古典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与发展方向，使它得以根据理性主义的哲学原则，深入考察自然和社会存在的整体和各部分，进入体系化的全盛阶段。苏格拉底的哲学变革有着多重内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倡导以理性精神实现从自然到人的哲学转变
苏格拉底使哲学的主题从自然转向人，这是哲学史上的一种定论，古代学者早有论评。色诺芬最早在《回忆录》中记述：苏格拉底认为早先的自然哲学家们互相争议关于自然本原与宇宙本性的种种问题，他们的这种玄奥哲学毫无实用价值，不能依靠他们发现的东西去“制造出风、雨、不同的节令以及他们自己可能想望的任何东西来”，他们的谬误在于没有考察很重要的“人类事务”；苏格拉底则主要考察伦理和国家政制等人类事务问题，“认为凡精通这些问题的人就是有价值配受尊重的人，至于那些不懂这些问题的人，可以正当地把他们看为并不比奴隶强多少”。 (68) 罗马时代的西塞罗则形象地描述：苏格拉底“以前的古代哲学研究数和运动，研究万物产生和复归的本原；这些早期思想家热衷于探究星辰和一切天体的大小、间距和轨道。是苏格拉底第一个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并将它引入家庭之中，促使它研究生活、伦理、善和恶” (69) 。
苏格拉底的这种转变实现在审察人的灵魂、开发理性与智慧之中，表现在他描述自己研习哲学主题转变的自白中。在《申辩篇》中，他说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和公众舆论都说他曾研究自然事物，“必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为此郑重声明：我并非“不尊重这种自然知识”，“然而，雅典人啊，事实俱在，我现在已经对这类自然知识没有兴趣了”。 (70) 他转向研究人的智慧。他叙述了凯勒丰去德尔斐神庙求神谕、他“自知无知”的故事，其目的如他所声称的，他忙碌于世事，四处奔走找人谈话，不理家事也不从政，以致一贫如洗，就是为了根据神的旨意去考察人的智慧，指明人实际上还处于无知状态。他是借神谕说明，他的哲学旨趣是从研究自然转向考察人的智慧和德行，反思人的理智本性。他强调必须先自知无知，才能发掘自己的理性能力；他说，同“神的智慧”相比，“人的智慧”低得没有价值。这并不是要贬低人的知识能力，而是批判当时的雅典人缺乏理智。他批评政治家、诗人和工匠等种种人自以为有知，其实无知，目的是揭露公众还缺乏真正有价值的智慧，还不懂得知识和美德的本质，还没有反思人的理智本身。他认为“爱智是人的自然倾向” (71) ，肯定追求智慧应该是人的本性。他决意探索人的“爱智”之道，考察和发掘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这就是他的哲学主题转向的首要根本点。这种转向并不只是他个人哲学兴趣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体现了反思当时希腊思想文化的时代精神。他陈述他的哲学事业是引导人们“关注灵魂和道德的改善”，给人们“实在的幸福”。 (72) 它就是体现人的生命价值的智慧和道德，人生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审察人的生活而趋向至善，而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没有经过这种审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 (73) 他要审察人，将人从当时流行的，也是智者们所肯定的物质利益和肉体欲望中解脱出来，去追求灵魂的善。他将智慧和知识引进道德领域，认为它是判断是非和善恶的标准。这就是由苏格拉底大力开创的理性主义精神。
