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岁月（1972年）
解除三年禁锢后邓小平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在江西这片洒满烈士鲜血的红土地上，庄严重申：“井冈山精神丢不得。”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了，就是还有几个书生在胡闹。”看了江西老表们的生活，老人眼眶湿润了……几个月后，他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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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2年11月12日，星期日，江西南昌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大院——“将军楼”。
这是一个天气晴暖的早晨，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和生活秘书黄文华、警卫李树林及司机一行5人，登上了一辆灰色的老式伏尔加轿车，开始了他谪居江西3年多以来的第一次出行。
1969年10月，邓小平和众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一起，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遣送离京，被“疏散”到江西“劳动监护”。10月22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和继母夏伯根到达南昌，几天后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从那时到现在，他在这里一干就是3年。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国温都尔汗（今成吉思汗市）折戟沉沙之后，“文化大革命”也开始有所降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着手进行各条战线的整顿，落实党的政策，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同年11月8日，邓小平就“林彪事件”“陈伯达问题”等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毛泽东在阅信后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出席陈毅追悼会前同陈毅亲属谈话，说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当即示意陈毅亲属把毛泽东的意思传出去。
1972年8月3日，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达3年之久的邓小平和全体职工一起，再一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报告的传达。算来，这次已是他第四次听这样的传达了。听完传达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去了一封信，表达了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的愿望。由于周恩来的关心，这封信很快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信后作了如下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过，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批示，给邓小平的复出带来了很大希望。周恩来看到了这个希望，他立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在毛泽东作出批示的第二天，周恩来还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来信的批示。同时，周恩来还以中央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督，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安排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
接到中央的通知后，恢复工作不久的老同志、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时各省实行省委第一书记和省委书记制）黄知真亲自到新建县看望邓小平，并当面向邓小平传达了中央的通知。
邓小平向江西省委提出：请示一下中央，我能否在江西省内，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及赣南等地老区看一看、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邓小平这一请求。中共江西省委遂对邓小平的行程进行安排。首先安排邓小平去的是井冈山。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出行，因为此时邓小平的头上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还没有恢复任何职务。沿途经过和要去的地方的党委，都接到了江西省委这样的电话通知：
1.要按省委主要领导待遇接待。见面时可称他为“小平同志”或“老首长”。
2.小平同志到了各地，都要由领导出面接待、陪同。
3.各地在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的时候，只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后工农业出现的大好形势。
4.接待时不能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不能照相。
5.要绝对保证安全，特别是交通安全。
6.接待一定要热情，要做好准备工作。
通知还特别强调：要组织力量将小平同志所经之地的标语进行清理。邓小平出行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接待保卫工作应内紧外松。对沿途各县布置接待任务时，不能用电话，要由地区派人下去，当面向各县负责人口头布置。
伏尔加轿车载着邓小平一行离开新建向南驶去。上午10点左右，途经素有“药都”之称的清江县（现樟树市），这是邓小平此行的第一站。
轿车驶进县革委会招待所的小院。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走出车外。
在县里负责同志的陪同下，邓小平走进二楼接待室，他选了个朝东的位置坐下。
负责接待邓小平的原清江县委副书记陈祉川，“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即以“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的罪名而被打倒，前不久，才结合进县革委会担任管生产的副主任。
陈祉川介绍县里情况时，有意三言两语地略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思想政治领域内的“大好形势”，只具体说了些工农业生产上的事。
陈祉川的用心，很快为睿智的邓小平所理解，他莞尔一笑，静静地注视着陈祉川。
当听到偌大的清江县当年工农业产值仅有2 600多万元时，邓小平眉头微微一蹙，轻叹一声，意味深长地对陈祉川说：看来，你们县的潜力还大得很啊！
简单谈完县里的情况，陈祉川随即陪邓小平去参观县城南郊的江西盐矿。
在盐矿，邓小平受到了出乎他意料的欢迎。
因为这天恰逢星期天，矿里五六百名轮休的职工，从清晨起，自动汇聚在通往矿办公楼的道路两边，等候着邓小平的到来。
原来，头天傍晚，矿党委书记齐志亭、矿长王海清接到省里关于邓小平次日要来盐矿看看的电话通知后，这两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一时兴奋，居然忘了上级有关保密的指示，马上将邓小平来矿的喜讯告诉了矿里的职工，并亲自拿起扫帚，带领大家奋战半夜，把整个矿区打扫得干干净净。
上午11时许，邓小平来了。
看见矿里这么多人来迎接他，邓小平深为感动。他赶紧下车，向簇拥在他周围的神情激动的男女老少不住地点头、微笑、打招呼，表示他最真诚的谢意。
邓小平先后参观了盐矿的卤水库、平锅熬盐车间、盐仓和真空制盐车间。
江西盐矿于1970年建矿，条件很简陋。邓小平看到矿上工人在简易工棚中挥汗如雨、艰苦劳作的感人场面，禁不住上前紧握着一双双工人的手，动情地说：“你们的精神太值得学习了！大家现在的工作很辛苦，以后实现了机械化就好了！”又说：“江西过去缺盐，红军在井冈山时就没有盐吃，如今有盐了，老表有盐吃了，这非常好！”
邓小平离开时，齐志亭代表全矿职工送给他几小包精制食盐。
礼轻情意重。邓小平心头一热，郑重收下了这份凝聚着全体盐矿工人特殊情意的珍贵礼物。
回到招待所后，邓小平的心情比刚来时好了许多。
午饭前，在招待所接待室，陈祉川问邓小平喝点什么酒。
望着眼前这位质朴的基层干部，当时很少喝酒的邓小平立即朗声笑道：到了樟树，当然是喝你们自己的“四特”！
于是，午饭时两瓶四特酒摆上了饭桌。
席间的话题，自然主要是四特酒。
邓小平一边细细品尝杯中的四特酒，一边饶有兴趣地向陈祉川等询问着四特酒的历史渊源、酿造工艺及其四个特点等等。在座的人均非酿酒内行，都答不完整，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凑着答案，有时都觉得自己的答案正确无误，竟还争执不休。此时，邓小平露出了他所独具的宽厚长者的慈祥笑容。
陈祉川望着邓小平喝四特酒时那有滋有味的神色，忍不住问：“小平同志，您觉得我们这‘四特’的味道怎样？”
邓小平端起酒杯，深喝了一口，打着手势，满意地说：“很好，很合我的口味，名副其实，是酒中佳品！”
就这样边喝边谈，边谈边笑。不知不觉间，邓小平已喝下了三杯四特酒，卓琳也喝了一点。
邓小平喝酒时，只吃一点用面粉裹的油炸小鱼和两三样蔬菜。
邓小平不但自己喝，还多次向陈祉川劝酒。他高兴地说：“这酒好，你们年轻人要多喝几杯，多喝几杯！”
