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历史的真理
为了使人们更相信,摩西宗教只是作为一个传说时才对犹太民族产生影响的,我们已经探讨了所有这些心理学上发生的转变。或许我们所获得的,只不过是一定程度的可能性。然而,我们不妨假设,我们已经完全成功地证明了它。但即便如此,读者可能只得到这样的印象:我们无非只满足了所要求的事物的质量因素,而并没有满足数量因素。和宗教——当然也包括犹太教——起源有关的一切,都有某种宏大的成分,而这和我们迄今所做的解释并不相吻合。其中一定包括了某种其他因素,它是一种难以类比、也决非同一种类的因素,多少有点独特,其大小与源出之物多少有点相当,就像宗教本身那样。
现在让我们从相反的方向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已经理解到,原始人非常需要一个上帝来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作为部落的头领,也作为个人的保护者。这个上帝是那些部落死去的父亲的后盾,对此,传说总是仍有很多话要说。后代的人类——例如我们时代的人类——在这方面的表现依然如故。他同样保留着孩子气,并且需要保护,甚至当他完全长大成人时也是如此;他感到自己不能没有上帝的支持。如此众多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但是人们心目中为什么只能存在一个上帝?为什么从择一神教(信仰多个神祇中有一个主神)[58]到一神教的发展能够获得如此压倒的优势?这却不是那么容易为人所理解的问题。当然,如前所述,那些信奉上帝的人分享着他的伟大,这个上帝越有力量,他所给予的保护也就越更可靠。然而,上帝的力量也没必要非得以他作为惟一神为先决条件才能体现;如果在他之下还有其他神,许多民族就赞美他这个主神;他们认为他并未因为在他身边有其他诸神的存在而失去他的伟大。如果这个上帝成为普遍性的,并且同等地照料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那也就意味着丧失某些亲密关系。这好比说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一起分享这个上帝。这一点能够进一步表明,关于惟一上帝的观念本身标志着理智发展的进步。但是,这一点不能被过高估价。
不过,虔诚的信徒们知道如何恰当地填补这种动机因素中的明显的空白。他们说,一个神的观念之所以对人类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是因为它是不朽真理的一部分,这个被长期埋没的不朽真理终于显露出来,而且此后必将伴随每个人的一生。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因素毕竟是一个使这一伟大主题及其伟大效果相匹配的因素。
我们也乐于接受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我们仍然心怀疑虑。这个虔诚的论据是建立在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前提之上的。它不可能在其他方面证明人类的理智对真理有特别良好的鉴别力,或者人类的心理表现出具有认识真理的任何特殊倾向。相反,我们毋宁发现,倘若没有预先警告,我们的理智很容易误入歧途,什么东西也不如能符合我们的愿望幻觉的东西(不论它是否是真理)更容易使我们相信的了。为此,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的论据有所保留。我们也相信这种虔诚的解决方法包含着真理——但这是历史的真理,而不是物质的真理。我们有权来纠正真理复归时所受到的某种歪曲。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相信当今只有一个伟大的神,而是认为在原始时代只有一个在当时看起来一定十分伟大的人,他后来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并被提高到了神圣的地位。
我们曾经假定,摩西宗教开始受到拒斥和部分遗忘,后来则作为一个传说而重新表现出来。我们现在假定,这个过程正在第二次被重复着。当摩西给该民族带来一个神的观念时,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而是意味着复活了早在人们的意识记忆中消失了的人类大家庭在原始时代的经验。不过,它曾经是如此重要,并曾为人类生活中如此深刻的变化开辟或铺平了道路,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相信,它曾在人类心灵中留下一些永不磨灭的痕迹,这些痕迹堪与某种传说相比拟。(https://www.daowen.com)
对不同个体进行的精神分析使我们认识到,他们在几乎还不会讲话时获得的最早期印象,后来将以一种强迫症形式表现出来,尽管那些印象本身并没有被有意识地记忆下来。我们相信对人类的最早期经验也同样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关于惟一上帝的观念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个观念完全应该被看成是一种记忆;当然,它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记忆,但毕竟是一种记忆。它有一种强迫性特征,从根本上说它应该被当成既成事实为人所相信。就它所遭受的歪曲程度而言,它也许可以被称为一种妄想;而就迄今为止能够重现过去而言,它应该称为真理。精神病妄想也包含着一点真理,病人的说服力就由此而来,并且扩大成围绕着它的整个妄想性的谎言。[59]
下面几页谈到的内容,几乎都是我在本书第三篇论文(即本文)第一部分里提及过的,在这里只是稍做修正而已。
1912年,我曾在《图腾与塔布》一书里设想过重建产生所有这些影响的古代情境。这样做时,我利用了查尔斯·达尔文、阿特金森和罗伯逊·史密斯等人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利用了罗伯逊·史密斯的理论,并且把他的理论与精神分析学实践中的发现和设想结合起来。从达尔文那里,我借用了下述假设:人类最初是在小型游牧群体中生活的,每一群体都在一个年长的男性统治之下,他用野蛮的暴力实施统治,独占所有的女性,并奴役或杀害所有的年轻男性,包括他自己的儿子。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我从阿特金森那里接受了下述设想:由于儿子们的反抗,这种父权制度走到了末路,儿子们团结起来反抗父亲并战胜了他,一起把他生吞活剥了。遵循着罗伯逊·史密斯的图腾理论,我认为这种原来由父亲统治的群体后来被图腾制的兄弟部落所取代。为了能够彼此相安无事,那些取得胜利的兄弟们放弃了群体内的女人,杀掉了父亲,同意实行族外通婚。父亲的权力被打破了,家庭开始由母权来管理,在后来的整个发展阶段,儿子们对父亲的矛盾情绪都起着作用。某种动物被定为图腾来代替父亲的位置,它代表着他们的祖先和保护神,任何人都不准伤害和杀掉它。然而,每一年中,整个部落的男性都要汇集起来举行一次庆典宴会,在这次宴会上,那种在其他时间和场合一直被尊崇的图腾动物被宰杀并分成碎块被众人吃掉。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这次宴会:它是谋杀父亲的情景的仪式性的庄严重演,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秩序、道德戒律和宗教等都得以诞生。罗伯逊·史密斯所描述的图腾宴与基督教圣餐的相似之处已经使在我之前的许多作者们感到震惊。
我至今仍然坚决支持这种思维程序,由于我没有在最近出版的著作里改变我的观点,我已经频繁地遭到攻击,因为实际上现在许多民族志学家都毫不糊涂地放弃了罗伯逊·史密斯的理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与它完全不同的理论来取代它。我应该说明,我是非常了解科学领域中这些尚未证实的进步迹象的。但是,是这些新观点正确?还是罗伯森·史密斯的理论有错误?我看这两者都缺乏说服力,都不能定论。矛盾的东西并不一定互相排斥,某种新理论也并不必然标志着进步。况且,说到底,我并不是一个民族志专家,而是一个从事精神分析学研究的学者。我有权力从这些民族志资料中选取对我的精神分析学研究有益的资料。极富天才的罗伯逊·史密斯的著作为我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也为我提供了运用这些观点的可贵建议。我自己找不到任何理由与他的反对者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