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苏格拉底同他的学生和朋友讨论灵魂不朽的问题，自述了他早年研习自然哲学遇到困难，后来转变哲学研究方向的过程。他说他年轻时也热衷于钻研自然知识，反复琢磨一些自然哲学问题，诸如天地现象如何生灭，是否“热和冷通过发酵作用产生出动物的组织”，“我们是用血还是用气、火来思想，或是脑子提供听觉、视觉和嗅觉，由这些感觉产生记忆和意见从而产生知识”，等等。他被搞得头昏眼花，困惑不解。 (74) 后来他听说阿那克萨戈拉写的一本书主张努斯（心灵）安排并且造成万物，觉得用努斯说明万物有序的原因与必然性，应是很有一番道理的。努斯实有理性或理智的含义。苏格拉底原指望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能说明人和自然万物必然是合理的，能告示“善的本性” (75) ，就赶紧找他的书来读完，但美妙的期望很快落空：“读着读着我发现他并不用努斯，不用任何真正的原因来安排事物，只是提出气、以太、水以及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当做原因。” (76) 他举例说，种种自然事物的机括，都不能解释他被审判后留在监狱服刑是正当的，也不能说明自然存在全体的神圣原因。 (77) 实际上，苏格拉底是在批判早先的自然哲学虽也触及以理智认识自然，甚至笼统地用宇宙理性说明自然的动因，但都没有运用理性来探究人，来反思人的理智本性，来洞悉世界存在全体有善的本性，合乎“善的目的”。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薄弱环节是缺少对人的研究和对人的理性认识、理智能力的反思。苏格拉底哲学变革的意图，是要建立一种开发理性的人的哲学。
二 “认识你自己”——建立“人的哲学”的宣言
苏格拉底的哲学转变突出了对作为认知与道德主体的人的研究，力图创立一种融贯知识论和道德哲学为一体、融合分析理性和人文精神的人的哲学。他将德尔斐神庙墙上铭刻的“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用做新哲学的宣言。所谓“认识你自己”，也就是苏格拉底最重视的、作为人的本性的一种美德——“自制”，即明智，有自知之明，能实现自己的智慧本性。苏格拉底在讨论“自制”美德中，探索建立“认识你自己”的学问，一种人的哲学，这集中表现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卡尔米德篇》中。
《卡尔米德篇》属于柏拉图早期的“苏格拉底的对话”，记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苏格拉底刚从波提狄亚的军旅归来，就到竞技场同凯勒丰、卡尔米德和克里底亚（两人均为柏拉图的堂舅）等一些年轻人讨论哲学，主题是如何理解“自制”这种美德。“自制”的希腊文sophrosyne过去一般英译为temperance，中文也随着译为“节制”，其实不确切，没有完整表达这个术语的原义。sophrosyne一词包含三重意义：一是指理智健全、明智稳健，同理智失衡、愚妄偏见、无自知之明相反；二是指人道，即仁慈、谦和（类似孔子的“仁”）；三是指对欲望的自我约束与控制，也只有在这重意义上才可译为“节制”。 (78) 所以，全面、准确的中译应是“自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很注重这种表现人的理智本性与人性的美德，认为它和勇敢、友爱等不同，是贯通人与社会全局整体的德性。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强调自制就是个人和国家都表现出来的自知之明与和谐一致性。 (79) 苏格拉底在这篇对话中，并不只是讨论一种美德的定义，而是展示了更开阔的哲学含义，通过深刻的哲学思辨，强调了哲学研究对象应转变，表明了他探索建立人的哲学的思想意图。
苏格拉底驳难了卡尔米德给“自制”下的三个定义，即自制是沉着有序行事，是谦逊，是做各人自己的事情。他接着就在和克里底亚的讨论中引出德尔斐神庙题刻的铭言“认识你自己”，启发后者说：“‘认识你自己’和‘要自制’的意义是一样的。” (80) 因此，“自制”就是“认识你自己”的智慧，或者说它是关于“自我知识”的知识，这种智慧或知识就是关于人自身的知识，就是关于人自身的一门学问（希腊文episteme有“知识、学问、科学”的意思）。苏格拉底实质上认为“自我知识”是专门的学问，主张探索、建立关于人自身的哲学。就自我知识即创立人的哲学，他提出了要探究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这种自我知识的对象是什么，也就是自我知识是否可能；二是这种自我知识对人的实践生活是否有益。
