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逻辑与语言
苏格拉底不只是一位道德家，他学识开阔，对审美问题也作过深入研讨，并有丰富的逻辑思想积累以及最早的深刻的语言哲学思想。这些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发展有关的理论都有启发和引导作用。
一 美的本质与艺术灵感
对美的本质的理解，历来是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赫拉克利特只是在个别残篇中涉及论述美的相对性，苏格拉底则可以说是古希腊第一位对美作了深入的哲学探究的人。这集中表现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大希庇亚篇》 (234) 中。
颇为自负的希庇亚常在演说中论评一些文章的美与丑，苏格拉底就向他讨教美自身是什么。当时希腊人所说的美（kalon）有广泛的含义，泛指“优良”、“美好”、“精致”、“完善”等意思，不仅指艺术作品的美，也指生活中一切精良、美好、完善的东西，如美的人、美的物乃至美的习俗制度等。苏格拉底将美自身同美的东西区别开来，强调正是由于美自身，一切美的东西才是美的。他所说的“美自身”，实质上是“美”理念的雏形。希庇亚混同“美自身”和一些美的东西，如说美就是漂亮的小姐，美就是黄金，甚至说家有很多钱财、身体健康、受人尊敬、长寿、死后备受殊荣等就是美。苏格拉底认为这些都不得要领，予以反驳。苏格拉底指出，具体事物的美是相对的，正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最美的猴子和人相比还是丑的，学识渊博的人和神相比不过是猴子；只有美自身是绝对的美，将它的“型”加到任何东西上，它就显得美。 (235) “它无论对任何人都不会以任何方式显得是丑” (236) 。实质上，他要探究美的最普遍的本质。
苏格拉底在进一步研讨中，批判了希庇亚的和当时流行的三种不正确的“美”的定义。（1） 希庇亚说对某个东西合适的就能使它成为美的。 (237) 他主张合适即美，合适是使事物成为美的东西的原因，比如其貌不扬的人穿上合适的衣服和鞋，外表就显得美。 (238) 苏格拉底指出，将美归结为合适的表现形式只能是外在的形式的美，它往往掩蔽了真正的实际的美。他区别了美的本质和美的外表现象，区别了实质美和形式美。他并不完全否认合适可以造成外表形式的美，但认为外表的合适并没有触及美的本质。（2） 一种流行的说法，有用就是美。美的眼睛使视觉清晰，美的身体适于赛跑和决斗，我们考察任何动物、器皿、工具乃至制度习俗等，如果它们是有用的，可以实现某种目的，有效果，就是美的，如果无用就是丑的。 (239) 苏格拉底指出：有用就是有能力达到某种目的，如果说有用就是美，那就等于说有能力是美，无能力是丑。有知识才有能力，因此知识最美，无知最丑。虽然没有人自愿为错为恶，但人在一生中往往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而运用知识和能力，无意中做了错事、恶事，这样的能力就不是美而是丑了。 (240) 如果像希庇亚说的，为了好的目的而有能力，有用的就是美，有益产生好结果，就是善，美和善就无法区分了，美反而成为善的原因了。（3） 另一种流行说法，美是快感，而且只是通过视觉和听觉享受到的快感，如美的人，美的装饰、图画、雕刻都经由视觉产生快感，音乐、诗和故事则经由听觉产生快感，都使人感到美。 (241) 从主观感觉方面去规定美，同智者的相对主义感觉论相吻合。苏格拉底对此进行了颇有思辨性的批判。他并不否定美感的存在，但认为美感不是美自身或美的本质，不能从人的主观感觉即快感方面去发现美的原因，否则会失去确定的审美价值，而陷入种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他主张美自身是一种普遍、绝对、客观的真实存在，而不是一种共同的主观感觉。可以说，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挑起了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个美学基本问题的争论。这篇对话是古希腊美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苏格拉底从哲学的高度探究美的本质，着力批判当时流行的一些审美观念，触及了美学理论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诸如超越美的现象来规定美这个哲学范畴的普遍本质，客观的美和主观的美感的关系，形式美和实质美的关系，美的本质和美的功用性即审美价值的关系，真、善、美的差异与统一，等等。这些都是后来西方美学思想演进中不断探究的重要理论问题。
色诺芬的《回忆录》也记述了苏格拉底在日常谈话中论及一些审美问题。他认为审美和道德紧密联系，不可能脱离道德作审美判断；他特别注重艺术美要在塑造典型形象中体现道德美。他对雅典著名画家帕拉西亚说，画家“描绘美的人物形象的时候，由于在一个人的身上不容易在各方面都很完善，你们就从许多人物形象中把那些最美的部分提炼出来，从而使所创造的整个形象显得极其美丽” (242) 。他又指出：绘画的美不在于以色彩表现事物的外形和人的形体，而是要“描绘心灵的性格”，表现“高尚和宽宏，卑鄙和褊狭，节制和清醒，傲慢和无知”等，使人热爱、憧憬善和美的可爱性格，摒弃丑和恶的可憎形象。 (243) 他还对雕塑家克莱托说，艺术创作中要使形体美和心灵美统一，而心灵美更为重要。栩栩如生的雕塑形象之所以美，不仅在于作品酷肖人物的形体姿态，更在于忠实描绘人的感情，“通过形式把内心的活动表现出来”。 (244) 总之，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和美德既体现人的生活实际的美，也是艺术美的本质构成要素。
然而，苏格拉底并没有简单地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知识，在《伊安篇》 (245) 中，苏格拉底最早提出诗歌创作和鉴赏的本性不是技艺和知识，而是灵感即激情，对艺术的独特性质和功能作了初步探讨。他不否认荷马史诗等艺术也是有知识内容的技艺，但认为艺术品创作与鉴赏的独特魅力在于灵感与激情的特殊作用。伊安擅长并陶醉于解说荷马史诗，一说到荷马就顿生情趣，文思泉涌。苏格拉底解开伊安之谜：他擅长解说荷马的能力来自一种神圣的力量，这就是灵感。它像欧里庇德斯所说的磁石，能连环地吸引、感应众多铁环，形成一条长的锁链。诗神就像这块磁石，首先给诗人以灵感，然后使其他人分有激情，也引发灵感，形成艺术感染的锁链。凡是高明的诗人都不是凭技术，而是因拥有灵感，才能创造出优美的诗歌。这种灵感是一种沉溺于激情、似醉如痴的情感心理，就好像巫师祭酒神狂舞时的迷狂，抒情诗人作诗时的心理也是如此。 (246) 这种灵感不能被归结为理性知识，而是一种有强烈感染魅力、能发生锁链式反应的艺术激情。他认为，诗歌创作凭灵感，正像女信徒凭着对酒神的迷狂心理竟会从河水中去汲取乳和蜜，抒情诗人创作时也同样受韵律支配，灵魂像蜜蜂那样飞到诗神的花园和幽谷里去酿蜜。诗人像是长有羽翼、轻逸飞舞的神。没有灵感，只靠平常的理性，就没有能力作诗，吟唱出优美的诗句。苏格拉底将诗人凭灵感创作诗，说成好像是神给予的力量，使诗人成为神的代言人。 (247) 诵诗人则是代言人的代言人。他们对诗的解说和鉴赏也是凭灵感的感染力激发锁链式反应。伊安朗诵荷马史诗的一些精彩段落时，“失去自主，陷入迷狂，好像身临诗所描述的境界”，哀怜时“满眼是泪”，恐怖时“毛骨悚然”；听众同样如醉似迷，仿佛失去了清醒的神智。这种感染力来自灵感，诗人的灵感是原始磁石、最初一环，诵诗人和演员是中间环节，听众和观众是最后一环。 (248) 苏格拉底指出艺术创作和鉴赏不是凭抽象的逻辑思维，而是将激情融入艺术形象，创造出美的意境，从而产生磁石般的艺术吸引力。
苏格拉底的灵感说并不是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而是认识到非理性的激情在艺术创作与鉴赏中的独特功用。过去有的论评说：《伊安篇》中的“灵感说基本上是神秘的反动的”，“此后尼采的‘酒神精神’说，柏格森的直觉说和艺术的催眠状态说，弗洛伊德的艺术起源于下意识说，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都是和它“一鼻孔出气的”。 (249) 评价一位哲学家的某一方面思想时，首先要确定他的整体思想倾向。苏格拉底是理性主义哲学家，他确认艺术美和智慧、知识、道德、善紧密关联，并没有将理性与艺术激情对立，只是如实肯定了倾注激情的艺术形象与艺术境界的独特魅力和功用。所以，上述论评是不成立的。苏格拉底的审美思想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正因此，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德斯作为崇扬理性的阿波罗精神的代表而大加抨击。
