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上海过春节（1988年）

第一次在上海过春节 （1988年）

对于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在浙江：“五年之间，一个浙江变成三个浙江。”第一次在上海过春节，带给上海的是新的腾飞。视察高能物理研究所，指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

一

1988年1月29日，邓小平来到了杭州。

5年前，他曾在这里和浙江省的领导同志谈“翻两番”的问题。5年后的今天，他要亲眼看一看浙江发生了哪些变化，“翻两番”的目标到底能不能实现。

邓小平一行下榻在西子湖畔的汪庄。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薛驹、省长沈祖伦陪同邓小平到达住地。

薛驹汇报说，过去的5年中，浙江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一倍多，城乡人民的收入水平也翻了一番多。

邓小平听后非常高兴，他说：“五年之间，一个浙江变成三个浙江。”

“我们浙江经济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在全省的工业产值中，乡镇企业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薛驹继续说。

邓小平接过话头说，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农民自己的创造。他进一步说，乡镇企业很重要，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当薛驹汇报到浙江的商品市场、农贸市场发展得很快，这也是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创造时，邓小平肯定地说：把市场当作一种手段，也可以搞社会主义经济嘛！

在随后的谈话中，邓小平对宁波的对外开放十分关心。他问到宁波北仑港的建设情况，问到包玉刚先生投资办宁波大学的情况，还问到包玉刚先生投资办钢厂的进展情况。

宁波是浙江省的沿海城市，在历史上也曾是我国最为发达的港口城市之一，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起步较早。在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后，许多宁波工商界人士又从宁波转到了上海发展，后来又从上海转到海外继续发展。经过近百年的艰苦创业，逐步形成了一个有强大经济实力和管理人才队伍的海外“宁波帮”，分散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数约30万人左右，其中有许多是工商巨头、文化教育科技名人和社团领袖。1984年，香港10大富豪中就有4位是宁波籍人士。针对宁波在海外的知名人士多的情况，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和会见海外宁波籍知名人士时，多次指示，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宁波的民用机场要解决，附近的军用机场可以拿出来，交地方使用；要派卢绪章（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对外开放，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两个多月后，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同年，宁波还被国务院列为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

1985年1月4日，邓小平在与谷牧的谈话中说，关于宁波的对外开放工作，先解决宁波的机场问题，军民合用。“办宁波大学包玉刚愿意出钱，这是一件好事，我答应给题校名。你们应该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好。”此后不久，邓小平在与三位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着重谈了宁波方面与外资合作的情况。邓小平还热情支持包玉刚先生利用宁波港的优势，与外商合资在北仑港区建设大型钢厂，发展重化工业的倡议。邓小平说：“包玉刚先生说，宁波可以进25万吨的轮船，是个少有的理想港口，25万吨轮船运输成本可以降低30%。所以发展金三角，如果把上海、宁波连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凡是搞这类投资的人，我们都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如果有风险，国家要与投资者分担。”

也就在这一年，国务院正式把北仑港确定为全国建设的4个国际中转港之一。

邓小平亲自和“宁波帮”的知名人士交朋友，时常会见宁波籍知名人士，亲自做各地“宁波帮”上层人士的工作。邓小平关于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在各地“宁波帮”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香港的包玉刚、邵逸夫、陈廷桦，在台湾的应昌期，在日本的孙中利，在美国的应行久等宁波籍人士，都纷纷回到家乡，探亲访友，捐资投资，支援家乡建设。

包玉刚先生就是邓小平多次会见过的海外“宁波帮”的人士之一。

1981年7月6日，邓小平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和他的父亲包兆龙以及包氏环球航运集团一行。同年12月8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包玉刚和他的父亲包兆龙。

1982年9月14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包玉刚。

1984年5月28日，邓小平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同年12月18日，包玉刚作为港澳101人代表团成员，前往北京机场迎接前来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19日，包玉刚也出席了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仪式结束时，包玉刚接到通知，邓小平要单独会见他。2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包玉刚。会见中，包玉刚告诉邓小平，他最近访问了家乡宁波，这是他40年之后首次回家乡，并介绍了宁波的情况，顺便提及向家乡捐款5 000万人民币，准备创办一所宁波大学。

