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
“直到18世纪，人们还在依法判决那些造成一个人死亡的有罪动物之后，将它们吊死。人们也吊死马匹。”
——无名氏
我们对惩罚动物很反感，这肯定是有特殊理由的，因为审判一个人，让他受罪，这应该比审判一个动物，让动物受罪更严重，更可憎。然而，在我们看来，不论用什么方式吊死一匹马或一头猪就更可憎，如同吊死一个疯子或一个儿童就更可憎，因为他们是“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人”。由于司法中这种隐秘的意识平等，被审判者总能保留一种特权，即否认别人对他有审判权，这种可能的挑战不同于辩护权，它恢复了最小限度的象征对等关系，但这种挑战在动物或疯子的情况中就完全不存在了。在禁止任何象征回应可能性的情境中使用象征礼仪，这就使这类惩罚具有了特别可憎的性质。
与有形的清除不同，司法是一种社会、道德和礼仪的行为。惩罚儿童或疯子的可憎性质来自司法的道德方面：如果“他者”必须被证实有罪，必须被定罪，那么惩罚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这些“罪犯”既不可能有过失意识，更不可能有耻辱感。这与把狮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荒唐。但动物惩罚中还有别的东西，这次是来自司法的礼仪性质。这种场景之所以残忍而荒谬，不仅因为处死动物，而且也因为在动物身上使用了人类的礼仪。一切打扮动物的企图，一切训练动物表演人间喜剧的企图都是可悲而有害的——在死亡中，这种做法变得完全无法忍受。
但为什么我们看到动物被当做人对待时，就会有这种反感呢？因为此时人变成了动物。由于符号和仪式的力量，被吊死的动物其实是一个被吊死的人，但这是一个被妖术变成了动物的人。一种反射意义来自深深的相互性，这种相互性在人和动物之间，在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到处都起作用，永远都起作用，这种反射意义通过可怕的混淆而参与视觉再现，厌恶感就产生于这种有害的双重性（如同卡夫卡的《变形记》）。这是文化的终结，社会的终结，游戏规则的终结。杀死人形动物，这在人身上引发出一种对应的兽性，人成为自己仪式的牺牲品。人试图通过法律制度在自己与兽性之间画出一条界线，但法律制度却转而反对人。当然，兽性是一个神话——它意味着人具有绝对的优势，意味着动物被抛入“兽性”。但这种歧视只能得到相对的证明，因为它在意味着特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人的所有风险和义务，尤其是社会公正和社会死亡的风险——相反，根据同一种逻辑，动物则绝对没有这些风险。把这种形式强加给动物，这就抹去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同时也就消除了人性。此时人就仅仅是自己建立的动物性神话的丑陋漫画。
解释这种对动物酷刑的厌恶，不需要精神分析，不需要父亲形象，不需要虐待癖和罪恶感。这里的一切都是社会的，一切都与人在自己周围依照差异神话代码划出的社会分界线有关，一切也都与依照一种法则打破这条分界线的报复有关，这一法则要求相互性永不消失：所有歧视从来都只是想像的歧视，象征相互性不论好坏总在穿越这些歧视。
当然，这种与人的特权丧失有关的厌恶也是某种社会秩序特有的，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与动物的分离，即对人的抽象，是决定性的。这种反感使我们与动物相区别：它标志着人类理性取得了进步，它使我们可以把处死人或动物的整个“中世纪”打发到“野蛮”中去。“甚至在1906年，瑞士还有一条狗因参与一次盗窃和谋杀而被审判并处决。”我们读到这里时会感到很安心，我们不再处于那个时代了。这里的言外之意是：我们今天“人道地”对待动物，我们尊重动物。然而，恰恰相反：我们对惩罚动物的反感与我们对动物的蔑视成正比。正是在我们的文化特有的对动物的贬低中，在无责任性中，在非人性中，动物失去了享有人类礼仪的资格：于是只要把人类礼仪用到动物身上，就足以引起我们的厌恶，这并不是由于某种道德进步，而是由于人类种族主义的深化。