吃饭间，邓小平还提到了樟树产的药。他说，樟树的药材很有名。30年代，我在苏区时，便听说过“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这句话，老祖宗传下来的宝物，可不能失传啊！
饭后，邓小平不顾陈祉川等人的再三劝阻，执意按规定交了伙食费和粮票，这表现了这位老革命家的廉洁风貌和高尚情怀。当时邓小平所交伙食费的发票存根虽年月已久，字迹却依然清晰如新：邓小平等2人，交来伙食费0.64元，粮6两。发票存根编号：0005776。发票存根上的时间是：1972年11月12日。
吃过午饭，邓小平一行参观了四特酒厂后，又沿着昌赣公路继续往南赶路。
下午4点左右，邓小平一行到达吉安，受到井冈山地委（吉安地区当年曾一度改名为井冈山地区）副书记吴平等人的热情欢迎，并被安排住进了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住过的地区交际处（今吉安宾馆）1号楼。
交际处位于风景秀丽的赣江江畔，门口是一条幽静的小街，不远处便是吉安市名胜之一、南宋淳祐年间始建的白鹭洲书院。
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傍晚，邓小平步出交际处，沿着赣江散步。他不时眺望着江中的白鹭洲，久久沉思，直至天已黄昏，才返回住地。
晚上，邓小平与井冈山地委（今吉安地委）的负责人老崔交谈起来。老崔，崔永明，是赣州军分区副政委、地委常委。1942年到1943年，他曾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保卫部当侦察员。那时，邓小平是一二九师的政委，老崔可以说是邓小平的老部下，这次江西省委特意安排他全程陪同小平同志。
邓小平关切地问起遂川、万安、泰和等县各有多少人口及其他乡情。当听到老崔操着一口纯正的山西口音向他介绍情况时，他感到格外亲近，仿佛又回到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太行山区。他还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宛希先烈士、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二野”时的老部下张国华将军。陈正人和张国华都是吉安地区人，一个是遂川县人，一个是永新县人。这两位老战友都在1972年不幸病逝。
地委负责人向他介绍了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邓小平听着、思索着，感慨地说：“好多年没有出来了，这次出来什么都新鲜。”
当听到林彪企图篡改井冈山的历史时，邓小平两眼凝视着客厅门外的两棵大枫树，平静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历史还是历史，历史不能篡改，那是‘左’的路线。”
11月12日，吉安交际处一号楼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
13日上午9点多钟，邓小平一行到达永新县城。在县革委会的招待所小憩一会儿后，便在县武装部负责人的陪同下，前往龙源口参观。
井冈山斗争时期最大的一次战斗便是龙源口大捷。在这里，县武装部的同志又一次谈到，当年林彪一伙居然把朱德亲自指挥的龙源口大捷篡改为林彪的功劳。邓小平听后，摇了摇头说：“这些人注定是要失败的。”
龙源口战斗旧址。1928年6月22日龙源口一战，朱德指挥红军歼灭江西敌军一个团，
击溃两个团，缴枪1 000多支，粉碎了湘赣两省敌人的“联合会剿”，胜利地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离开龙源口，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驶到了三湾枫树坪。1927年，毛泽东就是在这棵大枫树下，召集部队讲话，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遥想往事，仰望着枝繁叶茂的大枫树，邓小平感慨地说：“三湾改编很重要。秋收起义部队受挫，甩掉了追赶的敌军，来到了三湾，在这个清静的地方采取果断措施，对这支面临崩溃的部队进行改编，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创举。三湾改编与古田会议一样重要。”
在枫树坪，三湾的群众惊讶地看着正在参观的“东南亚外宾”。这位“外宾”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黑皮鞋，身材不高，却很精神，说着地道的四川话。他们越看越觉得面熟。
“邓小平来三湾了。”“昨天通知要来参观的‘东南亚外宾’，原来是邓小平！”人们奔走相告，从家中、从田头，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招待所的大门附近，用期盼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几年来已销声匿迹的邓小平。
邓小平也看到了这群淳厚朴实的“老表”们。虽然当时还只是初冬时节，但山区已经相当冷了。可是这里的群众仅仅穿着一条单裤，衣衫褴褛，且大部分是自织的土布。邓小平从平日与拖拉机修配厂的工友们的交往中，已经了解到老区的条件仍很艰苦，群众的生活仍很贫困。今天亲眼见到老区人民的生活现状，邓小平的眼眶湿润了，心里沉甸甸的。
“伏尔加”在永新至宁冈的公路上奔驰。邓小平坐在车里，默默地吸着烟，望着窗外。阴沉沉的天，夹杂着小雨，使人感到格外压抑。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即将燃尽的烟，摇下车窗，把烟蒂扔出窗外，一阵冷风带着新鲜空气进入车内。邓小平看到沿途的村庄处处仍是当年的旧土屋，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更添一层陈旧。
山路蜿蜒，风尘仆仆，下午3点多钟，邓小平等人才到达宁冈龙市。由于时间紧迫，邓小平没在龙市下车，车子只是在会师广场缓缓绕行一圈，便直奔茅坪。
茅坪曾一度是井冈山斗争的中心区域，也是一个革命旧址、旧居较集中的地方。邓小平参观了湘赣边党的一大会址、八角楼等旧址、旧居。这些旧址、旧居分布在与三湾相似的穷困的村庄里。
邓小平在当年湘赣边党的一大会址谢氏慎公祠前下了车。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会址——茅坪的谢氏慎公祠。
从谢氏慎公祠出来，便到了八角楼。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快速登上了八角楼。
一楼是朱德同志的旧居。讲解员讲起前几年林彪篡改“朱毛会师”的历史，把“朱毛会师”说成是“毛林会师”，把朱德挑粮上山的扁担说成是林彪的扁担，以至于井冈山流传着“林彪偷了朱老总的扁担”的笑话。听到这里，一向不爱说话的邓小平很难再保持沉默，他忍不住插话：“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嘛！”
在二楼毛泽东的旧居，邓小平一边仔细地看着室内陈列的毛泽东当年曾使用过的床、砚台、油灯和工整地摆在桌上的两篇毛泽东的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一边认真地听着讲解员的介绍。
参观完毛泽东旧居后，邓小平又说：“当时蛮艰苦，革命真不容易。”
看到农舍墙上保存的革命标语，宁冈县的干部连忙向邓小平介绍茅坪有多少人家，有多少旧址、旧居，这些革命标语是怎样保存的。
“老表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卓琳突然问了一句。
宁冈县的干部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们对邓小平直爽性格和务实作风早有耳闻，也不愿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说违心的话。
看到当地干部有难言之隐，邓小平平静地对他们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
接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
参观了八角楼，邓小平又步行来到了红军医院旧址攀龙书院。走进当年伤病员住过的简陋的住房，迎面是一张张铺着稻草的地铺，邓小平触景生情，不禁感慨地说：“革命的胜利是靠他们流血奋斗换来的，来之不易呀！”
离开茅坪，临上车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宁冈的干部们说：“你们在这里辛苦了。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并再次告诫：井冈山精神丢不得！
车子离开茅坪，走了近一个小时，到了黄洋界。此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了。由于山区气候多变，多雾的黄洋界这时雾大得像下起了毛毛雨。于是，“伏尔加”没有停靠黄洋界，而是直达井冈山茨坪。
邓小平夫妇走下车来时，井冈山党委的几位负责人和宾馆的工作人员早已在井冈山宾馆门前迎候多时了。当晚，邓小平夫妇住进了井冈山宾馆1号楼。
11月14日，邓小平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邓小平在博物馆看得很仔细。当看到一幅中央“八七会议”旧址的照片时，他不由自主地反客为主，向身边的人们介绍起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是啊，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会议的亲历者，对这样一次标志着重大转折的重要会议，他怎能忘怀呢？介绍完“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他还对“八七会议”作了高度评价。他说，会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农民暴动，举行秋收起义，号召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力量汇集井冈山，点燃了农村暴动的烈火，开辟了一条革命的新道路。邓小平的生动介绍，等于给人们上了一堂党史课。
下午，邓小平还参观了茨坪毛泽东旧居，凭吊了红军烈士墓，并考察了井冈山工艺美术厂。
