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
劳动力不是一种力，而是一个定义，一个公理，它在劳动过程中的“真实”操作，它的“使用价值”只不过是这个定义在代码操作中的重叠。正是符号层面上，而从来不是能量层面上，存在着基本的暴力。资本的机制（而不是它的法则）依靠的是剩余价值——工资和劳动力的非等价关系。但即使两者之间有等价关系——剩余价值的终结，甚至即使工资被取消了（劳动力的出售被取消了），人类仍将带有这种公理的标志，带有这种生产命运的标志，带有这种像性别一样穿越他们的劳动圣事的标志。劳动者不再是人，甚至不再是男人或女人：他有自己特殊的性别，即这种把他指派给一个目的的劳动力，他带有这种劳动力的标志，如同女人带有性别标志（她的性别定义），如同黑人带有肤色标志——女人和黑人自己也是符号，仅仅是符号。
必须区分仅仅属于生产方式的东西和属于生产代码的东西。劳动力在成为商品价值规律的要素之前，首先是一种地位，一种服从代码的结构。它在成为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之前，像任何商品一样，已经是价值中自然操作的符号了，生产正是由此定义的，这是我们的文化而非其他任何文化的基本公理。比数量等价关系更深地在商品下面流传的首先是如下的信息：把自然（和人）从不确定性中拉出来，使其服从价值的确定性。这是我们可以在推土机、高速公路、“经济基础”的修造狂热中，在生产时代的文明化狂热中体验到的，这种狂热不留任何一点非生产的东西，在一切事物上都要签署生产之名，甚至不是为了增加财富——生产是为了标志，生产是为了再生产带有标志的人。今天的生产与这种代码恐怖主义有什么不同吗？现在重新变得和工业时代初期一样清楚，那时与机器打交道，就像与绝对的敌人打交道，这些敌人具有完全的摧毁力，生产的历史辩证法的温柔梦想是在此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几乎到处都出现的卢德派实践、攻击生产工具（首先是攻击作为生产力的自身）的野蛮行为、猖獗的破坏活动和旷工，这一切意味深长地说明了生产秩序的脆弱性。如果这些机器是生产资料，如果它们将来的使用价值仍然模糊不清，那么破坏机器就是一种反常行为。但如果这种生产的目的崩溃了，那么对资料的崇拜也就崩溃了，此时机器就会根据自己的真正目的，作为死亡的社会关系的直接、即时的操作符号而显现，资本正是依赖这一社会关系而生存的。此时什么也不能阻止对机器的即时摧毁。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德派对工业秩序泛滥的影响的认识远比马克思更清晰，卢德派在今天以某种方式进行了报复，而马克思却在生产力的辩证法的惬意中把我们引入歧途，带到了这一过程的灾难性终点。
说劳动是符号，这里的意思不是指那些可能与某种类型的劳动相联系的声望内涵，甚至不是指雇佣劳动所构成的生活水平的提升，例如阿尔及利亚移民在自己的部落共同体的目光中就是如此，上阿特拉斯山区的摩洛哥儿童惟一的梦想就是去森卡企业劳动，我们这里的妇女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形中，劳动指涉的是一种特有的价值——地位的提高或差异。在目前的剧本中，劳动不再从属于符号的这种参照性定义。不再有某种类型的劳动或一般劳动的特殊意义，但有一种劳动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各个岗位可以相互交换。不再有“人地相宜，各得其所”：这是生产的科学理想主义的古老格言。不过同样也不再有可以互换但在确定的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个体。劳动过程本身变得可以互换了：这是一种变动的、多价的、间断的收容结构，它对任何目标都无动于衷，甚至对那种在古典操作中理解的劳动本身都无动于衷，它仅用来在社会网络中定位每人，在这个网络中，任何东西都不在任何地方会合，除非在操作性网络分区的内在性中会合，无论这种分区是按照相同词根来罗列所有个体的纵聚合，还是按照不定组合语式来联系所有个体的横组合。
劳动（包括休闲形式的劳动）按照一种无所不在的代码，作为根本的压迫，作为控制，作为对某些受到调节的时间和地点的永久占领，侵入了全部的生活。必须把人固定在各处，固定在学校里、工厂里、海滩上、电视机前或进修中——这是永久的总动员。但这种劳动不再是原意的生产性劳动：从此它只是社会之镜，只是社会的想像，只是幻想的现实原则。这也许就是死亡冲动。
