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乌云笼罩下的芝加哥
芝加哥的烟雾个性奇特，极富侵略性，我想大概是因为大气有自然净化的能力吧。像伦敦的烟雾一样，芝加哥的烟雾似乎不会渗透到大气中去，与大气掺和在一起；也不像一顶庞大的树冠一直笼罩在城市上空。相反，它犹如旋风一般横扫芝加哥的大街小巷，时而放落、时而卷起它脏兮兮的巨幅幕帘。站在远处眺望芝加哥，你会经常看到狭长的街道被雷云般的东西堵塞，仿佛刹那间暴风雨就要突袭这座城市。而当你昂起头，目光直视穹顶，这时你又会发现整个天空向你洋溢着笑脸，分外平静。
——威廉·阿彻（William Archer）
《今日美国》（America To-Day，1900） (1)
一辆老式青白色福特旅行车窗外呼啸闪过的风景，是我对芝加哥最早的记忆。那时我还没有上小学。每年夏天，我们全家都会从新英格兰南部的家中出发，开车到威斯康星州中部格林湖畔的我祖父母的小屋去度假。我的大部分记忆都停留在汽车后座：和弟弟一起看漫画书，用里程计测量宾夕法尼亚州收费公路的隧道长度，数着各州过往车辆的车牌号。我还记得阿巴拉契亚山脉迤逦的远景，一路绵延至俄亥俄州。可是，随着我们越往中西部地区深入，风景的画面越趋一致，鲜少趣味。这段经历在我的记忆中所剩无几。
直到快要抵达芝加哥，景色才开始别有一番风味。未见其容，先闻其味。我们一直把脸紧贴在车窗上，使劲嗅着淡淡的刺鼻气味，想弄清楚其来自何处。其时，我们刚到加里（Gary）——加里是印第安纳州西北部密歇根湖畔的一座小城，毗邻芝加哥东南部，以钢铁生产著称，儿时的我以为它和芝加哥是同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神秘的名字叫“城市”。这里，烟囱林立，大股大股的烟雾从中喷涌而出，白色的，非白色的，袅袅不绝，全然是我这个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父亲是教授，母亲是护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在我的记忆里，这儿是一片灰色的景象，植被稀少，灰黑色建筑物上空笼罩着乌云。压抑的氛围让人感觉呼吸都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我尤其记得一座大烟囱，它吐出浓浓的铁锈般的橘色烟雾，如同一个固体圆柱远远地伸向空中，随后才慢慢散去。每年当我们看到这个景象时，就表明我们快要进入芝加哥这座大都市了。
那橘色的烟云就是一个路标，提醒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陌生而又异样的地方。当汽车在街道上方的高架公路上行驶时，我们俯瞰芝加哥南区，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让我既爱又怕的世界：喧闹繁忙的交通枢纽下方，紧挨着工厂的是一片片居民区；居民区内，两三层高的楼房排列得整齐划一，犹如军队里的营房。整个地区单一的自然景观给这幅场景又增添了几分无尽的单调感，而千篇一律的建筑只是使其显得更单调而已。不管这些房子事实上是什么颜色，我最开始的记忆都是灰蒙蒙的。
那时我太小，对于住在那些楼房里的人一无所知，更不清楚他们的肤色与阶层。但是当我看到墙上破烂的窗户、满地的垃圾与污垢时，我就知道自己一刻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停留。甚至连卢普区（The Loop） (2) 的摩天大楼也没能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在我早期的旅行记忆中，它们几乎被我忘得一干二净。我唯一能够忆起的一个正面形象（直到我们一路向北离开市区时才发现）就是巨大的红白相间的霓虹灯广告牌，上面是百威啤酒的广告，闪耀着五颜六色的光芒，在当时确实让人无比惊艳。我和弟弟都觉得它才是我们芝加哥之旅最为欢喜之处，尤其它还是指引我们离开大都市的标志。
几年后，我的父母搬去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我在那儿长大。我开始慢慢了解并爱上了这片土地。实际上，中西部人之外，甚少有人称道此地之美。游客们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汽车、火车，往往都只是把中西部地区当作匆匆路过的驻足点，而非观景的目的地。直到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有人指出这种乡村的朴实正是其美丽之处：黄澄澄的玉米地散发着新鲜的农家肥气味，用篱笆围起来的大果栎树勾起人们记忆中消失许久的大草原，北边丘陵地带有深蓝色的湖泊与郁郁葱葱的森林，小镇大街上有商店、酒吧和面包店。这就是人们所认为的美国中心地带，尽管他们在提及它时常常带着一种矛盾的心情。然而，对我来说，这里就是家园。
这片土地的边缘，或许是我们未能意识到的中心部分，就是芝加哥。后来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在芝加哥旅行，参观了博物馆和摩天大楼，不再是仅仅从高速公路上对其匆匆一瞥。我从未有过在大城市生活的经历，谈不上对其有多少了解，但我本能地不信任它，不喜欢它。我热爱乡村——后来去西部，发现自己还是喜爱其地之荒野——我明确感觉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把这座城市当成自己的家。20世纪60年代末，环保意识觉醒，像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我也希望贴近大自然生活。如果让我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做出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乡村。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如此直截了当地做出这样的选择非常合理，也是非常自然之举。芝加哥代表了人类生活极端非自然的一面——到处是拥堵和人造的现象，它简直就是长在这块美丽土地上的一颗毒瘤。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令人开心的一大乐事，就是可以尽情享有这样的情感——对大自然和乡村田园的热爱以及对城市的厌恶，而无须焦虑二者之间有可能产生的矛盾。这些情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原因在于其深处是培育我多年的浪漫主义思想。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是从欧美文化弥足珍贵的传统中习得这些情感的，但我甚至花了更长的时间怀疑，也是它们扭曲了我对城市和乡村的感觉。我不能准确说出自己是从何时开始有了这种想法的，但我逐渐感觉到自己的个人生活（包括我对自然的喜爱）并不能完全与城市脱离，也无法摆脱我曾经深信的城市体制的影响与束缚。