二 逻辑思想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中渗透着分析理性。他注重对人的理性思维作自觉的反思，他的普遍性定义和对话辩证法都有严格的逻辑分析与论证。他积累了丰富的逻辑思想，为亚里士多德建立系统的逻辑学做了直接准备。以往的西方哲学史著作对此几乎很少论及，当代分析学派在分析哲学的“寻根”中，注重探究古希腊哲学中的逻辑与语言思想。美国学者桑塔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早期对话篇中的哲学》一书中，对苏格拉底的逻辑思想贡献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早期希腊哲学与科学思想虽也一直在积累逻辑思想，但都是零散的、不自觉的；苏格拉底的逻辑思想则出于对理性思维形式的自觉反思，较为自觉、严整。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初步揭示形式逻辑规律。思维形式的确定性是保证人的理性思维正确的必要条件。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逻辑学，规定思维必须遵从三条基本规律：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充足理由律是17世纪时莱布尼茨提出来的。而同一律至今仍然是建立一门科学（包括现代逻辑）的公理系统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苏格拉底在论辩中已自觉要求以这些基本逻辑规律规范思维活动，并对它们作了初步表述。他在对话中总是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概念必须保持确定的意义（内涵）和外延，每一概念和判断必须与其自身保持同一性。他指出，“在同一时间内同一事物不能既是又不是” (250) ，即同一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必须确定，不能既指这个又指那个。这就是同一律公式“A是A”或“A→A”的素朴表述。因此，在论辩中，一旦对方发生偷换概念即违反同一律的情况，他就指斥其为思想错误。例如，他已认识到语词不等于概念，同一个语词因有多义性而可表达不同概念；他批判智者玩弄偷换概念的游戏，就好像捉弄人时请人入座又偷偷抽走坐凳一样。 (251) 他在论辩中要求思维过程不能自相矛盾，实质上已提出应遵循不矛盾律。与此相关，他也初步表述了排中律，即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不能同时都假，其中必有一个是真的，不能有“两不可”的错误。例如在《高尔吉亚篇》中，他驳斥卡利克勒主张“善即快乐，恶即痛苦”的看法会导致善恶不分时，举例指出同一个人或他的同一器官“不能同时既健康又有病，也不能同时摆脱这两种情况”，认为在同一时刻对同一对象作互相矛盾的判断时，不能同真，也不能都假。 (252) 这就是要求既遵守不矛盾律，又遵守排中律。
第二，概念的定义。在希腊哲学史上，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曾不自觉地、个别地触及概念的定义，苏格拉底则开始自觉地从逻辑思想方面研究概念的定义，探究了什么是普遍性定义，怎样作出正确的定义以及概念定义的功用等。研究概念定义和归纳论证这全部科学的出发点，是苏格拉底的一大贡献。桑塔斯将苏格拉底同人们探讨过的概念定义项目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他和对话者提出并讨论的种种定义，如勇敢、友爱、自制、虔敬、正义、修辞学、美等，共计31项。第二类是苏格拉底本人肯定地下了定义的，如机敏、恐惧、形状、颜色、怯懦、勇敢、美德、正义等，共计10项。 (253)
从总体看，他探讨概念定义的形式和方法有四个特点：（1）使用归纳方法，从考察具体事物出发，概括上升为普遍概念，这就是从个别、特殊到归纳事物的共同本性，形成普遍性定义（或称“内涵定义”）。（2）主要探究实质定义，而不是语词定义。语词定义只是对表达概念的语词作出意义规定或语义说明，只表明语词可以表述什么概念，并不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即概念的内涵，不涉及概念指称对象的真假问题。普罗狄科在探讨这类语词意义方面做过许多工作。苏格拉底对此虽也有研究，但他主要致力于探究揭示事物本质、确定概念内涵的实质定义。这种共同本性或本质是使这类事物成其所是的原因，也可称为“因果发生性定义”。这是科学研究中最普遍采用的定义。（3）在探究定义时对概念进行逻辑分析，探讨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他在探讨自制、勇敢、友爱的定义时，揭示了这些具体美德和（一般）美德之间有概念的包含关系，具体美德的共同本质也就是美德的普遍本质即知识。他常从正反两方面同时探讨一些相互矛盾或对立的概念，如：知和无知、虔敬和不虔敬，涉及概念间的矛盾关系；善和恶、勇敢和怯懦、大和小，处于对立关系，不同于矛盾关系，可以有非善非恶的中间项存在。（4）他的定义中的被定义项往往既指一种抽象概念，又指涵括一类具体事物的一般概念，还没有将这两种概念区别开来。这正好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论评：苏格拉底还没有使普遍性定义成为分离的存在。他的“理念”的雏形还是同具体事物结合在一起的。
苏格拉底认为定义是寻求知识和真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揭示事物本质的定义是人们寻求知识的根本手段，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桑塔斯归纳了苏格拉底论述的定义的三种功能：（1）判别功能。可使人们根据具体事物或行为是否具有定义所揭示的本性，判断它是否属于某一类事物或行为。（2）揭示因果性的功能。由因果性推理形成的定义，就是有确定性的知识。这种揭示因果性的功能，使概念定义成为人类探求知识、建立科学的一种根本手段，是概念定义最重要的功能。（3）认识功能。通过概念定义可以认知普遍真理，或者可以推断出新的普遍性知识，有推断新知的作用。 (254)
第三，运用多种形式的逻辑论证。逻辑论证是从已知为真的命题，根据正确的逻辑推理，证明其他命题为真或为假，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理性思维过程，常要使用多种推理形式。苏格拉底在对话论辩中，或是为了证明自己提出的命题，或是为了反驳对方提出的命题，大量运用各种逻辑论证，几乎涉及形式逻辑所阐述的各种论证和推理形式，其复杂程度超过前人。他虽然没有系统建立关于论证的逻辑理论，但是他娴熟地大量从事合乎逻辑规范的论证，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逻辑思想贡献。
归纳论证是从个别、特殊事例推导出一般原理从而论证某个论题的思维形式，这是苏格拉底经常使用的。普遍性定义与归纳论证是他的重大贡献，因为它们都是科学的出发点。他的归纳论证有两种类型：一是将类比推理和归纳推理相结合的归纳类比论证。类比推理就是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的某些相似或相异属性作出推理。苏格拉底往往首先使用类比推理推出某个事物有没有某些特性，然后再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归纳出这类事物的普遍性知识。这种将类比推理和归纳推理结合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因为这里的类比推理不是无类比附或牵强附会的表面类比，而是举出两类事物的本性相同或相异，前提类和结论类有本质的同或异。他归纳出普遍性结论，也不是一种简单枚举的归纳推理，而是根据因果必然联系从特殊上升到普遍，是一种科学的归纳推理。二是归纳概括论证。这种方法或是审察一些特殊事例，运用完全归纳或不完全归纳的推理形式去论证某个普遍性论题，或是以归纳为主，含有演绎，是归纳与演绎结合的论证。他的归纳论证虽然常采用列举实例的方式，却不是或然性程度大的简单枚举归纳推理，而是有因果必然性的归纳推理。
苏格拉底娴熟运用演绎论证，已使用了直言三段论推理的多种形式，并且使用选言推理、假言推理和归谬法。他运用这些形式进行步骤相当复杂的论证：先将总的论题分解成许多子题，步步推理证实，由浅入深，由偏及全，最后证实总的论题，其中对每个子题的论证都有严密的演绎推理 (255) ，全部逻辑程序相当细致严密。他运用归谬法，根据对方的论题演绎推出荒谬的结论或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结论，从而驳倒对方。这是苏格拉底得心应手地常用的逻辑方法，成为他的“讽喻”特色的逻辑要素。
苏格拉底的逻辑论证思想在实践上由柏拉图继承和发挥，在理论上直接影响了小苏格拉底学派中麦加拉学派的逻辑思想；后来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学派关于推理和论证的逻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得益于苏格拉底在这方面积累的丰富的思想资料。研究他的逻辑论证，可以使我们理解古代希腊的逻辑思想的积累与发展情况，并得以考察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中分析理性的进展。
第四，驳智者的诡辩。智者的修辞学和论辩术对于当时希腊人活跃逻辑思维和研究语言都起有积极作用，但是相对主义感觉论使他们的论辩术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缺乏严格的逻辑规范。后期有些智者更将论辩术蜕变成为一种任意玩弄概念游戏的诡辩术，造成很坏的风气，严重阻碍了理性思维的进展。苏格拉底对逻辑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首先揭露智者诡辩术的种种逻辑错误，从而引导人们追求正确的逻辑思维，使论辩术成为追求真理的“辩证法”。亚里士多德的《辩谬篇》就用了不少苏格拉底驳斥智者诡辩的材料。苏格拉底驳斥智者诡辩，最生动集中地表现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欧绪德谟篇》 (256) 中。
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揭露智者授徒不是教人追求真理，而是教人诡辩，他们自称能教给少年智慧，其实是误人子弟。他驳斥了两名智者所作的一系列在逻辑上极为荒唐的诡辩：（1）任意扩大概念外延和任意周延命题的谓词，并且或将同一律内容绝对化，或允许逻辑上相互矛盾的命题同真。如说：一个女人不能既是母亲又不是母亲，所以她是你的母亲，必定也是一切人的母亲，而且必定是一切动物的母亲；所以她也是狗的母亲，因此你就是小狗的兄弟，你的爸爸是老公狗。 (257) 再如说：沉默者在说话，因为如果你沉默，就是对一切事情都沉默，而说话包括在一切事情之中，所以沉默者在说话，而你在说话时也是沉默的。 (258) （2）利用文字游戏偷换概念作诡辩。如说：那条狗是（小狗的）爸爸，那条狗是你的，所以那条狗是你的爸爸，你是小狗的兄弟，你打老狗就是打你的爸爸。 (259) （3）从一个抽象的大前提出发，不论数量、时间、地点、条件和对象，任意推出荒唐的结论。如说：喝药对病人有益，所以病人应尽可能多地喝药，因此碾碎一车草药给病人喝下去最有效。 (260) 再如说：金子是好东西，多多益善，所以时时处处有金子是大好事，因此在你的肚子里有三塔兰同金子，你便是很幸福的。 (261) （4）无类比附的诡辩。如说：苏格拉底既然说美自身不同于美的事物，事物因伴有美自身而是美的事物，由此可以推论：你伴有一条公牛，所以你也是一条公牛。 (262)