当前围绕着劳动而展开的所有策略都以此为目的：岗位责任制、弹性工作制、流动、进修、终身教育、自主、自主管理、劳动过程分散化，直至加利福尼亚家庭数字化劳动的乌托邦。人们不再野蛮地把你们从生活中拉出来交给机器，人们把你们以及你们的童年、怪癖、人际关系、潜意识冲动和对劳动的拒绝本身一起纳入机器，人们会为你们和这一切找到一个位置，或者是个性化工作，或者在没有工作时就是按照你们的个人数据计算的失业津贴——总之，人们永远不会再抛弃你们。重要的是每人都成为整个网络的终端，虽然是微小的终端，但仍是一个词项（尤其是不能出现未连接的喊声），这是语言的词项，它处在语言整个结构网络的终点。选择劳动，让劳动适合每一个人，这种乌托邦意味着赌注已下，意味着收容结构已经完整。劳动力不再被粗暴地买卖，它自我指称，自我交易，自我推销——生产与消费符号系统连接在一起了。
第一阶段的分析曾把消费领域设想为生产力领域的延伸。现在必须做相反的事情。必须设想生产、劳动、生产力的全部领域正在跌入“消费”的领域，这个领域应该理解为普遍化公理系统的领域、符号编码交换的领域、生活总体设计的领域。它包括知识、认识、态度（韦尔说：“为什么不把职员的态度当做老板可以利用的资源之一呢？”），但也包括性、身体、想像力（韦尔说：“想像力是惟一仍然与快乐原则相联系的东西，而精神机制已经从属于现实原则。必须结束这种浪费。让想像力如同生产力一样现实化吧，让它赋予自己权力吧。想像力执政：专家政治的口号。”），还包括潜意识、革命，等等。是的，这一切都正在价值领域“投资”并被吸收，但这里主要不是商品价值，而是计算价值，即这一切不是为了生产而被调动，而是作为操作变量被编目，被传唤，被勒令运转，不是变为生产力，而是变为代码棋盘上那些遵守相同游戏规则的棋子。生产的公理仍然倾向于把一切都仅仅简化成要素，代码的公理则把一切都简化成变量。前者通向一些力量的等式与平衡，后者则通向一些变动而随机的集合，这些集合不是通过兼并而是通过连接来中和那些抵制它们或躲避它们的东西。
这一切超越了“劳动科学组织”，尽管这一组织的出现确立了代码投资的基本标志。我们可以区分两个阶段：
工业系统的“前科学”阶段，其特点是最大限度地剥削劳动力，接替它的是机器和固定资本占优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客体化劳动不是一种被当做劳动工具的简单产品，而是生产力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种客体化劳动的积累作为生产力取代活的劳动，然后通过知识积累而无限地增殖：“此时社会智力的知识、技能以及所有总生产力的积累就被吸收到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中：从此生产力就作为资本的一种特性，更准确地说，作为固定资本的一种特性而出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在这个机制、科学机构、集体劳动者和“劳动科学组织”的阶段，“生产过程不再是一种劳动过程，这里的意思是劳动有可能构成这一过程的占统治地位的统一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不再有“原初的”生产力，但有一种普遍的机制，它把生产力变成资本——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一种制造生产力和劳动的机制。劳动的全部社会机构都由于这种操作而失去了作用：集体机制开始直接生产社会目的性，正是它在生产生产。
这是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霸权。原始积累就是如此：死的劳动不断积累，一直到它有能力吸收活的劳动——甚至：一直到它有能力为自己的目的而生产活的劳动。因此原始积累的终结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转折：向死的劳动所具有的优势的过渡，向在死的劳动中结晶并体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死的劳动作为统治代码本身压在整个社会之上。马克思曾经相信机器、技术、科学的纯洁性，这是不可思议的错误——这一切在活的社会劳动一旦被消除之后，就可以重新成为资本系统。资本系统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是虔诚的愿望，它低估了死的劳动中的死亡，以为通过生产的某种历史性跳跃，在经过某个关键点之后，死的劳动可以在活的劳动中超越自身。(https://www.daowen.com)
不过，马克思曾经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客体化劳动具有自身转变为资本的特性，即把生产资料转变为施加于活的劳动的支配资料。”这也在下面的话中隐约显现：在资本的某个阶段，“人被置于生产过程之外，不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句话超越了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因为它意味着这里涉及的不再是生产过程，而是排斥和遗弃的过程。