从前那些在仪式中祭献动物的人并没把动物当成畜生。即使依法处决或惩罚动物的中世纪社会也比我们离动物更近，而我们却对这种做法感到厌恶。他们认为动物有罪：这是给予动物的荣誉。我们认为动物（以及疯子、智障者、儿童）清白无辜，这说明我们与动物之间有根本的距离，说明人类的严格定义使它们遭受到种族排斥。在所有生物都是交换伙伴的环境中，动物理应享有祭献和赎罪仪式的“权利”。原始社会的动物祭献与神圣的、图腾的、特殊的动物地位有关。我们不再祭献动物，甚至不再惩罚动物，我们为此而骄傲，但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驯化了动物，使它们构成了一个低等种族的世界，它们甚至不再配得上我们的司法，只能当做肉铺的肉类被干掉。另外，自由主义理性思想也负责照顾自己驱逐的对象：动物、疯子、儿童，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他们甚至不配接受惩罚和死亡，只能接受社会的施舍：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如动物保护协会、“开放式”精神病院、现代教学法——这是隐蔽而彻底的贬低，自由主义理性就躲藏在这些形式中。人道主义通过种族怜悯加强了自己对“低等生物”的优势。
死刑问题便是在这一切的启示下提出的，这也是自由人道主义提出的或天真或虚伪的问题。
在原始人那里，“罪犯”不是低等人，不是非正常人，不是非责任人。相当数量的象征机构都与罪犯联系在一起，如同与“疯子”和“病人”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关于罪犯作为资产阶级秩序的基本功能的话中，也残存着某种与此类似的东西。国王是犯有最大罪恶的人，他打破了乱伦禁忌——所以他才是国王，所以他才要被处死。他通过赎罪获得最高地位，因为正是赎罪使交换循环重新开始。此处有一整套我们已经不了解的残酷哲学（阿尔托意义上的残酷哲学），这一哲学既排斥社会的无耻行为，也排斥刑罚：国王—罪犯之死不是一种制裁，这种死亡并不切除社会机体上某种腐烂的东西，相反，它是节日和顶峰，各种连带关系都在此建立，各种分离都在此消失。疯子、小丑、强盗、英雄以及传统社会中的许多其他人物，尽管程度不同，但都扮演过相同的象征角色。社会就连接在他们的差异性上。最先扮演这种角色的是死人。传统社会还没有受到社会理性原则的影响，所以很容易适应罪犯，哪怕是通过礼仪和集体的死刑来适应[26]，正如农村社会能够适应村里的白痴，哪怕是作为礼仪的嘲弄对象。
这种残酷文化结束了。在这种文化中，差异性在同一种祭献行为中得到增强，得到补偿。我们现在对于那些行为异常者却只知道消灭或治疗，只知道清除，驱逐，把他们抛入社会黑暗中。这一切甚至是和我们的“宽容”，和我们至高无上的自由观相称的。“当代社会在风俗方面获得进步，但这并不排除社会在精神方面的退步”（《通用百科全书》）。社会通过正常化，即通过把等价关系的逻辑扩展到所有人——规范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自身最终被社会化，它排斥所有抗体。正是在此时，在同一种运动中，社会创建了专门用来收容这些抗体的机构——因此在几个世纪中，监禁、疯人院、收容所、学校非常兴旺，我们还不能忘记工厂，工厂也是随着人权的出现而开始繁荣的——劳动应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社会化只不过是各种差异的象征交换向等价关系的社会逻辑的大规模过渡。任何“社会理想”或社会主义理想都只是加剧了这一社会化过程，而那种希望废除死刑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只是延缓了这一过程。关于死刑的右翼思想或左翼思想——反革命歇斯底里或理性人道主义：它们毫无区别——两者都同样远离了象征形态，在象征形态中，罪恶、疯病、死亡都是一种交换方式，是那个“被诅咒的部分”，所有交换都围绕着这个部分进行。应该把罪犯重新纳入社会，使之成为等价的人、正常的人吗？不，正相反。如让蒂（R.Gentis）所说：“问题不是让疯子回归社会的真相，而是让社会回归疯病的真相。”（《疯人院之墙》）全部人道主义思想在这种要求面前都显得软弱——这种要求在以前的社会中得到了公开的实现，它在我们的社会中依然存在，但很隐蔽，而且受到粗暴的压制（因为罪行和死亡总是带来秘密的、堕落的、淫秽的快乐）。