15日，天气转为晴好，邓小平一行重上黄洋界参观。
黄洋界，因毛泽东的一阕《西江月·井冈山》而闻名全国。
邓小平站在黄洋界，眺望远方，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井冈山，革命的摇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谭震林、黄克诚、谭政、滕代远、何长工、萧克、宋任穷、陈正人等诸多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邓小平的老战友们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而今有的已经谢世，有的独处一方，有的仍在禁锢之中。
到井冈山是邓小平多年的心愿。1931年2月，他率领红七军的将士们转战粤桂进入江西，到达距井冈山百余公里的崇义县，这里已是湘赣根据地的外围地带。因江西的敌情尚不严重，他在此告别红七军的战友，转道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与井冈山失之交臂。此后，邓小平又在中央苏区工作，却一直没能上井冈山。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虽到过江西，但因公务繁忙，仍未了却上井冈山的心愿，这时总算如愿以偿了。他忘情于初访井冈山的浮想之中。
“首长，这碑文上毛主席的手迹《西江月·井冈山》，不是主席1966年重上井冈山时写的，而是郭老（郭沫若）来井冈山后，在武汉东湖请毛主席手书，立碑时按主席手迹临摹的。”讲解员的话打断了邓小平的思绪。
“哦。”邓小平将目光转向纪念碑。
“首长，1969年林彪到井冈山时，他也题过词。叶群跟着也题词。”
听说叶群居然也为黄洋界题词，邓小平以一种不屑的口吻说：“她不在！”
从黄洋界下来，又转到了五大哨口之一的八面山。八面山地势比黄洋界更高，从公路到哨口遗址还有一段不近的山路，井冈山党委书记程世茂和几个井冈山外事办的年轻人簇拥着邓小平爬坡。一位细心的工作人员看到邓小平的腿爬坡有些吃力，考虑到邓小平已是68岁的人了，又拖着一条伤腿，便劝他不要去了。但是，邓小平坚持一定要走上去。一位工作人员在路旁的小竹林里给他折了一根小竹竿当拐杖。邓小平高兴地接过小竹棍，敲敲腿，风趣地对大家说：“我这一身零件除了这条腿，其他都是好的。”
在去双马石的小路上，一位年轻人听说邓小平是第一次上井冈山，便在路旁拔了一棵桔梗，介绍说红军当年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邓小平接过这棵桔梗，递到自己的鼻子前闻了一会，不由想起了当年过草地时的情景。当时，整整7天7夜，大草地渺无人烟，气候变化无常，上面野草无际，下面黑水茫茫，许多红军战士倒下了。他们死于饥饿，死于疾病，死于误食毒草，死于沼泽之中。邓小平带着对往事的追忆，严肃地说：“对，这种草其他地方也有，红军长征时也是吃这个，有些麻口，这个既可以充饥，又可以解渴。”
年轻人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这位革命前辈，情不自禁地把桔梗放进嘴里细嚼，品味其中的甘苦。
这天，邓小平还到离茨坪十多公里以外的黄坳地母宫毛泽东旧居和朱砂冲哨口等地参观。
这天晚上，井冈山党委的几位负责同志陪邓小平、卓琳夫妇吃了一顿便饭。这次晚宴流传下来的一个小插曲，让井冈山人至今津津乐道。服务员端上来一钵清炖武山鸡，邓小平见大家迟迟不动筷子，便带了个头，把鸡撕开，用手拿着吃。他一边吃，一边笑着说：“过去国际上有个规定，吃鸡不能用手拿。后来英国有个首相，在一次国际宴会上不知不觉用手拿着吃了，从此便打破了这个规矩，后来吃鸡就可以用手拿了，这样我也就经常用手拿鸡吃了。”大家听了，都不禁笑了，并纷纷仿效邓小平的吃法。
晚饭后，井冈山党委又在一号楼会客厅里为邓小平安排了一次专场电影。
在井冈山上的那几天，每天晚上邓小平都看书读报，直到深夜。那时，正值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后不久，中日两国已建立邦交关系，邓小平这时对日本的有关情况也非常关注，除了看报纸上的有关新闻外，他还随身带了《田中角荣传》、田中角荣自传《我的履历书》等书籍，进行研究。
17日吃过早饭，邓小平一行离开井冈山前往泰和县，途中还参观了五大哨口之一的桐木岭哨口。至此，井冈山的五大哨口，邓小平都亲自走到了。
17日上午，邓小平到达泰和县，住进了泰和县革委会院内的客房。当时全国农业机械化南方片现场会在泰和结束不久。
中午时分，邓小平一行到了泰和县农机厂。当年这个农机厂因生产小型四轮拖拉机而在我国南方小有名气。邓小平与厂里的干部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小型拖拉机的生产情况，还把木模、翻砂、刨、钳、金工、装配等一个个车间、一道道工序都仔细地看了一遍。邓小平向厂里领导建议引进上海的生产技术。厂领导实事求是地说：“上海的当然是好，但那是中型拖拉机。目前我厂的设备、技术等还不具备生产中型拖拉机的条件，只能试制和生产小型的。利用现有条件，投资小、见效快。小型四轮拖拉机既可跑运输，又可下田耕作，农民也欢迎。”邓小平赞许地说：“你们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勇于开拓、勇于创新。”
邓小平又询问了厂里的人员组成情况，并说：“一个300多人的小厂，有这么多的共产党员，这是一支强大的政治队伍、政治力量。有了这支队伍，就能经受住任何风浪的考验。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人员是你们的宝贵财富，要尊重知识、依靠科技人才，厂子是大有希望的。”
从农机厂出来，邓小平观看了农用水田插秧机的实地操作表演。连日来，邓小平在吉安地区走了几个县，相当劳累。可他不顾疲惫，踩着泥泞的乡间小道，特意走上泥泞的田埂，就近观看插秧机操作表演。邓小平从操作表演中发现了存在的问题，他沉思着说：“插秧机这个问题，世界都没有解决，连日本都没有解决好，关键的问题是分秧不均。”
回到招待所后，县委书记刘步山问邓小平看了农田插秧机操作后有什么意见。邓小平说：“农业机械化是个方向，你们还要研究农业机械化。”
当听说扩大规模难时，邓小平说：“一件事总是由难到易。”
在泰和了解农业机械化问题之后，邓小平决定再到农村去看看。像以前那样，他要和普通农民、农村基层干部摆摆“龙门阵”。
邓小平的到来，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刚刚回到故乡的泰和籍老红军、空军通讯部原副部长池龙。原来，池龙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便因得罪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而被打成反革命。1969年10月池龙被下放到山东一个农场管制劳动。当时他失去人身自由，被迫将孩子托付给家乡的亲人和当地政府，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池龙才重返北京。这时，池龙正巧回到家乡探望孩子，也住在县委招待所。
11月17日，池龙以他那军人特有的敏锐，感觉到今天来的、住在小客房另一端的客人，不是一般的人物，因为当晚泰和县革委会保卫部派出了两层岗哨。究竟是谁呢？
18日一早，他就急匆匆地找县委书记刘步山打听。当得知是邓小平时，他激动地对刘步山说：“我要见他，我熟悉他。”
刘步山也是一位老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夕，他任泰和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所以他很理解池龙这样的老同志的心情。于是，他先去找卓琳商议，又设法说服了随行人员，便去告诉邓小平：“首长，有一位老同志想要见你。”
邓小平一听，很爽快地说：“好！来，来，来。”
池龙见到邓小平，十分激动。他先向邓小平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向前紧紧握住邓小平的双手，大声说：“首长，我是红一方面军的，在长征时经常看到你，当时我是通信兵。”
邓小平仔细地端详着池龙，说：“哦，记起来了，是有这样一位小伙子。”
两人坐下来叙旧，不由谈起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往事。
刘步山一声不吭地拿起一把椅子，在门口坐下，以免有人来打断他们的谈话。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邓小平和池龙还在交谈。
谈到“文化大革命”，池龙的心情又激动起来，他撩起上衣，露出胸膛上一块块伤疤，说：“瞧，这都是‘文革’中被那帮坏家伙打的。”邓小平听着这位老红军的讲述，心里非常愤慨，同时又冷静地说：“这帮人整人是不择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
邓小平又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被林彪‘一号命令’赶出来的。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现在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了，就是还有几个书生在胡闹。”
当谈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时，邓小平又毫不犹豫地说：“主席是个伟人。总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干部包括军队的老同志都是总理保护的。”
邓小平见池龙还有怨气，就劝他要正确对待个人遭遇，不要纠缠于个人的恩怨，要振作精神，把眼光看远点。
临别之际，邓小平对池龙说：“发牢骚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一切都要等待中央的决定。”并诚恳地说：“‘文化大革命’我也有份，当初也举过手。”
“老首长……”听完邓小平这番话，池龙被邓小平的博大胸怀所感动。这位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汉子流泪了。
11月19日清晨，邓小平乘车离开泰和县城，直奔吉安市禾埠公社军民大队。
在禾埠，市、社负责人问：“首长，您想了解什么？”
“主要看看农业。”邓小平说。
