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要取得国际金融地位（1991年）
在上海：不坚决开放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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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视察。
1月31日上午9时40分，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和女儿邓楠、邓榕，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等人的陪同下，驱车视察上海航空工业公司。
1991年1月31日，邓小平视察上海航空工业公司。
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于1985年与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署了《合作生产MD-82型飞机和补偿贸易总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合作生产25架MD-82型飞机，于1991年前全部交付给中国的东方航空公司和北方航空公司。为了平衡中方的外汇支出，美方为中方安排协议总成交额30%的补偿贸易，其中航空产品和其他民用产品各占50%。同时，双方共同进行新技术的合作开发研究。
上海航空工业公司的主要工作是利用麦道公司提供的零部件完成机身装配、机翼对接、飞机总装、试验、试飞和交付，并很快过渡到利用美方提供的原材料自制机头（后扩散给成都飞机公司）、水平安定面、起落架舱门、货舱门、服务门、襟翼滑轨支架等11个飞机部件。上述自制件除了满足25架飞机的装机需要外，还作为航空产品的补偿贸易返销美国，与麦道公司生产的飞机配套。
这项中美合作工程，是改革开放以后当时中美之间合作规模最大、金额最多、时间最长的重要工程，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关心和支持。这次邓小平亲临视察，正是工程即将圆满成功的关键时刻。
这天一大早，公司总经理景德元即赴西郊宾馆迎接邓小平一行。在前往厂区途中的50分钟时间内，景德元向邓小平汇报了公司概况、MD-82工程和干线飞机项目。邓小平听得十分认真和仔细，还问了不少问题。
在视察前，朱镕基也向邓小平汇报了干线飞机的情况。
朱镕基认为，经过论证，干线飞机所选机型很好，希望国家早点定下来。
邓小平说：“今后干线飞机的生产，在上海可以和开发浦东结合起来。”
当车队抵达厂区后，邓小平健步下车，精神饱满，红光满面。在公司总经理景德元、公司党委书记陶人观、公司副总经理兼5703厂厂长吴作权、厂党委书记石志塘等主要领导陪同下，邓小平参观了MD-82型飞机的铆装和总装车间，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进入车间，邓小平看到已经造好的MD-82型飞机，十分高兴，他鼓励大家要有更高的目标，要造300座的大飞机。
当见到车间里有那么多的青年工人时，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就是要多培养年轻人，年轻人是我们的希望。
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很愉快。当景德元汇报到通过合作生产，已在上海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民用航空工业基地，取得了四个方面的成果时，邓小平说：“这很好。”
当汇报到以后10架飞机中有5架MD-82型飞机返销美国时，邓小平问：“这是不是第一次（返销）？”
当汇报到希望国家制定保护民族航空工业的政策时，邓小平点头表示“应该”。他又说：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个架，才1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5万吨的外国邮船。
说到“风庆轮事件”，这里还有一段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的故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玩弄了许多阴谋诡计，“风庆轮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完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1974年初组装试航，5月份远航欧洲，5个月后回国。虽然航行中出过一些技术故障，但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没想到却成为江青等人用来搞阴谋诡计的筹码。从1974年1月起，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的旗号，提出“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的口号，明目张胆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7月17日在即将赴外地休养前夕，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江青等人，警告他们“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从7月中旬到9月底，江青等人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但是他们一直在伺机发动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攻击。恰在此时，9月30日，风庆轮远航归来，江青、张春桥即要求大力宣传此事。他们的真实用意是试图通过宣传风庆轮，给周恩来为扩大对外贸易交流所作的努力扣上“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的帽子，进而打倒周恩来、邓小平，实现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图谋。