如果说在最初阶段，资产阶级秩序通过清除或关押而摆脱了罪行和疯病，那么在第二阶段，资产阶级秩序则在治疗的基础上中和了这一切。这个阶段通过医学和心理学的迂回，逐渐宽恕了罪犯，并且把罪犯作为社会存在来回收。但必须看到，这种自由转向的基础是一个整体上具有压制性的空间，这个空间的正常机制吸收了以往属于特殊机构的那种压制功能[27]。
自由主义思想声称：“刑法应该朝社会预防医学和社会治疗援助的方向发展。”（《通用百科全书》）这里的言外之意是：刑法作为刑罚应该消失。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刑罚制度本身将在治疗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大回收中以最纯粹的形式得以实现。刑罚暴力将在再社会化和再教育中（在其他地方，根据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的不同，可能是在自我批评或悔过自新中）找到自己更微妙的等价物——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每人都在正常生活中被传讯：我们都是疯子和罪犯[28]。
在这样的社会中，死刑和刑罚暴力不仅可能消失，而且应该消失，那些死刑废除论者恰恰是走在系统的方向上，但与他们自己完全矛盾。他们希望废除死刑，但不想废除责任（因为没有责任就没有觉悟，就没有人的尊严，也就没有自由主义思想）。这不合逻辑，这尤其是无济于事：因为责任早已死亡。责任是启蒙时代的个体遗迹，它随着系统变得更为合理而被系统本身清除了。
对于一种建立在业绩、创意、个人事业和竞争之上的资本主义而言，需要一种责任理想，因此也需要压制性等价物：不论是好是坏，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罪犯，每人都会得到对自己的业绩的认可。对于一种建立在官僚程序和计划实施之上的系统而言，需要的则是一些不必负责的执行者，因为整个责任价值系统都自行崩溃了：它不再具有可操作性。人们是否为了废除死刑而斗争，这无关紧要：因为死刑毫无用处。同样，正义也崩溃了：到处都是豁免权，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找到官僚结构的借口，不再接受任何人的审判，甚至不再接受整个社会的审判。甚至集体责任问题也成为一个伪问题：因为责任干脆消失了。
清除人道主义价值的第二个好处是压制性机构的解体。这些机构建立在一种可能性的基础上，这种可能性就是“在意识中”区别善与恶，并且根据这一标准来审判和定罪。但秩序聪明地放弃了死刑，它仍然是赢家，而且监狱可以开放了。因为死刑和监狱是一个仍然分裂的异质社会的社会司法权的真理，而治疗和回收则是一个正常化的同质社会的社会司法权的真理。右翼思想主要参照前一种社会，左翼思想主要参照后一种社会——但两种思想服从的都是同一个价值系统。
而且两种思想使用的是相同的医学语言：右翼说，切除腐烂的肢体；左翼说，治疗患病的器官。不论在哪一方，死亡都在等价关系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原始社会的程序只有互惠性：以部落还部落——以死还死（以礼还礼）。我们则只有一种等价系统（为死而死），它处在同经济交换中的情形一样抽象的两个词项之间：社会与个体，处在“普遍”的道德机制和法律的裁判权之下。
