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屠夫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却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庄子·养生主》）
这是分析的完美例证，是分析的非凡操作性，这种分析超越了饱满的、实在的、不透明的物体视觉形象（“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超越了身体的解剖学形象，这一形象是由骨、肉、器官组成的实体构造，可以随意切割，被外在表象所统一。普通屠夫对付的正是这种表象，所以只会使劲切，而庄子的屠夫却认识空无的连接和空无的结构，身体是通过这种空无构成的（“批大郤，导大窾……”）。他的刀不是穿越实体的实体，这把刀本身就是空无（“而刀刃者无厚”），而且连接着空无（“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这把刀随着分析思路而行动，它不切割这头牛占据的空间，即感官和视觉证实的空间，它依照节奏和间隙的内在逻辑组织而行动。它之所以没有磨损，这是因为它没有要求自己战胜一种骨与肉的厚度，一种实体——因为它是建立在差异之上的纯粹差异——这里是在分解一个身体，这是一种实践操作，但我们看得很清楚，这种操作建立在一种象征经济学上，它既不是“客观”认识的经济学，也不是力量关系的经济学，而是交换结构的经济学：刀和身体相互交换，刀在陈述身体的缺失，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本身，依照身体的节奏解构身体。
这把刀也正是勒克莱尔的字母，他的字母以性感方式，依照欲望逻辑，划分这种身体场所。这是象征登录的“不可磨损”的随意使用性，此时，字母让它那极其纤细的刀刃，分开解剖学身体，在身体的空无连接上起作用——而不是让充实的话语，即笨拙的屠夫的话语，在有形的明证中以解剖方式一个劲地切割。
这把刀也是利希滕贝格（G.C.Lichtenberg）那把刀的千年兄长[17]，利希滕贝格的刀是逻辑悖论（没有刀身，没有刀柄），它整治的不是实体菲勒斯及其幻想（幻觉）的明证，而是缺席的菲勒斯的象征形态——庄子的屠夫用的刀不是作用于身体：它是消解身体，它在身体中专心致志、漫不经心地游动（注意力在浮动：“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它在身体中以易位书写的方式前进——这也就是说，它不是从一个词项到另一个词项地前进，不是一个一个地经过那些像依附功能句法的词汇一样并联的器官：不是像笨拙的屠夫和意指语言学家所做的那样。这里的意义之刃是另外一种样子：它摆脱了显在的身体，追踪身体之下的身体。这就像易位书写一样，易位书写的模式分散并消解最初的词项和语料，它的秘密就在于：另一种连接在话语下流动，重新描绘出某种东西，例如一个名称、一个表达形式，这种东西的缺席困扰着文本。这把刀描绘并消解的正是这种身体表达形式，这一形式向解剖学身体提出挑战。可以肯定，在原始社会中，符号的效应，符号的象征有效性，远不是“巫术”的，它与这种易位书写式消解的精确劳动相关。性感身体的构造也是一样的，这种构造从来都只是一个表达形式的易位书写式连接，这是一个“从未存在却已消失”的表达形式，它的欲望之刃改变了选言综合，重新描绘了这种综合却未言说：欲望本身只不过是能指按照音乐节奏，即按照庄子的屠夫所用的这把刀的节奏，在身体的奥耳甫斯（Orpheus）式分散中，在诗歌的易位书写式分散中的消解。
[1]被偶像化的东西，从来都不是性器官本身，不是作为物体的性器官，而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菲勒斯——正如在政治经济学中，被偶像化的从来都不是作为产品的商品本身，而是交换价值的形式及其一般等价物。
[2]围绕着性身体的符号礼仪与围绕着施虐受虐反常的痛苦礼仪之间有亲缘关系。“物恋”标记（项链、镯子、链条）总是模仿并展现施虐受虐标记（伤残、伤口、伤疤）。这两种反常都通过选择，在标记设置的周围具体化。
某些标记（那些惟一有暗示作用的标记）使身体比它真正裸露时还要裸露。此时，身体由于那种取决于礼仪的反常裸露而裸露。这些标记可以是服装、饰物，但也可以是姿势、音乐、技巧。所有反常都需要一些本义上的诀窍。在施虐受虐行为中，痛苦使身体成为象征标志，就像首饰或脂粉在物恋激情中所做到的那样。