《欧绪德谟篇》是最早系统驳斥智者诡辩的著作。由于当时逻辑学还未建立，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还没有从系统的逻辑理论的高度驳斥诡辩，所以他驳斥的主要方式是将自己的正确逻辑论证同诡辩对照，并通过一定的逻辑分析，暴露智者的论证与结论的荒谬，使人理解这类诡辩既悖逆事实又充满逻辑错误。他从批判诡辩的逻辑错误这个角度，促使人们去思索和探究逻辑理论问题，也促进了希腊逻辑学的诞生。亚里士多德后来在《辩谬篇》中用许多篇幅给多种诡辩勾画形象，揭露其逻辑错误，并评述驳斥诡辩的方法，就是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驳斥诡辩的逻辑思想。
三 对语言的哲学思考
古希腊人最早使用的“逻各斯”这个范畴就包含着“言词”、“语言”的意义。现存的德谟克利特的著作目录表明他曾写过语言方面的专著，普罗狄科则已细致研究了语词的意义问题。智者运动中就语言的本性展开了自然论和约定论的争论。苏格拉底也介入这场论战，根据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对语言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语用、语形等问题都提出了哲学见解，甚至开始对哲学范畴（语词、概念）作出词源意义的考察。这集中表现在柏拉图的长篇对话《克拉底鲁篇》 (263) 中。这是一篇研究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语言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但是因为它包含大量古希腊文词源释义的艰涩内容，研究它有一定的难度。
当时思想界在语言起源问题上有自然论和约定论的争执。克拉底鲁就认为任何事物的名字都是自然天成的，不是人们约定使用的，因而有内在的正确性，名字的天生正确对希腊语言和蛮族语言都一样。赫谟根尼则认为任何名字中都没有正确性原则，都是约定俗成的，基于使用者的习惯，可任意更改，并没有自然的、固定的名字。苏格拉底实际上对古希腊的这场争论作出了总结。他一方面认为说话与命名是一种人的行为，语言是人们交往中用来传递信息和辨识事物本性的工具。 (264) 因此，语言的外在形式（语音、文字）有约定俗成性，不同民族的名字制作者使用的声音和音节不同，因而有很不相同的语言。语言与名字不是天然自有的，要有人命名的行为活动，既约定语言形式，更赋予名字以意义。另一方面，他强调名字的意义不应根据“人是万物的尺度”来任意规定其真假，而应根据它是否表达存在的东西来确定其真假；名字的意义起源于表达事物自身固有的本性，事物的本性和语言之间有自然规定的关系。 (265) 苏格拉底克服了自然论和约定论各自的片面性，比较切实地考察了语言的起源与本性。
苏格拉底进而根据他的普遍性定义与理念雏形的思想，考察命名和意义。赋予对象以确切的名字即命名，是一种重要的知识活动。他认为：名字是人辨识事物的工具，因此只能根据事物的本性命名。他以木匠制造梭子为例，说梭子是纺织用的工具，木匠只能根据适合于纺织本性的即梭子的“理念”或“型”来制造梭子；同样，命名者也只能根据事物的“理念”或“型”来为这事物命名。要确定织梭是否合适，并不是靠制造梭子的木匠，而要靠在使用中懂得织梭本性的织工；同样，能确定名字是否合适的人也不是名字制作者，而是经常使用名字进行问答论辩的辩证法家。 (266) 他们是合适的名字制作者，“能看到每个事物按其本性而有的名字，并在字母和音节中表述它们的‘理念’” (267) 。他指出：名字的自然的正确性就是名字的意义，也就是名字所表示的对象的本性即“理念”或“型”，这是命名之本；而不论制作同一名字所用字母和音节是否相同，“只要保留其同一的意义就没有区别；只要事物的本质保留并表现在名字的含义中，字母的多少增减并不使同一名字发生差异；只要我们赋予名字的意义没有差误和改变，字母的增减不会使整个名字失去命名者赋予它的价值”。 (268) 他还提出命名的摹仿说：命名好像绘画，是以字母和音节对事物本性的摹仿，是用声音和文字表述事物的本性；绘画有优劣之分，命名的意义也有真假之分。这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论述的命名中的“意义”问题，它正是当代西方各种语言哲学热衷于讨论而见解纷纭的一个重要课题。
苏格拉底在考释名字的词源意义中，还探究了当时使用的一些哲学范畴在命名时的本来意义，这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从词源学角度考释哲学范畴的原初意义。他认为最初给定这类名字的人，无疑也像近时的许多哲学家一样，在探究事物的本性时对万物的恒常转动感到眩晕，因而认为万物在不断地旋转和运动。他们将这种现象看做自然的实在，主张万物皆流动变化，没有静止不变的东西。 (269) 他们将这种对自然现象的直观理解为万物的普遍本性，将这种看法渗透在他们所赋予的哲学名词的意义之中。他考释了体现上述意义的哲学名词36个，分为三类：（1）关于自然本原的名字，有水、火、土、气、以太、本质等。如气（aer）的原意是“将事物从地上升起”（airei）或“永远流动”（aeirei）。（2）灵魂和认知方面的名字，有灵魂、身体、技艺、智慧、理解、知识、判断、意见、必然性、真理、错误、存在和非存在等。如真理（aletheia）的原意是“存在的一种神圣运动，使事物去蔽而呈现其本性”，现代的海德格尔就是根据希腊文原意将真理解释为“去蔽”。（3）伦理道德名字，有美德、善、恶、美、丑、正义、非正义、勇敢、怯懦、有益、有害、快乐、痛苦、欲望、爱等。如正义（dikaion）原指“有精细、高速地穿透（diaion）事物的能力”，后来有“万物生成的原因”的意义。苏格拉底主要是从词源学角度考释这些哲学名词的初始意义的，可以说是一种对哲学史上的前哲学名词的意义考释，对研究哲学范畴的起源有独特的价值。
苏格拉底认为：命名中赋予的意义正确与否，关键在于命名的哲学指导原则，即命名者对万物的普遍本性的哲学理解。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解，便会造成命名中锁链式的意义错误。他指出：古人最初命名时都直观地看到万物的运动变化，这种主导观念符合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但这是一种错误的指导原则，随着命名者认定万物皆流转，他们自己也陷入这样一种“漩涡”之中，也就跟着旋转，而且将后人们拖住跟他们一起旋转，以致不能获得有正确意义的知识。 (270) 后来也有一些命名者认为事物并不处在动变中，而是处在和运动相反的静止中，有一些名字如知识（episteme）的含意表示“事物的静止状态”。 (271) 这无疑是指爱利亚学派的哲学原则。苏格拉底主张要在流转动变的现象中把握事物的普遍本性，就是“理念”或“型”，它们是绝对自身同一的绝对存在（如绝对美、绝对善），这也就是把握了知识。理念与知识就是他所主张的命名的哲学指导原则。他反对克拉底鲁主张某种超人的力量给事物最初的名字，而后才有知识。他认为，不是名字产生知识，而是知识派生名字，知识并不源自名字，而是来自事物本身和关于事物本性的认识；先有实才有名，有了知识才有名字，认识的真假决定命名意义的真假。 (272) 苏格拉底在论述命名的哲学指导原则中，提出了已成雏形的理念说。
西方哲学历来重视对语言的哲学研究，苏格拉底的语言哲学思想对后世也有影响。在他之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修辞学著作都大量涉及语言研究；中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哲学有语言哲学思想，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也是对语言的哲学理解问题的争论；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洪堡强调语言研究是重要的哲学课题，狄尔泰强调生命经验这个精神本体的语义性，重视从本体论角度研究语言现象。语言已成为现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共同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欧洲大陆哲学注重对语言的人文内涵研究，即语言体现人与文化的价值；分析哲学思潮则将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构建了多种语言哲学理论。分析哲学中的许多语言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诸如命名理论包括名字和指称的关系这个中心问题，语义学中的意义理论和意义的真假值问题，语形学和语用学问题，等等，在《克拉底鲁篇》中都已经开始讨论或有所涉及。苏格拉底的某些论述同现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家的某些重要思想，也有可以追溯比较的相似之处，可供他们寻根认祖。例如，关于名字的意义，穆勒等人认为名字的含义即它们的内涵，表达指称对象的共同本质属性；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关于摹状词的理论，实质上是将名字的含义从共同本质属性扩展为一组限定摹状词，即一个或一类事物的一组特性。而在苏格拉底的命名学说中，名字的意义或指共同本质属性，或指共同特性，两者兼及，并无明确的区分（后来亚里士多德才在四谓词学说中区分“定义”和“特性”）。当代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克里普克（Saul Kripke）写了《命名与必然性》这部名著，对穆勒的传统观点和罗素等人的摹状词理论又提出挑战，提出命名的“历史的因果理论”，自成一家。他认为专名和通名的命名总是借助有关历史条件，按照对象的某些特征来指称它；这个名字及其特征意义会沿着历史“传递的链条”一环一环地传递下去；名字的含义在传递中是可变的，不同时代的人由历史条件所决定，对同一名字所赋予的意义也会有历史的因果性变化。苏格拉底也早已考察了命名的历史过程，指出最早的原生名字演变出后来的派生名字，名字的意义在历史延续中有传递关系；并且，他认为随着人对事物本性的重新认识，同一名字的意义也会改变。这种见解同克里普克关于命名的“历史的因果理论”，颇有素朴的相似之处。
