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盲人书简

论盲人书简〔1〕

供明眼人参阅

章文/译

他们明明拥有能力，却无法做到。〔2〕

——维吉尔

太太〔3〕，其实我早已料及，在列奥米尔先生的主持下刚刚被祛除白内障的那位天生的盲眼人〔4〕，根本无法给您带来您所渴求的知识，但我也不难猜到，我们既不能将此归咎于她，更无法怪罪于您。我已恳求过列奥米尔先生，也曾请他的挚友代为致意，更曾不吝赞美之词，希望能打动他，但最终徒劳无功：这场前所未见的实验终究是要在您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无论是哲学家，还是一等一的名流，都同享了这份被拒绝的荣耀：总之，列奥米尔先生允许到场的应当只有若干不会带来任何后果的眼睛〔5〕。或许您会好奇，这样一位有才干的科学院院士为何要以如此私密的方式进行实验，且这种方式是否会导致没有足够的明白人在旁见证，而我对此的回答就是，一位如此著名的人物，在实验的过程中是不太需要旁观者的；他所需要的，更多的是在实验完成后才到来的倾听者。因此，太太，在被迫错过这场实验之后，我又重拾了最初的计划。实际上，早在最开始，我就想到这一实验恐怕无益于你我的智识，我们从中所获的启迪必然会远少于列奥米尔先生。因此，我决定重新与我的朋友进行一场哲学谈话，思辨实验背后的内容。此前我曾轻率地向您允诺要邀您到现场观看，现在我衷心希望这篇记录我们哲学谈话的小文可以替代那场未能亲至的实验！

就在那位普鲁士医生为西莫诺的女儿切除白内障的同一天，我们前去探访一位住在皮伊索〔6〕的天生的盲人。这位先生颇有见识，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懂一些化学，还曾在王家植物园里修习过植物学课程，成绩也差强人意。他的父亲曾在巴黎大学教授哲学，其课程广受欢迎。他有一笔来源正当的遗产，数目足以满足他余下的感官；但他在年少时耽于享乐，染上了些瘾头，家中后又多有变故，这才隐居到这座外省小城，不过每年也会去一次巴黎。每从巴黎回返，他都会带上些酒水，在家中自行提纯蒸馏，我们对这种再加工的酒也颇为赞赏。太太，上述背景介绍自然没什么哲学意味，但可为您的判断提供佐助：这位我同您谈论的盲人是真实存在的。

晚间五时许，我们抵达这位盲人的家中，他正忙着教儿子认读盲文：当时距他起床还不到一个小时，您要知道，当他的一日开始时，我们的白昼就结束了。他的习惯就是在他人休息的时候处理家庭事务和工作。夜半时分，没有什么会给他造成不便，他也不会妨碍到别人。他要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日间别人移动过的物品归置到原位，这样待他的妻子起身时，就会发现整座房子都已被整理好。于盲人而言，找寻散乱的东西多有不易，因此他们就更热爱秩序；我也注意到，那些日常同盲人接触的人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可能是受瞽者榜样力量的感召，抑或是出自对后者的人文关怀。若是缺少了周围之人的细微关心，盲人该会有多么的不幸！至于我们，假使生活中缺少了这种细小的关怀，应当也是令人同情的吧！大的帮助就像面值不菲的金币或银币，少有机会可以用到；但小的关怀却是我们应当时时握在手中的零钱。

我们这位盲人很会判断何为对称。在我们这些明眼人看来，对称大约是一种纯粹约定俗成的东西；在明眼人和盲人之间，就更是如此。盲人可以用触觉探知一个被我们称为“美”的整体，发现我们对这个整体的部分间的配比有何要求，从而准确地提炼出“对称”一词的含义。但当他说出“这很美”时，并不是在进行美学评判，而只是在转述别人的看法。若是将其同实用性剥离开来，“美”对于盲人来说不过是个概念而已；在少了一种感官的前提下，该有多少东西变得于盲人全然无用？盲人只能将“好”等同于“美”，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同情的事情！他们到底错失了多少奇妙的事物！唯一可略补这一缺憾的，便是盲人对“美”还是有些许概念的，虽然这些概念的外延显然不够宽阔，却比曾经对此发表过长篇大论的哲学家的观点还要精准。

这位盲人总是提起镜子。您一定会想，他不可能知晓镜子为何物；但事实上，他从不会将镜子背着放。谈及所缺失的感官的优与劣，他的看法同我们一样合乎常理：纵然他并不理解所用的词语的含义，但与大多数人相比，他有一个显见的优点，就是绝不会无缘无故地使用它们。对于许多一无所知的事物，他尚能精准恰当地高谈阔论，让我们开始质疑此前既有的看法，不知我们之前是如何敢在不知所以然的情况下将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推己及人的。

我问他，他口中所说的“镜子”是何含义。他回答道：“一个机器，如果旁的物体摆放在恰当的地方，这个机器就能展现出物体的立体感，即使东西离它很远。就像我的手，无需放在物体旁边，也同样能感受到它。”如若笛卡儿也是先天失明，他一定会为这样一个定义抚掌叫好。请您试着想一想，他是以怎样的细腻，才能将脑海里的若干念头集合起来，得出上述结论的。我们的盲人认知事物的手段唯有触摸一途。借着别人的口，他知道明眼人都是用视觉来认知对象的，就像他是用触觉来获取知识一样；至少，这是他可以对“视觉”形成的唯一一个概念。他还知道，虽然人可以触碰到自己的脸，却看不见它。于是他便下了定论，视觉就是触觉的一种，只能作用于与我们的面部不同且远离我们的事物。另外，触觉能带给他的不过是立体感。所以，他补充道，镜子是一种机器，能在自外于我们的情况下展现我们自身的立体感。有多少哲学家提出的概念与他的同样荒谬，论证的过程却还不及他细致？于一位盲人而言，镜子又该是多么令人惊诧的东西？接着我们又告诉他：还有能放大东西的镜子；有不复制对象，却可改变对象位置、让它或近或远的镜子，它能帮助博物学家发现最小的东西；有能将物体变幻成成千上万个的镜子；最后还有能让物体完全变形的镜子。他的惊诧简直无以复加！针对上述现象，他问了不下一百个奇怪的问题。他问我们，是不是只有被称作“博物学家”的人才能用显微镜去看，是不是只有天文学家才能用望远镜去看；放大物体的机器是否比缩小物体的机器要小；拉近对象的镜子是否比推远对象的镜子要短。在他看来，镜子中的另一个我们应当会呈现同样的立体感，怎么可能触摸不到。“你们看，”他说，“一台小小的机器就让两种感官陷入矛盾。或许另有一台更完美的机器，能让它们完全一致，却也不能让对象变得更真实；又或者还有第三台比上一台更完美的机器，会让对象彻底消失，提醒我们在认知上所犯的错误。”

某位先生问道：“按照您的看法，眼睛是什么？”“是一种器官，”盲人回答，“空气作用于其上，类似拐杖之于我手的效果。”这个回答令我们茅塞顿开，彼此交换着叹服的眼神。“正是这样，”他又补充道，“如果我将手放在您的眼睛和物体中间，在您看来我的手就是在场的，但物体却不是。我也有同样的经验，即用拐杖去找东西，触碰到的却是另一个。”

太太，当您打开笛卡儿所著的《屈光学》，就会看到在其中视觉现象也被类比于触觉，还有些光学插图，都描绘着试图用棍子去看的人物〔7〕。笛卡儿和自此以降的哲人，也未能给出关于视觉的更加清晰的概念；同普通的明眼人相比，这位大哲学家也无法更多地胜过我们的盲人。

我们中没有人去冒昧问他对绘画及书写的看法。不过很明显，他的类比之法足以应付一切问题。我毫不怀疑，要是问他如何理解目盲之人试图去看书写字，他就会回答类似于拿着粗棍子去找大头针。我们只是同他聊了聊绘画中透视的技法，谈到透视也是让对象呈现立体感，与镜子成像相似却也不同。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些介绍虽能帮助他理解何为镜子，却也破坏了他原有的看法，因为他开始认为镜子是在描绘物体，而画家要再现物体，大概就得描绘镜子。

我们见到他用线穿过极细的针眼。太太，我可否请您暂停阅读，试想一下如果您与他易地而处，要怎么完成这个活计。假若您最终也没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我就为您介绍这位盲人的技巧。他会竖着将针眼放在嘴唇中间，然后借着舌头和吮吸的力，让线顺着吮吸穿过针眼，除非线实在比针眼粗上太多；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明眼人也未必比盲人多上什么优势。

他善于记忆人声，其精准程度令人惊讶；我们于人群的面孔中所见的丰富程度，他也同样能在众人的声音中找到。于他而言，人声间有着无尽的微妙差别，而我们却无法注意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像盲人一样对此有迫切的需求。在我们看来，上述差别就像我们自己的容貌。我们见过的所有人里，恐怕最难以回想起的长相就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注意别人的长相，是为了能认出他们；我们记不住自己的容貌，是因为永远不会有将自己同别人混淆的风险。另外，我们的感官通常互帮互助，这也会妨碍它们臻于完美。此后我还会重申这一观点。