所有反常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我们所描述的色情系统中，身体通过自满、通过自我诱惑而兴奋——在施虐受虐行为中，身体由于痛苦而兴奋（痛苦的自我性爱）。但两者有亲缘关系：不论他者是痛苦还是自满，他者都被彻底客体化。一切反常都在玩弄死亡。
[3]性行为经常以这种反常为代价才有可能：对方的身体通过幻想成为模特、菲勒斯/模特、菲勒斯偶像，被当做自己的阴茎来抚摩并占有。
[4]如果说长袜的曲线比眼睛上的布条或胳膊上的手套的曲线更色情，那不是因为长袜和生殖器混杂在一起——而只是因为阉割在这里以更接近、最接近的方式，在自己最紧迫的临近中被玩弄，被否定。因此，在弗洛伊德那里，女人是崇拜物，而长袜则是最容易发现女人阴茎缺失的物体。
[5]惟一不可设想、不可接受的只是价值/菲勒斯的消除和激进的差异游戏的泛滥。
[6]尽管如此，男性在性二项对立中还是成为被标记项，这个被标记项在系统中又成为一般等价物。这个事实，这个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可避免的结构，其本身并没有生物学依据：这个结构和所有大结构一样，其目的就是与自然决裂（列维-斯特劳斯）。我们可以想像一种各项颠倒的文化：母系社会中的男性脱衣舞！这只要让女性成为被标记项并充当一般等价物就行了。但必须看到，在这种词项交替中（妇女“解放”深陷其中），结构仍然没有改变，对阉割的拒绝和对菲勒斯的抽象仍然没有改变。因此，即使系统包含一种结构交替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问题也并不在这里——而在一种彻底的交替中，它应该对性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本身提出质疑，这种性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一个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词项之上，建立在对阉割和象征经济的一无所知之上。
[7]除了高贵的眼泪分泌，但这种谨慎的保留多么多余！参见“长睫毛”的奇文：“……一种激动的情绪使你如此激动，以至只有你的目光才能表达你激动的程度，你在此时比在任何其他时候都更不允许你那化妆的眼睛背叛你。‘长睫毛’在此时比在任何其他时候都更不可替代……‘长睫毛’尤其在此时才呵护你的目光，保护你的目光，突出你的目光，以至你只需给你的眼睛化妆，然后……就不必再想眼睛了。”
[8]动作叙事在这里实现了巴塔耶（G.Bataille）所说的“相反的虚假”：因为身体不断地被那些暴露它的动作本身伪装、掩盖，所以身体通过这种二重性的力量获得了诗歌的意义。相反，我们可以看到裸体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的幼稚，比如贝纳丹所说的那种肤浅的海滩裸体，这种裸体以为可以展现赤裸裸的现实，却落入符号的等价关系：这种裸体从此只不过是一个所指自然的能指等价物。正如贝纳丹所说，这种自然主义的裸露从来都只是一种“精神行为”：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脱衣舞，由于它的反常游戏和精巧的二重性，与“裸体解放”相对立，与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裸体的泛滥”是理性主义的泛滥，是人权、形式上的解放、自由主义愚民政策、小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泛滥。一个小女孩的话准确地定位了这种写实的荒谬性：有人送给这个女孩一个会撒尿的玩具娃娃，她说：“我妹妹也会干这个。你不能给我一个真娃娃吗？”
[9]透明纱衣的游戏也可以起到与这种动作游戏相同的作用。那种表现两三个女人的常见广告也属于同一类型：表面上这是一个同性恋主题，实际上这是自我诱惑的自恋模式变体，是通过性仿真迂回而进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重叠游戏（而且，这种性仿真也可以是异性恋的：广告中出现的男人从来都只是作为自恋的担保人，为了帮助女人自娱自乐才出现的）。
[10]最后一件衣服也可以脱下来：全裸的脱衣舞并不改变自己的逻辑。我们知道，动作就足以在身体周围勾勒出一道奇异的线条，它是一个远比内裤更微妙的标记。无论如何，这个结构标记（内裤或手势）阻挡的不是性器官，而是那种穿透身体的性化本身：因此，性器官表演，以及极限情况下的高潮表演，完全不能消除这种性化。