我经常往返于父母位于麦迪逊的家和威斯康星州各地各式各样的乡下静养地之间。回顾自己的多次旅行，我开始纠结，我常用的“自然”一词似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对自己家乡的历史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不仅对大城市芝加哥施予过惊天动地的改造，也在田园特色的威斯康星大地上留下了差不多同等程度的改造痕迹。我不由得想，若自己看到威斯康星州南部的耕地和一些次生林，想到这片土地上先前的大草原早已消失，凭什么就认为它们比芝加哥的街道、建筑和公园更加接近“自然”呢？所有这一切都代表着人类对早期土地所做的显著改造。为什么我会把一些人造场所——农场、林地、农村——看作“自然”的，而把其他的“变自然为城市”的改造行为看成非自然的呢？为什么我认为人类生活的某些社区很“自然”，而另外的一些则不然呢？
我的困惑并没有就此结束。我迫切想要拒绝芝加哥，拥抱其周边的农村地区。儿时的我强烈感受到了城市与乡村之间清晰明显的分界线，原以为自己绝不会混淆二者；可是现在，我却只有求助于中西部地图，才能看清那些曾经的界线。然而，当我尝试着去追寻它们时，却发现它们在渐渐消逝。城市和乡村可能是各自分开的，但它们不可能彼此孤立。芝加哥已经完成“城市化”，滋生了大量喷雾的烟囱和拥挤的街市；与此同时，其周边的土地正在“农业化”，生产的不再是野草与红翅乌鸦，而是小麦、玉米和生猪。数十年间，芝加哥的商人和工人们建立起了仓库和工厂，同时农民们开垦了大草原，伐木工人伐掉了北部森林的高大松树。城市和乡村都有同样的过去，而且基本上彼此互相塑造。因此无所谓“自然”与“非自然”之分。
这种认识让我很苦恼。我越来越想知道，从历史和环境的角度来看，把城乡当作两个相互隔绝的个体是否有意义。我所谓的能够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难道不是自欺欺人吗？我开始意识到“城市”一词的意义实际上建立在“乡村”一词的相对意义上，反之亦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心底里不是很痛快），正是因为有了城市的概念，我和其他人才有了对乡村的认定与感受，这甚至可能是我们认知乡村的本质所在。实际上，若没有我对芝加哥的厌恶作为参照，我对乡村和荒野的热爱也会丧失好几分。城市是一个方面，乡村是另一个方面，若是喜欢其中之一，那么对另外一个既有一种厌恶，同时也还有一种深切的需要。语言学上的关联之外，城市与乡村之间还有紧密的物质联系。若没有城市销售农作物，威斯康星州的农场能够存在吗？若没有农场生产的农作物，城市还能生存吗？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那么，在我们设法理解农村地区的自然性时，为什么要区分其和周边的城市呢？而且，为什么这么做还是有道理的呢？我越思考这些问题，就越怀疑城乡分界线的“天然存在性”，它如同一堵墙横亘在我以为我爱的乡村和我以为我讨厌的城市之间，将它们分割开来。
如果这堵墙的存在只是基于思维习惯而非事实的话，那么谴责芝加哥之类城市生活的“非自然性”，仅仅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做我个人的环境伦理所反对的事情，也即，将人类生活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隔绝开来。将城市置于自然世界之外，也意味着对人文性的排除。恰恰因为追随华兹华斯、爱默生、梭罗、缪尔等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现代环保人士经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了这样的错误。实际上，自然和非自然之间的界线会潜移默化地渐变为非人文性和人文性之间的界线，荒野与城市分列两极——一边是质朴原始、纯洁善良，另一边则是奢靡腐化、欺诈背诺。因为这样的感受，我们穿行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实际距离远远不及二者在我心里的距离。果真如此，我们穿越城乡界线、进出芝加哥的旅行方式将会揭示更多的潜在设想，去探究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地球之间的关系。
本书就是通过描写城市与乡村之间一系列的历史旅行，以探究城市在自然界的位置。之所以选择芝加哥作为研究对象，部分原因是其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是城市的黑暗象征。因此，描写这些旅行者的旅行往事也算是自我反思的一种途径，以便驱除我脑海中那些在现在看来是自欺欺人的固执想法。不过，客观上讲，芝加哥也的确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一百多年来，芝加哥一直在提出有关城市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并非第一个带着复杂的矛盾心情拜访此地的人。19世纪，芝加哥正处于急剧扩张的顶峰时期，外地人对它既赞叹又恐惧。看到家乡令外人产生如此爱恨交加的感受，当地人还甚感自豪。美国还从来没有哪个城市像芝加哥一样如此大规模地高速发展，如此迅速地吞并周边的乡村地区，创造出如此庞大的都市世界。对于芝加哥这种无与伦比的扩张，通常的解释是其源于自然本身内部的强大驱动力，汇集了大西部（从阿巴拉契亚山脉、五大湖一直到落基山脉与太平洋的广大地区）的资源和能源，并将其集中到密歇根湖西南角这个得天独厚的地方。这并非我儿时所理解的形象，但在这些19世纪的观察者看来，芝加哥期待成为一个都市世界，按照大自然自己的预言，其必定走向巨大，也就是，自然的大都市。因此，在芝加哥城和西部乡村之间的旅行所承载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其自身。