(1) 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1卷（上册），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译，第10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2) 同上书第1卷（上册），第108页。
(3) 塔尔盖利昂月是公历5、6月间，它的第6或第7天是塔尔盖利昂节，是雅典献祭阿波罗神的节日。
(4)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2卷，第18、44节。
(5) 见同上书，第2卷，第19节。
(6) 同上。
(7) 见泰勒《柏拉图其人及其著作》，第66—67页，伦敦，梅苏恩出版公司，1927。
(8)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2卷，第23节。
(9)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61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0)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2卷，第65节。
(1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97。
(12) 见柏拉图《会饮篇》，219E—220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3)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第320—329页，商务印书馆，1997。
(14) 柏拉图：《第七封信》，325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5) 柏拉图：《申辩篇》，30D—31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6) 见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02页。
(17) 见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9页。
(18) 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8页。
(19) 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39页。
(20) 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38页。
(21) 见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5—6页。
(22) 见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3页。
(23) 见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61页。
(24) 柏拉图：《申辩篇》，24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5) 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页。
(26) 见柏拉图《申辩篇》，18A—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7) 见同上书，19B—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8) 同上书，20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9) 同上书，21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这里苏格拉底叙述了著名的德尔斐神谕的故事：他的朋友、学生，善良的民主派人士凯勒丰曾赴德尔斐大庙问神：“是不是有比苏格拉底更智慧的人？”女祭司宣布神谕说：“没有。”苏格拉底对此感到很困惑，就先后遍访一些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和工匠，检验他们是不是比自己聪明。结果发现，他们只是炫耀自己无所不知，实际上是无知。所以苏格拉底比他们聪明，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他体会到这道神谕的实质是告诫人们，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财富。
(30) 见同上书，29D—31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31) ⑦见同上书，33B—34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32) 同上书，36B—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33) 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2页。
(34) ③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3页。
(35)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谢德风译，第443—444、465—467页，商务印书馆，1997。
(3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44页。
(37) 同上书第2卷，第90页。
(38) 同上书第2卷，第96页。
(39) 柏拉图的《克里托篇》记述苏格拉底在狱中等待就刑的一个月期间，他的朋友和学生克里托多方劝说他听从朋友们的谋划越狱逃奔他邦。他却声称决不能这样做，说：“要是已宣布的法律判决没有力量，可以被私人取消和破坏，一个城邦难道还能存在而不被颠覆吗？”（柏拉图：《克里托篇》，50A—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他认为逃亡就是“以错对错，以恶对恶”（柏拉图：《克里托篇》，54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40) 见泰勒《柏拉图其人及其著作》，第168页，伦敦，梅苏恩出版公司，1927。
(41) 克鲁斯特：《苏格拉底，人与神话》，第170—171页，印第安纳波利斯，圣母大学出版社，1957。
(42) 同上书，第183页。
(43) 温斯派尔、雪伏尔贝格：《苏格拉底是谁》，第76页，印第安纳波利斯，圣母大学出版社，1939。
(44) 温斯派尔、雪伏尔贝格：《苏格拉底是谁》，第84页，印第安纳波利斯，圣母大学出版社，1939。
(45) 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第194页，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
(46) 见同上书第1卷，第195页。
(47) 同上书第1卷，第88页。
(48)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2卷，第43节。
(49) 同上书，第2卷，第44节。
(50) 见泰勒《苏格拉底其人及其思想》，第73页，纽约，双日出版公司，1952。
(51) 见伯奈特《希腊哲学：第一部分，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144页，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8。
(52) 《回忆录》和《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有吴永泉的中译本，合称《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4）；《回忆录》还有邝健行的中译本：克舍挪方（即色诺芬）《追思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
(53) 吉贡、克鲁斯特仅根据他们认为的此书“结构松散”，便断定它原是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一些散篇著作，死后才由不细心的学者凑集而成，这种看法根据不足。参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3卷，第346页。
(54) 有张伯健、陆大年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1）。