邓小平听后很高兴地说：“你很热心啊！”对包玉刚为祖国、为家乡做了许多事情表示赞赏。包玉刚还以宁波家乡人的身份邀请邓小平去宁波，并表示他可以当“导游”。邓小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说：“很想去宁波看看啊！”会见后，邓小平还设午宴招待包玉刚和他的家属。

1985年10月，邓小平为包玉刚投资1 000万美元建造的北京兆龙饭店题写了店名，并出席兆龙饭店的剪彩仪式。

……

1985年10月，邓小平出席兆龙饭店开业仪式。

当薛驹说到包玉刚先生主张利用英国、德国几家外国公司的投资来办钢厂时，邓小平说，可以利用外资，要学会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二次大战后，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都是利用外资发展起来的。人家来投资，只要是好的，能带动我们工业发展的，我们应该使他们得利多些，才有竞争力。

后来，薛驹回忆这次谈话时说：“这次谈话时间不长，但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小平同志时刻关心着全国包括浙江在内的经济发展，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在沿海城市包括宁波在内的落实和进展。”

2月5日上午，邓小平游览了西湖的三潭印月和花港观鱼。

二

2月10日，邓小平离开杭州前往上海。

这时的上海甲肝肆虐，很多人都不愿去上海。

邓小平执意要去，显然是有他的考虑的。

20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特区，作为中国沿海开放带的排头兵。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条件运筹决定的。因为这些地区容易受海外发达地区经济辐射的影响和产业的梯度转移，起步快，阵痛小，同时它们可以为全国的开放提供经验和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撑点。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上海肩负着支持全国改革开放的重任，处于“后卫”的位置。但是，上海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诸如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城市发展与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的矛盾，加快发展与传统观念以及和集权型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使得上海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曾独领风骚几十年的地位趋于下降，整个8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的总体速度仅为7.4%，低于全国9%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上海产品在外地市场的占有率从70年代的“三分天下有其一”下降到80年代的17%。

上海市委、市政府为重振上海国际大都市的雄风，对上海发展的北上、南下、西扩、东进等多种方案进行了探索。北上是指往北部的宝山地区发展，南下和西扩指向邻近江、浙两省的郊县发展，东进即是跨越黄浦江，开发浦东。1984年，上海在制定《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和《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时，确定了“东进”的基本构想。浦东濒临东海，背倚物阜民丰的长江三角洲，扼长江而连接中西部内陆，处于我国“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的交汇点，通江达海，具备得天独厚的国际经贸区位优势与国内辐射优势。有识之士关于开发浦东的设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当黄浦江西岸已是国际著名大都会的时候，浦东除沿江部分区域外，都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地区。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特区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经验，邓小平开始把他的目光投向了上海。这是他整个开放大格局战略的第二步。

1988年1月23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邓小平认为，现在就是加速上海发展的时机，不能错失了。他要到上海去！他带给上海的将是一个新的天地。

上海，这座既古老又焕发着朝气的城市，同邓小平有着不解的缘分。

1920年，邓小平顺江而下，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在这里登上法国邮轮，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旅途，也迈出了他成为职业革命家的第一步。(https://www.daowen.com)

1927年，23岁的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上海，开始他后来称之为“吊起脑袋干革命”的“秘密工作”。在这里，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为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站住脚跟，开展工作，他当过杂货店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他熟悉当时所有中央机关的秘密接头地点，熟悉上海的街道和弄堂。

1949年，邓小平指挥部队解放了上海这座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到上海参加中央在这里召开的会议，上海的很多厂矿、企业、商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邓小平熟悉上海，了解上海的工人阶级。今天，他要让上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腾飞，以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之一。

1988年2月18日，在喜迎龙年的除夕之夜，邓小平出席了上海市各界春节联欢会，与上海人民共庆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上海过春节。

这一天，上海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上海人已经很少看到这样的大雪了。人们期盼着这场瑞雪能够给上海带来好的兆头。

此时的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内春意融融。

邓小平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江泽民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出席联欢会的700多位上海各界人士起立热烈鼓掌，邓小平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这时，两条“彩龙”从会堂两边昂首摆尾“飞”上舞台，以“龙灯舞”揭开了联欢会的序幕。