任何一门学问或知识都有它自己的对象，如医学以健康和疾病为对象，建筑术以造房为对象，这些对象和认识主体是不同的东西。可是人的哲学即自我知识（自制）的对象却是认知主体自己，要分辨他是真知还是无知，判断人是否自以为知，实为无知。这样一种知识既是关于人的知识自身的知识，又是关于其他知识的知识，同时又是关于缺乏知识的知识，即它是以知与无知为对象。 (81) 这样一种实质上是人的哲学的知识是否可能？苏格拉底认为，建立这样一门学问虽有难度，但很有必要，也很值得。建立这门学问就是要研究人的这样一种能力（dynamis），它既可以应用于别的对象，又可以应用于他自身，就是要确立一门关于知识的知识即自我知识。这里他已经明确地提出要以人自身作为知识的对象，建立一种人的哲学；认知与理智及其形成的知识，应是人的本性，这种人的哲学首先要考察人是不是能够认识他自己，就是要考察人的认知活动和能力等问题。“认识你自己”，是人的哲学的纲领性宣言。泰勒认为这实质上涉及理智活动能否成为自身的对象，能否考察人的认知本身，“如果有‘认识论’这门科学，其对象就是‘知识如何可能的条件’问题” (82) 。这正是对早期希腊哲学薄弱环节的突破，也是2000多年后康德继续大力研究的主题。(https://www.daowen.com)
苏格拉底认为这种人的哲学研究所获得的自我知识，对人的实践生活至关重要，大有益处。准确判明自己是否有真知，在生活中就能正确地指导自己和别人，这样就能不发生错误，无论家务或是城邦事务都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便是最大的利益和幸福。 (83) 有了这种关于自我认识能力的知识，一个人就容易学会和考察其他所需要的具体知识，比缺乏这种自我认识的人要远为优越。 (84) 这样，人的每一行为都根据这种技艺或知识进行，就能防止不懂业务知识的领航员、医生、将军等冒充懂得这些知识，将大家引向歧途；人们由智慧作出的预言也会是关于未来的真实知识，能震慑住欺骗家们（指政治蛊惑家与智者），能真实地展示城邦的前景。 (85) 苏格拉底认为人的哲学研究的最高、最普遍的知识，是关于世界存在合理安排的“善”的知识，它既是一种关于存在本性的知识，也是分辨善恶（好坏）的道德知识，它是和其他各种具体知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将它和其他知识分开，医学就不能给我们治好病，舵工和将领就不能在海上和战争中给我们提供安全；如果没有分辨善恶的知识，任何别的具体知识都不能给我们提供好处。 (86) 所以，“既然它是知识的知识，支配其他一切知识，就该掌握这门关于善的知识，这对我们大有裨益” (87) 。
总之，在《卡尔米德篇》中，苏格拉底通过探讨什么是自制，以“认识你自己”作为建立人的哲学的纲领性宣言，将哲学从主要研究自然转向主要研究人自身，通过考察人的认识能力，进而研究世界存在全体的“善”的普遍本性和人以理智与知识为根据的道德本性。在他要创建的人的哲学中，不只是一些道德教义，而是有开阔的内涵，是由存在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三者结为一体的。
三 开展对智者的批判
苏格拉底的哲学变革有双重的理论背景，他不仅批判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自然转向人和社会，而且他在创建的哲学中更注重批判当时盛行于全希腊的智者思潮。智者运动已经开启了哲学的人文转向，但它立足于感觉论相对主义，后来的政治、道德等学说更是乖变。它的强权政治论论证霸权主义天然合理，它的论辩术变成政客蛊惑民众、谋获权势的工具，它的个人欲望至上的情感道德论侵蚀了青年一代，导致滋长了享乐奢靡的风气，使得世风日下。由此，智者变得声名狼藉，日益招致人们的怨恨。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让老年的普罗泰戈拉说：一些智者害怕招怨，都伪装成为体育家、音乐家等，用其他技艺为屏障，不敢承认自己是智者。 (88) 苏格拉底认为，智者思想是使希腊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陷入混乱的理论根源。他要确立一种奠立在坚实的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人的哲学，匡正陷于混乱的道德价值体系，就必须在理论上拨乱反正，大力批判智者。他首先发起对智者的批判，从而建立理性主义哲学，这种批判直至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持续完成。没有这个否定性环节，就不可能有希腊古典哲学进向全盛。从柏拉图的一系列早期对话篇和色诺芬的《回忆录》中可见，苏格拉底对于智者的思想，从基本哲学观念到社会政治、道德、宗教、审美乃至逻辑和语言等思想，展开了全面、系统的批判。而他最早从总体上批判智者，集中表现在《高尔吉亚篇》中。