右翼说，为死而死，礼尚往来，你杀了人，你就得死，这是契约法则。左翼说，这是不能接受的，罪犯应该得到饶恕：他并非真的负有责任。等价原则没有受到损害：只是其中的一个词项（责任）趋向于零，另一个词项（惩罚）也趋向于零。环境、儿童时代、潜意识、社会状况描述了一种新的责任方程式，但使用的依然是因果关系和契约的术语。根据这个新的契约，罪犯从此只应得到（基督教的）怜悯或社会保障。因此，左翼思想在这里也只不过是发明了一些更微妙的新资本主义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压制扩散了，就像剩余价值在其他地方也扩散了。但是，精神病学治疗和生物工艺学治疗涉及的确实是死亡的等价物。个体在这里被当做功能幸存者和回收对象——人们用治疗和关怀围绕他，占据他，但这些治疗和关怀都说明了他的异常。他所享受的宽容和我们看到的对野兽的宽容属于同一种性质：这是社会秩序驱逐并控制自身困扰的一种操作。系统能让我们大家都不负责任吗？只有在确定一类众所周知的不负责任者并且对他们进行这方面治疗的情况下，这才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将由于反差效果而使我们恢复责任的幻觉。罪犯、儿童、疯子将承担这种临床手术的费用。(https://www.daowen.com)
我们用“唯物主义”概念（利润与阶级）简单考察一下死刑的演变过程，就可能让那些希望废除死刑的人感到困惑。从历史角度看，死刑的减少总是由于发现了更为有利可图的经济替代方式，这些替代方式后来又通过合理化变得“更为人道”。例如，得到赦免而成为奴隶的战俘、罗马盐矿中的罪犯、17世纪的对决斗的禁止、强迫劳动改造的制度、从纳粹集中营到劳动疗法的不同程度的劳动力榨取。任何地方都没有奇迹：当系统出于某种原因而认为有利可图时，死刑就会消失或减少（1830年，在涉及一个资产者的案件中，第一次出现了减轻罪刑的情况）。这里没有社会征服，也没有理性进步：只有利润逻辑或特权逻辑[29]。
但这种分析是不充分的：它只是用经济合理性替代了道德合理性。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这是一种“沉重”的假设，与此相比，唯物主义解释似乎是一种“轻巧”的假设。因为利润可以是资本的结果，但这从来都不是社会秩序的深刻法则。对生命和死亡的逐步控制才是它的深刻法则。因此它的目标也是让死刑摆脱彻底的差异性，让死刑服从等价法则。人道主义思想（不论是自由的人道主义还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天真之处就在于，它没有看到，从根本上讲，自己对死刑的拒绝与系统的拒绝相同：即拒绝某种不受价值规律约束的东西。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死亡才是一种恶。但人道主义思想却把死亡变成了一种绝对的恶，从这一点出发，它陷入了最严重的矛盾。格莱芒（C.Glayman）在《世界报》上论述处决比费（Buffet）和邦唐（Bontemps）的事件时说：“任何人都无权故意制造死亡。这是不可救药的人类情感（‘不可救药’是某种口误：人道主义者未必会对这一明证感到不可抵抗的信服）……生命是神圣的，即使没有宗教信仰，人们也对此深信不疑……在一个趋向于消灭稀有物的消费社会中，我们大概可以说，死亡更成为不可接受的（生命如同消费资料，死亡如同稀有物：难以置信的陈词滥调——但共产主义，甚至马克思本人也许会同意这个等式）……这里占上风的仍然是某种永久的中世纪的印象……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我们走向什么样的海岸？等等。因为不应该背离生命！不论是什么样的生命！”准确地讲，“倒退着”进入死亡是虔诚心灵的基本原则——这些心灵也倒退着进入革命，同时也仍然背离生命，这种难以置信的杂技是逻辑思想为了拒绝死刑而向自身的扭曲。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人道主义的争议出发点：个人主义价值系统，人道主义是这一系统的最终完成。