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
这张照片是1961年4月邓小平在京郊顺义农村调研。
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对社会主义还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不能那么急，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他号召全党重新立足国情，调整和恢复经济，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这年的4月7—21日，邓小平和彭真利用日常工作的间隙，组织5个调查组，到京郊顺义、怀柔农村进行调查。他们走访了十几个社队，以蹲点、座谈、访问等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
4月12日，邓小平召开公社、管理区干部座谈会。邓小平指出：你们的材料上都把劳动力减少当作1960年减产的第一个原因，我根据你们的材料算了一下账，认为主要原因不是劳动力问题，而是群众生产积极性问题，是干劲问题，也就是政策问题。实际上，在座的干部都知道群众积极性不高，但没人敢说，怕涉及党的政策本身。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指出当时政策上有问题，说出了人们要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座的干部听后心里为之一振，眼前为之一亮。
减产的根源在积极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的根源在党的政策，其中特别是经营规模超过生产力发展水平。顺义县在1958年曾按照“一大二公”的要求，把全县分成8个大公社，后来还想合并成1个“顺义公社”，大大超过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片面强调“公”，热衷于所谓“共产主义因素”，以至于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统统收归社有，收益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和工分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大搞平均主义，在生产、生活中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公共事业，破坏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这些错误的举措不能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广大干部虽然身临其境，心知肚明，但都不敢说，而是在一些具体化问题上争来争去。
谈到公社的体制问题，邓小平说：公社规模问题可以慢点解决，可以考虑得充分些。基本核算单位规模问题就要早点解决，迟了不利。基本核算单位过小了也有缺点。要把一切利害矛盾都摆出来，让群众充分讨论。如果经过讨论还不愿并到一块，也不要勉强，将来再合并也行。总之，要根据群众意见办事，大中小结合。在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后，邓小平拍板说：基本核算单位基本上是一村一个，就这样了。(https://www.daowen.com)
事后，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指示精神，全县被划为24个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进一步划小，且以后长期也没大的变化，这说明当时这样的经营规模是合理的。
针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对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影响，邓小平指出，调动干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将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责任制。包产单位要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让社员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定生产指标要留有10%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要克服平均主义，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在谈到如何确定吃粮指标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人与人之间劳动有强弱，干部也有好坏，出勤多少也不一样。为了奖勤罚懒，不仅在劳动报酬的工分上要有差别，口粮的差别也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就能刺激生产者搞好生产和克服各种灾害的积极性。多产多留多吃多购，按劳分配，群众是会赞成的。
邓小平在顺义多次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了群众对公共食堂的看法。反复询问干部，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面对多数人都不敢说真话的情况，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在调查期间，邓小平还考察了城镇集市和庙会。看到农贸市场萧条，供应紧张，大批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消失，严重影响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后，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对随行的县委及公社负责同志说，从集市上看，各处的买卖都不怎么兴旺，品种单调，数量也少，尤其是社员使用的小农具和日用品缺得更厉害，为农民服务的项目几乎快消灭光了。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政策问题，是流通渠道问题，是过去有人关心的事，而现在没人关心了。他要求大家用经济办法，而不是用政治办法，把生产发展起来，把各种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恢复起来。他还特别指出，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既能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件好事。
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邓小平、彭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5月10日，他们联名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指出，从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看，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指示的结果是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惩”、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报告明确提出，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建议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予便利，对包产的方法是不是可以采取包产那部分的余粮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的购四留六，把生产队的分配与社员的生活分开来。
5月，毛泽东批发了邓小平和彭真的调查报告。在全党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重新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取消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的生产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