《高尔吉亚篇》属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 (89) ，描述了约公元前427年名噪一时的高尔吉亚任林地尼特使到达雅典，苏格拉底和他及其门徒波卢斯（来自西西里的阿格里根特）以及在雅典的后期智者卡利克勒，围绕智者的论辩术和基本思想展开的一场精彩辩论。实际上，高尔吉亚只对智者的修辞与论辩术作了辩释，为智者思想辩护的主要是较年轻的卡利克勒和波卢斯，而他们主张的后期智者的思想也尤其成为苏格拉底的批判对象。论辩与批判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智者的修辞术的本质和价值，道德原则和道德信念，社会政治思想。
波卢斯吹捧高尔吉亚的修辞术是最好、最高尚、最有用的技艺。 (90) 应苏格拉底要求，高尔吉亚为他的修辞术先后下了三个定义，即修辞术是使用逻各斯的技艺，是最伟大、最崇高的人的事务，是一种“说服人的技艺”，并炫称他的修辞术是“用逻各斯使法庭中的法官、议事会的议员、公民大会或其他公民集会中的民众产生信服的能力”，能使他人“成为你的奴隶”。 (91) 苏格拉底除了从逻辑上驳斥这三个定义都不确切外，更着重从思想实质上驳斥智者的修辞术即论辩术。如后来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所说的，修辞术是一种说服的论证。但苏格拉底区别了两种不同的“说服人”：一是根据学得的知识，分辨正确和错误来说服人；另一种是智者的修辞术，它只根据似是而非的论辩使人们产生某种信念，以貌似有理、实无真理的论辩使人相信某种意见，并不能在法庭和公众集会上教给人们知识和真理，让他们区别正确和错误。智者没有确实有用的知识，对城邦没有什么贡献。他强调只有人的理性才能掌握知识，也只有确定的知识才能使人懂得真理，辨别正确和错误。他揭露智者实际上并不“懂得什么是正确和错误、高尚和卑下、正义和非正义”，也不教给弟子这类知识，却使他们在公众面前显得有这类知识；“他们实际上说的并不是善，却显得像是善”。 (92) 围绕修辞术的辩论，实际上是对智者的知识观的批判。苏格拉底抨击智者认为知识来自主观的感知经验，并以人的主观经验评判一切，没有确定的真理标准，没有提供真正的“道德原则”，而“任何非理性的东西都不是技艺”。 (93) 他主张知识是靠理性求得的真理，有客观的真理标准，能引导人从善、合乎正义。
关于道德原则，波卢斯主张“幸福就是快乐”这种情感道德论与享乐主义的道德原则，认为苏格拉底主张的“知识即善”这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原则倒是悖逆情理的。他还用当时的马其顿王阿凯劳斯以阴谋手段篡夺王位成为最快乐幸福之人这样一个事例 (94) ，来证明犯过错也可以是幸福的。 (95) 苏格拉底驳斥智者用这种道德原则曲意为犯过错者辩护，宣扬作恶得福，怂恿他们以逃脱惩罚为荣；说这种行径于国于民无益无用，而且使城邦社会的政治和伦理生活陷入混乱，造成邪恶横行。他强调知识最高尚，无知最可耻，知识与无知是幸福和不幸福的根源，无知与作恶根本不可能得到幸福。 (96) 他认为在贫困、疾病和非正义这三种恶中，非正义作为灵魂的恶最可耻，非正义、不自制、怯懦和无知比疾病、贫困更令人痛苦；只有通过给灵魂治病，摆脱最不幸的灵魂的恶，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快乐和幸福。 (97) 苏格拉底主张用理性主义道德论，拨开智者派的情感道德论的迷雾。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如前文已有所述，卡利克勒主张一种“自然”论的强权政治。