加缪说：“社会的自卫本能，也就是个体的自卫本能，要求有个体责任性的先设。”但这些先设恰恰在我们这个受等价法则支配的系统中决定了生命和死亡的平庸无奇。在这个系统之外，人并不需要自卫本能或责任本能（这是抽象的理性主义主体观中两种互补的偏见），死亡将重新具有祭献交换、集体时刻、主体强烈解脱的意义。培根说：“没有哪种激情会如此脆弱，以至不能面对也不能驾御死亡的恐惧。”但这话说得太轻巧了：死亡本身就是一种激情。在这个层面上，自我与他者的区别消失了：“杀人的欲望经常是与自杀或自我毁灭的欲望同时出现的，”——“人希望生存，但也希望化为乌有，人想要无法挽回的东西，想要为死亡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中，不仅死刑的前景不能阻止罪犯，而且死刑很可能还会增加那种让人迷失的眩晕。”我们知道，自杀和谋杀经常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而且人们更偏爱自杀。
这样的死亡，即激情的、祭献的死亡，公开地接纳死刑表演——我们赋予死刑表演一种道德功能，因此它是可耻的，秘密的。善良的人都非常强调公开处决的可耻性，但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处决的可憎性来自它的观赏性质：人们隔着一个观赏的距离品味别人的死亡。这不同于祭献的暴力，祭献的暴力不仅要求共同体全部到场，而且它是共同体本身存在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在如下的一段插曲中重新找到这种具有感染力的节日性：在1807年的英国，四万人观看一次处决，他们进入如此迷狂的状态，以致当场有一百人死亡。这种集体行为与死刑表演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把两者混淆在对暴力和死亡的同一种抽象谴责中，那就与国家思想混淆了，即与安抚生命的思想混淆了。然而，如果说右翼主要是使用压制性讹诈手段，那么左翼的区别则在于它想像并建立了安抚性社会化的未来模式。
人们就这样仅仅根据一种文明是否尊重作为绝对价值的生命，来判断这种文明是否进步。公开的死亡、庆贺的死亡、死刑——上沃尔特黑人面对击倒他的步枪而发出的笑声、图皮族的食人习俗——甚至包括谋杀与复仇、殉情与自杀，这一切有什么区别！当社会蓄意杀人时，人们就会谴责说，这是野蛮的复仇，可以与中世纪相比。其实这种说法带给社会极大的荣誉，因为复仇仍然是一种死亡互惠性。它既不是“原始的”，也不是“纯粹的自然运动”，而是一种精心建构的义务与互惠的形式，是一种象征形式。这和我们的抽象死亡毫无关系，我们的抽象死亡是道德和官僚体制的副产品（我们的极刑、我们的集中营），是可计算的死亡，可统计的死亡，它与政治经济学系统密切相关。它具有和政治经济学一样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从来不是复仇、谋杀或祭献表演的抽象性。我们生产的死亡，我们的文化制定的死亡，是司法的、集中营的、灭绝种族文化的死亡。今天，一切都变了，但一切也都没有变：在生命价值和宽容价值的符号下，支配日常生活的是相同的灭绝系统，但这次是悄无声息地灭绝——这一系统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甚至不再需要死刑了。
记录在体制暴力和死刑霸权中的相同目标也在强制性生存中得到实现：人工肾、抢救畸形婴儿、不惜一切代价延长临终时间、器官移植，等等。所有这些程序都是为了支配死亡，强加生命——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科学和医学的目的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科学的妄想，它与人类目标无关。为了利润吗？不是：社会在这里投入了巨额费用。这种“英雄治疗法”，其特点就是成本增加，“利益减少”：人们在制造一些非生产性苟活者。