(55) 见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第16—20页，商务印书馆，1961。
(56) 见同上书，第59页。
(57) 弗格逊编：《苏格拉底史料》，第156—157页，伦敦，开放大学出版社，1970；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3卷，第343页。
(58) 见梅耶尔《苏格拉底，他的作品和他的历史地位》，第103页，图宾根，摩尔出版社，1913。
(59) 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3卷，第327页。
(60) 克鲁斯特：《苏格拉底，人与神话》，“前言”，第xii页，印第安纳波利斯，圣母大学出版社，1957。
(61) 泰勒：《柏拉图其人及其著作》，第24—25页，伦敦，梅苏恩出版公司，1927。
(62) 见伯奈特《柏拉图主义》，第39页，贝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28；泰勒《柏拉图其人及其著作》，第351—352页，伦敦，梅苏恩出版公司，1927。
(63) 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3卷，第325—326页。
(64) 同上书第3卷，第353页。
(65) 柏拉图：《第二封信》，314B—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学者中对这第二封信札的真伪有争议。即使它不是柏拉图自己所写，而是出于另一个古代人的伪造，也可以表明古代希腊已有人认为柏拉图的早期对话都是在和狄奥尼修结识以前写的，是经他修饰、体现苏格拉底思想的著作。
(66) 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7a32—b10，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67) 同上书，1078b27—32，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68) 见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4—5页。
(69) 西塞罗：《图斯库兰论辩》，转引自弗格逊编《苏格拉底史料》，第193页，伦敦，开放大学出版社，1970。
(70) 见柏拉图《申辩篇》，19B—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71) 柏拉图：《斐德罗篇》，279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72) 见柏拉图《申辩篇》，36D—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73) 同上书，38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74) 见柏拉图《斐多篇》，96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75) 同上书，97B—98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76) 柏拉图：《斐多篇》，98B—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77) 见同上书，98C—99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78) 参见泰勒《柏拉图其人及其著作》，第50—51页，伦敦，梅苏恩出版公司，1927。
(79) 见柏拉图《国家篇》，432A—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80) 柏拉图：《卡尔米德篇》，164D—165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德尔斐是科林斯湾北岸福基斯的一个小镇，依山傍水，风景秀美。公元前6世纪初首次在这里举行纪念阿波罗神的泛希腊匹西亚节后，它就成为全希腊的名胜地。这里有著名的德尔斐神庙，庙里有一批祭司，还有专门传达阿波罗神谕的女祭司匹西亚，她们定期接受朝拜者求问，以一些暧昧不明的语言预言未来的事情乃至国家大事。神庙的墙上刻有一些铭文，有为各城邦记事记功的，也有一些人生箴言。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历数泰勒斯、梭伦等古代“七贤”，说他们有同样高的智慧，他们的语言简洁易记，说“他们在德尔斐神庙聚会，向阿波罗奉献他们首要的智慧之果，刻下了至今脍炙人口的铭言：‘认识你自己’和‘不要过分’”（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43A—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81) 见柏拉图《卡尔米德篇》，167A—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82) 泰勒：《柏拉图其人及其著作》，第55页，伦敦，梅苏恩出版公司，1927。
(83) 见柏拉图《卡尔米德篇》，171D—172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84) 见同上书，172B—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85) 见柏拉图《卡尔米德篇》，173A—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86) 见同上书，174B—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87) 同上书，174D—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88) 见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16D—317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89) 对《高尔吉亚篇》的成书年代，西方学者中还有不同意见，主要分歧在于它是在公元前387年柏拉图第一次访问西西里以前还是以后写的。多数学者认为它属于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较晚的作品，后于《申辩篇》和《卡尔米德篇》等，大约和《普罗泰戈拉篇》相近（参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4卷，第284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
(90) 见柏拉图《高尔吉亚篇》，449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91) 见柏拉图《高尔吉亚篇》，452D—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92) 见同上书，459D—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93) 见同上书，465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94) 本来马其顿王阿凯劳斯的母亲是他的伯父的奴隶，阿凯劳斯也只能当奴隶。然而，他以阴谋手段让他的伯父恢复了被他父亲篡夺的王位，又在宴饮中诱使他的伯父和堂兄大醉将他们杀害了，然后将他的同父异母的4岁的弟弟扔到井里溺死，谎称是失足落水。于是，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戴上了王冠（见柏拉图《高尔吉亚篇》，471A—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95) 见柏拉图《高尔吉亚篇》，471A—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96) 见同上书，472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97) 见同上书，477C—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98) 见同上书，481D—484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99) 见同上书，493A—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00) 见同上书，500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01) 见柏拉图《高尔吉亚篇》，516B—517C，519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02) 见同上书，519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03) 同上书，521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04)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62页。