尽管如此，还必须由此引出全部结论。当生产达到这种循环性并倒退到自身时，它就丧失了任何客观确定性。它像神话一样对自己念着咒语，穿越自己那些变为符号的词项。同时，当这个符号领域（包括传媒、信息，等等）为了表现资本总过程的统一性而不再是一个特殊领域时，我们不仅应该和马克思一起说“生产过程不再是一种劳动过程”，而且应该说“资本过程本身也不再是一种生产过程”。
由于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霸权，整个生产辩证法崩溃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生产力/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赖以运转的所有这些对立（其实这和理性主义思想赖以运转的真与假、表象与实在、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模式是一样的）也以同样的方式被中和了。生产和经济中的一切都根据无限自反性（这和政治、时尚或传媒中的自反性相同），变得可替代、可逆转、可交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本和劳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无限自反性：这就是生产在代码中的分解。今天，价值规律主要不是存在于一般等价物影响下的各种商品的可交换性中，而是存在于代码影响下的各种经济学（及其批判）范畴的更为根本的可交换性中。以前，生产的唯物主义思想中和、消除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确定性，把一切都重新引向了惟一而伟大的历史确定性。但现在系统词项的革命又中和、消除了唯物主义思想。如同以前的几代人可能梦想过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也开始把政治经济学当成失去的东西来梦想了。今天，政治经济学话语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参照力量，这仅仅因为它是失去的东西。
马克思说：“各种只能当做服务来使用的劳动，由于它们的产品与它们的提供者不可分离，以致它们不能成为自主商品，它们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数量相比，代表的是微不足道的数量。因此人们可以在此处避开它们，把对它们的考察放到有关雇佣劳动的一章中。”（《资本论》）但《资本论》中有关雇佣劳动的这一章一直没写出来：这种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重新区分所提出的问题是完全无法解答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定义方方面面都濒于崩溃，而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是这样写的：“当劳动生产自己的对立物（资本）时，它就是生产性的。”由此我们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当劳动像今天这种“集体劳动者”的情形一样，终于再生产自身时，它就不再是生产性的了。定义导致了出乎意料的结论，这一定义甚至没有考虑资本可能扎根在“生产性”之外的其他东西中，也许恰好扎根在掏空了生产性的劳动中，扎根在“非生产性”劳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扎根在被中和的劳动中，资本正是在这种劳动中挫败了“生产性”劳动所具有的危险的确定性，并且开始确立自己真实的统治，不再仅仅统治劳动，而且统治全社会。马克思以蔑视这种“非生产性劳动”的方式回避了劳动的真正定义，但资本的策略却建立在这个定义上。
“生产满足的无论是生产性消费还是非生产性消费，只要它创造或再创造资本，它就是生产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里的悖论在于，按照马克思自己的定义，人类劳动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成为非生产性的，但这并没有显著地阻止资本加强统治。其实，这一切全是弄虚作假，不存在两种或三种类型的劳动[3]，正是资本自己向马克思提示了这些精巧的区分，而资本却从来没有愚蠢到相信这一切，它总是“天真地”避开这一切。只存在一种类型的劳动，因此只需一个基本的定义，可惜马克思弃之不顾的正是这一定义。如果今天有一个所有劳动都符合的惟一定义，那么这个定义就是劳动/服务的定义，就是这个杂交的、古老的、未经分析的范畴，而不是那个经典的、被假设为普遍的、“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定义。