小会议室里，邓小平认真地听着市、社、大队负责人关于农业问题的情况介绍，当听到军民大队、军民二队的粮食亩产是780斤，副业有养猪和做粉丝时，邓小平称赞说：“这个小队不错，副业搞得不错，农业也不错。”
听完介绍，邓小平提议到田里、养猪场去看看。
在市、社负责人的陪同下，邓小平步行来到军民村。他径直走到村旁尚未收割的稻田旁，拈起稻穗仔细看了看，点点头。
在大队养猪场，邓小平问饲养员：“有多少头猪？”饲养员回答说，共有109头。听到这里，邓小平竟一个栏一个栏、一头猪一头猪地数起来。
“怎么差了9头？”邓小平发现只有100头。饲养员连忙解释说有1头母猪带着8头小猪在外面晒场上。邓小平这才满意地笑了起来。
临走时，当地的干部向邓小平提出：“首长，以后请再来。”
“有机会再来。”邓小平向他们挥挥手，告别了闻讯赶来的群众，乘车返回南昌。
二
历时一周的井冈山之行，了却了邓小平数十年的心愿。回到“将军楼”，一路风尘未洗，他的心又飞到30年代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赣南中央苏区。
12月5日，刚刚了却井冈山之愿的邓小平，又终于等来了重返赣南的这一天。
这是一个连阴天，天空灰蒙蒙的。初冬时节，天气还不算太冷。邓小平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了床。他对自己能有此行而从内心感到高兴。
一大早，邓小平乘坐的老式伏尔加轿车和陪同人员乘坐的绿色北京吉普车驶出南昌步兵学校，穿过南昌市区后，驶入105国道，朝着邓小平经常思念的那块红土地飞驰而去。
中午，邓小平一行到达吉安，由吉安地委（时称“井冈山地委”）和军分区领导陪同，在吉安宾馆用午餐。饭后小憩。
下午2时许，邓小平一行离开吉安继续赶路，途中在遂川县革命委员会招待所休息了一会儿。遂川名茶“狗牯脑”的甘醇芬芳，驱赶了他们旅途的疲劳。半个小时后，他们又上路了。
那个年代的昌赣公路，名为江西省南北交通干线，实则路面狭窄，坑坑洼洼。邓小平坐在车上，身子随车颠簸摇晃着。路上他很少说话。他不时抽出香烟吸着，两眼专注地看着车窗外急速移动着的山峦、田野、村庄和公路上衣着破旧、匆匆赶路的行人。公路两旁赫然醒目的“斗私批修”“打倒”“批臭”之类的标语，也时时地映入他的眼帘。
从遂川县城出来，车子行驶不到15公里，突然停了下来。前方公路塌方，养路工正在清理障碍。汽车被堵住了。
过了约1小时，公路仍未疏通。坐在车内的邓小平忍不住打开车门要下去透透气。黄文华连忙制止：“老邓，别下去了。这里还是遂川县境，过了这里就快进入赣南了。”
邓小平只好将打开的门又“砰”的一声关上，坐在车内闭目沉思。
嘀嘀……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前边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正在沉思中的邓小平被惊醒。他睁开眼睛。站在车旁警卫的省公安厅警卫处干部李树林，将脸贴近车窗告诉他：路通了，可以走啦！
这时已近傍晚，离赣州还有70多公里。汽车加快速度朝前驶去。到赣州城时，城内早已灯火闪烁。
当天晚上，邓小平一行停宿赣州，住进了赣南宾馆1号楼。
第二天，阴沉的天空仍未见晴，没有风，也不下雨。早饭后，大约8时许，“伏尔加”驶离赣州，沿东北方向行进，上午10时许，停在兴国县委第二招待所院内。
兴国是邓小平此行的第一站。
邓小平当年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没到过兴国县，但他对兴国是熟悉的。兴国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模范县”，也是有名的“将军县”。邓小平在瑞金、会昌任县委书记时曾多次号召本县人民学兴国、赶兴国。后来他主编《红星》报，也曾亲笔撰文介绍兴国人民的先进事迹。
如今，他一踏上兴国的土地，就兴奋地对兴国的同志说：“来兴国是我多年的愿望，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今天终于来了。”
邓小平夫妇被安排住在招待所的2号房。这幢平房建于1959年。据说，这是为毛泽东来兴国建造的。当年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庐山会议”，原通知说毛泽东会后要来兴国，县里便赶造了这幢房子。可是“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并没有来。
稍事休息，已近中午11时了。陪同的兴国县委副书记、县武装部部长郭启祯请邓小平参观“毛主席创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
“毛主席创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是为宣传毛泽东在兴国的革命活动而建立的。展出的内容，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的功绩，这当然是个人崇拜的产物。邓小平参观时不要别人讲解，从头到尾仔细地观看着展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件文物、每一份图表和说明，有时他在一张照片前停留好几分钟。整个参观过程，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观看，表情严肃而又平静。
从纪念馆出来，他们又前往文昌宫参观。
文昌宫，是兴国名胜潋江书院内的一座建筑，位于兴国县城横街上。潋江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五十七年，由门庭、讲堂、拜亭、魁星阁、文昌宫、崇圣祠组成。文昌宫建于清乾隆三年。整个建筑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建筑精巧，风格古朴。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三纵队从于都来到兴国，就住在书院的崇圣祠内。令人遗憾的是，兴国解放后，潋江书院被废，改作县武装部办公用房，只有文昌宫尚保存原貌。
文昌宫。
邓小平来到文昌宫，细细观瞻了一遍。文昌宫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幢房子，写满了“武装起来”“扩大红军”“二期战争胜利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等苏区标语。邓小平望着这些依稀可辨的苏区标语，深思不语。
参观完文昌宫，已是中午。吃中午饭时，邓小平望着地道的兴国饭菜，深有感触地说：“吃到兴国饭菜，就让我回想起当年兴国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谊，他们总是拿最好吃的东西来招待红军指战员，凡是到兴国来的同志都有这个印象。”
席间，邓小平问：“毛主席当年喜欢吃的那种‘四星望月’，你们现在还做不做哇？”
原来，“四星望月”这道菜，毛泽东不仅喜欢吃，连名字也还是他给起的。关于这道菜，当地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那是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军第一次到兴国时，兴国县委负责人陈奇涵等请他到县城的黄隆顺客栈吃饭。只见饭桌中央放着一只小巧的蒸笼，蒸笼里盛满了冒着热气的米粉芋头和鱼片。蒸笼四周摆放着4个盘子，分别是春笋炒肉片、红烧鸭块、豌豆肉丁和红烧豆腐。坐定后，陈奇涵请毛泽东提箸。毛泽东一边答谢一边举筷，夹起一块粉蒸鱼片放进嘴里，一尝，连说：“真辣！好吃！好吃！”陈奇涵连忙介绍：“这是我们兴国的传统菜，和你们湖南口味一样，又香又辣！”毛泽东问：“这么好吃的菜，叫什么名字呀？”陈奇涵一时答不上来，说：“没什么正经的名字。毛委员，你给取个名字吧！”毛泽东笑着举起筷子，点点中间的蒸笼说：“这个蒸笼圆圆的，放在中间，像是月亮；这四个盘子嘛，就像星星围着中间的月亮。对，就叫它‘四星望月’吧！”从此，兴国的传统粉蒸菜，就有了这个又好听又文雅的名字，成了兴国老表接待贵客的名菜。毛泽东对“四星望月”也留下了深刻印象。1961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时，兴国的厨师被请上山，为参加会议的同志专门做过这道菜。
邓小平就是在“庐山会议”时才吃到“四星望月”的，也是在这时才听说这个菜名与毛泽东有关。虽然只吃过一次，但印象深刻，这次到了兴国，自然要提起这道名菜。
听邓小平提起“四星望月”，郭启祯惊喜地说：“老首长，您也知道‘四星望月’？很抱歉，今天中午来不及准备，晚上请你们品尝。”
邓小平忙说：“客随主便吧。我问起这道菜，是想起了当年兴国人民招待红军的深情厚谊。”
毛泽东曾于1933年11月作过调查的长冈乡。
下午继续参观。县里安排邓小平一行首先参观了毛泽东进行长冈乡调查的旧址。参观时，邓小平是那么专注，那么深情，每一件文物、每一张历史照片都会激起他无限的遐想。忽然，他指着解说词中“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珊”说：“是大山的‘山’，不是珊瑚的‘珊’。曾山同志很有名气，不要把他的名字搞错了。”
接着邓小平又参观了“上社消费合作社”旧址和“鸡心岭革命烈士纪念馆”。他来到“鸡心岭革命烈士纪念馆”时，停住脚步，久久地凝视着纪念馆的大门，然后缓缓地摘下帽子，向烈士致哀。每位烈士的照片和简介他都看得十分仔细，有时在一位烈士的遗像前驻足很长时间。
返回途中，邓小平还登上了长冈水库大坝，参观了长冈水电站，详细询问了水库容量、发电量以及灌溉、防洪、养鱼等情况。
参观完水电站，邓小平还想到兴国东北部的钨矿去看看。由于路程有50多公里，时间来不及，没有成行。
晚餐时果然上了“四星望月”，只是厨师们少放了一些辣椒。“四川人不怕辣”，邓小平边吃边笑着对陪同的人说：“这道菜‘偷工减料’了。”
饭后回到房间休息时，大概是“四星望月”又勾起了邓小平的回忆，他突然问郭启祯：“苏区时你们兴国人口是23万，我记得你们县参军参战的人很多，出了很多将军。当年苏区，你们兴国人在各县都有干部，是不是这样？”大家回答说“是”。他们对邓小平如此了解兴国和他惊人的记忆力感到由衷的钦佩。
7日早餐后，邓小平就要离开兴国了。县里在家的主要负责人和招待所的人都来送行。邓小平夫妇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邓小平连声说：“了了心愿，了了心愿，我很满意。感谢你们的盛情招待。了了心愿！”