在此一节上，我们的盲人说道，若不是发现明眼人在其他方面与之相比多有不如，他恐怕就会因不能享有与我们同样的好处而自怨自艾，甚至把我们当成更高一等的智慧生物。这种说法又让我们萌生了另一个念头。这位盲人认为自己同我们相比绝不落下风，甚至还要高出一筹。而假如动物也会思考的话，必然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因为它们很清楚自己相较于人类的优点，对人类的优势却少有了解。苍蝇可能会说，他有手臂，但我有翅膀；狮子会说，他有武器，而我有利爪；大象视我们如昆虫。所有的动物都会找出一个理由，让自己相信人类极度需要它们的本能，并自认凭借其本能，可以完全无视我们的理性。我们都有放大自身优点并缩小自身缺点的倾向，直至自欺欺人地相信，是人类为力量立法，而动物则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我们中有一人抛却了顾忌，问盲人是否想要一双眼睛。“假如不受好奇心役使的话，”他回答道，“我也同样想要一双长长的手臂：在我看来，我的手能比你们的双眼或望远镜更好地告诉我月球上发生的事情；而且，用眼睛去看会比用手去摸遭遇更多的阻碍。因此，与其额外获得我所缺少的感官，不如先完善本有的官能。”

对于声音或人声，我们的盲人能立时辨认出其来源。我毫不怀疑，这一技能让盲人变得十分机敏，且十分危险。我可向您举一小例，证明期待被他所掷的石块砸中，或暴露在他的枪口下，究竟是一件多么错误的事情。年轻时，他曾与兄弟中的一人有过口角，后者因此受了不轻的伤。盲人经受了兄弟令人不快的辱骂后，最终耐心全失，他随手拿起一件物什扔了过去，正中兄弟的额头，令他躺倒在地。

因着这次意外，还有此前的几桩事情，警察将盲人传唤过去。我们明眼人对于外在的力量象征都很敏感，但盲人却对此无知无觉。他到庭应审，视法官为同类。威胁无法令他胆怯。他对埃罗先生〔8〕说道：“您要把我怎么样？”“我要把您扔到地牢里。”法官回答道。“哦，先生，”盲人回答，“我已经在里面待了二十五年了。”多妙的一个回答啊，太太！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讨论道德问题的人，又是多么宝贵的词句。我们离开人世时，就像一场神奇的演出散了场；但在盲人看来，不过是离开了黑牢：生时，我们欢乐更多；死时，他遗憾更少。

皮伊索的盲人用温度的高低来判断火苗的远近，用倾倒酒水发出的声响来评估酒器的满溢程度，用空气在面部的流动来估算别人同他的距离。他对空气中的细微变化是如此敏感，甚至可以区分何为可通行的道路，何为死巷。他能精准地判断人的体重和器皿的容积，将手臂变成度量准确的天平，将手指变成经验丰富的指南针；要是某天组织了这类有关静力学的比赛，我必会将宝押在这位盲人的身上，认为他能胜过二十个明眼人。于他而言，不同的皮肤质地同声音一样，也有着丰富的区别；完全不用担心他会将妻子认作旁人，除非是他自己起了换妻的心思。而人们却普遍认为，在一个盲人的国度里，要么妻子是共有的，要么有着极严格的惩戒通奸的法律，因妻子如想要欺骗丈夫，实是再容易不过了，只需同情人约定好一个传讯的手势。

他利用触觉来判断美丑，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另外还有一点没有那么易于明白，就是人声的发音和音韵在他看来也是辨别美丑的依据。恐怕得要解剖学家才能告诉我们，唇颚的构造与面部的外在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他能用转轮或针做些细致的活计；他能拿角尺校正平面；他能拆卸并组装寻常的器具；他对音乐也有一定的了解，只需别人告诉他音符和对应的音长，就能演奏出一段旋律。他能利用动作的连续与思绪的衔接，比我们更精准地估计时长。同别的优点相比，皮肤的质感、丰满，肌肉的紧实，构造上的优点，呼吸的轻柔，声音的美丽，发音的美妙，都是令他尤为重视的品质。

他同别人结婚，是为了获得专属自己的眼睛；从前，他曾打算娶一位聋子，这样就能用耳朵交换妻子的眼睛。他在很多事情上都表现出了独特的能力，但这些都没有下面这件事令我惊奇。我们向他表达了我们的讶异。“先生们，我能感觉到，”盲人说，“你们不是盲人：你们惊讶于我所做的，但你们为何不为我所说的而吃惊？”我想，这个回答里所包含的哲学思想要远比说话人所想的更多。我们学语之时，未尝遇到大的困难，这已是令人惊叹的事情。很多词语都无法呈现为可感知的事物，即没有实体，所以我们也无法将之同某个具体的想法联结起来，只能用此前留意到的深层而微妙的类比，在不可感知的事物与其触发的想法间建立联系。相应的，须得承认盲人与明眼人相比，在学说话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为他可用于类比和联结的素材要少得多。比如说，我们要如何指望他记住“神采”这个词？这是一种愉快的神情，很难化成盲人可感知的事物，即使对我们这些没有视力缺陷的人来说，也没有那么好感触，不知该怎么具体解释“神采奕奕”一词。若说神采主要停留在眼睛里，那触觉就无法感受；此外，对于盲人，他能否懂得“灰败的眼神”“灵动的眼神”“智慧的眼神”等类似表达？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实在是从各种感官和器官的协作中受益不浅。但单独使用感官中的一种，和在明明一种就足够的情况下同时调动其中两种，造成的结果也是不同的。明明用眼睛就足以看清，却非要将触觉加诸视觉之上，就像已经有两匹健马在拉车，却偏要在前面套上第三匹，后来的马儿奔跑的方向与之前的两匹是不同的。

我从未怀疑过，我们的器官与感官的状态于我们的形而上学和道德有深刻的影响；如果可以，我甚至想说，哪怕是那些纯思辨的想法，也都与我们身体的构造有紧密的联系。故此，我询问这位盲人对于恶行和道德的看法。我首先注意到，他对偷窃有着极大的怨愤。想来原因有二：在他无知无觉的情况下，人们就可轻易对他实施盗窃；另外可能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他偷窃的时候，人们也很容易抓到现行。这并非因为他没有提防这种旁人比他多出的感官的意识，而是因为他不懂如何遮掩盗窃的行径。他对羞耻浑不在意：若非衣物可以助他抵御空气的侵袭，他根本不知穿衣有何用；他也承认，不明白为什么要将身体的一部分遮起来，而将另一部分露出来；更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些部位中，要特别照管其中的某些部分，明明它们使用更频繁，且有生理的困扰，不如暴露在外来得方便。即便在我们所处的世纪，哲学精神已经让人摆脱了诸多偏见，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像这位盲人一样如此彻底地忽略根深蒂固的羞耻感。照他的说法，第欧根尼可算不上什么哲学家。

很多外在的征象都能唤醒我们的同情，触动我们对痛苦的感知，但对盲人来说，只有嘴上的诉苦才管用；我因此怀疑盲人普遍缺乏人情味。在盲人眼中，一个小便的人和一个流血却不诉苦的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哪怕对于我们，如果外物距离太远或体积太小，让我们目无所见，恰似失去视力的盲人，我们不也会停止同情吗？我们的美德是如此仰赖感触的方式，如此受制于外物影响我们的程度！因此，我毫不怀疑，要是被害的对象距离太远，看起来只有燕子般大小，人们在杀死他的时候，绝不比亲手掐死牛更困难。我们对受苦的马产生同情，却毫无顾忌地碾死蚂蚁，不正是被同一种逻辑所驱使吗？啊！太太，盲人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到底有多么不同！盲人的道德和聋人的道德应该也有同样大的区别！若是某种生物尚且比我们多一重感官，恐怕也会认为我们的道德多有缺陷，就不用提更坏的情况了！

我们的形而上学与他们的相比，也有着同样大的区别。有多少盲人秉承的原则，在我们眼中不过是些荒谬已极的说法，反之亦然。关于这一点，或许我可以举出一个细节博您一笑，当然，在那些无事不可挑出错处的人眼中，我的这种说法则是近乎反宗教的，就仿佛我有全然的责任去劝诫盲人，让他们换种方式去看待外界事物。在此，我只想指出一件人人都理当赞同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从自然界的神奇中所得出的推论，在盲人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在他们看来，我们能用一面小镜子创造出一些新的事物，这简直比他们一生都无缘得见的日月星辰还要难于理解。太阳由东向西运动，播撒光明，还不如能调节大小的火焰来得让人震惊。盲人看待物质的方式比我们更抽象，所以他们也更容易相信物质是会思考的。

如果一个曾享有一两天光明的人混到了盲人群里，他要么就得决定永远闭嘴，要么就会被别人当成疯子。每天他都要向同伴们揭示一些只有盲人才会为之惊奇的“奇迹”，而盲人们中的智者则会明智地选择不去相信。这种怀疑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从某些角度看来又是如此的合理，但实际上又是如此的毫无根据，难道不会给宗教的捍卫者以启发吗？假若您权且相信这一假设，难道上述描述不会让您隐晦地想起历史上的某些事实吗？在黑暗的世纪里，有人不幸遭遇了真理，又冒冒失失地将其揭示给了同时代的盲人，故此身受迫害，而在他们的敌人中，最残忍的就是那些同他们身份教养颇为相似、理应拥有类似想法的人。