19世纪末、20世纪初，描写城市之旅几乎是作家们书写芝加哥的主题。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e）、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都竭力用文字描绘他们首次坐火车到大西部新都市旅行的感受。 (3) 尽管他们表述旅行感受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笔下的城市和乡村却几无差别。铁路作为象征性的交通工具，从周边乡村的农村地带开始，搭载乘客跨越时间与空间。铁路旅行的终点伫立着一座城市，它不仅呈现与周边地区截然相反的地理样貌，与此同时，也象征了美国摆脱乡村历史、走向未来的历史预言。
距离芝加哥尚有很远一段路程，旅行者们就能知晓它的存在了。空气发生了变化。小说家哈姆林·加兰曾在19世纪80年代第一次去芝加哥旅行，对于这次少年之旅，他写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的沮丧心情……透过车窗，我看见一块巨大的烟云笼罩着整个东边地区，据说这就是庞大而幽暗的内陆大都市上空飞扬的旗帜……” (4) 尽管加兰的描述不乏文学上的夸张，但其确实是芝加哥之旅的典型描写，表达了许多乡村旅客以及其他旅行者第一次接触这座城市时的深切感受。当加兰看着车窗外的农舍、村镇依次渐渐远去，芝加哥外郊映入眼帘，这时他开始相信铁路编织的“纵横交错的稠密的钢铁之网”正在将他带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带。 (5) 如果说乡村给人的感觉是空旷和平淡产生了压抑的感觉（“一个普通的乡村，乏味无趣，邋遢粗野，没有丝毫的美感”），那么他从乡下去到城市，又将面对另一种全新的压抑感。 (6) 脚下的土地城市化程度越高，其活动空间就会越紧张，生活节奏就会越快。而他越深入到城市内部，就越要极力摆脱幽闭恐惧和眩晕的感觉。
加兰小时候在爱荷华州的家中时，就曾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独自前往芝加哥。作为一个乡下孩子，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鼓起勇气决定去那里，因为他“只有在看得见田野的地方才觉得安全” (7) 。现在，他迈步走入火车站，迎面走来一群人，他们给他的第一感觉是邪恶和不祥，就像这座城市本身给他的最初印象一样。30年后，他提笔去描写当时那种恐惧与无助的感觉，勾画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丑恶嘴脸——此人一脸凶相，一把夺过他的行李，将他送到旅馆后又索要高昂的车费。他们的眼中“满是冷嘲热讽”，双手“倒背，傲慢蛮横……令人恐惧”，脸上“神情冷漠，且又流露出幸灾乐祸”，笑起来“龇牙咧嘴，阴森如狼”。 (8) 这就是他在芝加哥遇见的第一波人。
加兰的语言虽富于文学的夸张性，但其以漫画手法强有力地概括出了黑暗都市——与之相对的是美丽乡村——的传统象征。在加兰看来，那些缔造城市和笼罩城区的巨大力量也窃自于其居民的改造自然活动。加兰和他的弟弟厌恶芝加哥污浊的空气，“一想到百万人聚居于此”就无比惊慌，更害怕“这令人恐怖的城市中窝藏着罪恶团伙”，害怕藏身于“魔窟和贪婪之城”的罪犯无恶不作。因此，他们在芝加哥待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便匆匆结束了行程，踏上火车东去。 (9) 不过，他们这次芝加哥之行也不完全是令人失望的经历。譬如，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他们在家时就不可能见到。而且，到处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所有的一切都不可思议，美轮美奂”。加兰最后总结说：“在我看来，芝加哥既令人敬畏又让人可怕。” (10) 事实上，几乎每一位到过芝加哥的人都会给出这样一个毁誉参半的双面评价。
首次芝加哥之行的10年后，加兰在其早期的一部小说中刻画了一位威斯康星州的农家姑娘罗斯·达彻（Rose Dutcher），她经历了一场和他一样的旅行。同样，城市上空的烟云也是从乡村向城市过渡的标志：
罗斯抬眼向东南方向眺望，远处低低的地平线上升起一朵巨大的烟云，似一只雄鹰，盘旋着翅膀从南部飞到东部，在地面上投下一大片神秘的阴影。烟云的巨冠被太阳光照得通红，上明下暗，对比鲜明。 (11)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为矛盾的画面了。那只被冉冉升起的太阳染成血红色的巨大雄鹰，象征着城市化发展和民族骄傲，万吨燃煤给它助力，使其展动乌黑的翅膀爬上高空。 (12) 从远处看去栩栩如生，不可思议。不管烟云的底部可能蕴藏着怎样的幽暗，它的存在恰恰证实了其下面的土地被人类工业彻底重塑过。笼罩芝加哥的烟云就像一个黑色的光圈，到过此地的人无不注意到它的象征意义。被改造的不仅仅是大地，还有上方的苍穹：这绝对是人类丰功伟绩的标志，既“令人敬畏”，同时又“让人害怕”。哈姆林·加兰和罗斯·达彻透过火车窗户看到的烟云绝不是伊利诺伊大草原的自然空气，只有煤炭、人力、众多的锅炉和蒸汽机才能制造城市上空的乌云。那只遭受污染的巨鹰完全是人类的创造，它既使人荣耀又让人厌恶，展现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矛盾。“看到那片云了吗？”和罗斯同车的一个人问道。“那就是芝加哥。” (13)
芝加哥朦胧的视野是其城市化最直接的标志。有关其环境的种种迹象，甚至包括居民，都显示这座城市已经与大自然脱节。罗斯·达彻一走出火车站，就看到乌云之下的芝加哥城：“心中的恐惧感更加强烈了。难闻的异味冲击着她敏感的鼻孔。四处的人流淹没在灰尘和昏暗中，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丑陋。” (14) 面对此情此景，初次造访城市的人肯定会想念与之全然不同的乡村生活。像她的创作者加兰一样，罗斯在突然之间忆起她已经离开的故乡，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农场。“那一刻，世间最美的风景莫过于春天里平坦的草地，落日余晖下，羊群在悠闲地吃着草……”大草原的自然景色可爱迷人，正是城市所欠缺的。但遗憾的是，那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所谓的回忆不过是对一个被遗弃的世界的吊古伤怀罢了。如同加兰，也如同芝加哥城市本身，罗斯作出了栖身都市的选择。然而自那一刻起，她也像他们一样注定无法回头。她故乡的港湾已经远去。加兰说：“她到处漂泊着，回头绝无可能。” (15)