汽车离开兴国县城，朝于都方向驶去。因车子中途绕了远，本该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一下子走了近4个小时，直到中午12点左右，邓小平一行才赶到于都。
对于于都，邓小平自有一番别情在心头。
1931年8月，邓小平与新婚不久的妻子金维映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不久就各奔东西，邓小平在瑞金、会昌开展工作，金维映则担任于都县委书记。那时他多次来于都看望妻子。尽管后来一场残酷的党内斗争导致他们夫妻离异，但丝毫未影响他们为事业奋斗的坚定信念。
于都县城的中共赣南省委机关旧址。
邓小平永远也忘不了他最后一次离开于都时的情景。1934年10月，就是在这里，他随突围转移的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从瑞金来到于都古田村集结，10月18日晚在茫茫夜色中告别中央苏区，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
于都给他留下过欢乐和甜蜜，也留下过疑虑和苦涩。
故地重游，故人难忘。38年后来到这里，邓小平自然会想到当年红军那次悲壮的大撤退，当然也不会忘记他人生中的那次痛苦的经历。
下车。握手。问候。一杯热茶刚喝两口，邓小平就提出：“走，看看去吧！”
在于都县委副书记李方、郑熹等人陪同下，邓小平夫妇首先来到“毛主席在于都革命活动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跟兴国的那个馆一样，展览内容突出宣传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9次来于都的史迹，当然也还介绍了于都地方革命斗争历史。邓小平也是从头至尾细细地观看。当看到一张图表中介绍苏区时于都有七八万人参军参战时，他问陪同的县委领导：
“这个数字确切不确切？”
站在他身旁的卓琳，看了他一眼，提醒道：“你不要多唠叨嘛！”(https://www.daowen.com)
邓小平朝卓琳点头笑了笑。
在苏区中共于都县委机关旧址照片前，邓小平停了下来，转过头对旁边陪同的县委负责人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
“当时，你们这里的县委书记是个女的。”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回答说：“对，她叫阿金！”
在逗留于都的几小时中，邓小平几次提起金维映。他对于都县委负责人说：“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你们知道不知道？”时光流逝，但抹不去他对战友的怀念。
1972年12月5日至13日，即将结束在江西新建县的劳动生活、返回北京重新工作的邓小平，偕夫人卓琳，满怀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重返赣南的兴国、于都、会昌、瑞金、宁都和广昌等县，看望老区人民，深入调查研究。
参观完纪念馆，邓小平夫妇又乘车绕于都县城转了一圈，参观了当年红四军政治部旧址管屋和毛泽东长征前夕旧居何屋，还看了长征出发时红军夜渡于都河的渡口。在去何屋途中，他朝车窗外指了指，问：
“这里原来有城墙，现在怎么没啦？”
县里的同志告诉他：“这段城墙早拆除了。”
午餐时已是下午1点钟了。席间，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说：
“我记得你们于都弹棉被的师傅很多。当时我在于都买了一床棉被，3斤重，盖了几十年，现在还在用。”
在座的听邓小平这么一说，连忙告诉他：“于都不仅弹棉师傅很多，打铁师傅、补锅师傅也很多。弹棉锤、打铁锤、补锅锤，合起来称‘三锤’，在江南数省甚至台湾，都是出了名的。”
邓小平点头赞许。
下午3时许，邓小平告别于都，赶往会昌。
傍晚时分，汽车驶入会昌城。
当年，邓小平曾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10个月。会昌留给邓小平的印象太深刻了。1932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将在瑞金任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调到会昌。不久，省委又根据形势的需要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联为一体，成立中心县委，任命邓小平为中心县委书记。
江西会昌景色。1931年8月，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
地后，曾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
会昌，地处闽粤赣三省中心，又是中央苏区南大门。年仅28岁的邓小平不畏艰难，大刀阔斧，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使他所领导的地区成为中央苏区南面的坚固堡垒，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反对国民党军“围剿”苏区的战争。正当邓小平意气风发、准备创造辉煌业绩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降临到他头上。
1933年2月，苏区中央机关报《斗争》点名批判邓小平，指责会昌中心县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3月12日，江西省委根据王明“左”倾路线的意图，向全党公布了指责邓小平的文件。3月底，在会昌中心县委所在地筠门岭召开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对邓小平进行围攻、批判。会后，邓小平被撤销了中心县委书记职务。
如今，他回到了这片熟悉的故土。但他没向当地陪同的负责人吐露这段辛酸往事，这段往事已被他深深地埋在心底了。
尽管邓小平头上还戴着“走资派”的帽子，但会昌县委像接待贵宾一样欢迎他的到来。县里在家的主要负责人，都来看望当年的老书记，给老书记敬酒。县里还特地请邓小平在招待所小会议室观看电影《英雄儿女》。
县委副书记、县武装部政委纪清林和县委副书记韩道修，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全县的情况。汇报中谈到会昌已经发现一个大盐矿，就在周田，离县城46公里，已经开采。邓小平一听，高兴地说：“好哇，明天去看看！”因为邓小平在会昌当中心县委书记时，曾亲身体验过苏区人民缺盐的苦头。那时，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在毗邻苏区的白区实行油盐专卖，计口售盐。苏区军民虽然想了许多办法，不惜流血牺牲，从白区购进一些食盐，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大家只好到处铲地脚泥、挖老墙土，自己动手熬制硝盐。这种硝盐，又苦又涩，吃多了容易害病。邓小平当时也和大家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现在听说周田办起了盐矿，他当然想去看看。他兴奋地说：“苏区时我们吃没有盐的亏太大了，找到盐矿，是件很好的事。”
第二天早饭后，邓小平夫妇在会昌县负责人的陪同下上路了。
汽车开出招待所大门，车上的邓小平见对面的体育场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就好奇地问：“里面在干什么？”当他得知是开物资交易会时，欣喜地对卓琳说：“我们自进城后还没有逛过庙会，回来时去看一看。”
车到周田。一踏进盐矿，邓小平就立即显得十分兴奋，他从这个盐场走到另一个盐场，不时询问盐矿的生产情况。临走时，他对盐矿负责人说：“要把盐矿办好，不仅要满足江西人民的需要，也要满足其他兄弟省市的需要，眼光还可以放远点。”
回到县城，县里的负责人对他说：“我们先到老县委去看看吧！”
“老县委”指的是苏区时中共会昌县委机关驻地。它在会昌城内的孔圣殿旁，邓小平任会昌县委书记时曾在此居住和工作过。这时，老房子已拆除，改建成县法院，只剩下一株四人合抱、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榕，依然屹立在那里。邓小平到这里一看，连说：“这里都变了样呀！这棵大榕树还在！我住在这里时，经常在榕树下看书看报。”
县委的负责人告诉他：“旁边的孔圣殿还在。”
孔圣殿当年是会昌县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方。于是，邓小平又到孔圣殿看了看，并在那里休息了片刻。
从孔圣殿出来，邓小平一行来到县城体育场，参观交易会。
体育场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场内四周临时搭起数十个小棚子。说是交易会，其实是县城各商业部门和全县各基层供销社各占一个棚子，摆上一些商品。场内还有一些出售馒头、油条之类点心的小摊点。在那个商品极度短缺的年代，举办这样一个交易会，尽管参加交易的商品品种单调，但仍然吸引了众多的人群。
邓小平一行从体育场东门进入场内。他顺着摊点，挨个地询问各类价格，问了棉纺问五金，问了五金问文具，他还问了一些中草药材的价格。
在一个由国营饮食服务公司摆设的摊点前，一位老表正在吃馄饨。邓小平微笑着走上前去同老表交谈，询问了价格。他又问一位吃粉干的老表：“你一天的工分值多少钱？”那位老表没好气地说：“还不到两碗粉干钱！”邓小平听后沉重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邓小平沿着摊点从东到西，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整个交易会都看遍了。
快要走出西门离开交易会场时，一位售货员突然认出了邓小平，禁不住惊呼起来：“邓小平！”话音未落，在场的人都放下手中的交易，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邓小平身上。
听到人们的呼喊，邓小平回转身微笑着朝大家挥手告别。
8日下午，天空仍然布满乌云。迎着寒冷的北风，邓小平又上路了。
按预定的计划，先去会昌文武坝参观，然后去瑞金。