虽然社会医疗保障仍然可以当做“为资本的利益而对劳动力的恢复”来分析，但这样的论据在此处却没有价值。系统在这里再次遇到的矛盾和死刑遇到的矛盾是相同的：系统不断抬高把生命作为价值来保护的价格，因为这个价值系统对整体的策略性平衡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抬价却又在经济层面上使整体失去平衡。那怎么办呢？一种经济选择成为必然，人们看到其中显露出了作为半官方学说与实践的安乐死。在法国，人们决定让30%的严重尿毒症患者活下去（在美国是36%！）。安乐死已经在各处都存在了，如果把它变成一种人道主义诉求（如同堕胎“自由”），那么其中的含混性是显而易见的：它表现在系统的中期或长期逻辑中。所有这一切都在朝着社会控制扩大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在所有表面矛盾之下，目标是确定的：巩固对生命和死亡的全部控制。从计划生育到计划死亡，不论是把人处死，还是让人活下去（禁止死亡是宽容的进步形式，是漫画的但也是逻辑的形式），关键在于自己没有决定权，自己永远不能自由地支配生命和死亡，只能在社会批准下死亡和生存。人们甚至不能将自己托付给偶然的生物学死亡，因为这仍然是一种自由。如同道德发出命令：“你不能杀人”，它今天又发出命令：“你不能死”——至少是不能随便死，只有在法律和医学允许时才能死。即使是让你死，这也仍然是根据决定。总之，纯粹的死亡被废除了，代之以计划死亡和安乐死：这甚至不再是本义的死亡，而是另一种完全中和的东西，它记录在规则中，记录在等价关系的计算中。死亡应该像社会服务一样得到保障，应该像健康和疾病一样被纳入社会医疗保障计划。这就是美国的“自杀汽车旅馆”的历史。在这些旅馆里，人们用一笔可观的费用就可以在最舒适的条件中获得死亡。（死亡像任何消费资料一样，有完美的服务，一切都预备好了，甚至还有酒吧女郎来让你对生活重新产生兴趣，然后人们友好地按照职业道德把煤气送入你的房间，没有痛苦，轻而易举：这就是自杀汽车旅馆提供的服务，它收取合理的报酬——也许可以报销？）既然死亡像其他一切东西一样被功能化了，为什么它不能在社会的输入输出中像可计算的个人消费一样成为一种社会服务呢？
为了让系统同意在复活有生命的废料时做出这样的经济牺牲，就必须让系统在取消人的生理死亡偶然性时获得基本的利益。“你们死吧，我们来做剩下的一切”，这样的格言从此只属于殡仪馆的陈旧广告。今天，死亡已经构成剩下的一切，如同“性爱中心”负责性爱一样，“死亡中心”将负责死亡。对巫婆的追捕仍在继续。
必须在超越一切的“客观”体制层面上有一种司法的、死亡的、复仇的授权。必须让死亡和赎罪脱离流通，在高层受到垄断，重新分配。必须有一个死亡和惩罚的官僚机构，如同必须有一种经济、政治和性欲交换的抽象一样：否则，整个社会控制结构就会坍塌。
所以，任何摆脱这种国家垄断的死亡或暴力都具有颠覆性——这是废除权力的预兆。那些著名的杀人犯、强盗或不法之徒之所以有魅力，原因就在于此：这种魅力和艺术品所具有的魅力是相似的：死亡和暴力的某种东西摆脱了国家的垄断，重新进入野蛮的、直接的、象征的互惠中——如同节日和消费中的某种东西摆脱了经济，重新进入无用的、祭献的交换——如同诗歌和艺术品中的某种东西摆脱了恐怖主义的意义经济学，重新进入符号的耗竭。在我们的系统中，只有这一点才是迷人的。只有不能换成价值的东西才是迷人的：性、死亡、疯病、暴力，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些东西在各处都受到压制。成千上万死于战争的人按照“为祖国而死”这种一般等价关系被换成价值——我们也许可以说，这些死人可以兑换成黄金，他们并非对所有人都没用。谋杀、死亡、犯罪这些行为即使不是在各处都合法，至少也是得到认证的，惟一条件是它们按照劳动媒介化的相同程序兑换成价值。只有某些死亡，某些实践才摆脱了这种可兑换性，只有它们才具有颠覆性，它们经常属于社会杂闻的范畴。