其他很多作家也加入进来，与加兰一道，把乡村进入城市的通道看成是一条不归路，天空的黑暗印证了人性和本真等伦理道德的泯灭。这样的描写差不多总是让人联想起城市的巨大力量和令人敬畏的能力。但是，如加兰描写的那片巨鹰状云块，其力量与威严源自深深的不安与惶恐。城市之美颠覆了自然，毁灭了人性。若选择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就得承受人类的创造凌驾于上帝的杰作之上的风险。1889年，查尔斯·杜德利·华纳（Charles Dudley Warner）这样描述他的芝加哥旅行：“工厂喷吐出滚滚浓烟，漆黑的烟煤渣到处都是……潮湿的天气里，很难看清对面的街道。阴暗的天空中，高楼大厦若隐若现，阴森恐怖。” (16) 30年后，情况依旧糟糕。“这是一片煤烟熏黑的天空，永远低悬着。”沃尔多·弗兰克1919年这样写道。在他看来，芝加哥的大气如同但丁描写的噩梦般的地狱场景：被屠宰牲畜的尸体被肢解后，化作灰烬，无穷无尽地降落到世间——“天空污迹斑斑，空气中流淌着油脂和烟尘。污物飘落，如永不知疲倦的暴风雪刮临，随之，黑雪裹住了大草原” (17) 。当弗兰克乘坐的火车将他“拽向暴风雪中心”时，他进入了一个完全为人力所主导的世界，太阳和天空似乎都避其锋芒，隐而不见。弗兰克写道：“高耸的烟囱喷吐出黑色的物质，此时天空已看不见了。” (18) 实际上，在阳光逝去之前，此地曾经有可能出现的自然风貌早就消失了。
尽管芝加哥烟云密布，昏暗阴沉，似有不祥之兆，但其面貌依然让人心生敬畏。人们可能会担心其独立于自然之外太远，但同时也不由自主地对它的大胆行为暗自称赞。认为芝加哥已与其周围的乡村世界割裂的人越多，这个城市也就越来越有自己的魅力。只有那些离群索居的旅客才体会不到它的意外之美。 (19) 不管大多数美国人是否觉得芝加哥丑陋，他们仍然坚信其是美利坚合众国创造的一大奇迹。短短二三十年，芝加哥从大草原上的一个商贸交易站转变为一座大都市，对这一巨变，美国人有理由骄傲地认为自己的国家确实是一个“自然的国度” (20) 。加兰将芝加哥的烟云比作象征美国的雄鹰，这绝非偶然。尤其在经历了1871年毁灭性的大火之后，芝加哥奇迹般地从满地废墟中复苏，于是渐渐被当作人定胜天的榜样。这等于告诉人们，美国的自然资源可谓取之不竭，注定会铸就国家的辉煌；上天对美国青睐有加，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了美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想象去重塑祖国。
这样看来，芝加哥就更引人注目。意大利剧作家朱塞佩·贾科萨（Giuseppe Giacosa）一开始将这座城市描述为“令人憎恶之地”，最终却不得不承认它的活力与勤勉让他看到了一个“目光敏锐、头脑清醒、心胸开阔、孔武有力的生命体”，之前的厌恶态度也大为改变。 (21) 芝加哥是命运之神与进步的力量，推动19世纪朝既定的未来发展。如果说这座城市道德沦丧、让人陌生、令人恐惧，那么它也是一个新的生命体，用梦想激励居民们为在世间取得成功而奋斗。它还告诉人们，在这个地方，人定胜天，只要有梦想，人类就会无所不能。人们只要跨过乡村通往城市的界线，就可以摆脱家庭和乡村生活的压力，找到自己想要的成年生活。年轻人等从周围数百英里之外的农场和城镇赶到芝加哥，就是来寻找在家乡根本无法找到的发财机会。用小说家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的话说，他们“如饥似渴”，认为芝加哥这个聚宝盆能满足其胃口。 (22)
这座城市太有魅力，似乎时不时散发出只有超人才具备的能量。芝加哥集西部地区大量的资源于一身，几乎已成为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产物，代表了自然本身的力量——至少在文学描述中是这样的。人类只能去操纵和控制它的能量，却永远无法创造它。这个受人类活动影响最为显著的地方似乎彰显了一种力量，这力量与其说来自人类，倒不如说是自然之神的施予。加兰在描写罗斯·达彻的火车旅行时写道：
这样奇妙的事情再次出现。一个鲜活、年轻、有力的灵魂奔向一座伟大的城市，一个闪亮的铁原子在磁石的指令下运动，一条清澈的小河从山间流下、冲向大海。人们，像她一样，坐着列车，同一时间从四面八方赶来，怀着同样的目的，寻找着同样的梦想。 (23)
加兰的隐喻用来描述城市看起来有些古怪，不过他那个时代流行的文风一贯如此。他那些描写城市的隐喻浑然天成，没有矫揉造作：芝加哥是一汪大海，所有的淡水河流注入其中，都会变咸；它也是一块磁石，放射出隐形的力量，决定着原子的跳跃。就这样，芝加哥汇集了成千上万人的力量，交织了千万人的命运，尽管城市最初的出现始于人类活动，但它还是彰显出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当罗斯站在那儿回想春天里父亲的牧场时，她感觉自己“站在城市的入口，祸福不定的生活就摆在眼前” (24) 。对于像罗斯一样听到城市召唤的人来说，芝加哥似乎有无数种生存的可能性，毕竟它是完全出自于人类之手的。
在响应芝加哥的诱惑、为其有无数种生存的可能性欢呼的人当中，就有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他是1871年大火之后几年来到芝加哥的，那时他还很年轻，他一看到城市热火朝天的建设者，感知到他们的命运，立刻就有很深的感悟。在散文中，他宣称从芝加哥身上可以看出，其“主要力量虽然是在大自然强有力的推动下迸发，但却彰显出了自我”。沙利文的散文描述像他所青睐的城市一样，有时候似乎有些不着边际（windy） (25) 。在他看来，虽然芝加哥的力量根本上源于自然，但也只有当芸芸众生追随他们自己的灵感时，大自然才会释放出能量，展现自我。他接着写道：“那些人有梦想。看到真实的事情，他们都会觉得是命运的安排。”按照沙利文的浪漫奇想，芝加哥与其说是一个地方，还不如说给人一种感觉：它“宏伟壮丽，又狂放荒野；未经雕琢的原生态中显露出铺张华丽；纸醉金迷的世界里掺杂着原始生涩；给人一种大有所为、跃跃欲试的感觉” (26) 。
在沙利文看来，芝加哥的奇迹实际上是改造自然的奇迹。自然愈被人类蓬勃的想象力重新改造，就会愈加美丽；它可谓是表现人类精神的媒介和舞台。这一观点在城市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尤其被芝加哥诠释得淋漓尽致。透过沙利文的双眼，在“无垠的大草原和广阔的湖泊”边崛起的高楼大厦，不是用砖和混凝土构成的，而是用希望与梦想铸就的。若要实现人类伟大的创造，需要的是想象力，而非自然。因此，芝加哥耸立的高大建筑代表了“世界上最原始的、最天然的、最野蛮的野心勃勃的梦想家和潜在的实干家”的非凡成就。沙利文认为这些人和他们的创造都非常杰出，他们身上迸发出的能量“让他感到有如在比赛中” (27) 。