我想暂将盲人的道德和形而上学弃置一旁，先思考些别的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但自那个普鲁士人抵达以来，人们就一直期待那场实验，实验的目的则与这些问题有着直接的契合点。第一个问题：一位天生的盲人是怎样形成对形状的概念的？我想应当是借由肢体运动，他的手依次触碰过不同的地方，物体从他的手指间穿过，留下连续不断的感觉，让他有了方向感。若穿过手指的是一条绷紧的线，他就有了直线的概念；若感受到的是一条松弛的线的弧度，他就可了解何为曲线。大致来说，借由反复的触觉经验，他能累积起在不同的点上采集到的感受：盲人善于将这些感受或点联结起来，让它们形成完整的形状。对盲人而言，一条直线并非几何学概念，而是对一连串触觉感受的记忆，沿着绷紧的线的方向排成一串；曲线同样是一系列对感触的记忆，或许会和什么坚硬的物体表面联系起来，这个表面应是凸起的或凹进去的。几何学家是根据研究来发现某个形状的特点，并校正心中对这个形状的定义的。但假若是一个天生的盲人，不管他是不是几何学家，都只能把一切寄托在自己的指尖上。我们明眼人会连接色点，盲人却只能将触点联系起来，更准确地说，他能凭借的只有记忆里的触感。他脑海中所发生的事情应当与我们头脑中的并不相同：他不会想象；因为如果需要想象，须得在脑子中先上一个底色，再于底色中拣选出一些点，涂上不同的色彩。要是给这些点涂上的色彩与底色相同，它们就会和底色混同起来，形状也就不复存在。至少在我的脑海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而且我猜想别人的想象方式应当与此也并无不同。所以，当我想要在脑海中见到一条直线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它几何学上的属性，而是先准备一块白色的画布，在上面朝着同一个方向涂上连续的黑点。底布和色点的色差越大，我就越能清晰地辨别后者；但若二者色彩相近，无论是在想象中还是欣赏一幅现实画作，都会令人伤神。

太太，您已看到，我们可以轻易订立一些原则，并遵循上述原则在想象中创造出色彩不同的物体；不过这些原则显然不能为盲人所用。盲人无法为点上色，所以就无法按照我们的方法去想象形状；他能记住的，只有在不同的点上、地点上和距离上采集来的触觉，并借助触觉来构思形状。显然，对我们来说，无法上色就意味着无法想象，若是在一片黑暗中，有人让我们去触碰些小圆球，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它们是黑色或白色的，再或者是其他什么颜色的；也有可能我们不会赋予它们任何一种颜色，而是像天生的盲人一样，只记住了这些小小的圆形物体在指尖上激发出的感觉。于我们而言，这种记忆往往是稍纵即逝的，我们也不理解盲人是如何固定、连接并回忆指尖的感受的，这显然都应归咎于眼睛为我们形成的习惯：我们更擅长用色彩来想象。但在我个人的经验中，也曾有在猛烈的激情的驱使下，用一只手承担全部的颤栗的；我也曾留有对旧时触碰过的物体的印象，鲜明到仿佛它还在我的触碰之下，并清楚地感受到我感觉的界限同那些已离场的物体的界限完全一致。虽说感觉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它却占据着有一定绵延的空间——如果我能用“占据”这个词的话——盲人可以运用思想来扩大或缩小划归它的地盘，以便向其中增添或减少什么东西。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来联结点、面和固体的；他甚至能勾绘出一个像地球一样大的固体，只要指尖传来的触感告诉他认知的对象像地球一样大，且长度、宽度、厚度都能支持类似的感觉。

这种加工感觉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尤为贫弱，却是能证明人类的内在感知力〔9〕的最好例证；在盲人身上则很强，即使外物已经离场且不再对他们发生作用。我们无法向天生的盲眼人解释，我们是如何用想象力描绘不在场的物体的，如何营造它在意识中在场的假象；然而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身上找寻到用指尖感触的能力，回忆起一件不在场的物品的触感，就像盲人所做的一样。若想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请您将拇指和食指捏合在一起，闭上眼睛，然后将二指分开，并在分开后立即回想此前发生的事情。请您告诉我按压中止后触感是否立即就消失了；二指压合的时候，您的灵魂是否更多地聚集在头脑中而非指尖上；这种感觉是否占据了一个空间，让您对“平面”有了概念。我们想要将现实存在的外物和它在我们意识中的呈现区分开来，依托的只不过是印象的浓淡；同样的，盲人若要区别指尖的触感和外物真实的存在，参照的也是触感的强弱。

假如真有一位天生既聋且瞎的哲学家，仿照笛卡儿谈谈对人的看法〔10〕的话，他一定会把灵魂放在指尖上，因为他的主要知觉和所有认知都源出于此。谁会告诉他头脑才是思想的据点？有时想象也会让我们的头脑疲惫，因为我们为想象付出的劳动，就像在看太大或太小的物体一样。而天生的盲人和聋人则不然，他用触碰获取的所有感觉，就是其思维的全部范式。若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思考，他的手指和我们的大脑同样感觉疲累，我也不会为此惊讶。我更不会担心有哲学家对此提出反驳，声称神经才是感觉的来源，而所有的神经都是自脑部发出的：无论是这种说法还是此前盲人的看法，其实都未得到充分的验证，尤其是后一个。可见物理学家们也曾就这一主题展开过奇思妙想，只是最终还是遵循了自己的感觉。

但是，如果说盲人的想象就是回忆并联结可触点带来的感受，而明眼人的想象就是回忆并联结可视点或色点，那就可以得出结论，盲人看待事物的方式要比我们更抽象，假若遇到纯粹的思辨性问题，他应当更少犯错。因为所谓的抽象思维，只不过是用思想提炼物体的可知特性，把一些物体同另一些物体区分开来，或者是把这些特性同物质载体本身剥离开来；但若是分离做得不对或不恰当，就会衍生错误。做得不对的情况多见于形而上学领域，而做得不恰当则常发生在数学、物理等学科中。在形而上学中，有一个方法保证一定会犯错，就是没有对思辨的对象进行足够的简化；在物理或数学里，也有得到错误结果的不二秘籍，即小觑了对象的复合程度。

有一类抽象思维，能做到的人极少，应当是专为真正的天才保留的，那就是把一切都简化为数字单位。必须要承认，这种几何学所得出的结论是极精准的，其公式的适用范围也很广。因为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潜在可能中，都少有物体是不能用简单的单位来代替的：点、线、面、体积、思想、想法、感受……如果这恰好就是毕达哥拉斯所建立的学科的基石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他的计划之所以未得到全然的成功，是因为这种讨论哲学的方法极大地超越了我们的思维能力，过度接近至上之主〔11〕的思维方式。用一位英国几何学家〔12〕的话来说，他就是一直将宇宙几何化。

对我们来说，纯粹而又简单的单位是一种过于模糊且宽泛的符号。我们的感官往往会让我们更贴近某些与我们的智力和器官构造更相称的符号系统。我们甚至还做出了努力，让上述系统更加普遍化，变成我们互相交换思想的集散地。为了眼睛，我们创造了文字；为了耳朵，我们设立了读音；但我们尚没有针对触觉的符号系统，虽然也存在某种方式，让我们能利用触觉来发言并获得回答。这种语言的缺失隔断了我们与聋人、盲人和哑巴间的所有交流。他们在生长，思想却处在蒙昧不明的境地。其实若是自他们童年起，就有人用固定、明晰、持久且统一的方式同他们说话，他们也能获得一些想法。总之，就是要在他们的手中写下我们在纸上书写的符号，并让他们将其与某个固定含义联系起来。

太太，难道您不觉得这种语言与其他符号系统同样便捷吗？您不觉得其实它早已被发明出来了吗？难道您能肯定，之前就没有人同您提过类似的交流方式吗？既然我们觉得用普通的书写方式表达于触觉多有不便，不妨将这种语言固定下来，为它编写语法和字典。

知识可以通过三重门户进入我们的灵魂。但因缺少符号，我们已堵塞了其中一条通路。若是忽视其他两种官能的话，我们说不定会沦落至动物的境地。如果我们只能通过按压来进行触觉上的沟通，这就类似于我们仅能借由叫喊来与他人互通言语。太太，只有缺少了某种感官，才能深知针对其他感官的符号的好处。盲人、聋人和哑巴，或者是因某起事故失去这三种官能的人，肯定会因有一种清楚明白的面向触觉的语言而深自欣慰。

当人失去某种感官时，就不得不借助另外的符号，而使用一种已齐备的符号系统总比从头发明一个要便捷得多。要是桑德森五岁时就能找到一种已发展完善的可触几何学，肯定要比二十五岁上才自行构建一个更好。太太，这位桑德森就是我想同您提及的第二位盲人，想来对他进行讨论也不会偏题。人们总是向我传颂他的神奇事迹，其中没有一件是不曾被他的文学素养和数学造诣所证实的。

他用同一台机器来进行代数演算及呈现用直线构成的图形。只要您愿意听，应当也不会介意我向您描述它的运作原理；您会发现，其中并不牵扯任何您不具备的知识，而且假如您想尝试复杂演算的话，这台机器或许对您有用。

如图2所示。请您想象一个正方形，均分成四份，周围有直线画出边框，这样就为您呈现了九个点：1、2、3、4、5、6、7、8、9。再请您设想，这个被打了九个孔的正方形可以接纳两种类型的大头针，两种针长短粗细均相同，只是其中一种顶部更粗大一点。