文武坝原叫文屋坝，是个大村庄，在会昌城东北约3公里处。这里原是1933年9月成立的中共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1934年夏，受到王明“左”倾路线排挤的毛泽东来会昌视察期间，曾在这里居住过，还将“文屋坝”改名“文武坝”。7月23日，毛泽东在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军区司令员何长工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回来后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清平乐·会昌》。
邓小平在会昌当县委书记时，曾多次到过文武坝，还在这里参加过劳动，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不过毛泽东后来在这里居住的情况，他并不太清楚。他和卓琳来到文武坝，与众人一起在村子里转了转，看了看当年自己劳动过的地方和村前的鱼塘、村后的防空洞。在毛泽东当年居住的屋子里，县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向他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视察南线和填写《清平乐·会昌》词的情况。邓小平听完，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当时也是受排挤的。”
邓小平就要离开会昌了。会昌人民像当年送别红军一样，依依不舍地给他送行，一直送到五里排，进入瑞金县境。
邓小平抵达瑞金，来到了他苏区时期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故地。
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
邓小平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1931年7月，邓小平离开上海，辗转广东、福建，于8月抵达瑞金。一到瑞金，他就被推举为县委书记，直至次年5月。邓小平凭着他干练、果断、务实的工作作风，很快赢得了瑞金人民的信任，成为苏区的一颗新星。1933年他在会昌受到排挤后，又回到瑞金，主编《红星》报，直至长征。在瑞金期间，他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足迹遍及全县。40年后故地重游，邓小平的心情格外激动。
“您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欢迎您回来！”
这是邓小平一到瑞金，县委的负责人见到他时说的第一句话。
要知道，当时他还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听到这句话，邓小平感动不已。他紧紧握着瑞金县委负责人的手，久久不放。
邓小平到瑞金后，下榻瑞金宾馆1号楼。这也是当年专门为毛泽东回瑞金而准备的。
考虑到邓小平当年在瑞金工作时间最长，这次安排他在瑞金停留的时间也最长。
9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瑞金县武装部部长潘学义等的陪同下参观了沙洲坝。
他们首先来到了沙洲坝毛泽东旧居元太屋和红井，接着看了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然后，来到设在沙洲坝的江西省九○九地质大队，听取了大队工作情况汇报，还十分内行地参观了地质标本室、化验室，与技术人员亲切交谈。
按原定计划，参观完九○九地质大队，就回宾馆休息。
汽车往回开了一段路，邓小平不太满足似地问坐在车上的潘学义：“红军总政治部好像在这什么地方？”
“就在这附近的乌石垅。”潘学义回答说。
汽车停下。去乌石垅不能通车，邓小平说：“走路去吧！”他边说边快步向前走去。翻过一座小山冈，到了乌石垅村的杨氏私祠。这是一幢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门前一棵千年古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屋后一片青松，苍翠挺拔。邓小平站在房前看了看，连连摇头，说：“不是这个地方！”
原来这是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总参谋部、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室、秘书室等单位设在这里，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的负责人也住在这里，但总政治部并不设在这里。
陪同的同志又带邓小平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古樟掩映的下肖村一幢房子前。他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这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还不是这个地方。”
那么，总政治部旧址究竟在哪里呢？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都不难想象，当时无论是革命斗争史的宣传，还是革命旧址、旧居的宣传，都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与此无关的往往被忽略掉，就连瑞金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红军总政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
邓小平朝四周环视一遍，沉思片刻，问道：“白屋子在哪里？”
陪同人员都答不上来。好在有几位下肖村的老人在场。老人们告诉大家：下肖村西边有幢白房子，那就是。
邓小平一听来了劲头，丢掉手中的烟头，说：“走，看看去！”
从下肖村到白屋子，要经过一片田埂，田中东倒西歪的甘蔗挡住了小路。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和另一位负责人在前面一边拨开拦路的甘蔗，一边在小路两侧护着邓小平行走。邓小平连连示意不要扶他，踩着田塍小路健步朝前走去。
小路尽头，果见一幢外墙粉白的民居。邓小平快步走上前，连说：“对！对！就在这里！”他转身问县里的负责人：“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座小庙，怎么不见了？”
一位当地老表说：“不错，是有一座。1958年‘大跃进’时拆掉了。”
瑞金县沙洲坝白屋子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邓小平曾在此主编过《红星》报。
白屋子建于1851年，因房子后墙粉得雪白而得名。它是赣南典型的客家民居。中间的大厅分上、下两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5间侧房。现共住有8户杨姓居民。
邓小平迈进大厅右侧小门，稍稍打量了一番，指着左侧第一个房间说：“这是总政治部秘书处办公的地方。”
他又推开第二间房门，说：“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
这时，一旁的纪念馆的负责人惊讶地说：“过去我们怎么不知道这些情况呀？”
邓小平接着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告诉大家：“这一间是总政组织部办公室，那间是武装动员部办公室，王稼祥主任住这一间，杨尚昆主任住另外一间……”
后来，瑞金革命纪念馆经过多方调查，果然证实：红军总政治部于1933年5月从前线迁驻此地。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此。王稼祥、贺昌、袁国平、杨尚昆、邓小平等当时也都住在这里，直到1934年7月才移驻云石山。是邓小平此行帮他们找到了这处珍贵的革命旧址。
邓小平从白屋子左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右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当时正值红薯收获的季节，有几位老表在忙着晾晒红薯片。邓小平随手拉过一张靠背竹椅坐下，从口袋中掏出一盒中华香烟，对几个老表说：“来，歇一歇，抽支烟！”一边说，一边把烟递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点燃一支，和蔼地问：“家里有几口人？今年收成怎么样？”
这时，老表们认出了邓小平，他们高兴地把邓小平刚刚递给他们的香烟塞进口袋，没舍得抽。随后他们争先恐后地回答了邓小平的问话。
邓小平同这些朴实的老表亲切地交谈着、说笑着。不知不觉，十几分钟过去了。邓小平与他们握手告别，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
离开白屋子时，瑞金革命纪念馆的刘礼青问邓小平：“老首长，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
邓小平把手一挥，说：“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
邓小平留恋过去的战斗岁月，更关心瑞金的现在和将来。
第二天，邓小平参观了瑞金的几家县办工厂。
吃过早饭，邓小平就来到了县机床厂和瑞金电线厂。在瑞金电线厂，当他了解到电线从原料到成品，中间要经过几道搬运环节，劳动强度大，又影响生产效率时，就问厂长：“为什么不可以搞条流水线，从这个车间进原料，那个车间出产品？”
接着，他又驱车来到红都糖厂。糖厂负责人特意安排生产科长黄达明具体负责向邓小平介绍厂里的生产情况。
看到邓小平下了车，黄达明走上前去问候：“首长好！”
“你姓什么？”邓小平一边同他握手一边问。
“我姓黄。”
“噢，小黄！”邓小平亲切地说。
黄达明和厂里的负责人把邓小平一行带到厂办公楼会议室休息。会议室的茶几上摆着蜜橘和糖厂自产的糖果，还泡好了加有白糖的茶水。
邓小平拿起茶几上的糖果问：“这是你们厂自己生产的吗？”
黄达明回答：“是！”说完，剥开一颗递过去：“首长尝一尝。”
邓小平尝了一颗：“唔，蛮甜！”接着他又喝了一口糖茶水。
黄达明剥好一个蜜橘递过去：“首长再尝尝这个。”
邓小平接过看了看，说：“喝了糖茶，再吃橘子，嘴巴是苦的。”说完，他摇了摇头，把橘子放回茶几上。随后，他问这个厂是什么时候建的，厂里有多少工人，每个工人劳动生产率多少，都生产些什么产品。黄达明一一作了回答。