其中之一是自杀。自杀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一种不同的外延和定义，它甚至在死亡的进攻可逆性范围内成为颠覆形式本身。监狱里的处决越来越少，但监狱里的自杀却越来越多：这种行为是对制度性死刑的侵吞，是转而反对系统：个体通过自杀来审判社会，以自己的方式，通过颠倒法庭程序来给社会定罪——个体在可逆性完全消失的地方重新建立了可逆性，从而重新获得了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甚至监狱外的自杀也是政治性的（自焚只不过是最壮观的形式）：这些自杀都打开了一个极小的缺口，但这是无法补赎的缺口，因为一个系统没能达到全面的完善，它就是一种全面的失败——只需任何最小的东西逃脱系统的合理性，这就够了。
对自杀的禁止与价值规律的出现是一致的。不论宗教、道德还是经济，言说的总是同一个规律：任何人都无权削减资本和价值。然而，因为每人都是一点资本（如同每个基督徒都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灵魂），所以这也就是说他无权毁灭自己。自杀正是通过毁灭自己所支配的那点资本来反对这种正统的价值观念。这是不可饶恕的：人们甚至对已死的自杀者处以绞刑。因此，在一个充满价值规律的社会里，自杀事件的增加是对社会基本规则的挑战，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征兆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重新审视自杀的定义：如果说在一个非常一体化的系统中，任何自杀都具有颠覆性，那么任何对此系统的颠覆和抵制也就相应地都具有自杀性，至少那些击中系统要害的颠覆和抵制就是如此。大部分所谓的“政治”实践、“革命”实践，都只满足于换取自身的继续生存，即满足于向系统变卖自身的死亡。很少有什么实践会反对受到控制的死亡生产和交换，反对死亡的交换价值，它们不是反对死亡的使用价值（因为死亡可能是惟一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它永远不涉及需求，正是这一点使它可以重新成为绝对的武器），而是反对死亡的决裂价值，它的传染性消解价值，它的否定价值。
那些巴勒斯坦人或那些造反的黑人放火烧毁了自己的城区，他们的行为是自杀性的；各种形式的对安全的抵制是自杀性的；精神病行为及其造成的各种混乱是自杀性的，我们通过这些行为来挑战系统，使系统永远不能整合我们；一些政治实践（示威、动乱、挑衅，等等）是自杀性的，这些实践的目的是凸显压制，凸显“系统的压制性”，不是作为附带后果的压制性，而是作为直接死亡的压制性：死亡游戏可以揭露系统自身的死亡功能。秩序掌握了死亡，但秩序不能用死亡“冒险”——只有用死亡“冒险”来反对系统的人才能获胜。
我们的所有制如此荒谬，它导致人们把自己的死亡当做私产来要求——即要求死亡的私人占有。占有的精神如此具有毁灭性，它造成死亡的“不动产”投资，这不仅表现在对墓室或墓地这种“第三住宅”的关心中（许多人在买乡间住宅的同时，也买一块农村墓地），而且也表现在对“死亡质量”的要求中。一种个性化的、“选定的”、舒适的死亡，一种“自然”死亡：这一不可转让的权利是资产阶级个人权利的完美形式。另外，不朽性从来都只是这种自然个体权利在无限中的投射——主体对死后生存和永恒的占有——主体的身体是不可转让的，主体的死亡是不可转让的。这种荒谬的要求中隐藏着什么样的绝望啊！这种要求类似于我们积累物品和符号的狂热，类似于我们收藏私人世界的癖好：必须让死亡成为最后一件收藏品，死亡不应该把这种无活力状态当做惟一可能的事件，它本身就应该进入物品积累和管理的游戏。
主体加在自身死亡之上的这种扭曲，只有在非正常的、出乎意料的死亡中才能被剥离，这样的死亡重新建立了摆脱主体控制的可能性[30]。
到处都显示出了对主体这种积累、生产和自卫原则的顽强而勇猛的抵抗，主体在这里可以看到自己的编程的死亡。到处都有死亡在反对死亡。在一个勒令人们活下去、勒令人们把生命资本化的系统中，死亡冲动是惟一的抉择。在一个经过精心调节的世界中，在一个死亡已经实现的世界中，惟一的愿望就是通过摧毁来使一切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