顶部较大的大头针（以下简称大头针）永远只会放在方块的中间，而顶部较小的大头针（以下简称小头针）则只插在四条边线上，除了唯一的例外，即表示数字1的时候。数字0的表示法是将大头针插在中间，四边不放置任何针；数字1的表示法是将小头针插在中心，旁边同样不插入任何针；数字2需要将大头针置于方块中心，然后在上边线的1号位置放入小头针；数字3则是将大头针放在中心，然后在2号位置放置小头针；数字4仍要将大头针放在中心，此外在右边线的3号位置加上小头针；数字5除中心位置的大头针外，需在右下角的4号位置放入小头针；数字6的表示方法是在中心位置放入大头针，然后在下边线的5号位置插入小头针；数字7仍将大头针保留在中间，另需在左下角的6号位置插入小头针；数字8由中心的大头针和左边线的小头针构成；数字9包含中间的大头针及左上角的小头针。

对于触觉来说，这就有了十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分别对应代数中的十个数字。现在，请您尽情地想象一张大大的桌子，上面布满了此类小方块，方块水平摆放，彼此间的距离相等。如图3所示，这样您就构建出了桑德森的数学机器。

您应当会立即意识到，所有的数字都可以用这张桌子来表示，所以，根本不存在无法用此机器进行的运算。

例如，可求以下九个数字之和：

1 2 3 4 5

2 3 4 5 6

3 4 5 6 7

4 5 6 7 8

5 6 7 8 9

6 7 8 9 0

7 8 9 0 1

8 9 0 1 2

9 0 1 2 3

我将数字写在桌子上，把第一个数左边的第一个数字标记在第一行左边的第一个方块上，把第一个数左起的第二个数字标记在第一行左起的第二个方块上，依次类推。

紧接着，我将第二个数标注在桌子的第二行上，个位数写在个位数下面，十位数写在十位数下面，等等。

然后，第三个数也被标记在第三行的方块上，第四个数在第四行……正如图3所示。标记完成后，我用手指自下而上地触摸右边第一列方块，计算其所代表的数字的和，若求得的和需要进位，我就将十位上的结余标记在左边一列最下方的方块中。随后，我的手指左移，计算右边第二列，用同样的方法求和；接下来就是第三列、第四列……直至算完总和。

以下则是这张桌子表示不同的直线构成的形状的特性的方法。假设桑德森需要演示同样底边长和同样高度的平行四边形在面积上是相等的。您可以看到，他会按照图4的方法来插入大头针。接着，他会为四边形选定顶点，利用手指完成推演。

一般而言，桑德森只会利用大头针来固定图形的边线，但他同样也可以用九种不同的方式将小头针布置在图形周围，他本人对这些方法都烂熟于心。这样，他在日常的演算中就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唯一略有阻碍的情况是假如有太多的顶点需要列举，他就被迫要借助字母来为不同的顶点命名。遗憾的是，没人能告诉我他是如何用字母来为顶点命名的。

我们只知道，在使用计算桌时，他手指的灵活程度令人惊讶；他能成功完成最复杂的算式；一旦有了失误，他可立即察觉并暂停演算；他能轻易验算。于他而言，计算这项工作，并不像他人猜测的那样费时冗长，因为他可以很方便地布置好桌子。

布置桌子时，首先需要将大头针放在方块中心，剩下的无非就是插入小头针以便确定方块代表的数值。唯一的例外即是数字1。此时需将中心位置的大头针换做小头针。

有时，他也不会用针拼出一条完整的线，而只在顶点和交点处放置大头针，并以丝线缠绕，用线来表示图形的边线。如图5所示。

他还留下了另外一些用于几何研究的机器：我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们，想来得用上与解一道完整的运算题差不多的力气，才能搞清楚这些机器的用途。希望有某位几何学家能告诉我们，桑德森究竟拿那四块木头作何用处。木头呈长方体状，每块都是11法寸〔13〕长，5.2法寸宽，0.5法寸厚，六个面中两个面积最大的面互为对称，上面刻着小方块，类似于我刚刚同您描述过的计算桌：仅有一点不同，方块仅在少数部位有打孔，其中插有针。每个面上各刻有九张计算桌，每张桌子都呈现十个数，其中的每一个均由0—9十个数字构成。图6中就是其中一张桌子，里面包含如下数字：

9 4 0 8 4

2 4 1 8 6

4 1 7 9 2

5 4 2 8 4

6 3 9 6 8

7 1 8 8 0

7 8 5 6 8

8 4 3 5 8

8 9 4 6 4

9 4 0 3 0

桑德森写了一本完美的专业著作，题为《代数原理》。阅读此书时，我们几乎不会意识到作者是一位盲人，只有在少数地方，才能看到一些明眼人根本无法想到的特别的论证方法。是他首次提出，以正方体的中心点为顶点，能将其分成六个完全相同的角锥体，后者的底面就是此前正方体的六个面。我们常用此来简单地证明，所有角锥体的体积都是与它底面面积及高度相等的角柱体的三分之一。

他从事数学研究，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兴趣，另一方面则是因家境庸常且友人对其多有鼓励，才最终决定公开授课。朋友们毫不怀疑，他会比自己预期中更成功，因为他有种天分，轻松就能让别人理解他的意思。实际上，桑德森讲课时总是视学生为盲人；而若一个盲人与同类都能轻松交流，同明眼人打交道更是不成问题了：毕竟后者还要多上一台“望远镜”。

那些曾讲述过他人生的朋友〔14〕说桑德森是一个妙语连珠的人，想来应当的确如此。您或许会问我，何为妙语？太太，我会告诉您，所谓妙语就是只关系到一种感官的话语，比如说触觉，但可以借由隐喻同另一种官能联系起来，比如视觉，所以在听话人的耳中，上述话语就会带来双重光彩：话语直接而真实的光彩，还有隐喻反射出的光明。显然，在话语的情境中，桑德森受自身思维模式所限，只能理解话语中一半的含义，因为他只能将词句同与之相关的一半想法联系起来。但又有谁不曾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呢？愚人们也会有类似经历，他们有时也能开出绝妙的玩笑；顶尖的智者偶尔也犯错，但无论是贤是愚，他们本人都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我注意到，词汇的匮乏往往也能在尚不熟知语言的外国人身上引发同样的奇妙反应：他们被迫用极少的词汇来表达全部的意思，偶尔就会不自觉地将一些词汇放在绝妙的位置。其实，于所有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而言，任何语言中都无法找到充足的恰当词汇，所以他们也常处于同思想活跃的外邦人一样的境地。他们设计出情境，于字符间感悟细微的差别，用最天真的笔触进行描绘，这些都让他们与日常的普通表达方式拉开了距离，也逼迫他们采用一些令人惊羡的表述方法，前提则是这些表述方法既不过分风雅，也不晦涩：根据自身的思考能力和语言知识，人们对风雅和晦涩的接受程度不同，但大致上这还是一种让人很难原谅的缺点。这也就是为什么M先生〔15〕是最受英国人青睐的法国作家，而在所有的拉丁语作者中，塔西佗最为思想家所尊崇。我们已忽视了所有语言的规则，却被文字的真相深自触动。

桑德森在剑桥大学讲授数学，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他还教授光学课，发表对于光和色彩的本质的见解，解释视觉成像原理，研究折射效应和彩虹现象，还有很多有关视觉及其相关器官的内容。

这些事迹听起来很玄妙，但太太，如果您考虑到每个横跨物理及几何的问题，其中都包含以下三个待区分的点，也就不会如此惊讶了：需解释的现象，几何学假设，以及从假设中推演出的运算。当然，必须承认，无论一位盲人在其中的浸淫程度如何，光和色彩现象对他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他能够理解假设，是因为后者能与可触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但这与研究几何学并不完全一样，他无法说出选择这一假设而放弃其他假设的理由；因为若要说出理由，他须得具有自行将假设和现象进行比对的能力。盲人将假设视为别人提供给他的既定事实；在他看来，一束光就像一根有弹力的细线，或是一串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击打我们眼睛的微小粒子；他就以此为根据进行运算。物理与几何间的障碍因此而得以逾越，问题也变成了纯粹的数学问题。

但对于运算所得的结果，我们应当持何种看法呢？一、这是在解决问题时所要克服的最后一项困难，不过一位物理学家即使已经有幸提出了与自然最为相符的假设，他也要用几何来证明这一假设的价值，否则就毫无意义，所以大物理学家，如伽利略、笛卡儿、牛顿等人，也同样是伟大的几何学家；二、根据问题前置假设的复杂程度，运算结果的可信度也会有所起伏。当运算基于一项简单假设时，它所得出的结果的效力就类似于几何学中的论证结果；当前提假设太多时，每项假设都正确的表象会因假设数量太多而遭人质疑，但在假设数量多的情况下，错误的假设彼此之间应当也会互相纠错，这就又反而提高了正确性，让我们能够据此得到一个可与现象契合的假设。这种情况类似于加法，虽然其中被相加的数字的取得方式有待商榷，但最终的结果却可能精准无误。我们当然不能说这种情况不存在，但毕竟是很少的。需要相加的数字越多，在加法中犯下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会导致一系列的推论，以至于其结果的确定性变得很小。我将A、B、C三者相加，总和为50：若50的确精准反映了相关现象的数值，我是否就要得出结论，认为A、B、C三者都是正确的？不见得会是这样：存在无数种方式，让我可以替换其中某一个数值，或者补充上其他两个数值，但最终结果仍为50。不过，一个问题集合了三个不确定假设的情况，可能是无数情况中最难推演的一种。