劳动/服务：这里不是就封建意义而言，因为这种劳动已经丧失了它在封建语境中曾有的义务和互惠的意义，这里是就马克思指出的意义而言：在服务中，贡赋与贡赋交纳者密不可分——在资本的生产本位主义观点看来，这是古老的方面，但如果人们把资本理解为统治系统，理解为“依附”劳动社会的系统，即依附某种以资本作为游戏规则的政治社会的系统，那么这也是基本的方面。我们正处于这种社会（如果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达到这种社会）：任何劳动都被降低为服务——劳动作为时间的纯粹在场/占有、消费，是时间的“贡赋”。显示劳动，这就如同显示在场，显示效忠。从这个意义上说，贡赋与贡赋交纳者确实密不可分。身体、时间、空间、智力的投入，这就是提供的服务。从个人指数计算的角度看，这种服务是否还生产则无关紧要。显然，剩余价值消失了，工资改变了意义，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这不是资本向封建主义的“倒退”，而是资本向真实统治的过渡，即走向对人的完全吸引和征用。“重新整合”劳动的努力正以此为目的：这些努力倾向于把劳动变为完全的服务，因此贡赋交纳者越来越少地缺席，越来越多地将自身牵连进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不再与其他实践有区别，尤其是不再与它的对立词项——自由时间有区别，因为自由时间意味着相同的动员和投资（或相同的生产性撤资），所以它今天也是一种相同资格的提供的服务[4]，它也完全有理由得到工资（而且这也并非不可能[5]。总之，不仅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想像的区别崩溃了，而且劳动和其余一切之间的区别本身也崩溃了。劳动这个词项不再有特定的意义了。马克思没写《资本论》那一章，他这样做说到底是对的：他预先就被判决了。
正是在这一时刻，劳动者变成了“生产性要素”——术语的转变是有其重要性的：后者通过反用法指明了前者不再生产任何东西这种地位。熟练工人已经不再是劳动者了，而是面对着完全未区分的劳动的工人。他不再被一种劳动内容或一种特定工资所纠缠，而是被劳动的一般形式和政治工资所纠缠。随着“生产性要素”一起出现的正是最抽象的形式（比古老的、受到致命剥削的熟练工人抽象得多），正是劳动模特，这是劳动非现实原则的最小通用模块和基层侍者。这是巧妙的委婉措辞：人们不再劳动，人们“显示生产”：这是生产和劳动文化的终结，由此对立地出现了“生产性”一词。这种“生产性要素”的特征不再是剥削，不再是充当生产过程中的原料，而是它的变动性、它的互换性、它那固定资本词尾字母的无用性。“生产性要素”指称的是马克思曾谈到的“处在生产之外的工人”的最终地位。
与此平行，“资本过程本身不再是生产过程”这一阶段也成为工厂消失的阶段：整个社会呈现出工厂的面貌。原来那样的工厂必须消失，劳动必须丧失自己的特性，以便资本能够保障这种延伸到全社会的形式变化。因此，如果人们想分析资本目前的真实统治，就必须注意确定的劳动场所、确定的劳动主体和确定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消失，就必须注意工厂、劳动和无产阶级的消失[6]。这是附属社会阶段的终结，或者说是工厂的上层建筑、资本的潜在预备队的终结。工厂与劳动的原则大规模发展，扩散到全社会范围，以致工厂与劳动之间的区别变成了“意识形态”：（在革命想像中）保持工厂的特殊存在，这是资本的圈套。到处都有劳动，因为不再有劳动。正是在此时劳动达到了自己的最终形式，自己的完成形式，达到了自己的原则，由此它就与历史上在其他社会空间中形成的那些原则连接在一起了，这些社会空间出现在手工工场之前，并且成为手工工场的模式：我们的文化在走向文明时分泌出来的所有那些关押与集中的场所：疯人院、贫民窟、收容所、监狱。不过，所有这些场所在今天也失去了自己的边界，它们扩散到全社会，因为疯人院形式、监狱形式、歧视从此包围了整个社会空间，包围了真实生活的所有时刻[7]。这一切中还剩下工厂、疯人院、监狱、学校，也许它们作为威慑符号，还将一直存在下去，以便把资本统治的现实引向一种想像的物质性。以前一直有教会，以便掩盖上帝之死，或者掩盖上帝无所不在——这是一回事。以后将一直有动物保护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以便掩盖他们已死，掩盖我们都是印第安人。以后将一直有工厂，以便掩盖劳动已死，生产已死，或者掩盖它们到处都存在，到处都不存在。因为今天在确定的形式下反对资本毫无用处。相反，如果资本没有被任何东西所确定，如果它的绝对武器就是再生产作为想像的劳动，如果这一切都变得显而易见，那么资本自身离断气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