加兰和沙利文描述的是同一座城市，只是角度截然相反。19世纪末，在到访过芝加哥的人当中，关于这座城市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之争，至少存在两种普遍的观点。对于和加兰一样畏惧芝加哥的人，自然是非人类创造的标志，会因城市的发展遭到破坏，甚至濒临毁灭。相反，对于和沙利文一样热爱城市的人，自然则是一种非人类的力量，它首先创造城市，而后激励英勇的城市居民去成就丰功伟绩。然而，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芝加哥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美国鲜有地方能像芝加哥一样引发人们对城市与自然的特殊关系的强烈思考。
对城市与自然之间这种矛盾关系有较好描述的，恐怕要数作家罗伯特·赫里克。他在1898年发表的小说《自由的福音》中写道：“芝加哥是人类成功地忽视自然和轻蔑地漠视自然的一个范例。” (28) 赫里克认为，这座城市在创建之初，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城市相比，没有丝毫的自然优势：它建立在大片沼泽地中间，没有肥沃的谷地，没有大型的港口，也没有宽广的河流。它的创建唯一能依靠的是人类意志的力量。赫里克接着写道：“人类必须创造一切东西”——包括大楼、街道，甚至是绿色植被，“因为自然所留下的只是一道道褐色的疤痂掩藏起来的平原”。 (29) 在自然给予人类这样微弱支持的地方，沙利文所谓的“梦想家和潜在的实干家”的成就显得更加非凡。
如前所述，芝加哥之行在哈姆林·加兰等人心中是一段令人失望的经历。沿着加兰等人走过的同一铁路线，赫里克带着他的读者从芝加哥郊外奔向市中心。在赫里克笔下，他沉溺于对“灰蒙蒙烟雾笼罩”下的城市崛起的描写。最先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石板路、排水沟、板房和电线，它们是“正在发展中的街区”的标志，而这些街区则是“未来的芝加哥”。在此处，梦想者们正在追逐自己憧憬的都市命运，这也即在大火发生之后不久沙利文所看到的场景。接着映入读者眼帘的是林荫大道、绿色的公园以及宽大的豪宅——每当富人们想要在湖边呼吸清新空气的时候，就退隐到这些大宅子里居住。最后，火车穿过一片“愈来愈热火朝天”的土地，驶进站台。旅行者们走下火车，踏进这座庞大的工商业城市的中心地带，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摩天大楼和黑乎乎的大气，看不到天空，也看不见远方。 (30)
像加兰一样，赫里克将他的读者引入了一片黑暗的心脏地带，但是他在旅行结束时的描写更具有嘲讽意味的道德寓意。在这里，自然没有位置，最终只能沦为爱默生所提及的“男人的翻版”（double of the man） (31) 。赫里克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刚好为我们展示了一位作家在宣告城市从自然界脱离时可以夸张到什么程度：
生活在此旋转。你在锅里揉面时，这里的人正在为生计忙碌。城市由人类创造，那是论及它的定论。城市，像人类创造的所有作品，肆无忌惮地，毫不公平地，对自然施予了巨大的亵渎。一旦进入城市的圈子，心中再也记不起地球的美丽。“滚开吧，”人类吹嘘道，“我们父辈敬畏自然的生活！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市，热情的男男女女是它的开端，也是它的目标。对于人类来说，有人就足够了。” (32)
显而易见，赫里克的描写澎湃洋溢、感情丰富，因而比沙利文的描述更为晦涩难懂。他对芝加哥已与大自然脱离的事实深信不疑。同沙利文一样，他对这座城市所代表的人类成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且，在对人类战胜自然的描述中，他所流露出来的兴奋也是极其真诚的。但是，他的语言也透露出深深的矛盾心理。当发现伊利诺伊大草原让位于铁路站与屠宰场时，赫里克与其他的旅行者一样，同样感到迷茫。城市里“浑浊的空气与恶臭”几乎让他窒息。尽管他能设想肯定会有人心中“再也记不起地球的美丽”，但是在他自己的心中，他却根本不能做到忘记。他代表这座非自然的城市的独白，体现了他在每一个转折关头的预感。 (33)
此外，赫里克声称芝加哥“由人类创造”，这听起来相当空洞。因为真正的人类不会出现在他所描写的城市，而是存在于真实的自然中。个人与其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土地，已消解于那种文学自然主义最喜爱使用的写作手段之中，也即转化成为人与自然之间抽象的二元对立。 (34) 这种对立，与其说是真实的，还不如说是思想上的。其中，人类是阳性、单数、主动者和操控一切者，而自然则是阴性、单数、被动者和永远的被操控者。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比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要广泛得多，并上演了一幕幕的英雄神话。事实上，巨大的力量创造了城市，并且在城市中继续发展，但这些力量是“人类”的作品，而不是个人的产物。城市恰如荒野世界的洪水或暴风雨，不可能称之为个别人创造出来的产物——除非一些资本大鳄或产业巨头，他们的个人形象很接近于所谓的“人类”形象。如果摆脱自然去创造赫里克眼中的神话城市，那么同时也驱逐了历史以及参与城市创造的人。对于城市这样一个与人类联系如此紧密的地方，却出人意外地无人居住，这正好也体现了反自然主义的城市描写风格。
赫里克笔下的芝加哥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奇怪地方，它与自然界隔绝，居民之间也不相往来。他笔下的一个人物这样讲述芝加哥：“一进入这座城市，你可以说是进入了真空之中，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你看不见外面的情况，只能模糊地听到他人的声音。” (35) 尽管很少有人去观察城市东边的密歇根湖如何“将人们的目光转移、切换、聚集到它自己的身上，为了人类这种生物心中不以为意的利益，努力展现出它近在人类身边的自然全貌” (36) ，但它无时无刻不在悄然诉说着自然之美。在赫里克笔下的芝加哥人看来，大自然与世界上其余地方的分割给人自由的感觉，使人从“恐惧自然”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让其自由自在地实现伟大的梦想，不受自然极限的羁绊，不受封闭社区的影响——这恰恰是路易斯·沙利文热切信奉的主张。男男女女，芸芸众生，都能够在城市里独立生存，如其所愿、尽其所能地发挥聪明才智。