计算还有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优点，即在结果和现象本身有出入的时候，可帮助排除错误假设。若是一位物理学家想要追寻光在穿过大气层时划过的曲线，他就需明确大气层厚度、折射规则、光粒子的本质和形状，但他可能并不会考虑其他一些关键因素，要么就是故意不将其纳入考察范围，要么就是他也无法确定：然后他就确定了光的曲线。如果说自然中的光与他计算出的结果不同呢？这说明他的预设是不完整的或错误的。如果说光的确按他确定的曲线传播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的假设被修正得刚刚好，一种是他的假设根本就是正确的。到底哪种可能才是真的？他也不知道，但他已尽全力厘清了可确定的事情。

我翻阅过桑德森的《代数原理》，希望从中找到日常能见到他的亲友的叙述，以了解他生活中的与众不同之处。但我的好奇心并未能得到满足；我发现按照他的方式构建出的几何学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对我们也更有益处。我们能在这本书中找到有关点、线、面、体、角、交点、平面角的定义，我毫不怀疑，他用上了些非常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原则，已然接近了唯心主义学说。我们所说的唯心主义者，是指那些只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感触到内心纷至的情感，而不承认其他事物存在的哲学家。依照我的看法，这是个再荒诞不过的思想体系，其起源只能归因到盲人身上；不过应让人类的智慧和哲学引以为耻的是，这个最荒谬的思想体系反而是最难以挑战的。该体系的精要已清楚明白地写在克洛因主教贝克莱博士的三篇对话〔16〕里；我们可以邀请《人类知识起源论》的作者〔17〕来阅读这本书。他能在书中找到实用、便捷、细微的观察方法，其程度与他能做到的程度也不相上下。我们应当向他揭露这种唯心主义，桑德森的假设也会引起他的注意，并不是因为后者有多么的特别，而是它很难从原则上被驳斥：桑德森的理论原则同贝克莱完全一致。其实，不管是按照贝克莱还是孔狄亚克的说法，抑或是按照理性来说，实质、物质、实体、载体等名词，都很难凭借其本身的力量在我们的意识中播散光辉；此外，孔狄亚克曾恰如其分地指出，无论是我们自我提升至天穹，还是下坠入深渊，我们永远走不出我们自己，我们能体会到的只有自己的思绪：这也是贝克莱第一篇对话的结论，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石。看到两位激烈缠斗的敌人所用的武器竟然如此相像，您难道不会感到奇怪吗？如果胜利最终属于其中一方，那一定是因为胜利者能更娴熟地使用这种武器。但《人类知识起源论》的作者已在《系统论》中为他熟练的使用技巧提供了新的佐证，他会运用自己的武器，也足以让唯心主义者害怕。

您可能会说，现在我们所谈的已经离盲人很远了；但是太太，我还是希望您能原谅我的偏题：我曾保证要向您转述一场谈话，若是没有您的宽宥，我恐怕无法兑现承诺。(https://www.daowen.com)

我用能力范围内最大的专注阅读了桑德森关于无穷的说法：我可以向您保证，他在这个主题上提出了许多精准明晰的观点；与他相较，大部分微积分的拥趸只不过是些盲人。还是由您来判断吧：虽然这一主题颇为晦涩，也略微超出了您所掌握的数学知识，但我并不气馁，会尽力将之转换为您能理解的语言，帮助您理解微积分的逻辑。

这位著名盲人的事例向我们证明，只要经过练习的打磨，触觉可以比视觉更敏感；因为在用手触摸过一系列纪念币之后，他可以将真币与伪币分开，即使伪币的仿制技巧已然十分高超，足可骗过有一双好眼的鉴赏家。他还能判断数学仪器的精准程度，只需用指尖估算下仪器部件间的分割。这些事情显然要比触摸胸像来判断它是否与原型人物相似更难。因此，若是在一个盲人的国度里，国民应该也会创作雕塑，且和我们一样从雕塑中享有某些好处：在记忆中永远保存美好的动作并珍视的人。我甚至并不怀疑，他们在触摸雕塑时所生发的情感要远比我们强烈。一位曾温柔爱过的情人，将手指游走在记忆犹新的魅惑之上，这是怎样的柔情！而且，此类幻想在盲人身上应当会起到比对明眼人更大的作用，引发更多的温柔记忆。不过，或许这份记忆中快乐越多，他的遗憾就会越少。

同皮伊索的盲人一样，桑德森能感知空气中的任何一丝异动；尤其是在万物俱静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几步以外的物体的存在。人们传说，有一天他也参与了于花园中举办的天文观测，那天云层若隐若现，不时遮挡住日轮。而他可以根据光线在面部的作用，敏感地判断出何时是适宜的观测时机，何时不是。您或许会以为，他的双眼仍可感觉到光线的摇曳，所以才能感知光是否在场；若非我早已知晓桑德森不仅失去了视力，还损毁了器官〔18〕，恐怕也会与您持相同的见解。

桑德森用皮肤来看；这层皮囊在他身上是如此的敏感，我们甚至可以确定，假以时日，如果有人在他手上描绘某位朋友的肖像，他也能将其认出来，恐怕他还会描述绘画过程中所触发的感受：这是某某先生。所以说，存在一种专属于盲人的绘画，他们的皮肤即是画布。这些说法绝不是幻想；我并不怀疑，如果有人在您的手中画上某某小姐的樱桃小口，您也能立即认出她来：但请您承认，虽说您常能见到这位小姐，也为她的魅力所折服，盲人在这方面还是比您有优势。因为您在判断中需同时调动两三种常识：将手上的画和眼底的形象进行比较；对曾触及的事物的记忆和对仅曾见到并欣赏的对象的记忆进行比较；最终还要将所有的信息都应用到画师所提的问题上。画师用笔尖在您的皮肤上作画，问您：“我正在画的这张嘴属于谁？”但盲人则不然，画师那支笔所能为他呈现的一系列感受，与那张嘴在他手上引发的感觉并无不同。

除皮伊索的盲人和桑德森的故事之外，我还可以再为您补充讲述亚历山大教导学院的迪蒂姆、亚洲人优西比乌及梅石兰的尼凯斯〔19〕的故事，当然还有其他盲人，他们虽然缺少一种官能，却已远远超过常人。诗人们可能会毫不夸张地说，是嫉妒的神祇夺走了他们的感官，以避免在朝生暮死的凡人中找到可与神明并驾齐驱的人。特伊西亚斯就能阅取神的秘密，拥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他不就是一个被神话〔20〕记录下事迹的盲人哲学家吗？但我们的话题还是不应过于偏离桑德森，就让我们跟着这个了不起的人直至他的陵寝前。

桑德森临终时，人们请了杰维斯·霍尔姆斯先生——一位极聪慧的教长——到他身边。他们在谈话中讨论了上帝的存在，至今仍留有几个片段，我认为值得费些力气，为您翻译在此。教长引用自然界的神妙来反驳他的说法。“喔，先生，”盲眼的哲人对他说道，“这场精彩的演出从来不是为我而设，您就无需再提了！我的一生都注定生活在黑暗里，您说的神迹我也见所未见，它们只能向您或同您一样的明眼人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您想让我信仰上帝，就得让我触碰到他。”

“先生，”教长巧妙地给出了回答，“您可以将手放在自己身上，就能在您器官神奇的机能中窥见上帝的存在。”

“霍尔姆斯先生，”桑德森又开口说道，“我再向您重复一遍。这些事情于我而言并不像在您眼中那么美。动物的机体应当确如您所说的一般完美，因为您是个正派人，不会强迫我相信什么东西，但这种机体又与可支配自己的智能生物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这也能令您惊讶，那是因为您已习惯于将所有超出您能力的东西都当做神迹。我本人就常常是你们欣赏的对象，所以对那些能让你们惊讶的东西并无好感。即使是英格兰腹地，也有人被我吸引而来，他们无法想象我是如何研究几何的：您得承认，那些人对事物的可能性根本没有清晰的认识。要是我们认为一个现象超越了人，立时就会说，这是神的作品。虚荣不容我们得出别的结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自己的话语中少放些骄傲，多加些哲思吗？若自然给了我们一个难以索解的症结，不妨将之原样放着，而不是立即引入某个高等生物的手笔，让后者给我们留下一个比此前的症结更难解答的问题。要是您去问一个印度人，世界为何悬浮于空气之上，他会告诉您世界被一头大象驮在背上；大象又靠什么支撑呢？它踩在乌龟背上。那乌龟的支点又是什么？……这位印度人可能会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您。我们就可以对您说，就像对那位印度人说一样：‘霍尔姆斯先生，我的朋友，请先承认您的无知，不要再给我讲这些大象乌龟的故事了。’”

桑德森沉默了一瞬，显然是在等待教长的回答。但要如何攻击一位盲人呢？霍尔姆斯先生利用盲人对他正直的好印象，借着牛顿、莱布尼茨、萨缪尔·克拉克以及少数同胞的思想光辉，试图证明世界上第一等的天才也曾为自然的神奇所触动，因此相信背后一定有一位极智慧的造物主。毋庸置疑，这已经是教长能找到的反驳桑德森最有力的观点了。所以，这位了不起的盲人只得承认，他无法轻率地否认一位如牛顿一般了不起的人物也甘心承认的观点；但他还是告诉教长，牛顿的证词于他而言，并没有整个自然之于牛顿的证明效力；此外，牛顿相信上帝，而他恐怕要打个折扣才能相信牛顿的话。