(105) 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8b27—32，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106) 柏拉图：《拉凯斯篇》，193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07) 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8b10—25，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108) 见柏拉图《克拉底鲁篇》，440B—C，439B—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09)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7a32—b10，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110) 同上书，1078b10—25，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111) 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3卷，第441页。
(11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86b2—7，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113) 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3卷，第441页。
(114) 见柏拉图《欧绪德谟篇》，301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柏拉图《大希庇亚篇》，287C—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15) 柏拉图：《欧绪弗洛篇》，5C—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idea和eidos这两个意义相近的词在古希腊作品中并不是柏拉图才开始使用的。它们本来有“看”和“看到的东西”的意思，在荷马史诗中用来指人的形象（看到的东西），后来才有形式、形状、种和类、类型等抽象的意义。只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才明确将这两个词指称客观实在的普遍本质。
(116) 见柏拉图《克拉底鲁篇》，389B—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17) 见同上书，389E—390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18) 见同上书，390B—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19) 柏拉图：《高尔吉亚篇》，506C—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20) 见同上书，507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21) 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31页。
(122) 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59页。
(123) 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28—32页。(https://www.daowen.com)
(124) 见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55—161页。
(125) 见柏拉图《欧绪弗洛篇》，5D—6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26) 见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2—3页。
(127) 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86、89页。
(128) 现存柏拉图对话中有两篇《阿尔基比亚德篇》，分称“Ⅰ”、“Ⅱ”篇。较短的《阿尔基比亚德Ⅱ篇》已被学者们定为伪作，《阿尔基比亚德Ⅰ篇》的真伪问题在学者中也有争议。但是许多学者承认这篇对话论述的内容同色诺芬记述的苏格拉底的思想比较一致，据说在古代它被当做了解苏格拉底哲学的入门书。
(129) 见柏拉图《阿尔基比亚德Ⅰ篇》，129B—130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30)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400B—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31) 见柏拉图《阿尔基比亚德Ⅰ篇》，130A—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32) 见柏拉图《阿尔基比亚德Ⅰ篇》，132D—133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33) 策勒：《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学派》，第89页，伦敦，朗格曼斯·格林出版公司，1885。
(134)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385E—386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35) 见同上书，440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36) 同上。
(137) “dialektikos”这个词的前缀词dia是“通过”的意思，lek的词根lego就是“说话”的意思。
(138)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390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39) 亚里士多德赋予辩证法更新的含义，他实际上也将辩证法归结为一种语义分析的逻辑。见本书后文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与哲学部分。
(140)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8b23—27，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141) 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95b20—23，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142)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8卷，第57节。
(143) 见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73页。
(144)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8页。
(145) 参见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载于《叶秀山全集》第1卷，第501—52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146) 同上书，载于《叶秀山全集》第1卷，第518—519页。
(147) 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17页。
(148) 见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49—150页。
(149) 尼西亚是雅典著名的主和派政治家，在他力主下雅典同斯巴达签订了尼西亚和约；战争后期他反对错误的西西里远征，又不得不接受委任率军前往，终于惨败殒命。柏拉图描述他有理智、讲谋略，尼西亚也很赏识苏格拉底的才智。拉凯斯是当时一位骁勇善战的名将，曾和尼西亚一起赴斯巴达议和，公元前418年战死在曼提尼亚。他同苏格拉底一起经历了公元前424年雅典军队在德立安的败退。对话的背景正是在德立安战役后不久，拉凯斯至为称赞苏格拉底在战争中英勇无畏、镇定自若的气概。
(150) 柏拉图：《拉凯斯篇》，191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51) 同上书，192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52) 见同上书，194E—195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53) 同上书，198B—199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54) 吕西斯和希波萨勒的身份已无从考证，从这篇对话中只知吕西斯出身名门望族，克特西普和美涅克塞努是叔侄关系，他们后来都成为苏格拉底的忘年之交，苏格拉底被处死时他们都在场。
(155) 见柏拉图《吕西斯篇》，207E—210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56) 见同上书，221A—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57) 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32页。