大约坐了20分钟，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小黄，走，到车间去看看。”
一出门，黄达明就告诉他，从办公楼去车间，走大路要走一段路。邓小平问：“有没有什么近路？”
黄达明说：“有条小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邓小平认真地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他们沿着小路来到了澄清车间。邓小平一定要到澄清设备的顶部平台看看。上楼梯时，黄达明上前搀扶，他摆摆手说：“不用，我今年68岁，还可以干20年呢！”
跟在他身后的卓琳听了，笑着说：“又吹牛。”
邓小平信心十足地说：“不是吹牛，干20年没什么问题！”
邓小平一边看，一边问每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黄达明作了详细介绍。
来到酒精车间，他问：“你们的酒精多少度？”
“95度。”
“多少？”邓小平没听清，又问。黄达明又说了一遍。
“哦，是95度。”
他又问：“这种酒精做什么用呀？”
黄达明告诉他主要是医用和做溶剂。
“还有一种用途你没说到，酒精还可以开汽车。”
“我没听说过。”黄达明坦率地说。
“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邓小平神情深沉地说。
接着，他们来到糖果车间。车间内，有些工人在用手工包糖粒，有些工人在用机器包糖粒。
“手工包糖每人每天包多少？”邓小平问。
“80来斤吧！”黄达明回答。
“机器包呢？”
“400来斤。”
“为什么不全部用机器包？”
黄达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人多嘛！那样的话，很多工人就没活干了。”
邓小平认真地说：“不能那样说。人多，可以安排一部分人生产，多出来的人可以先送去培训，然后轮换，这样工人的素质就会提高。”
转眼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邓小平看得仔细，听得认真、讲得实在，这给陪同的黄达明以深刻的印象。临走时，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摇下车窗玻璃，把黄达明叫到车前，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小黄，到北京来我家玩！”并挥手与大家告别。
10日下午，县里安排邓小平参观塑料厂和工艺美术厂。
瑞金塑料厂设在县城云龙桥头的廖屋坪旁边。廖屋坪有条小街，是县城的农贸市场。这天正好是星期天，虽已到下午，街上卖菜的、摆摊的，还有不少人。
从塑料厂参观出来，本该上车前往县工艺美术厂继续参观，但邓小平发现路旁是个大集贸市场，便兴致勃勃地径自朝那儿走去。他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在一个卖草鞋、草饭袋子的小摊前停了下来。他伸手提起一个草饭袋子端详了一会儿，对身旁陪同的人说：“当年，我们在瑞金就是用这个焐饭吃的。好香嘞！”
街旁有家卖米酒的小店，一位老大爷倚着柜台在喝酒。邓小平走上前去，兴致勃勃地同老人攀谈起来：“您老喝酒呀？”
老人点点头。
“这酒是哪里产的？”
“本地产的。”
“您喝酒不要菜呀？”
老人又是点点头。
就这样走走看看，看看停停。大约走了100米远。突然有人认出了他。“邓小平回来啦！”一传十，十传百，街上的人们闻讯，都朝邓小平拥来。一时间，把整条街围了个水泄不通。邓小平一边亲切地向人们招手致意，一边徒步前往位于县城八一路旁的县工艺美术厂。40分钟后，当他参观结束从厂里出来时，街上聚集的人更多了，大家都想来看看瑞金当年的老书记。邓小平也深受感染，不时地向人们挥手致意。
这天晚饭后，一位面容憔悴，名叫罗志才的老妇来到瑞金宾馆。
正在门口值班的宾馆钟副经理看见罗志才，问道：“志才，你找谁呀？”
罗志才向他说明了来由。原来，邓小平当年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罗志才是县妇女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曾和金维映一起从李添富乱杀“社党分子”的屠刀下把罗志才抢救出来，后来又培养她当上了县妇女部长。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志才编入县游击队，担任了游击队连长。在残酷的斗争中，游击队被打散，她也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蔽下来。1949年瑞金解放后，她回到组织怀抱，担任了县保育院院长。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遭到迫害。这次听说邓小平回来了，想起邓小平和金维映的救命之恩，立即赶来看望，希望老领导能再救她一次。
听了她的诉说，钟副经理深表同情，就给她出了个主意：“首长正在休息，警卫肯定不让你见他。你最好写个条子，由我交给他的随行人员，看看能不能见着。”
罗志才立即找来纸笔，写道：“欣闻小平同志来瑞，我感到万分高兴。想当初我是在李添富的屠刀下由阿金挽救我出来的。要求见一面，叙谈叙谈，感到荣幸。此致敬礼。罗志才。”
钟副经理接过条子，把它交给了邓小平的随行人员。没过多久，钟副经理被告知：“这次小平同志主要是下来走一走，没有工作任务。下次小平同志回到北京，有机会可以写信去。”
罗志才只好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宾馆。据说，1973年邓小平回到北京不久，就写信给罗志才，要她到北京去。罗志才果然去北京住了一个多月。
11日上午，没有安排参观。邓小平利用这个时间，请县里的领导和瑞金革命纪念馆的负责人一起座谈。他坐在长沙发上，一边吸烟，一边静静地听取瑞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常美江汇报全县情况。听完汇报，他对大家说：“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顿了顿，他接着说：“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瑞金革命纪念馆的负责人刘礼青对邓小平说：“首长，您看了毛主席在瑞金的旧居，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示意刘礼青坐到自己身边，说：“宣传毛泽东的活动，光看几个旧址，还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况。应该有个纪念馆，纪念馆宣传的内容，应该从井冈山斗争宣传到遵义会议。整个这段历史都应该宣传。”邓小平历来主张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的这段话，体现了他的一贯思想。后来，瑞金革命纪念馆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意见，充实了展览的内容。
11日下午，邓小平与卓琳离开瑞金前往宁都，途中参观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大柏地战斗旧址。下午5时左右，他们抵达宁都县城，住宁都县委招待所。
瑞金大柏地前村。1929年2月10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在此伏击
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第15旅刘士毅部，歼敌2个团，俘敌800余人，改变
了红四军自井冈山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
苏区时期，宁都留给邓小平的印象并不十分美好。当时由于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人的错误领导，邓小平不仅在这里挨过斗，还被责令在这里的农村“劳动改造”过。而且他的妻子金维映也因受到“左”倾错误的压力同他离了婚，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伤痕。然而，这些事对于这位胸襟宽广的伟大的革命家来说，早已是淡去的往事了。他对这片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有1.6万余名革命烈士的革命根据地，一直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眷恋之情。
12日，宁都县的同志安排邓小平夫妇到黄陂参观调查。
黄陂是宁都县闹革命最早的地方，40年前，这里曾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当年，在这样一块弹丸之地，毛泽东、朱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率领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军事进攻，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期，毛泽东、朱德按照红军总前委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选择黄陂作为红一方面军战略退却的终点。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朱德等一起制定了红军反“围剿”战略反攻计划，领导红军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战前动员。在黄陂以北16公里的小布村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动员大会时，毛泽东写下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著名对联。1930年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这里发布歼灭进犯龙冈之敌的命令。12月30日，红军获得龙冈大捷，歼敌9000余人，活捉国民党师长张辉瓒。4天后，在黄陂东北的东韶，红军又歼灭国民党谭道源师过半。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总部移驻黄陂以北的小布村，接着在小布村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2月下旬，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率领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等机关，从小布再次进驻黄陂的山堂村，领导苏区军民做好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准备，直到3月26日才离开这里。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红一方面军又神兵天降，向驻守黄陂的敌军毛炳文第八师发起突然猛攻，仅一个半小时就歼敌4个团，毙伤俘敌军5 000余人，缴枪3 000多支。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黄陂充满着传奇的色彩。邓小平当年虽然没有参加过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斗，但他对毛泽东在黄陂期间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所创下的战争奇迹，早已神往。
