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的形而上学

代码的形而上学

“数学家莱布尼茨在只有0和1的二进制系统那神秘的优美中看到了创世的形象本身。他相信，最高存在的统一性通过二进制功能在虚无中的操作，足以从中拉出所有的存在。”

——麦克卢汉

人类建构的各种巨大仿象从自然法则的世界，走到力量和张力的世界，今天又走向结构和二项对立的世界。存在和表象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能量和确定性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是非决定论和代码的形而上学。自动控制、模式生成、差异调制、反馈、问/答，等等：这就是新的操作形态（工业仿象只是运作）。数字性是这一新形态的形而上学原则（莱布尼茨的上帝），脱氧核糖核酸则是它的先知。事实上，“仿象的起源”今天正是在遗传密码中找到了自己的完美形式。人们在参照和目的性越来越彻底灭绝的边缘，在相似性和指称丧失的边缘，发现了数字和程序的符号，其“价值”纯粹是战术性的，处在其他信号（信息粒子/测试）的交叉点上，其结构是操纵和控制的微分子代码结构。

在这个层面上，各种符号的问题，例如它们的理性用途、它们的真实和想像、它们的压抑、它们的转向、它们呈现的幻觉、它们的沉默或它们的平行意指——所有这一切都被抹去了。我们以前已经看到，第一级符号，即那些复杂的、充满幻觉的符号，随着机器而变成粗野的、昏暗的、工业的、重复的、无回声的、运作的、有效的符号。那么现在这些代码信号会带来什么更为彻底的突变呢？这些信号不可解读，没有可能的阐释，如同在“生物”体深处隐藏多年的程序母型——这样的黑匣子中酝酿着所有的指令和所有的回应。这是再现性戏剧的终结，这是符号空间的终结，这是符号冲突和符号沉默的空间的终结：只剩下代码的黑匣子，只剩下发送信号的分子，我们受此辐射，我们被作为信号射线的问/答所穿越，我们不断地被我们自身细胞中记录的程序所测试。监狱细胞、电子细胞、党派细胞、微生物细胞：永远在寻找更小的不可分单元，这种单元的有机合成是按照代码数据进行的。但代码本身也只是一个遗传生成细胞，无数的交叉在这里产生出所有问题以及所有可能的、以选择（谁来选择？）为条件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信息和信号的脉冲）没有任何目的性，以至答案或者在遗传学上永恒不变，或者被微小的随机差异所改变。这甚至是更线性的或一维的空间：相同信号无限生成的监禁空间，这些信号就好像是一个因孤独和重复而发疯的囚犯所表现出的怪僻。这就是遗传密码：一张带有划痕的、不变的唱片，从此我们只是它的阅读元件。符号的全部光环，甚至意指本身，都由于确定性而消解了：一切都消解在记录和解码中。

这就是第三级仿象，即我们的仿象；这就是“只有0和1的二进制系统那神秘的优美”，所有生物都来源于此；这就是符号的地位，这种地位也是意指的终结：这就是脱氧核糖核酸或操作仿真。

塞比奥克（Th.Sebeok）曾对这一切做过完美的概述（《遗传学与符号学》）：

“无数的观察证实了如下假设：内在有机世界直接来源于生命的原始形态。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普遍存在。地球上已知的所有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大部分是由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构成的。它们在自身的结构中包含了信息，这种信息通过一代代的生殖而传递，另外它还具有自身繁殖和模仿的能力。总之，遗传密码普遍存在，或几乎普遍存在。破译遗传密码是一次重大的发现，因为这表明，“大聚合物的两种语言，即核酸语言和蛋白质语言，是密切相关的。”（克里克，1966年）苏联数学家利亚普诺夫（Liapounov）在1963年证明，一切生命系统都通过精确规定的渠道传递一点能量或物质，里面包含大量信息，这样的信息以后将控制大批能量和物质。从这一角度看，许多现象，不论是生物现象还是文化现象（存储、反馈、信息的疏导及其他），都可以被看成是信息处理的形态。归根结底，大部分信息都是作为信息的重复，或者是作为另一种信息出现的，这种控制不论形态或物质如何，似乎是地球生命的普遍特性。

“五年前，我曾让人注意遗传学和语言学的趋同——它们虽然是独立的学科，但在传播学这个更广泛的领域里（动物符号学也属于这一领域）是平行相似的。遗传学术语中充满了来自语言学和传播理论（雅各布森，1968）的词汇，传播理论也同样强调了遗传密码和语言代码在结构与运作上的主要相似或重要差异……今天很清楚，遗传密码应该被看成是所有符号网络的基础，因此应该被看成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所使用的一切其他信号系统的原型。从这个角度看，各种分子是量子系统，其表现如同物理信息的稳定载体，如同动物符号学系统和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系统，这些分子在统一的普遍进化范围内，在永远更加复杂的能量层面上，构成了一条连续阶段的链条。因此，从统一控制论角度描述语言或描述生命系统是可能的。目前这还只是一种有益的类比或预测……遗传学、动物交流学和语言学之间相互的对照可以通向符号力学的完整知识，而这种知识最终可能表明自己正是生命的定义。”