在他们的指使下，《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把风庆轮的远航成绩归功于他们，把造船与租船、买船完全对立起来，把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史说成是“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影射周恩来“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
1974年10月13日，江青在《国内动态清样》一则有关风庆轮远航的报道上写了一段措辞激烈的批示。报道中提到，交通部派到船上协助航行工作的副政委李国堂曾因记录质量问题与原船上的个别领导有过不同意见，还发过“江青搞的样板戏都是女英雄”的议论。江青在批示中写道：“我看了1974年10月13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对江青的批示极力表示赞成。在10月14日一天之内，三个人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传阅了有关材料，并分别写了批示。
王洪文的批示是：“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已在10月12日告诉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的情况报中央。”
张春桥的批示是：“同意江青同志的批示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
姚文元的批示是：“同意江青、洪文、春桥同志的意见。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崇洋思想是由他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1974年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拿出有关风庆轮的材料和他们四个人的批示，要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表示意见。
江青说：“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我已经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邓小平说。
江青逼问：“你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立即顶了回去：“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江青恼羞成怒，立刻撒起泼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
邓小平愤而起身，退出会场。
1974年10月18日，江青等人派王洪文飞赴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
王洪文见到毛泽东后说：昨天在政治局会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与邓小平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那样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事有关。我来这里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这样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听了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江青等人制造并利用“风庆轮事件”企图整倒邓小平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
邓小平接着说：现在我们开放了，10万、20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行业。不坚决开放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1991年2月13日，邓小平视察上海航天局。
MD-82这个合作项目筹备过程中，邓小平也曾过问过。他说，飞机制造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带头工业，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如果我们的飞机价格比美国的便宜10%~20%，就可以出口，特别是向第三世界出口。
在厂里，邓小平每到一处参观，都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也不断地向工人群众挥手致意，向工人们问好。他说，现场的工人都很年轻，10年后都是骨干，他们是跨世纪的。
在总装车间，邓小平接见了公司和厂、所的领导，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并合影留念。
整个视察活动到10时10分顺利结束。
上海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魏积森后来回忆说：“尽管邓小平当时已86岁高龄，但在听汇报和视察时还是精神抖擞，思维敏捷，并对专业性的问题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邓小平视察后不久，MD-82合作工程即取得了成功。通过合作生产，公司在民用飞机的研制、生产和管理方面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数千名干部职工受到了严格的技术、管理培训，公司的实力大大增强，取得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颁发的飞机总装和零部件制造两个生产许可证的延伸认可证书，这是美国建国以来向国外颁发的第一份整机总装许可证，并具备了年产12架飞机的生产能力。
2月13日，春雨绵绵。邓小平在国家主席杨尚昆和上海市委负责人朱镕基、黄菊、王力平等的陪同下，来到位于闵行的上海航天局运载火箭总装厂——上海新中华机器厂视察。这是邓小平继1959年12月16日在上海视察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首枚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32年后，第二次亲临上海航天基地视察。