汽车卷着黄尘疾驰，邓小平在上午9点半前就到了黄陂圩。
邓小平和卓琳由县委和黄陂公社一位负责人带领，乘车前往观音排村和山堂村，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又乘车到丁家排，参观了朱德总司令旧居和红军总部旧址。
邓小平伫立在毛泽东旧居前，徜徉在黄陂大地，置身于昔日的战场中，举目远眺黄陂周围那绵延起伏、苍苍莽莽的山峦，体会着当年毛泽东、朱德的大智大勇，领略“天兵怒气冲霄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壮观景象。
参观完以后，邓小平从“战场”返回公社会议室休息，与当地负责人座谈。
看到县、社的负责人要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照着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接着他一边喝着清茶，品尝着公社从小布买来的金橘，一边问县委副书记：“你们宁都管辖多少公社？”
“25个。”县委副书记一一列举每个公社的名字。当说到赖村时，邓小平插话说：“赖村过去是于都的，苏区时我在赖村石街蹲过点，于都的柿子干不错。”
紧接着，他又详细地询问了黄陂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土地，亩产多少，机耕面积多少，有几台拖拉机，标准台有多少，电力照明多少度，农民人均纯收入多少，对苏区人民生产生活情况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邓小平一边问，县、社的同志一边回答。当问到拖拉机有多少标准台时，公社的同志搞不清什么叫“标准台”，也不懂如何折算。邓小平耐心地作了解释。
在座谈中，邓小平没有作更多的评价，只是将那些令他失望的数字，默默地记在心中。
公社除了从小布买来了金橘，还搞到一些芝麻片、花生糖、兰花根、鲜红薯丝团等当地的糕点特产，请邓小平夫妇品尝。
邓小平拈起一块芝麻片，尝了尝说：“这个东西做工精细，又薄又脆又甜。卓琳，你可以吃点。”
卓琳尝了一片，赞许地说：“确实很好吃。买点回去给我们小孩尝尝。”
小布的金橘，金黄金黄的。邓小平尝了一个，连说：“这个橘子好漂亮，好看又好吃，买点回去给小孩尝尝吧。”不经意间的这件小事，使人们感受到了邓小平夫妇这对患难夫妻对家庭、对孩子的那份珍重和关爱。
黄陂的油炸鲜红薯丝团，别有风味。邓小平拿起一团瞧瞧，不知为何物，就问：“这是鳙鱼头吧？”人们告诉他：这是用鲜红薯切成丝拌淀粉油炸而成的。邓小平咬了一口说：“啊，好吃！”
临走时，黄陂公社送给邓小平夫妇20斤小布金橘和两小包芝麻片。邓小平让卓琳付钱，公社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卓琳，只好把钱收下。
在回县城的路上，邓小平顺道参观了位于七里村的中共江西省委旧址和黄陂县农机厂。邓小平一边参观一边问县里的同志：“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斜面寨？苏区时，红军攻了好久才攻下。”
县里的同志回答说：“是有一个，离县城10里。”
斜面寨又叫翠微峰，奇峰壁立，耸入云天，十分险要，是宁都的一个旅游景点。
“能不能去看看？”邓小平问。
县里同志说：“不通车。”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好，好，不去看了。”
邓小平还想去看看宁都县城的集贸市场。但随行人员怕再出瑞金城里那种“风波”，邓小平只好作罢。
午饭后，稍事休息，邓小平一行前往宁都县“毛泽东实践活动纪念馆”参观。约半个小时后，前来迎接的广昌县革委会副主任邓大德已到宁都。邓小平按原计划离开宁都，前往下一站广昌参观。
广昌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从1934年4月11日至28日，红军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广昌保卫战”。这场恶战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是“堡垒对堡垒”“节节抵御”“短促突击”错误战法的典型战例，毛泽东称之为“乞丐与龙王比宝”。恶战的结果，是红军伤亡5 000余人，损失惨重，广昌县城丢失，苏区北大门洞开。
当时，邓小平任《红星》报主编，对北大门的战况了如指掌。即使在几十年后，他对此还记忆犹新。但他从没有来过广昌。这次到广昌，在下榻的县招待所，他对前来迎接的县武装部部长孟保民和县革委会副主任邓大德说：“过去保卫广昌。现在到了广昌，了了这个心愿。”
喝茶休息时，他问邓大德：“那个万年亭还在不在？”
万年亭，是广昌县高虎垴南大岭夹山坳公路旁的一座古凉亭。1934年8月5日至7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高虎垴顽强抗击国民党军6个师十数次的轮番进攻，毙伤敌4 000余人。战斗中，彭德怀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座古亭。邓小平当时对高虎垴战斗十分关注，曾连续编写3篇专稿在《红星》报发表，高度赞扬高虎垴战斗中红军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介绍了红三军团在高虎垴战斗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
邓大德告诉邓小平：万年亭已在战斗中遭炮火毁坏，至今未修复。邓小平点点头，颇为遗憾。
他们还谈到广昌保卫战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很想到实地看看当年博古、李德是怎样瞎指挥，红军战士又是怎样浴血苦战的。邓大德告诉他：明天看看广昌革命纪念馆，再到沙子岭一带看看，就更清楚了。沙子岭即现在的长生桥，距广昌县城7公里。
聊到这里，邓小平问邓大德：“你姓什么？”
邓大德回答说：“我姓邓。”
“啊，是老华（‘老华’即同姓的意思）。”邓小平诙谐地说。他接着问：“叫什么名字？”
“叫大德。大小的大，道德的德。”
邓小平笑了起来，说：“你‘大德’，我‘小平’。”
邓大德连忙说：“您是老前辈，老首长。”他请邓小平夫妇在广昌多住几天。卓琳解释说：“我们要服从中央的安排，不多住了，明天就走。”
当晚，广昌县委领导请邓小平夫妇在招待所小餐厅看电影《小保管上任》。这是一出由广昌县采茶剧团创作演出的独幕采茶戏，乡土气息浓郁，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它拍成了电影。“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个戏被诬为“大毒草”，影片也被封存。广昌的同志冒着风险，将这部影片拿来放映。
邓小平十分专注地看完了电影。看得出，他对这部电影很感兴趣。
电影放完后，邓大德请他提提意见。他非常满意地说：“县里能拍出这个戏，很好！”
这件事，在后来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果然成了邓大德的一个罪名。造反派指责他“将封存的影片也拿出来给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看”。邓大德对此却不屑一顾。
第二天，邓小平来到广昌保卫战主战场之一的沙子岭，这里也是当年中央苏区与白区的分界线。他站在岭上，北望绵延起伏的群山，又转过身来望着身后的中央苏区，感慨地对广昌陪同的同志说：“苏区时几次想进广昌都没来成，今天总算进来了。”
13日上午，连日阴沉沉的天空突然放晴，浅灰色的“伏尔加”在阳光照射下驶离广昌，出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当天中午，邓小平一行赶到抚州。赣州军分区副政委崔永明和负责警卫的黎新泉，与广昌县的邓大德等一起，一直护送邓小平夫妇到南丰县城。
邓小平夫妇在抚州待了两天，参观了几家工厂。临川县的青莲山麓有口温泉，邓小平还慕名去那儿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温泉澡。
12月15日，邓小平夫妇回到南昌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
邓小平这次赣南之行，历时10天，参观访问了7个县市，行程2 000多里。既“了了心愿”，又接触了社会，还了解到了一些真实情况。
然而，虽然当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已有所缓和，但邓小平仍是“前途未卜”。因此，邓小平在沿途各地时时、事事小心谨慎，生怕给地方的同志带来不便。赣南的许多地方，他都想去看看，特别是想多和普通的老百姓们聊聊。他希望多看看百姓的生活，多听听百姓的呼声。但这次赣南之行，并没能使他完全如愿。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他此行甚至都没有照一张照片。但赣南老区人民还是通过各种方式向这位他们十分敬重的老人表达了敬意。他们期盼着邓小平能早一点出来为党和人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