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本书之结构与内容
本书主要由九章内容组成，除了第一章的绪论、第二章的哲学进路与最后一章的结论以外，其他章节所包含的内容实乃本书所尝试建构的外宣翻译研究话语体系，包括外宣翻译研究之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该体系内部各部分之间既相互独立、自成一体，又相互关联、彼此依赖，共同建构出外宣翻译研究的完整体系，为系统、全面地从事外宣翻译研究与实践工作提供了一个颇为合理、实用的理论认识平台与实践参阅框架。
第一章为绪论。本章首先介绍了本书的宏观背景与具体研究动机，进而对本书的对象与范围进行了大致界定。接着，探讨了外宣翻译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研究方法与目标，重点分析了描述性研究方法的可行性与适用性。最后，勾勒出了本书的布局结构与各章节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之哲学进路。本章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外宣翻译研究的大致现状及其局限，从而为引入哲学视野的解决方案奠定基础。接着，从翻译的哲学探讨着手，重点分析了哲学理论话语体系——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作为本书理论依据的发展由来与意义。最后，尝试建构了哲学体系观照下的外宣翻译研究体系。
第三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本体论。本章首先追根溯源、层层推进，逐一回答了何谓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的根本性问题，进而从外宣翻译的本质入手，对外宣翻译研究的翻译学与传播学双重属性进行了剖析，从而形成了对外宣翻译研究本体论的完整认识。
第四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认识论。本章主要回答了认识什么与如何认识的问题。首先，对外宣翻译的术语概念、表现形态、研究对象、特点要求与原则标准进行了一一探讨，而后从语言维、文化维与政治维三个层面考察了语言符号、文化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影响，解答了如何认识外宣翻译的问题。
第五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目的论。本章首先论及我国对外宣传翻译及其研究工作的终极目标——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中国，并进而分别从外宣翻译活动中所涉的三大价值主体，即信息传播者、外宣翻译者和外宣译文受众与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角度来探讨外宣翻译之具体目的与外宣翻译研究之学科建设目的，从而形成了对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目的论的完整分析。
第六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方法论。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外宣翻译研究与实践之方法，既涵盖了传播学、功能主义、译者行为批评、关联理论、修辞学、建构主义与生态翻译学等理论切入视角，也包括了归化、异化、变通等具体外宣翻译应对策略的应用与分析，从而为外宣翻译研究的理论探索与外宣材料翻译的实际操作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
第七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价值论。价值论涉及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即外宣翻译的作用何在，其研究的意义又如何。外宣翻译之整体价值追求，外宣翻译在信息传播、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与外宣翻译研究对学科建设与外宣人才培养的作用与启示将是本章探索的重点。
第八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批评观。批评观是连通外宣翻译实践工作与外宣翻译理论探索的纽带，为此本章首先对翻译批评的基本概念、必要性与重要性进行了论述，而后重点探讨了外宣翻译批评的指导原则，即政治正确性原则、传播效果优先原则、文化传真原则与跨文化交际原则，并列举了大量例证进行分析，以求为今后对外翻译与宣传工作的开展提供实际指导与帮助。
第九章为结论。本章首先总结了本书的主要论点、学术价值与创新之处，同时也指出了本书存在的欠缺与不足，提出了今后有待深入探讨的内容与话题，进而展望了外宣翻译研究的未来趋势，以求为外宣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与对外宣传工作的有效推进贡献绵薄之力。
【注释】
[1]“三贴近”原则最初是在2004年4月召开的中央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所提出，为新时期“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中国”的外宣工作提供了思想方法论上的指导，后被中国外文局前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先生借用来作为指导外宣翻译工作的整体性原则，受到外宣翻译界的广泛推崇。
[2]“走出去”战略首先是针对经济领域而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的战略思想。随着国际社会对文化多样性关注的加强与文化对综合国力贡献度的提升，文化因素已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与处理国际关系中不可忽略的一环，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外宜已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内容，各国政府常常通过对外译介与文化宣传来增进了解、推进外交、提升国际形象。可以说，文化外宣已成为关系民族文化传播，国家外交和国家形象的重要课题（梁岩，2010：2）。于是，文化“走出去”战略在我国相应而生。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文化对外译介宣传举措，实施了一批海外文化传播项目来改变单一“引进来”战略而导致的文化入超局面，既对外宣传了我国古老灿烂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同时也为维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营造平等互利、互动共赢的国际文化新秩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3]详见中国网相关专题报道：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node_7006618.htm。(https://www.daowen.com)
[4]出自中国网一篇题为“‘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跨越大洋的合作”的报道，作者廖频，更多详情请参见：http：//www.china.com.cn/culture/zhuanti/61Frankford/2009-09/15/content_18531711.htm。
[5]详见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相关专题报道：http：//www.cipg.org.cn/jlhz/zdxm/dzhwk/。
[6]详见记者陈香题为“《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110种即将出齐”的报道，刊于2011年3月23日《中华读书报》第1版。
[7]更多详情，参见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网：http：//www.cbi.gov.cn/wisework/content/10000.html。
[8]同上。
[9]“软实力”来自于英语中的soft power.曾译作“软力量”“软国力”等，是由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帮办、国防部助理部长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ofAmericanPower）一书以及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软实力”一文中所提出的，而他后来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制胜之道》（Soft Power：The Means toSuccessinWorldPolitics）一书中对“软实力”概念进行了完善。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hard power）”，也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前者是运用经济、科技、军事力量，通过诱导或威胁（即“胡萝卜”与“大棒”政策）使他人改变立场，而后者是用吸引、罗致的手段来使他人采取同你一致的或你所需要的立场和观点，两者的有效结合与灵活运用可以构成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巧实力（smart power）”（参见2009年1月21日的《洛杉矶时报》）。对外宣传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现，也是“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软实力”的运用主要靠对外宣传。因此，提高我国的对外宣传及其翻译水平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的“软实力”建设，从而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作出贡献。
[10]详见新闻出版总署的相关报道：http：//www.gapp.gov.cn/govpublic/1019/82938.shtml。
[11]详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相关信息：http：//cpc.people.com.cn/GB/219457/219471/219484/220883/14585485.html。
[12]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中宣部组织当代作品翻译工程，让‘中国故事’走出国门”，网址：http：//www.scio.gov.cn/zxbd/nd/2015/Document/1487626/1487626.htm。
[13]详见新华社报道“当代精品直通世界，文学翻译沟通心灵——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成效纪实”，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10/c_1117725063.htm。
[14]详见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qyfc/xmal/2462.htm。
[15]详见《文汇报》记者对柴教授的采访，参见记者樊丽萍题为“经过‘结构转型’的翻译行业，期待公众用新眼光看它——该重新定义‘翻译大师’了”的报道，刊于2010年3月24日《文汇报》第1版。
[16]苏东学派，是一个为了讨论方便而杜撰的术语，首先是立足于国际地域的一个概念，其次才是出于翻译理论研究流派（诸如研究立场、方法论等）方面的考虑。在国际翻译研究的大格局中，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翻译研究与西方国家的翻译研究相比，虽不乏共性，但仍有一些不同，很难具体归入前面所提到的任何一个流派（个别特例除外）。该说法出自《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详见：（谢天振，2008a：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