但是这种自由同样也是一种囚禁，远离了赋予人类生活更深远意义的价值观之源，如睦邻友好、扎根土地、归属感、超越自我、彼此信任，等等。在城市，尽管身处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而且四处都是人工制造物，然而奇怪的是，人们仍然感到孤独。在赫里克小说的结尾处，女主角决定放弃嫁给一个执着于这种虚幻的城市自由而一贫如洗的艺术家。她对他说：“你抛弃了你家乡的人，你瞧不起养育你的土地。更可恨的是，哪怕给这个伤心的旧世界添一处美好的东西，你都做不到！” (37) 此前她差不多一直追随着他，模仿他的城市行为。她说：“你一直教我去爬你曾栖身的那座荒凉的小山，但我有我的自由。现在我虽然是一个人，但如果要和你结婚，我还不如去死好……” (38) 此处体现了城市自身的道德寓意。在赫里克笔下的芝加哥，人类把自然当作奴仆，凌驾于自然之上；他们在宣称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其与生俱来的权利，也即，将人类的感情看作存在的起点和终点，无论对创造还是对人类自身都是一种亵渎。确实，把世界看成自我创造的地方，打开了通往英雄业绩的大门，但最终却否定了其他的造物主——不论是自然还是上帝。(https://www.daowen.com)
赫里克对芝加哥征服自然的黑色赞美，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对这座城市的强烈反感。我记得，我在阅读其作品时，曾坚信城里人已经抛却自然，投身于人工创造。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他们还全然不顾他们所创之物的丑陋。所有这些早期去过芝加哥的旅行者，走的都是同样的旅行线路——从乡下的大草原、玉米地、牧场来到星罗棋布的城市街道、高楼林立的市中心，抬眼看到的都是像岗哨一样悬在低空的黑色煤烟云层。但是，每位旅行者对旅程终点的象征意义的理解可能大不相同。我幼年时期的旅行是从美丽的乡村到丑陋的城市，与之相应和的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可能的旅行：从简单的田园生活到复杂的都市世界，从乡村的束缚到城市的自由，从纯朴自然到腐化堕落，从童年到成年，从过去到未来，等等。任何一种可能的旅程都形成了一条强有力的叙事轨迹，醒目地象征着我们栖身于割裂的世界。而且，每一条轨迹又再生出同样的割裂世界。所有这些从农村通往城市的旅行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而假设本身又是很有问题的。换言之，这些旅行者们都认为城市和乡村是分隔的、对立的两个世界，二者的割裂远远超过它们之间的联系。于是我们更加坚定地认为，不管怎样，人们总能够为自己建造一个与自然隔绝的世界。
这些看法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我们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身上学会了以二分法看待城乡关系，而浪漫主义者又是从田园诗人那里学来的，最早甚至可追溯至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从这些传统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是如何像我所描述的那样，从乡村去往城市旅行的——同样，他们也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间旅行的。 (39) 一方面，我们乐意把城乡看成分隔的，甚至对立的世界，因而我们强烈认同赫里克的观点，也即，文明人能够挣脱地球的束缚。即使现今已是后现代时期，我们这些“现代人”仍然相信，我们有能力控制地球，尽管我们深深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明智地运用这种力量。另一方面，我们怀念早期那更为“自然的”世界，那时我们还不够强大，人造物品与景观也似乎不像现在这样无处不在。这种怀旧的情感促使我们在田园、荒野的原生态世界（人类似乎尚未在这些地方留下伤痕累累的破坏痕迹）寻求庇护。我们还坚信人类无所不能，设想可以让自然收缩成小岛屿，作为我们人类世界的“保护区”。这样，我们就陷入了一个窘境：不论我们如何看待城市世界——无论我们是赞美城市还是斥责城市，也无论我们是希望“控制”自然还是“保护”自然，城市都是我们人类最有形的力量的象征——我们都不知不觉地相信，我们自己已不再是自然的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没有自然。
我们试着把这个观点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下检验，明显地感到它的不可思议。确切地说，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芝加哥这座城市不再是自然的一部分了呢？甚至，这个问题的提出也足以说明此观点的荒唐。一旦人们透过烟雾看到芝加哥本来的面目，赫里克的文学幻想——芝加哥是“由人类创造的”，“对自然施予了巨大的亵渎”——就变得毫无意义。许许多多的旅行者从乡村进入城市，又从城市回到乡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贸易往来背后隐藏了一个关于城乡关系的真相。也即，二者相互依存，彼此依靠。它们之间所谓的孤立隔绝仅是一种错觉，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差不多就是在城乡之间不断的碰撞中创造的。城乡之间彼此需求，正如它们都需要一个更大的自然世界来维系它们自身一样。
城市与乡村、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两种人为割裂的观念中还存在着深层次的统一。如果我们仅聚焦于城市，在它身上看到的只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终极象征，往往会忽视城市居民将会继续依赖非人类世界，就像他们自己彼此依靠一样。对于世人来讲，他们的许多生活与关系——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在工厂还是在野外，在车间还是在账房——都不能够用单数的人类征服单数的自然这一简单的看法来概括体现。我们看不到这些具体鲜活的人。我们在遗忘他们、将他们的历史抛诸脑后的同时，也用围墙圈住了自身，将自己与广阔的生态系统（其中也包含了我们自己居住的城市家园）隔绝开来。与深层生态学相反，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永久性逃离城市、跑到人类力量尚未触及的“野生”自然世界来解决这个难题，因为这种逃离也需要我们在自然与非自然之间筑起同样的精神上的藩篱。我们迄今也未能发现，我们通过逃离“城市”创造出了它的对立象征“野外”，将那些看似最自然的地方拉入到我们自己的文化轨道上来。我们的出现，甚至我们思考自然的方式，改变了自然。就像我们自己一直生活在自然关系的大网中一样，自然界的一切无不被构建了我们共同历史的人类关系的大网所触碰。实际上，无论是衡量人们彼此之间的道德责任，还是对城市世界或者乡村世界、人类世界抑或自然世界的道德责任的考量，都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共同在一起。