(158) 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33页。
(159) 见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70—171页。
(160) 柏拉图：《高尔吉亚篇》，500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61) 见同上书，513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62) 柏拉图：《卡尔米德篇》，174B—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63) 菲立普生：《苏格拉底的审判》，第104—105页，伦敦，斯蒂劳斯出版公司，1928。
(164)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58C—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65) 这篇对话的时间设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对话在著名的雅典青年富翁、常鼎力资助智者活动的卡利亚家中进行。卡利亚在雅典一直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在公元前371年还率雅典军队赴科林斯作战，签订卡利亚和约。当时苏格拉底年约40岁，普罗泰戈拉则已年近花甲，自称是在场人们的父辈。在场的还有普罗狄科、希庇亚、斐德罗等著名的智者和很多雅典的青年才俊，可以说是伯里克利时代末期希腊知识界的一次群英会。这篇对话和《美诺篇》像是姐妹篇，都从美德是否可教展开讨论，但后者着重论述柏拉图前期的理念论与回忆说，主要体现了柏拉图自己形成的思想。
(166) 见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23C—326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67) 见同上书，326E—328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68) 见同上书，329A—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69) 见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32A—333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70) 见同上书，351B—353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71) 见同上书，352B—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72) 见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58C—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73) 见亚里士多德《欧德谟伦理学》，1216b1—23，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174) 亚里士多德：《大伦理学》，1182a15—26，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
(175) 见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41—144页。
(176) 见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05—109页。
(177) 见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40—51页。
(178) 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39页。
(179) 见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64页。
(180) 见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67—169页。
(181) 见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65—166页。
(182) 这篇对话记述了苏格拉底被处死以前在狱中的谈话，有历史真实性。在色诺芬写的《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中，赫谟根尼也说到苏格拉底的好友们想把他偷偷带出监牢，他执意不从。对话中，在狱中和苏格拉底密谈的只有克里托一人，他是苏格拉底的挚友，当时雅典的巨富；他的儿子师从苏格拉底，他在法庭和狱中多次表示愿意出资帮助苏格拉底逃脱被处死的厄运。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后，正值一年一度的纪念阿波罗神出生的节日，雅典派一朝圣团携带祭品去提洛岛献祭，并纪念古代英雄提修斯杀死人身牛头怪物，从而免除了要向它贡献七对童男童女的陋习，雅典城邦规定必须一个月后朝圣船归来才可对犯人执行死刑。破晓前克里托获悉朝圣船当天即归，赶紧买通狱卒来见尚在安睡的苏格拉底，劝说他越狱求生，但苏格拉底强调他的道德原则与对雅典城邦法律的尊重和承诺，决不逃生，慷慨赴死。
(183) 见柏拉图《克里托篇》，49A—50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84) 见同上书，50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85) 见泰勒《柏拉图其人及其著作》，第172页，伦敦，梅苏恩出版公司，1927。
(186) 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81页。
(187) 见柏拉图《国家篇》，544C—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88) 19世纪一些西方学者曾经怀疑或否定它是柏拉图写的，主要理由是内容中有时代错误：它述评雅典历史时竟写到从公元前395年爆发直到前387年才结束的科林斯战争，而苏格拉底早在公元前399年已被处死，阿丝帕希娅逝世还更早一些。但是现代西方学者一般都肯定这篇对话是柏拉图的真作，因为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有两处提到在这篇葬礼演说词中苏格拉底所说的“在雅典公众面前颂扬雅典人是并不困难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367b8，1415b30，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本书作者认为，该篇内容是严肃的，对雅典历史的叙述也是准确的，但是柏拉图写这篇对话是在科林斯战役以后，他要总述雅典人英勇抗击外侮的史迹，就将科林斯战役也包括进去了。这也说明柏拉图写的对话并不完全有刻板无误的历史真实性，这篇对话中的基本思想可以说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师生共同的。这篇对话是了解苏格拉底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
(189) 见柏拉图《美涅克塞努篇》，242A—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90) 见同上书，238B—239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91) 《左传·昭公十八年》。
(192) 《论语·卫灵公篇》。
(193) 见柏拉图《申辩篇》，30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194) 《论语·里仁篇》。
(195) 《论语·颜渊篇》。
(196) 《论语·学而篇》。
(197) 见《论语·里仁篇》。
(198) 《论语·卫灵公篇》。
(199) 《论语·雍也篇》。
(200) 《论语·颜渊篇》。
(201) 《论语·卫灵公篇》。
(202) 《论语·八佾篇》。
(203) 《论语·颜渊篇》。
(204) 《论语·为政篇》。
(205) 见《中庸》，第一章。
(206) 同上书，第六章。
(207) 见《论语·尧曰篇》。
(208) 《论语·先进篇》。
(209)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146—147页，人民出版社，1983。
(210)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58C—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11) 见同上书，343A—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12) 《论语·阳货篇》。
(213) 《论语·子罕篇》。
(214) 《论语·子张篇》。
(215) 《论语·泰伯篇》。
(216) 《论语·里仁篇》。
(217) 《论语·为政篇》。
(218) 《论语·子罕篇》。
(219) 《论语·述而篇》。
(220) 见《论语·为政篇》。
(221) 《论语·公冶长篇》。
(222) 《论语·述而篇》。
(223) 《论语·公冶长篇》。
(224) 《论语·学而篇》。