目前的策略模式就是这样呈现出来的，它在各处都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在自己那个时代曾经充当的意识形态大模式。(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将在莫诺（J.Monod）的《偶然与必然》中再次发现处于严谨的“科学”条件下的这一模式。辩证进化结束了，现在支配生命的是遗传密码的间断性非决定论——即目的学原则：目的性不再处于终点，不再有终点，也不再有确定性——目的性已经预先存在，已经写入代码。我们可以看出，什么都没改变——仅仅是目的秩序输给了分子游戏，所指秩序输给了能指游戏，这是一些无限小的、可以随机相互替换的能指。所有超验目的性都简化为一块仪表板。然而，这还是求助于一种自然，求助于一种“生物学”自然中的登录：事实上，这从来都是一种幻想的自然，是形而上学的避难所，它这次庇护的不是起源和实体，而是代码：代码应该有一种“客观”基础。对此而言还有什么能比分子和遗传学更合适呢？莫诺就是这种分子超验性的严肃神学家，而莫兰（E.Morin）则是狂热的支持者（脱氧核糖核酸=上帝！）。但在他们两人那里，代码的幻想虽然等价于权力现实，却与分子唯心主义混淆了。

我们再次看到了用惟一的原则重新统一世界的谵妄幻想——反宗教改革的耶稣会教士那里是同质实体原则，生物学（以及语言学）专家政治论者这里是遗传密码原则，他们的先驱是莱布尼茨及其二进制神明。因为这里瞄准的根本不是遗传学纲领，而是社会和历史的纲领。一种社会秩序的理想在生物化学中具体化，支配这一社会秩序的是某种遗传密码、巨型分子计算以及用自己的操作网络连通社会的“计划编程预算系统”。正如莫诺所说，技术控制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自然哲学”。从科学的起源开始，对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迷恋就一直存在。这种迷恋以前是在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生物社会学主义）的第二级和第三级结构的层面上起作用（雅各布在《生存者逻辑》中的分类），它今天则是和现代生物化学一起在第四级结构的层面上起作用。

代码化的相似和相异：这就是控制化社会交换的景象。为了进行细胞内交流，只要再增加一个“立体定向复合体”就行了，莫兰将把这个复合体美化为分子的“情欲”。

在实践中，在历史上，这一切意味着用那种通过预测、仿真、不确定的突变达到并通过代码管理的社会控制，取代一种通过目的达到的社会控制（而且那个或多或少有点辩证的天意在关注这一目的的实现）。人们面对的不是按照理想发展而定向的过程，而是模式生成。人们有权得到的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种“登录”。两者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不同的只是控制的模式变了，不可思议地变完善了，这点是必须说明的。生产本位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向了控制论的新资本主义秩序，这一秩序现在追求的是绝对控制：这就是突变，代码生物学理论化给了它武器。这种突变完全不是“不确定的”：它是整个历史的结果，在这一历史中，上帝、人类、进步以及历史本身都为了代码的利益而相继死亡，超验性为了内在性的利益而死亡，而内在性对应的则是令人眩晕的社会关系操纵中远远更为先进的阶段。

系统在不确定再生产中，终结了自己的起源神话，终结了按照自己的过程分泌出来的所有参照价值。它通过终结自己的起源神话，终结了自己的内在矛盾（不再有与之对照的真实和参照）——它也终结了自己的末日神话：革命本身。过去和革命一起呈现的是人类总体参照的胜利，是人类原始潜力的胜利。但如果资本从地图上抹去统称的人类本身那会怎样呢？革命的黄金时代曾是资本的黄金时代，那时起源和末日的神话仍在流传。资本在事实的操作性中，在没有话语的操作性中，一旦绕过神话（资本在历史上经历过的惟一危险就来自这种从一开始就渗透它的理性神话要求），一旦成为自己的神话，或者成为某种不确定的、随机的机器，成为某种像社会遗传密码一样的东西，那么它就不再留给确定的颠覆任何机会了。这就是它的真正暴力。有待了解的是这种操作性本身是否也是神话，脱氧核糖核酸本身是否也是神话。

事实上，这里一劳永逸地出现了科学作为话语的地位问题。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好机会，因为这种话语在如此纯真地把自己绝对化。“柏拉图、赫拉克利特、黑格尔、马克思：这些意识形态建筑被描述成先天的，而事实上是后天的，它们的用途是证明一种预设的伦理政治理论……对科学而言，惟一的先天性是客观性公设，它禁止科学参与这种辩论”（莫诺）。然而，这一公设本身也来自世界和“真实”的客观化这种从来都并不纯洁的决定。其实，这是某种“话语”一致性的公设，而全部科学性也许只是这一话语的空间，这个空间从来都不是原样出现的，它的“客观”仿象掩盖了政治策略言语。另外，在不远处，莫诺很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公设的任意性：“人们可以想一想，所有那些组成科学话语结构的不变性、保留和对称，难道不是替代现实、描绘现实操作景象的虚构吗？这是建立在一种纯粹抽象的、也许是约定的同一律上的逻辑。然而，人类的理性似乎无法放弃这种约定。”人们不可能说得更好了，科学是在根据一种约定的秩序（另外，这也不是任意一种秩序，而是那种全面简化的秩序），像生成公式一样，像样板话语一样决定自身。但莫诺很快就略过了“约定”的同一律这种危险的假设。最好还是把科学牢固地建筑在一种“客观”现实上。物理学证明同一性并非只是一种公设——同一性存在于物体之中，因为有“两个原子处于相同量子状态这种绝对同一性”。那么，这是约定还是客观现实？这里的真相在于科学像任何话语一样，是按照一种约定的逻辑组织的，但它也像任何意识形态话语一样，为了在一个物质过程中证实自身，需要真实而“客观”的参照。如果同一律在某处为“真”，哪怕是在两个原子这一极低的层面上，那么整个效法于此的科学建筑也就为“真”，遗传密码、脱氧核糖核酸的假设也就不可避免地为“真”。形而上学就是这样展开的。科学在汇报那些为了服从它而事先就被限定、被形式化的事物——“客观性”不过如此，而认可这种客观知识的伦理学则从来都只是企图保护这种循环论证的无知防御系统[2]。

尼采曾经说过：“打倒一切允许信仰真实世界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