不管我们在“城市”和“乡村”这两个抽象概念之间如何划定界线，我们仍然必须明白，所有的人——不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不仅在彼此之间互相分享，更重要的是，还与所有的生物和非生物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家园，我们抽象地称之为“自然”。我们的语言教我们相信，自然不再存在于城市之中。因此，认识到城市中有自然的存在，促使我们更进一步去看清世界。毕竟，认识不到城市与自然和乡村之间的联系，也就看不清城市的本质。用园林建筑师安妮·斯本（Anne Spirn）的话来说，“城市是花园世界里的一座花岗岩石花园，由众多的小花园组成……城市是自然的一部分” (40) 。有人还可能补充说，如果城市花园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园丁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城市的历史必定也是人类乡村的历史，而且还是城市与乡村共有的自然世界的历史。如果我们不了解广阔的北美地区的自然史，也就无法理解与之密切相关的芝加哥城市史。自然的大都市与大西部这两个不同的标签，实际上是称呼同一地区及其所定义的关系。通过抹除它们之间的错误界线，我们开始重新找回它们共同的过去。
(1) William Archer. America To-Day：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今日美国：观察与反思》），1900： 91.
(2) 卢普区，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的传统中央商务区所在，是仅次于纽约曼哈顿中城（Midtown）的美国第二大中央商务区；建筑风格以高层为主，著名的建筑有世界第一幢摩天大楼家庭保险大楼、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楼、国家历史地标、曾为北美第一高楼的西尔斯大厦。——译者注
(3) Carl S. Smith. Chicago and the American Literary Imagination，1880—1920（《芝加哥与美国文学想象，1880—1920》），1984：101-120.
(4) Hamlin Garland. A Son of the Middle Border（《中部边地农家子》），1917：268.
(5) Ibid.，269.
(6) 引文描写了美国作家詹姆士·莱里（James Whitcomb Riley）的出生地（印第安纳州格林菲尔德镇）周围的乡村。参见Hamlin Garland. A Daughter of the Middle Border（《中部边地农家女》），1921（reprint， 1929）： 12.
(7) Garland. Son of Middle Border：261.
(8) Ibid.，269.
(9) Garland. Son of Middle Border： 268-269.
(10) Ibid.， 271， 268.
(11) Hamlin Garland. The Rose of Dutcher's Coolly（《罗斯·达彻》），1895：181.
(12) CBT. Annual Report for 1889（《1889年年度报告》）：182-183. 这里，我将芝加哥市1889年4700万吨的年耗煤量转换成了日均耗煤量。
(13) Garland. Rose of Dutcher's Coolly：181.
(14) Ibid.，182. 这里我顺便解释一下这些看法的阶级性。雷蒙德·威廉斯指出，英国文学倾向于将田园自然看作天然的风景画，其自然美景没有受到人类劳动的破坏；城市之所以变得丑陋，恰是因为资产阶级观察者重视创建城市的工人们。这种倾向在美国文学中不甚明显，反而很有问题。在美国文学中，19世纪的自然景观可以看作是“自然的”，不必抹除掉工人阶级（仅仅印第安人因为与正在消失中的大自然同化，因而不得不被忘记）。然而，在加兰和其他作家的笔下，堕落的城市人形象往往是工人阶级。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一段话恰好概括了这个问题。谈及“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他说，“如果有工人在附近挖地，你就不能自由地欣赏美景。诗人高兴之中又觉得事情荒唐，直到他离开人们的视线”。虽然他的第二句话尽力用明显的集体名词“人们”（men）去遮掩前面提到的复数名词“工人”（laborers），但第一句话的偏见仍然存在：荒野自然不是无人居住的地方，而是无人劳作的地方；“诗人”与它的关系也就是其与有闲阶层的固有关系。Ralph Waldo Emerson. Nature in Essays and Lectures （《论自然：论文与演讲》），1983：42；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乡村与城市》），1973.
(15) Garland. Rose of Dutcher's Coolly：183.
(16) Charles Dudley Warner. Studies in the South and West with Comments on Canada（《南部与西部研究及加拿大评论》），1889：185.
(17) Waldo Frank. Our America（《我们的美国》），1919：117. 稍后在该书的第120页，弗兰克还写到了芝加哥的牲畜饲养场，说“但丁”见到它，“都会认出这个世界：一个血淋淋的地狱城市”。
(18) Ibid.， 118. 关于对芝加哥城市污染起主导作用的烟雾或异味的其他经典描写，还包括Upton Sinclair. The Jungle（《屠场》），1906（reprint， 1960）： 29-30；Robert Herrick. Memoirs of an American Citizen（《一个美国市民的回忆录》），1905， ed. Daniel Aaron，1963：266.