“请您想一想，霍尔姆斯先生，”他又补充道，“我是多么应当信服您和牛顿的话。我什么都看不到，但我承认万物中包含有令人赞叹的秩序，不过还请您不要做进一步的夸大了。我可以退一步，承认宇宙现时的状态，不知这样可否让您为我留下相信我所青睐的事情的自由。关于宇宙旧有的原初状态，您应当同我一样眼盲。您无法找到证人来反驳我，您的眼睛也不再是信息来源。如果您愿意的话，当然可以相信令您震惊的世界秩序是一直存在的；但请您允许我相信事实并非如此。若我们回溯至事物和时间的起点，感受物质的萌动与混沌的冲击，我们不仅会见到少数发展完善的生物，应当还有为数更多的残缺存在。假如说我无法针对事物的现状对您进行反驳，至少我可以询问您它们此前的状况。比如说，我可以问您，是谁告诉您，还有莱布尼茨、克拉克和牛顿，在动物起源的初始时期，它们不是缺头少脚的呢？我可以同您说：它们中有的没有胃，有的没有肠道；即使是那些胃、上颚和牙齿都可以为之提供很长寿命的物种，也可能因心肺的缺陷而终结；怪物是一点点灭绝的；有缺憾的物质构造也是逐步消失的，留下的只有不存在重大缺陷且能保证自我生息繁衍的机体。”

“如此说来，假如第一个人的咽喉是封闭的，缺少合适的食物，生殖系统也不完善，又从来没有找到配偶，人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恐怕已被卷入宇宙的大清洗里了；那个被称为‘人类’的骄傲物种，应当已经溶解弥散在物质的微粒中，或许永远停滞在无尽的可能性里。”

“如果从来没有过有缺憾的生物，您肯定不会错失这个宣称今后也不会有此类生物的机会，如此我也会陷入到荒谬的假设里。但秩序并没有这么完美，”桑德森继续说道，“有时还是会有怪物被创造出来。”随后，他转向教长，补充道：“霍尔姆斯先生，仔细看看我，我没有眼睛。那您和我又分别对上帝做了什么，以至于一个拥有这个器官，另一个却被剥夺？”

他说话时的神色是如此真挚动人，教长及在场的其他人都为他的痛苦感染，甚至流下了泪。盲人察觉到了。“霍尔姆斯先生，”他对教长说道，“我已了解到您心地善良，在最后的时刻，我仍能感知您为我展示的证据。但是，如果您真的爱重于我，还请您不要剥夺我最后的慰藉，不要让我在垂死时还为他人带来痛苦。”

桑德森又换了一副更为坚定的语气：“我因此猜测，当萌动的物质催生宇宙的时候，我的同类恐怕是随处可见的。那我为什么不能相信，动物的世界也同我想象的一致呢？每一刻，在远离人类的物种中，有多少残缺扭曲的世界正在消散，然后又经历了无尽反复的重组和消失，直至可以达到某种可以自我保全的平衡状态。哦，哲学家们，和我一起前往世界的尽头吧，越过我能触及的界限，抛下你们眼中所见的完美生物；去未知的海洋散步，在它不规律的波动中寻求，看看你们于此处敬仰的智慧生物是如何在别处留下了废墟！”

“您又能从这种结论中获得什么好处呢？霍尔姆斯先生，这个世界又是什么？一个随时面临变迁的复合体，而所有的变迁都指向消亡的结局；一个生物快速更迭的过程，物种在其中相互更替、生长又消失；一个短促的对称；一个暂时的秩序。刚刚我曾批评您用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事物的完美程度，现在我可以指责您以自身时日的长短来估量世界的延续。由您来评判世界的存在延续，就像由朝生暮死的蝇虫来妄断您的生命一样。世界于您是永恒的，如同您对生命短促的生物也是永恒的一样。朝生暮死的生物世代更迭，是不是证明了您的永恒？这是一个已经延续了多久的传统！但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去，根本无法估算我们曾经占据的时长，也不知道我们延续了多久。或许时间、物质和空间都只不过是一个点。”

桑德森在谈话中情绪激动，略微超过了他的身体条件所能允许的程度。随后几个小时，他就进入了临死前的谵妄，中间清醒过一次，呼喊道：“哦，克拉克和牛顿的上帝，怜悯我吧！”随后就死去了。

桑德森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太太，您看到了，那些他用来反驳教长的推理，这些东西甚至还无法令一个盲人信服。对于明眼人来说，这又该是多么大的耻辱，每天从太阳升起到最小的星辰落下，他们都看着自然神奇的演出为他们证明造物主的存在及荣光，却无法寻到比桑德森更好的理由。他们拥有桑德森已被剥夺的眼睛，但桑德森却比他们多出纯洁的品行和质朴的性格。所以，他们像盲人一样生活，而桑德森死时的表现就像他一直都能看见一样。他用余下的感官就足能听到自然的声音，他的陈述甚至比那些常年闭目塞听的人还要有力。我不由得回想，若说苏格拉底是为异教的迷雾所惑，才看不见真正的上帝，那么桑德森是不是因为失去了视觉且看不到自然的奇景，才无法相信上帝的存在。

太太，我很遗憾，人们未能记录下更多有关这位盲人的特异之处，以满足我和您的求知欲。想来他的回答所能带来的启示，要比旁人从各种体验中所能预期的还要多。那些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可真没有哲学精神！但他的学生威廉·因池利夫是个例外，他于桑德森的最后时刻见到这位盲人，记录下了他临终的话语。我建议所有懂得英语的人都去看一看，原文就发表在一本于一七四七年在都柏林出版的著作中，题为《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尼古拉斯·桑德森博士的生平及性格》，他的学生及友人威廉·因池利夫绅士著。读者们会在书中发现别处无法找到的乐趣、力量、真实和温柔。虽然我已尽力在译文中保留上述特质，但也不敢声称可将之传达给您。

一七一三年，桑德森迎娶迪肯斯先生的女儿为妻，他的岳丈是剑桥郡境内宝克斯沃斯的学区长。他们生下一儿一女，至今仍在人世。他对家人的临终告白无疑令人感动。“我要去，”他对他们说，“一个最终我们都会去的地方：不要哀叹，这会让我感怀。你们在我面前表现出的痛苦，只会让我更清晰地意识到那些没有注意到的苦痛。我可以毫不介怀地放弃生命，因为生命于我而言只是一段长长的欲望，一场久远的剥夺。像我一样正直地活着，但要活得更幸福；学着同我一般平静地死去。”随后他握住妻子的手，紧紧抓在自己的手中；他转脸朝向她那一边，似乎想要看看她；他为孩子们赐福，拥吻他们，请他们离开，因为对他来说，孩子们的在场要远比死亡的临近更残忍。

英国是盛产哲人、好奇之人和思想建构者的国度；但要不是因池利夫先生，我们就永远无法从桑德森的身上学到那些普通人本可以教会我们的事情。比如说，他可以认出此前只被别人带去过一次的地方，因为墙和石板路会发出声响，而他能通过响声辨别出来；还有上百件类似的事情，是他与几乎所有的盲人都能做到的。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总能如此频繁地在英国见到同桑德森一样卓越的盲人，看到一些没有视力却能讲授光学课程的人？

我们总是试图恢复天生盲人的视力；但若我们能近距离地观察，通过询问一位有见识的盲人，同样可以为哲学助益。我们可以学到，事物是如何在他身上运转的，然后将其与我们身上的运转方式对比，或许就能从对照中寻求到解决并不清楚明确的视觉和感官理论中的困难的方法。不过，必须要承认，我并不期待能从一个刚经历过手术苦楚的人身上学到什么，甫经手术的器官是如此敏感，易被最微小的事故影响，足以欺骗那些器官健康、长期享有视觉便利的看客。对我而言，我更愿意聆听一位熟知物理原则、数学定理和器官构造的形而上学者对于认知理论的看法，而无意求知于一个刚做过白内障手术的盲人。面对第一次看到世界的人所给出的答案，我并没有太多信心，却更信赖曾在黑暗中思索问题的哲学家的见解。或者也可以用诗人式的语言告诉您，刺瞎自己的双眼，才更能明白视觉为何物。

人们若想让实验结果有一定可靠性，至少须得下长久的功夫来为实验主体做准备，要培养他，甚至把他变成一位哲学家；但即使本人就是哲学家，培养出一名哲学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若本人不是哲学家，情形又当如何呢？要是人们自以为是哲学家，情况就更糟了。应当在手术结束之后很久再开始观测，这才是最为恰当的。想要取得最佳的实验效果，需在黑暗的环境中治疗病人，确认他的伤口已痊愈、眼睛已恢复健康。我不希望人们直接将其推至白昼之下：强烈的光照会阻碍我们观看；它又怎么可能不会影响一个极度敏感、还未被任何印象所磨钝的器官呢？

这还不是全部：余下的事情仍然棘手，想要从准备好的主体身上得到教益；要以细致的方式询问他，才能让他准确说出自身的体会。这项问询需要在一整个学术委员会面前举行；或者说，为了谢绝轻浮的看客，只需将在哲学学识和解剖学知识方面与之真正相称的学者请到学术委员会中。即使请来最聪敏的人和最出色的智者也不会显得小题大做。培养并询问一名天生的盲眼人，完全是一项称得上牛顿、笛卡儿、洛克和莱布尼茨等天才的任务。

