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颠覆性
历史告诉我们，时尚批评（比尔日兰［O.Burgelin］）在19世纪是右派思想，但它在今天，从社会党开始，已经变为左派思想。一个思想来自宗教，另一个思想来自革命。时尚腐蚀了风俗，消除了阶级斗争。然而，时尚批评转向左派并不一定意味着历史的转折：它也许仅仅意味着，从道德和风俗方面看，左派接替了右派，以革命的名义继承了道德秩序和古典偏见。自从革命原则像绝对命令一样进入风俗之后，全部政治秩序，甚至是左派的政治秩序，都变成了一种道德秩序。
时尚是不道德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各种权力（或者那些梦想权力的人）都必然会仇恨时尚。曾经有一段时期，从马基雅维利到司汤达，不道德获得认可，例如，曼德维尔这样的人在18世纪还能证明，一个社会只有通过自己的罪恶才能产生革命，正是社会的不道德使社会具有了活力。现在，时装仍然近似这种不道德：它对价值系统和判断标准一无所知：善或恶、美与丑、理性/非理性，它在此处或彼处起作用，因此它所起的作用就是颠覆一切秩序，包括革命合理性。它仿佛是权力的地狱，所有符号的相关性构成了这个地狱，任何权力为了保障自己的符号，都必然要砸烂这个地狱。今天，青年一代正是以这种名义，重新捡起了时尚，把它当成一种对任何命令的抵抗，一种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目标的抵抗。
相反，时尚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因为它没有可以与之形成矛盾的参照（它的参照就是自身）。人们不能逃离时尚（因为时尚本身把拒绝时尚变成了时尚的特征——牛仔裤是一个历史例证）。确实，尽管人们总可以逃离内容的现实原则，但人们永远不能逃离代码的现实原则。人们甚至正是通过反抗内容而越来越好地服从代码的逻辑。那怎么办呢？这正是“现代性”的苛刻条件。时尚没有给革命留出位置，除非改变那种构成革命的符号的起源。时尚的惟一替代物不在某种“自由”中，不在某种超越中——朝向世界和参照的真理的超越，而在时尚符号形式的解构中，在意义原则本身的解构中，这就如同政治经济学的惟一替代物只可能在形式/商品的解构中，在生产原则本身的解构中。
[1]但我们已经看到，今天，经济也在追随相同的不确定性，伦理学为了生产的“无目的的目的性”而离开了经济，在这一点上，生产与时尚那种令人眩晕的无用性汇合了。此时人们可以用巴尔特谈论时尚的话来谈论生产：“系统抛弃意义，但丝毫没有退出意指的表演本身。”
[2]参见巴尔特引述的“时装的身体”的三种方式（《时装系统》）：
1.这是一种纯粹的形式，没有自身的属性，它被服装以重言的方式定义。
2.或者：人们每年颁布法令，规定哪样的身体（或哪种类型的身体）流行……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让身体和时装相一致。
3.人们调整服装，以使服装改变真实的身体，并且让真实的身体指向时装的理想身体。
这些方式与模特地位的历史演变大致相符：从最初的非专业模特（上流社会的妇女），到把身体作为性样板来表演的专业模特，直到所有人都成为模特的最后（目前）阶段——每个人都被要求、被勒令把时装的游戏规则投向自己的身体——所有人都是时装“要素”，如同所有人都成为生产要素。时装同时在意指的每个层面和所有层面上泛滥。
这些时装阶段还可以和资本的逐渐集中联系起来，和时尚的经济领域结构化联系起来（固定资本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商品、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周转速度。参见《乌托邦》，第4期）。然而，经济和符号互动的分析原则并非一直清楚。人们在一种与市场扩展同构的运动中，比在经济的直接关系中，能更清楚地看到时尚领域的历史扩展：
一、在最初阶段，属于时尚的只是一些分散的特征，一些微小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在一个基本均质、传统的系统中，由一些边缘性阶层带来的（如同在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阶段，只有生产的剩余物用于交换，而且这样的剩余物大部分都在群体的内部消费中被消耗了——自由劳动力和雇佣劳动力很少参与）。那时，时尚处在文化之外，团体之外，是外来者，是相对于乡下人的城里人。
二、时尚逐渐地、潜在地吸收了所有文化符号，并且调节符号的交换，正像在第二阶段，全部物质生产都潜在地被政治经济学所吸收。以前的所有生产交换系统都在市场的普遍规模中被抹去了。所有文化都在时尚的普遍性中起作用。在这个阶段，时尚的参照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阶层，它管理着时尚的区分性价值。
三、时尚四处传播，干脆成为生活方式。它占据了所有那些还没受它控制的领域。所有人都在承受时尚，复制时尚。时尚收回了它自身的否定性（不流行的现象），成为它自身的所指（如同再生产阶段的生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时尚的终结。
[3]因为，那些让身体“游戏”的裙子或紧身袜并不“解放”任何东西：在符号的秩序中，这是一种过度的雕琢。裸露结构，这并不是回到零度的真理，而是用新的意义包裹结构，这个意义将补充所有其他意义。这将开始一个新的形式循环，引出一个新的符号系统。这就是形式创新的循环，就是时尚的逻辑，谁也无法改变。“解放”结构——身体结构、潜意识结构、物体在工业设计中的功能性真理，等等，这永远都是在为时尚系统的普遍化开辟道路（这是惟一可以普遍化的系统，惟一可以支配所有符号流通的系统）。因此，这是资产阶级在形式系统中的革命，类似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后者也为市场系统的普遍化开辟道路。
[4]当然，这种亲缘关系还有其他原因——社会历史的原因：妇女（或青年）的边缘化或社会地位下降。但这没有区别：社会压抑和有害的性影响力总是混淆在相同范畴中。(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