[11]反常欲望是社会模式强制规定的正常欲望。如果女人能摆脱自我色情压抑，那她就不再是欲望对象，她就成为欲望主体，由此也就成为反常欲望结构的叛逆者。但她也完全可能以偶像崇拜方式中和他人的欲望，达到自身欲望的满足：此时，反常结构就仍然没有改变（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这种欲望分工正是反常及其色情效益的奥秘所在）。因此，惟一的抉择就是：每人都打碎这座菲勒斯城堡，打碎这种反常结构（性系统将每人都禁闭其中），每人都不是贪婪地斜视自己的菲勒斯同一性，而是取代他人，正视自己的缺席，走出菲勒斯同一性的魔法，承认自身的危险二重性——此时，作为象征交换的欲望游戏才重新成为可能。
[12]如果我们参照勒克莱尔（Leclaire）论述的字母功能，一种记录差异和消除差异的性感功能，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前系统的特点是为了字母的封闭功能而取消字母的开启功能。字母功能被分解了——象征性记录为了惟一的结构性记录而消失——欲望的字母表为了代码的字母表而消失。字母在代码系统中的等价关系，字母作为（语言学）价值的文字功能性，在这里也同样代替了字母的分析二重性。于是字母作为充实的符号，自我重叠，自我反映，以物恋的方式被赋予一元特征，占据了性感差异的位置，即字母被当成菲勒斯，所有的差异都消失了。字母在快感中对主体的划分消失了，让位给了偶像化字母中惟一的欲望满足。因此与勒克莱尔那里的性感身体相对立的，不仅是解剖学的身体，而且同样是，尤其是符号学的身体，它是由充实的、编码的能指词汇和满足欲望的能指模式构成的。(https://www.daowen.com)
[13]消费主体，尤其是身体消费的主体，这既不是“自我”，也不是潜意识主体，而是你们，是广告中的你们，即主导模式所遮挡、粉碎并重建的主体，是在交换/符号中被当做赌注的“个性化”主体——因为你们只不过是第二人称和交换中的仿真模式，所以事实上你们不是任何人，“你们”只是支持模式话语的虚构词项。这个“你们”不再是人们与之说话的对象，而是代码重叠的效果，是出现在符号之镜中的幽灵。
[14]必须看到，身体的“解放”和“革命”主要在次级有性化层面上起作用，即主要在两性合理化层面上起作用。它们在这个迟到的阶段起作用的地方正是以前清教派的压抑起作用的地方，因此它们不能影响目前的压制层面，这个层面是象征的层面。这场革命相对于压制模式而言是“迟到的战争”。更妙（或更糟）的是：基本的压制正在阴险地四处蔓延，这甚至是由于“性革命”本身的缘故，这场革命在我们已谈到的受到诱导的自恋氛围中，经常以令人担忧的方式，与这种“悄悄的”压制汇合在一起。）
[15]这意味着某种类型的交换，它不受乱伦禁忌和父亲法规的统治，它不同于我们所了解的那种建立在价值基础上、在交换价值系统中达到顶点的交换（经济和语言）。这种类型的交换是存在的：这就是象征交换，它建立在相反的价值废除的基础上，因此它可以消解那种建立价值的禁忌，超越父亲法规。象征交换既不是向没有法规的倒退（走向乱伦），也不是纯粹而简单的超越（它总是依赖于法规），它是对这种法规的消解。
[16]在身体的否定史之后，身体的肯定史到来了。当前“革命”的全部歧义性来源于几个世纪的压抑已经把身体建立在了价值之上这一事实。身体在压抑状态中，具有一种改变所有价值的犯规潜在性。但必须看到，与此同时，在压抑的庇护下，身体和一系列“唯物主义”价值（健康、舒适、性自由）之间，出现了长期的、难以理清的混淆——身体的概念在某种超验唯物主义的庇护下得到发展，而这种唯物主义则是在作为其替代方案的唯心主义的庇护下悄悄成熟起来的——因此，身体的复活本身依据的是一些确定的目的性，并且在这个新价值系统的平衡中作为能动因素而起作用。裸露成为基本主体性的标志。身体成为冲动的旗帜。但这种解放也带有任何解放都难免的歧义性。主体性作为价值被解放。如同劳动从来都只是作为生产力和交换价值系统中的劳动力被“解放”，主体性也从来都只是作为受到诱导的意指模式、意指系统范围内的幻想和符号/价值而被解放，这种意指系统与生产系统的吻合是相当明显的。总之，主体性的“解放”从来都只是主体性被政治经济学重新捕获这个意义上的解放。
[17]这与奥卡姆（Occam）剃刀正好相反，他的剃刀用来阉割，画出抽象性和理性的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