我很快就会结束这封已显得冗长的信，但最后我还想讨论一个之前曾有人提出的问题。针对桑德森所处的特殊状态进行的若干思考让我明白，问题尚未完全得到解决。我们假设一个成年的天生盲人已学过如何利用触觉区分相同金属材质且尺寸相近的立方体和球体，所以一经触摸，他就能说出哪个是立方体，哪个是球体。然后我们再假设，如果桌面上放着立方体和球体，且盲人刚刚获得光明，在只看不触摸的情况下，他能否将二者区分开来，说出哪个是立方体，哪个是球体。

莫利纽克斯先生是最先提出上述问题的人，并试着予以解答。他声称盲人根本不能将球体和立方体区分开来。“这是因为，”他说，“虽然他已从过往经验中了解到球体和立方体是如何影响他的触觉的，他也无法得知这种影响他触觉的某一方式，是如何作用于他的眼睛的，也不知道以不平衡的方式压迫他的手的尖角，会怎样在立方体上呈现于他的眼中。”

洛克也被询问过这一问题，他说道：“我和莫利纽克斯先生看法相同。我想在第一眼上，盲人很难信心满满地区分哪个是球体，哪个是立方体，如果他仅满足于观看的话；虽然在可以触摸的情况下，他完全能够为这两个物体命名，触觉能够帮助他感应到二者形状上的区别，并据此将之区分开来。”

关于这一问题，孔狄亚克神父的见解较为特殊。您曾读过他撰写的《人类知识起源论》，并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愉快和补益，现在我再随信为您寄去他同样出色的《系统论》。想来并无必要向您详述他是依照什么理由得出这一结论的，这会剥夺您重读这一著作的乐趣：书中也以一种怡人且哲学的方式详细论证了这一问题，而由我转述恐怕会曲解作者之意。我只是想概括一下，相关观点要么就认为盲人什么都看不到，要么就认为他能看出立方体与球体的不同。至于人们认为有用才加入题设的条件，即两件物体使用了同样的金属材质且尺寸相近，则完全没有意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如果按照洛克先生和莫利纽克斯先生的说法，视觉体验同触觉感受是没有任何本质联系的，他们就得承认自己看到了一个被手盖住的物体的直径足有两尺长。不过孔狄亚克先生还补充道，假如说盲人能看到物体并注意到它们在形状上的不同，却迟疑着不愿说出相应的答案，这只能归于某些极细微的形而上学的原因，我稍后会同您解释。

以上就是关于同一个问题的两种相反意见，第一流的哲学家也为之看法相左。像莫利纽克斯、洛克、孔狄亚克等人都曾讨论过这一问题，似乎旁人已经难以置喙了；但同一件事物也是会呈现很多可供考虑的面向的，即使前人一时未能穷尽，也没什么可惊讶的。

那些声称天生的盲人可以将立方体与球体区分开的人，所预设的前提条件可能也应当再次被核准：他们假定一个刚被割除白内障的盲人，在手术结束后的第一时间就处于可使用眼睛的状态。这些人会说：“盲人此前利用触觉形成了对球体和立方体的概念，现在可将这种概念同视觉感受作比对，就会知道它们其实是相同的物体；要是一件物体在视觉上给他球体的概念，他却偏要将其称为立方体，反而把看起来像立方体的叫做球体，那才是令人奇怪的事情。所以说，他仍会把在触觉上叫做球体和立方体的物体称为视觉上的球体和立方体。”

那他们的反对者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和推论呢？他们同样认为天生的盲人一旦找回健康的器官，就能立即恢复视力。按照他们的推理，被移除白内障的眼睛和从瘫痪中恢复的手臂应当是一样的道理，后者不需要任何练习就能利用触碰进行感知，所以前者也立时就能观看。他们补充道：“与您相比，我们会给予盲人更多的哲思。要是推论真的进行到您所引导的那一步，盲人应当能继续走下去；但谁又能保证，当靠近物体并将手置于其上的时候，我的手不会骤然哄骗我的期待呢？谁又知道球体不会给我立方体的触感，而立方体不会提供球体的感受呢？只有经验才能告诉我，视觉与触觉是否是同一的：在我完全无知无觉的情况下，这两种感官也可能是有分歧的；如果没有旁人告诉我这就是我刚刚触摸过的物体，或许我会认为现下的所见只是个纯粹的表象。在我看来，这个物体实际上看起来就像我此前称为立方体的物体，而那一个像我之前叫做球体的东西。但人们不来问我它们看起来像什么，而是它们到底是什么；我是根本无法完满回答第二个问题的。”

按照《人类知识起源论》的作者的看法，这种推论可能会让天生的盲人陷入困惑；我想，恐怕只有实验才能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看起来，此处孔狄亚克先生想要讨论的，只是盲人二次触摸物体时再次获得的经验而已。您稍后就会明白我为何要提及这一点。其实，这位聪慧的形而上学家本可以加上一句：盲人听到上述两种感官可能会互相矛盾，应当并不会觉得多么荒谬；说不定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他会以为这种矛盾也可归因于镜子的反射。

接下来，孔狄亚克先生又注意到，莫利纽克斯先生给这个问题加了很多限定条件，但这些条件并不能预见或消弭在关于天生盲人的形而上学讨论中所遭遇的困难。有鉴于针对盲人进行的形而上学讨论与其他议题相比并无什么特殊之处，这个判断就更有道理了。在考察哲学问题时，实验的对象也应是一位哲学家，也就是说，这个人理应能从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中，找到所有理性推论和器官状态允许他看到的东西。

太太，以上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正反方意见，我已为您做了综述。随后我会做进一步的辨析，您会看到那些声称盲人可识图辨形的人还远未接近真相，而否认这一点的人则完全有权认为他们并未弄错什么。

若将莫利纽克斯先生提出的关于天生盲人的问题进一步扩大化，就能提取两个相关问题，我们可一一考察。我们可以思考：一、白内障手术完成后，盲人能否立即恢复视力；二、假如能恢复，他的视力是否清晰到足以辨别不同的形状；他是否能将触觉状态下获知的物体名称应用在视觉中的物体上，是否能证明上述名称对物体是合宜的。

器官痊愈之后，天生的盲人是否能立即看见？那些认为他无法看到的人是这么说的：“一旦天生的盲眼人能够使用自己的双眼，他视角下的整幅场景都会勾画在眼底。他眼中的场景是在很小的空间内，聚集着无数的东西，在他看来只会是各种形状混乱的堆叠，他也无法将不同的物体区分开来。人们基本都会赞同，只有借助经验，才能学会如何判断物体的距离，甚至还得靠近物体，触摸于它，随后远离，然后再靠近，再触摸，才可确保物体不是人身上的一部分，它是外在的，距我们时近时远：这样说来，为什么盲人就能不凭借经验即可看到物体呢？没有经验的话，第一次看到物体的人会在物体远离他或他离开物体，直到物体消失在其视线之内的时候，认为物体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凭借过往观察常驻物体的经验，我们才能明白仍可在原先的位置找到它，才能在远离中意识到它会持续存在。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孩童才能在玩具被夺走后很快平静下来。我们不能说是因为孩子立即忘记了玩具：可以想一想，很多两岁半的孩子已经掌握了语言中的不少词汇，但要让他们说出来，恐怕比记住这些词还要花费更多的力气，这就证明童年时代是一个记忆的时代。更合理的说法是假设在一开始，孩子会以为脱离视线的东西就不存在了，如此，当消失于视野中的东西再次出现时，他们的喜悦中就会混杂上赞叹。保姆们常同他们玩一个游戏，即用手将脸突然遮上，再突然露出，这可以帮助他们理解不在场的事物也是会持续存在的。如果游戏一刻钟就能重复上百次，他们就能以上述方式积累经验，理解消失于视线的东西并不会真正消失。故此可以推论：我们关于物体持续存在的概念是从经验中获得的；而对距离的概念是借助触觉取得的；眼睛需要学习才能观看，正如舌头需要练习才能说话；若是一种感官需要另一种感官的帮助，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当物体呈现在眼前时，是触觉为我们确证外物的存在，时至今日它仍是一种可随时待命的感官，虽不见得可辨析物体的形状及相关变化，却可帮助我们观察它们的存在。”

除这些推论，我们还可补充上切泽尔登所做的著名实验。这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为一个年轻人割除了白内障，但病人术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分辨大小、距离、情境，甚至是形状。一件一寸大的物体放在他眼前，挡住了一座房子，他就会认为物体同房子一样大。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眼上，因为他认为物体作用于眼睛的方式就和手一样，只有皮肤接触才能做到；他无法将触觉判定为圆形的物体同认定为方形的物体区别开，也无法用眼睛辨认，之前曾用触觉感受过的是放在上面还是下面的物体，到底是在上还是在下。他花费了很大气力才明白，房屋要比他的卧室更大，却无法想象眼睛要如何向他传达这一事实。直至积累了大量的重复经验，他才明白画上画的是立体的东西；他一直盯着画作，最终确认这并非他所看到的平面，就拿手摸了上去，却发现碰到的只是没有任何凸起的平面图；于是他就会想到底是什么欺骗了他的触觉或视觉。实际上，野蛮人在第一次看到画作时，也会有类似的反应；他们把人像当做真人；他们向画像发问，并因没有获得任何回答而吃惊：但这个谬误显然不是因为他们不习惯观看。