(19)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就是这样的离群索居者，他极为讨厌城市之魅力。谈及城市，他说：“一看见它，就再也不想见到它了。那是野蛮人居住的地方，喝的是胡格里河的河水，呼吸的尽是尘埃密布的空气。”（胡格里河是印度加尔各答市的主要河流。）Rudyard Kipling. From Sea to Sea： Letters of Travel（《从海到海：旅行信札》），1899：139.
(20) Perry Miller. “The Romantic Dilemma i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oncept of Nature”（《美国民族主义与自然概念之间的浪漫困境》），1955，in Miller. Nature's Nation（《自然的国度》），1967：197-207.
(21) Giuseppe Giacosa. “Chicago and Her Italian Colony”（《芝加哥与其意大利殖民地》），1893， in Bessie Louise Pierce. As Others See Chicago： Impressions of Visitors， 1673—1933（《他者眼中的芝加哥：旅客印象，1673-1933》），1933： 276， 283.
(22) Theodore Dreiser. Dawn： A History of Myself（《黎明：自我的历史》），1931： 159； Theodore Dreiser. The “Genius”（《天才》），1915， 1923（reprint， 1954）： 30， 39， 59.
(23) Garland. Rose of Dutcher's Coolly： 181. 在这部小说的末尾，加兰清晰地表明了他的观点：尽管罗斯自己喜爱乡村，但她还是选择去城市，跟所爱的人在一起。这是一个成年人迫不得已的决定。谈到芝加哥，她的恋人告诉她说：“在那里生活，有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物、永不休止的变化。就像你喜爱乡村一样，我爱这个城市。”听到这些话，她决定跟他走。“有这样一个男人作为伴侣、朋友和恋人，她选择做一名妻子，拥有好的声名。对她来说，这是很好的事情，也是很自然、很光荣的事情。”（第402页）正如乡村是少女的乡村，城市则必须是人妇的城市。
(24) Garland.Rose of Dutcher's Coolly： 183. 其他有力地将城市描述为自然的力量的文献，参见Paul Bourget. Outre-Mer： Impressions of America（《海外的美国印象》），1895： 117。“人类！这个词用在这座令人困惑的城市身上是不正确的。若你深入研究它，就会发现从它的街道和建筑物等外观，几乎看不到个人的意志，也看不到任性与个性，以致它看起来似乎是某种非人类力量的作品。这是一种难以抵抗的、无意识的力量，就像自然的力量一样，人类仅仅是为其服务的被动的工具。这种力量不亚于城市里肆意掀起的商业狂热，气势汹汹，无拘无束，猛烈程度如同某种难以驾驭的自然物质在释放能量。一如既往，它带着猛烈的火焰在街道上奔袭；它剧烈地抖动着；它猛烈地彰显自己，彰显的强度既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悲剧性的色彩，也使其在我面前看起来像首诗。”
(25) “Windy”一语双关：一方面呼应芝加哥的别称“风之城”（Windy City），另一方面又暗示了它的“浮夸，不切实际”。——译者注
(26) Louis H. Sullivan.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思想的自传》），1924（reprint， 1956）： 200-201.
(27) Sullivan.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 201-202.
(28) Robert Herrick. The Gospel of Freedom（《自由的福音》），1898： 101.
(29) Ibid.， 102.
(30) Herrick. Gospel of Freedom： 102-103.
(31) Emerson. Nature（《论自然》）， in Essays and Lectures： 28. 虽然我自己在行文中一直尽力避免用集体名词“人/人类”指代具体的人们（男男女女），但这一用法在我们今天仍然很普遍，而且我们还注意到本书提到的这些作家也几乎都遵循了这一惯例。爱默生在此处就是把“人”当作男性，“自然”当作女性。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些性别认同造成了人与自然或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正如我在本章所描述的那样。下面随机列出此类文献作为参考，如：Sherry Ortner.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女性和男性如同自然和文化吗？》），in 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eds. 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女性、文化与社会》），1974： 67-87； Annette Kolodny. The Lay of the Land： Metaphoral Experience and History in American Life and Letters（《地貌：隐喻作为美国生活和文学的经历与历史》），1975； Susan Griffin. Woma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女性与自然：她内在的咆哮》），1978； 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自然的死亡：女性、生态学与科学革命》），1980； Carol P. Mac Cormack and Marilyn Strathern. Nature， Culture and Gender （《自然、文化与性别》），1980； Sherry B. Ortner and Harriet Whitehead. Sexual Meaning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性的含义：性别与性特征的文化构建》），1981； Annette Kolodny. The Land before Her： Fantasy and Experience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s， 1630—1860（《她面前的土地：美国边疆的想象与经历，1630-1860》），1984； Susan Armitage and Elizabeth Jameson， eds. The Womens West（《女性的西方》），1987； Vera Norwood and Janice Monk， eds. The Desert Is No Lady： Southwestern Landscapes in Women's Writing and Art（《沙漠没有淑女：女性写作与艺术的西南部风景》），1987； Lillian Schlissel， Vicki L. Ruiz， and Janice Monk， eds. Western Women： Their Land， Their Lives（《西方女性：她们的土地与生活》），1988； Glenda Riley. The Female Frontier： A Comparative View of Women on the Prairie and the Plains（《边疆女性：草原女性与平原女性之比较研究》），1988.
(32) Herrick. Gospel of Freedom：103-104.
(33) Ibid.，104.
(34) 西德尼·布雷默（Sidney H. Bremer）认为，大多数书写芝加哥的男性作家都赞同这一倾向，但女性作家对此看法不一。她们的小说很少倾向于强调个人在集体之上，也不大可能将城市与“自然”对立。参阅她的论文 “Lost Continuities： Alternative Urban Visions in Chicago Novels， 1890—1915”（《失落的连续性：芝加哥小说中的另类城市视野，1890-1915》）. Soundings（《调查》） 64，1981： 29-51.
(35) Herrick. Gospel of Freedom： 113.
(36) Ibid.， 104.
(37) Herrick. Gospel of Freedom： 282.
(38) Ibid.， 283.
(39) 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品是威廉姆斯的《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40) Anne Whiston Spirn. The Granite Garden： Urban Nature and Human Design（《花岗岩花园：城市自然与人类设计》），198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