他认为，动物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表明，强者战胜并统治弱者是自然法则，强者侵占弱者利益是人的自然权利，弱肉强食合乎自然；天资强有力的人即使原先地位卑贱，也可以甩掉一切束缚，践踏一切非自然的人为约定，显示他是人群的主人，这才是自然的正义。 (98) 这种恃强凌弱的“自然法则”，正迎合了当时希腊动乱中强邦奉行霸权、仗势蹂躏弱邦的政治哲学。苏格拉底从道德哲学的高度批驳这种强权政治论调，指出智者所谓的能力强是指有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将人的灵魂视为一只永远注不满欲望的破罐。 (99) 他认为人的合理行为是应明察事物的本性和原因，达到善；善才是人生与城邦政治的最高目的。 (100) 治理城邦的首要任务是改善公民的灵魂，给他们知识教养，使他们过追求善的理性生活，这才是政治家的真正职责。他批评伯里克利等政治家不注意使公民的灵魂从善、生活正直、富有价值，却热衷于建造船舰、军港、卫城等设施，使雅典人变得骄惰、贪婪、粗野了，因此他们对目前雅典的不幸和危机负有责任。 (101) 他指责智者对这种危机也负有责任：智者的强权政治信条助长了一些政治家穷兵黩武、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势的行为；智者自诩是使公民从善的教师，却唆使人们一味追求满足欲望的快乐，使他们追求错误的生活目的，变得骄纵、贪婪，陷入不正义和邪恶，毒化了人们的灵魂。 (102) 苏格拉底不无自豪地宣称：“我以为在雅典人中，我不说是唯一的，也可以说是为数甚少的从事政治术的人之一，现在只有我是在实现政治家的风范。” (103)
苏格拉底的哲学变革以智者思想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表现了希腊人文启蒙进程中两种对立的哲学观：（1）两种人的哲学。智者所说的“人”是只有自由意志的“自我”个体，只凭个人的感知经验、欲望和利益评判存在，活动行事没有确定、合理的价值标准。苏格拉底要从根本上改造这种“人”。黑格尔指出：“智者们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还是不确定的，其中还包含着人的特殊的规定；人要把自己当作目的，这里面还包含着特殊的东西。在苏格拉底那里，我们也发现人是尺度，不过是作为思维的人；如果将这一点以客观的方式来表达，它就是真，就是善。” (104) 苏格拉底所说的“人”是理性的人，以智慧和道德为其本性。（2）两种知识观。智者以相对主义感觉论去理解知识即技艺，囿于狭隘的个人感知经验，缺乏理论的建设性，有破除传统观念与习俗的作用，却不能反思人的理性思维，不能提供坚实的知识论或科学方法论。苏格拉底则已进展到反思人的理性思维本身，深刻指出知识必当探求事物的本性、本质和原因，着力于考察人的逻辑思维，为人类知识的长足发展和哲学系统化提供了新的方法论。（3）两种道德观。智者以追求现实利益作为人生目的，以满足个人欲望和利益作为道德的自然法则，不承认超越个人功利的价值追求，也不承认有社会整体的道德原则。苏格拉底主张人生的最高目的是追求正义和真理，要在理性主义基础上进行道德“正名”，探求人的道德本性，确立和谐有序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他要统一知识观与道德观，建立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4）两种政治观。智者强调神人分离，主张社会政治是人的事务，这对希腊城邦摆脱贵族统治和神权政治、建立民主制度起过积极作用，但他们没有为巩固与发展民主政制提供坚实的政治理论，后来宣扬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更迎合了政治野心家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苏格拉底则主张一种以知识与道德为本的政治论，强调政治并非权术，而是一种知识即技艺，它根植于道德，认为政治统治应着眼于尊重知识，弘扬道德，使公民灵魂向善。在西方思想史上他首先提出政治学应当是同知识论、道德论相互贯通的一门专门学科，是哲学的有机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