上海航天局局长苏世堃回忆说：“1991年邓小平来我局视察时，我担任航天局局长。我记得当时在两个星期前市委办公厅主任王力平同志通知我局，说有首长要来我局参观，要我们做好接待准备。首长到我局参观，实际上表明对整个上海航天事业的关心，也是对全国航天事业的关心。我们研究决定把参观地点选择在新中华机器厂，把我们航天局的军品运载火箭、防空导弹、卫星和民品等成果都集中到中华厂来展示。当时我们并不清楚是哪一位首长来，但从市里的要求来看，我们猜测可能是小平同志。因为当时正在春节前，小平同志近几年都到上海过春节，因此我们做了一些准备。为了让小平同志有一个全面概括的了解，我们准备了一份概括的全局基本情况介绍以及参观的一些内容，每一部分的内容介绍，我们分别让这一部分的负责人讲解。”
宽敞明亮的运载火箭总装厂房，摆放着“长征四号”运载火箭，航天人怀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等候着这位备受爱戴的老人的到来。
上海航天事业的起步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
1969年8月14日，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下达了上海也要研制运载火箭的光荣任务。
经过几个春秋的努力，由上海航天人研制的“风暴一号”大型运载火箭，从1975年起，相继将6颗卫星送入轨道。1981年9月，一枚“风暴一号”运载火箭不负众望，成功地将一组三颗卫星送入不同轨道，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首次发射一箭多星的记录，使中国成为世界第四个能用一箭发射多颗卫星的国家。
1984年，倾注着上海航天人满腔心血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研制成功，同年4月成功地将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定点在太空。此后的几年，“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独领风骚，先后4次成功地发射我国实用通信卫星。1990年4月7日，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的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被成功地定点在3.6万公里高度的轨道上，为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先进的通信服务，标志着中国开始在通向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道路上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全球为之震撼！外电评价说，这次发射，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第一次爆炸了原子弹。
1988年9月，一枚长达40余米，起飞推力达300吨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把我国第一颗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一号”发射升空，这是以上海航天基地为主研制的大型运载火箭，标志着上海的航天科研水平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0年，第二颗“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又被送上太空。
上海航天基地自70年代初承担运载火箭研制任务至今，已研制和参与研制了四种型号的运载火箭，先后参加了14次发射任务，将18颗不同用途的卫星送上太空，80年代以来，取得了箭箭成功的优异成绩。
上午9时35分，一辆中型客车缓缓地停在刚刚撩开神秘面纱的运载火箭总装厂房门口。
邓小平健步走下车来，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上海航天局党政领导苏世堃、尹荣昌以及航天老专家们一一握手。
邓小平仔细听取了苏世堃的简短介绍。当介绍到厂房内陈列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是合练弹时，邓小平询问道：合练弹做什么用？苏世堃回答说，合练弹是用于发射塔架对接协调和操作练习用的。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
运载火箭部分是由上海航天局副总设计师李相荣负责介绍。
在稍事休息之后，邓小平走到横卧着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合练弹前，与迎上前来的李相荣亲切握手。
邓小平问，“长征四号”是什么时候开始研制的？是固体发动机还是液体发动机？
李相荣说，作为运载，现在都用液体；作为战略导弹，现在都用固体。
当得知从1978年开始研制的采用液体发动机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已经连续两次成功地发射气象卫星时，邓小平高兴地说：“万无一失啊。”
陪同视察的杨尚昆问：“你们已经连续几次成功？”
苏世堃说：“‘七五’期间我们参与了7次发射任务，都是箭箭成功。”
邓小平说：“箭箭成功，办到了，了不起，世界上没有。”
当汇报到周恩来总理对航天工作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方针指示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还要继续坚持这个方针。”
当汇报到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决策下，上海的航天人努力完成了各项任务时，邓小平说：我参与了这些决策。我们的决策主要是政治上决策，具体的技术还要靠你们技术人员来实现。我们决策是务虚，实干还是靠你们，能否干好靠你们了。
邓小平的话，使在场的同志深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信任，深感肩负的历史使命之重大。
在新近研制的“风云一号”气象卫星模型前，副总设计师徐福祥向邓小平简短地介绍说：这颗由我国自行研制的卫星升空之后，不仅已经开始为国内气象、农业、渔业和海洋业服务，而且还向世界各国传递气象云图。
