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刘邓不可分
这是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师长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拍摄的一张合影。
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到达辽县西河头村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就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当天，师长刘伯承在洛阳参加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1月27日晚刘伯承回到师部。第二天，邓小平在师部见到了刘伯承。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3年的亲密合作。
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开县（今重庆开州区），比邓小平大12岁。他们两个都属龙，又都是四川人。
刘伯承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已成为川中名将。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发动四川的泸顺起义。1927年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大革命失败后，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冬赴苏联留学，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夏回国。
邓小平与刘伯承先后于1931年8月、1932年1月到达中央苏区。在瑞金，他们两个四川老乡第一次见面。邓小平曾撰文：“我认识伯承，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
1932年邓小平从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任上调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刘伯承出任红军总参谋长。他们都曾因积极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的正确主张、反对王明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李德军事指挥上的“左”倾冒险主义而遭受错误打击。先是邓小平被撤销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后是刘伯承被撤销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降职到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长征开始后，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到严重损失。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中央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邓小平调任中央纵队秘书长，实际上就是党中央秘书长，刘伯承被调回中革军委担任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随后，刘伯承指挥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抢占皎平渡，勇渡大渡河。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推荐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伯承后被分配到左路军，他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1月，他们一起参加了遵义会议，会上，他们都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12月，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承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1937年2月，刘伯承又出任援西军司令员。(https://www.daowen.com)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治，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曾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的宋任穷回忆说：“他们两个人前后共事13年，小平同志同伯承同志是互相尊重的，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两个人的工作配合得很好。”
1942年春夏，侵华日军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两次“扫荡”，而后一次是空前的大“扫荡”。日军春季“扫荡”给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为了扭转这个局面，以应付将来更大的困难，邓小平去中条山，刘伯承留在太行山。3月中旬，邓小平率一支部队到太岳区。两人分手后，刘伯承一直担心邓小平的安全，老到作战科、机要科查问：“邓政委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当时，敌军修筑了白晋铁路，插进晋东南，把太行区和太岳区分割开。3月29日晚刘伯承收到电报：“邓今晚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当夜，他一直未睡，坐在作战科替参谋值班等电报。天快亮时，他得知邓小平已安全通过白晋线到达太岳区后，这才放心回去休息。自刘邓分开后，司令部向下发的电报仍是署“刘邓”或“刘邓李”。因为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也因为他们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预先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
1942年，适值刘伯承师长五十大寿。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政治机关的同志决定给刘师长祝寿，借以号召全体指战员向刘师长学习，并提高和活跃一下部队的情绪。这是敌后斗争最困难的一年。刘伯承不赞成，他说自己对革命无功劳，且祝寿要浪费钱。只是在大家的坚持下，他最终才作了让步。
邓小平在《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祝词中说：“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一切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荣誉地位出发，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地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与教育同志的。”
刘伯承也写了篇50岁自铭：“我自己的一生，如果说有一点成就，那就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所给我的……因此，我愿为中国人民尽力。”
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时候，刘邓更是配合协调，指挥一致。
1986年10月，刘伯承元帅逝世，邓小平率全家前去参加追悼会。
邓小平和刘伯承，一个是政治主官，一个是军事主官，在太行山区的抗日烽火中，开始了他们长达13年的合作，由此传出“刘邓不可分”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