1988年，邓小平在上海欢度春节。

联欢会主持人首先衷心祝愿邓小平同志健康长寿，新春快乐。全场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对政治一向敏感的上海人看到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就预料着上海将会有大的动作了。这一点，成为上海人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在联欢会上演出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其中有京剧“言派”传人言兴朋演唱的《让徐州》。据说，这是邓小平点的节目。有张南云、关怀演唱的京剧，有歌唱演员徐小懿，舞蹈演员董智芝、蔡一磊、陈雁等的歌舞和杂技，还有莫非仙演出的魔术。

演出结束后，邓小平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周谷城，在江泽民、朱镕基陪同下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亲切见面。尽管演员们内心热切盼望能与小平同志握手，但由于上海甲肝传染面很广，从健康角度考虑，要求以掌声表达对小平同志的崇敬之情。不料，邓小平主动伸出手去，与每一位演员握手，祝他们演出成功，新春快乐。演员们紧握他老人家的手，激动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不禁热泪盈眶。目睹此情此景，在场的人无不激动万分。黄菊后来撰文说：“小平同志是那样的平易近人，把自己完全融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心连心，正是这种崇高风范，在人民心中铸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邓小平还和演员们一起照相留念。

2月24日，邓小平回到北京。

从这以后，邓小平连续7年都是在上海过的春节。

两个多月后的上海有了新动作。5月，上海召开了“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江泽民在会上提出了结合老城区的改造，建设一个现代化新区的方针，强调要再造“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内对外枢纽的功能”。此后，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支持下，上海加快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可行性研究。

三

10月24日，邓小平来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视察，庆祝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

邓小平和中外科学家一起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工程奠基典礼。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项世界高科技工程，是在邓小平的关心下建成的。

高能物理是寻找新粒子，进行物质微观结构研究的一门尖端科学。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从60年代就开始了。1972年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等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对发展中国高能物理的意见和希望。周恩来总理亲笔回信说：“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1975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批准开展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计划在北京建造一台5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代号“八七工程”），并列入全国自然科学发展规划。

1977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主任阿达姆斯来访，在与邓小平会面时问道：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开展高能物理研究，搞高能加速器？邓小平说，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既然要搞四个现代化，就得看得高一点，看远一点，不能只看到眼前。

1980年底，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压缩基建规模，决定“八七工程”停建。这在国内外高能物理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科学家对我国如何开展高能物理研究工作纷纷发表意见。12月25日，聂华桐等14位美籍华裔科学家致信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直率地反映了他们对我国发展高能物理研究及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意见。

10多天后，邓小平指示：请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召集一个专家会进行论证。

1981年12月22日，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副院长钱三强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报告，请求批准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当天，邓小平批示：“这项工程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了。”3天后，在会见李政道教授前，邓小平再次对万里、姚依林和中科院的领导说：“要坚持，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了。”在谈到工程进度和经费时，邓小平说：“按5年为期，经费要放宽一些，不要再犹豫不决了，这个益处是很大的。”

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对撞机工程计划任务书，同年12月，中央决定将对撞机工程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并由国家计委主任宋平负责组建工程领导小组。

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破土动工，邓小平亲自为基石题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

邓小平和中外科学家一起参加北京正负

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工程奠基典礼。

就在这一天，邓小平来到了高能物理研究所。他接见了中国科学院部分在京学部委员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模型。

对撞机工程经理、高能所副所长谢家麟教授汇报了工程的总体规划和预期进度。

邓小平参观了10兆电子伏质子直线加速器，随后到对撞机工地参加奠基典礼并铲了第一锹土。邓小平还亲切接见了高能所和各部委参加对撞机工程建设的科技人员和职工代表，被接见的还有参加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美方代表。

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4年的努力，1988年10月16日，对撞机首次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10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成就，认为“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它的建成和对撞成功，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

在这中国科技界欢欣鼓舞之时，邓小平再次来到高能物理研究所。他首先听取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教授的汇报，然后在李政道教授等陪同下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并作了很多重要讲话。

邓小平说，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定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定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

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后来说：“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而现在不光是‘一席之地’，在这个领域里，全世界公认，中国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