邓小平饶有兴趣地接过徐福祥递过来的卫星云图，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杨尚昆说：“气象卫星搞得不错，很有用处。”(https://www.daowen.com)
在上海航天局研制的某型号战术武器面前，邓小平关切地询问：“一年能生产多少？”
穆虹总工程师汇报说，我们的批量生产不够，投资不够，要保持航天发展势头，希望国家能加大投资。
邓小平说，这个导弹很有用。防空是很重要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能力根据国家的需要，集中人力、物力办几件大事。我们现在主要是发展经济，只要我们经济上去了，我们将来什么都可以有，甚至还可以买。
对于航天局的同志提出的资金短缺问题，邓小平笑着指身边的杨尚昆主席说：“你们找他要去。”杨尚昆也笑着说：“我的口袋里也是空的。”在场的人全都笑了。
邓小平一边走着，一边一字一顿地嘱托道：你们还要搞新的发明，搞新的型号，增强新的能力，你们会办得好的。这支队伍，经过几十年的锻炼，没有失败过。
穆虹表示，一定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搞好研制工作。
在介绍到另一种型号的导弹时，邓小平对这种型号导弹的总设计师梁晋才说：“这种导弹我知道。”
当邓小平得知还有一种型号的战术导弹已经批量生产时，便关切地询问：装备什么部队，装备到哪一级，需要的量有多大？在得到答复后，邓小平连声说：“好，好。”
邓小平和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在参观中始终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仔细地看着，不时地问着，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有如此精良的产品而欣慰。
参观完军工产品之后，邓小平、杨尚昆等来到航天局研制的部分民用产品面前。航天牌电冰箱、上海牌电视机、为桑塔纳轿车国产化配套开发的车用空调、上海牌洗衣机和其他民用产品，整齐地排列在那里。
邓小平还询问了电冰箱和电视机的价格。他建议航天民品的造型能否再漂亮一点，标志是否再明显一点，这样就更便于推销，打开市场。
多么殷切的谆谆教导！
当邓小平得知上海航天基地已开发了100多种民用产品，民用产品产值已占总产值的90%时，高兴地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些。我们抓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这一条抓对了。有的国家就不行，所以搞得很困难。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便以对世界风云的敏锐洞察力和对战争与和平的正确判断，预言世界大战20年打不起来。这一科学的预言，使我国的国防科研从临战状态转向和平建设的轨道。在一次重要会议上，邓小平全面阐述了调整国防工业发展战略的十六字方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1985年，邓小平以一个战略家的气魄和远见，又一次做出了让世界震惊的举动。他向世界宣布，中国国防工业要发挥设备、技术和人才的优势，加入整个国家建设中去。与此同时，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将“军转民”正式列入国家发展战略。
航天工业这支经过30多年艰苦创业成长起来的、拥有一大批优秀科技人员和精良仪器仪表设备的重要力量，在为国防现代化服务的同时，开始走上了开发民品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辉煌之路。
上海航天基地研制过导弹、运载火箭和卫星的科技人员，到90年代初，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广播电视设备、通信设备、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精密医疗器械、家用电器、机械设备等7大类领域中，开发出140多种产品。
历史已经印证了这位老人的预见，历史还将继续印证，邓小平所倡导的军转民战略将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短短55分钟过去了，邓小平一行即将离开新中华机器厂。
在签名册上，邓小平郑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为上海航天人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1991年2月13日，邓小平视察上海新中华机器厂时，该厂送给他一个导弹模型。
在与在场的上海航天局党政领导和航天专家们合影之后，邓小平握着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孙敬良总设计师的手说：“感谢你们的工作。”
临走时，航天局的同志送给邓小平一个“长征四号”的模型。邓小平笑着说：“我家里有许多这样的模型。”
邓小平的女儿说：“咱们家没有这个模型。”
邓小平笑了。
这个模型后来一直放在邓小平办公室的书柜里。
邓小平视察新中华机器厂的第二天，正是中国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春节。邓小平和杨尚昆、李先念与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部分老同志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春节，互致新春问候和良好祝愿。
邓小平和杨尚昆、李先念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等陪同，与上海各界人士见面。他满面笑容地与大家亲切握手交谈，气氛热烈。
邓小平高兴地说：“同志们新春好！借此机会向英雄的上海人民表示热烈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
朱镕基说：“上海人民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你们在上海过春节，是对上海人民的鼓舞，我们上海人民非常高兴。”
杨尚昆说：“我向上海的同志拜年。同时，我受江泽民总书记委托，代表他向上海人民拜年！”