(225) 《论语·卫灵公篇》。
(226) 《论语·述而篇》。
(227) 《论语·子罕篇》。
(228) 柏拉图：《申辩篇》，38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29) 见《论语·雍也篇》。
(230) ③见《论语·为政篇》。
(231) 见《论语·子路篇》。
(232) 《论语·宪问篇》。
(233) 见《礼记·礼运》。
(234) 19世纪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这篇对话不是柏拉图的著作，怀疑是柏拉图的弟子写的，甚至认为它是希腊化时代的作品。但现在多数学者如罗斯、格思里等均认为它是柏拉图的原作，主要根据之一是，亚里士多德《论题篇》第6卷中曾不指名地引用《大希庇亚篇》中关于一种定义的原文，即“美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并且和苏格拉底相似地批判这种定义。这篇对话描述苏格拉底与在斯巴达不得意、再次来访雅典的著名智者希庇亚讨论美的定义问题。
(235) 见柏拉图《大希庇亚篇》，289A—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36) 同上书，291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37) 见同上书，290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38) 见柏拉图《大希庇亚篇》，293E—294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39) 见同上书，295C—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40) 见同上书，296A—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41) 见同上书，297E—298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42) 色诺芬：《回忆录》，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20页。
(243) 见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20—121页。
(244) 见同上书，载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22页。
(245) 《伊安篇》是柏拉图早期的短篇对话，它描写苏格拉底和一位职业诵诗人伊安讨论诗歌创作是凭专门的技艺即知识还是凭灵感的问题，体现了苏格拉底关于艺术创作和鉴赏的审美思想。古希腊的文学作品类型主要有史诗、抒情诗、悲剧和喜剧。剧作一般是诗体，由演员们在剧场表演，在雅典民主制生活中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作用。史诗和抒情诗则由诵诗人在祭典或宴会场合朗诵，有时还进行竞赛并颁奖。荷马和赫西奥德既是伟大的诗歌创作者，也是行吟诗人。诵诗人主要诵述荷马的史诗，梭伦曾颁令在雅典的诵诗人应能背诵全部的《伊利昂记》和《奥德修记》。后来的诵诗人不仅背诵也对荷马史诗的内容别出心裁地进行解说和评论，像是中国的“评书”，他们可以说是“荷马学”的始作俑者。伊安就是这类诵诗人。
(246) 见柏拉图《伊安篇》，533D—534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47) 见同上书，534A—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48) 见同上书，535B—536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49) 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译后记”，第356—3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50) 柏拉图：《欧绪德谟篇》，293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51) 见同上书，227E—278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52) 见柏拉图《高尔吉亚篇》，495E—496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53) 见桑塔斯《苏格拉底，柏拉图早期对话篇中的哲学》，“苏格拉底式对话中全部定义项目单”，第98—100页，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82。
(254) 见桑塔斯《苏格拉底，柏拉图早期对话篇中的哲学》，“苏格拉底式对话中全部定义项目单”，第115—126页，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82。
(255) 例如在《普罗泰戈拉篇》中，他主张美德的整体性。为反驳普罗泰戈拉认为勇敢不同于其他四种美德，无知者可以是勇敢的人的观点，他提出总论题“勇敢是对可怕和不可怕事情的知识”。他用了多种格式的直言三段论推理和假言推理，分步证明九个子题。每个子题的推理步骤可参见桑塔斯《苏格拉底，柏拉图早期对话篇中的哲学》，第165—168页，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82。
(256) 智者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两兄弟是这篇对话中和苏格拉底辩驳的主要对话人。
(257) 见柏拉图《欧绪德谟篇》，298D—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58) 见同上书，300B—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59) 见同上书，298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60) 见同上书，299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61) 见同上书，299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塔兰同”是古代希腊罗马的衡制单位和币制单位。
(262) 见柏拉图《欧绪德谟篇》，301A，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63) 《克拉底鲁篇》是柏拉图中期偏早写的对话，有理念思想的雏形，主要仍表现苏格拉底的思想。书中同苏格拉底对话的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他的好友赫谟根尼，他是雅典奉养智者的富翁卡利亚的一个贫寒兄弟，同苏格拉底结为至交，苏格拉底受审和被处死时他都在场；色诺芬根据他的转述写了《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另一个是赫拉克利特学派的克拉底鲁。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柏拉图在年轻时通过克拉底鲁熟悉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并且称克拉底鲁将这种学说推到极端，认为人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也不可能，所以人根本不能说什么，只能简单地动动他的手指（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7a32—b1，1010a10—14，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克拉底鲁无疑有相对主义思想，但说他完全否认静止也是可疑的，泰勒认为这可能是亚里士多德过于认真地对待某种传闻，未必确实（见泰勒《柏拉图其人及其著作》，第76页，伦敦，梅苏恩出版公司，1927）。这种看法有道理，因为在本篇对话中克拉底鲁并不否认语言的确定性和交往功能。克拉底鲁在苏格拉底被处死以前同青年柏拉图已有交往，和苏格拉底的交往可能更早。
(264) 见柏拉图《克拉底鲁篇》，387A—388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65) 见同上书，386D—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66) 见柏拉图《克拉底鲁篇》，389A—390D，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67) 同上书，390D—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68) 见同上书，393D—E，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69) 见同上书，411B—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70) 见柏拉图《克拉底鲁篇》，439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71) 见同上书，436E—437C，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272) 见同上书，438A—439B，载于《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