李先念也高兴地说：“谢谢各位来看望我们。应该是我们向你们拜年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总的形势很好，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我送你们上海四句话：开发浦东，振兴浦西，实事求是，稳步前进。实事求是总是不错的。不能光稳步，还要前进。稳得多了，不动也不行。”
杨尚昆接着说：“去年全国形势确实非常好，当然还有困难，但比前年要好得多。”
欢聚结束时，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与大家合影留念。
2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朱镕基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顶层的旋转餐厅。
旋转餐厅里挂着两张大幅地图，一张是上海地图，另一张是浦东新区地图，地图旁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
邓小平看着眼前的地图和模型，缓缓地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国外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1991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上海听取浦东开发情况的介绍。
邓小平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托身旁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接着，邓小平又满怀信心地说：“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他俯瞰着上海的全貌，远望着浦东说：“（浦东）自由机动，余地大，就像画图画，怎么画都可以。全靠新的，比旧的改造容易，而主要的是好的多。”
这就是老人对浦东寄予的希望！
随后，邓小平驱车前往浦东视察。
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重申了开发浦东的战略意义：“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邓小平再三告诫上海市的负责同志：“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
邓小平听后，精辟地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朱镕基说：“我们不怕了，我们相信上海人民有力量，憋了几十年了。”
邓小平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随后，邓小平在朱镕基等人的陪同下又来到南浦大桥浦西段的建设工地。朱镕基把上海黄浦江大桥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朱志豪介绍给邓小平。
邓小平问朱志豪：“这座大桥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
“这座大桥是当今世界斜拉桥第三，第一是加拿大的阿拉西斯桥，主桥跨度465米，第二是准备造的印度加尔各答胡格里桥，主桥跨度457米，南浦大桥主桥跨度423米，位居第三。”朱志豪回答。
邓小平听了之后满意地笑着。
朱志豪汇报说，在建大桥时，给老百姓带来很多困难，但大家都没有怨言，所以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邓小平点点头。
朱志豪接着说，工人们在工作中不计报酬，白天黑夜都在干。建好后，只要7分钟浦东就到浦西了。
听完介绍，邓小平又健步来到南浦大桥工地，亲切看望坚持春节加班的建设者，并兴致勃勃地在大桥上合影留念。
2月21日，邓小平从上海乘火车返京。
路过济南站，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前往车站看望他。
邓小平对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和省长赵志浩说：“你们山东搞得好。”
这年，山东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等项指标的增长率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当姜春云汇报到山东经济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后经济工作准备再上一个新水平的总体构想时，邓小平点头连声说好。
姜春云说，根据山东的条件，有可能提前4年到5年实现第二个翻两番。
听到这里，邓小平非常高兴，他说：“还是你们的想法好。”
途经山东兖州火车站时，作短暂停留。中共济宁市委的主要领导前来迎候，向邓小平汇报工作。
中共济宁市委书记王玉玺后来回忆说：
“那天上午邓小平从上海回北京，上级通知济宁市委的主要领导到车站向小平简要汇报工作，时间15分钟。
“我们在兖州车站等候迎接小平。当敬爱的小平神采奕奕走下火车时，我们激动万分，跑上前去同他握手。我简要地向小平汇报了济宁市的工作。我说，在您老人家制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引下，在您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济宁市发展很快很好。1982年济宁工农业总产值为27.7亿元，到1987年翻了第一番，达到62.3亿元，1990年达到104亿元，粮食产量由47亿斤达到66亿斤。小平听了汇报非常高兴。
“他还问林业发展怎么样，1983年看过的泡桐树现在长得怎么样了，曲阜市现在发展怎么样等。我回答说：您老人家1983年指示后，泡桐发展很快，实行了林粮间作。曲阜现在游人很多，每年国内游客150万人，国外游客2万至3万人。小平听了连声称好。
“小平指示说，农业很重要，要重视粮食生产，还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要靠政策、靠科学，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不觉时间到了，火车快要开了，小平走上火车，转身又向我们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