那其他难题又该如何解释呢？事实上，与孩童或刚祛除白内障的天生盲人崭新却笨拙的器官相比，成年人经验丰富的眼睛的确能更好地看清物体。太太，请您看一看孔狄亚克神父在《人类知识起源论》里最后给出的例证，他以此反驳由切泽尔登施行、经伏尔泰转述的那些实验。光线在这样一个从未见过光的器官上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个器官的体液、角膜、晶状体所应当具备的条件……都在书中得到了清晰有力的说明。由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在第一次睁眼的孩童或甫经手术的盲人身上，视觉功能还是很不完善的。

由此可以推论：我们可以在外物中分辨出无数的物体，但孩童或天生的盲人却无法看到，虽然这些物体也会呈现在他们的眼底；物体被印在视网膜上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我们专注于它们留下的印象；所以说，第一次使用眼睛的时候，应当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刚开始使用视觉的时候，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一系列混乱的感觉，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并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进行不断思索，这些感觉才会变得明晰。只有经验才能教会我们如何将感觉与引发感觉的事物做比照；感觉在本质上也并不近似于物体，我们总是习以为常地将感觉和物体联结起来，其实都是借由经验才实现的。简而言之，我们不应怀疑，触觉可以极大地辅助眼睛，让它认识到物体与它呈现的形态间的统一性。我想，如果一切不都是遵照极普遍的规律来运作的——比如说，如果被有些物体戳到是痛苦的，但被有些东西刺到却是快乐的——那我们应当会在还未搜集到亿万分之一可供我们安身保全的经验之前，就已经死去了。

但是，我决不相信眼睛无法自行获取知识，或者说——如果可以这么表述的话——它无法自行积累经验。若想用触觉确定物体的存在和形状，并不需要眼睛的介入；那么，为什么已经用眼睛看过了同样的东西，还要再以触觉进行确认呢？我了解触觉的一切好处，之前在介绍桑德森和皮伊索的盲人时，我也并未有所隐瞒；但对于上述问题，我绝不会给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可以轻易想到，另一种感官的参与可以完善某一种感官的使用，提高其效率，但在它们的功用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依存关系。当然，物体有很多特性是只有凭借触觉才能体会到的：触碰可以告知我们某些眼睛无法捕捉的细小改变，只有经过触觉的提醒，眼睛才会注意到上述变动；不过帮扶是相互的，对于视觉比触觉更灵敏的人，通常都是他们的眼睛会提醒手指有物体的存在或是有微不可触的改变。要是有人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您的拇指和食指间放上一张纸或是什么又平又薄又软的东西，就只有眼睛才能提醒您，两根手指间无法进行直接的接触。我还想顺便补充一点，那就是在这种事上若想骗过盲人，要比欺骗有视觉习惯的人困难得多。

一只生动灵活的眸子或许并不能毫不费力地确认，外物并非主体的一部分，无法肯定它是否忽近忽远，不能确定它的形状，某些物体是不是比另一些更大。但我绝不会怀疑，眼睛可以长时间地进行观察，我也不认为它的精准程度不足以让我们看清物体大概的轮廓。要是否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忽视了器官的功用，忘记了主要的视觉现象，也意味着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没有任何一个灵巧的画家，其手笔可以接近我们眼底那些缩微图像的精美程度；没有什么可以比被呈现的物体和它在视觉中的呈现更精确；这幅画的画幅并非如此窄小；不同的形状间不会导致任何混淆；这些图像所占的面积还不到半平方寸；如果假定眼睛必须在触觉的辅助下才能实现功用，那再也没有比解释触觉是如何教会眼睛观看更难的事情了。

但我不会止步于简单的臆测，而是会去思考，是不是触觉教会了眼睛如何分辨颜色？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将如此一项丰功伟绩归功于触觉：若真是如此的话，假设我们在一个刚恢复视觉的盲人面前放上一个黑色的立方体，一个红色的球体，再衬上白色的背景，他就能毫不迟疑地辨别以上形状的轮廓。

人们可能会回答，要想让眼睛达到自行积累经验的状态，盲人需要等待一会儿：他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让眼部的体液可以适当地分布；让角膜形成适宜观看的曲度；让瞳孔的收放程度合乎自身需求；让视网膜不要过于敏感或不敏感于光的作用；让晶状体完成人们所说的向前或向后的动作；让肌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让视神经做好传达感受的准备；让整个眼球适应各种可能的位置；让构成器官的所有部分都能参与构建那幅让我们深深从中受益的微缩景象。

我承认，无论我呈现在盲人面前的图像是多么简略，在器官实现上述所有条件之前，他都无法厘清图像的构成。但这也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情，刚刚别人用来反驳我的一系列推理，也可以用在任何一个稍显复杂的机械上，比如手表。细致来说，其中包含了一系列的运动，齿轮、轮轴、表盘、平衡器等部位都要参与，要是全部算起来的话，恐怕得用上十五天的时间才能让指针走上一秒。要是他们反驳我说这些运动是同时进行的，我就会回答眼睛的工作原理也是一样的，无论是第一次睁眼，还是随之而来的各种判断。不管眼睛为了实现视觉需要达到何种条件，都得承认这些条件并不是触觉赋予的；眼睛自行获得了必要条件，所以，它也无需另一种感官的辅助，就能分辨映射于其中的形状。

不过，人们可能还是会说，它要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快。太太，您是否还记得，之前我们曾一起去王家植物园的工作室观看凹透镜实验，当您在镜中看到有一柄剑以与您手中的剑相同的速度向您戳刺而来的时候，您可着实受到了惊吓。不过您一直以来的习惯却是向镜外找寻镜中描绘的物体。可见，为了观看物体或物体的影像，经验并非如此必要，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牢靠。您的鹦鹉就能给我提供一项佐证：它第一次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就用嘴贴近了镜面，把影像当成了同类；一经发现自己无法与“伙伴”相会，它就开始围着镜子转圈。我无意夸大鹦鹉的例子的效用，但这的确是一次未被任何偏见沾染的动物实验。

但是，要是有人告诉我有一位天生的盲人在术后的两月内仍然无法分辨任何事物，我也不会奇怪。我只会从中推论出经验对这一器官的必要性，而不是眼睛必须要借助触觉才能积累经验。我只会因此认识到：在进行观察之前，需要让天生的盲人在黑暗中停留一段时间；为了让他的眼睛能自由活动，恐怕昏暗的环境要比明亮的白昼更合适；实验的时候，最好让其身处晦暗的空间里，或者至少是个可调节亮度的场所，这样对实验应当也是有益的。人们会发现，我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知道此类实验总是艰难且不确定的；实验中看起来费时最长，实际却很简短的一个步骤，就是向实验对象灌输哲学知识，让他拥有比较两种环境的能力，能告知我们盲人与明眼人所处状态的不同。再重复一遍，如果实验对象没有思考和自我反思的习惯，我们又怎能期待从他身上获得什么具体的结论呢？就像切泽尔登观察过的盲人，他完全不了解重享视觉的好处，以至于根本体味不到自己的不幸，也从未思考过丧失这一感官会剥夺他的哪些乐趣。而桑德森却不然：他配得上“哲学家”的名头，绝不会对这一切如此漠然。我猜测他会赞同《系统论》作者的观点。当我看到如下论断时，我会顺理成章地怀疑孔狄亚克把自己的想法也纳入了思想体系中：“如果人的一生只是不间断的对喜悦或痛苦的体验，且喜悦时他无法感知痛苦，痛苦时他无法感知喜悦，这只能说明他曾享乐或受苦；如果这就是人的本性，那就说明他从未将眼光移向四周，看看是否有什么生物想要保全他，或者想要伤害他。恰恰是在喜悦和痛苦相互交替的时候，人类才会思考……”〔21〕

太太，您肯定会想，要是遵照从一些明确的认识到另外一些明确的认识的推理方法（这是作者一贯的哲学思辨法，也是正确的方法），他是永远不会得出这一结论的。不存在绝对的幸福和不幸，就像没有真正的光明和黑暗一样：其中的一方并不是凭借对另一方的完全且简单的剥夺来实现的。假如我们曾不打折扣地享受过幸福，可能会认为它与存在、思考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而我却不能如此定义何为不幸。很自然的，正如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我们会将之视为一种被迫的状态，感觉自己无辜，却承认自己有罪，并控诉或原谅外界的自然。

孔狄亚克神父认为孩子之所以会在受苦时抱怨，是因为他来到世上之后并没有一直在受苦。要是他对我说，“对一直在受苦的人来说，存在和受苦就是同一件事情；如果不摧毁存在，他也想不出还有别的方法可以终结苦痛”，我可能就会反驳他说，一直在受苦的可怜人可能不会追问：我到底做了什么才要受苦；但没人能阻止他思考：我做了什么才要存活在世上？但我并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没有把“我存在”和“我受苦”做成一对同义词，明明一个可以用在散文中，另一个能写进诗歌里，就像“我活着”和“我呼吸”那样。另外，太太，您肯定能比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孔狄亚克神父在这一部分写得极好。我担心您会在比较过我的批评同他的思考之后，对我说您宁愿要蒙田式的错失，也不要沙朗〔22〕式的真理。

“又跑题了。”您或许会这么提醒我：是的，太太，这其实是我们早就协定好的条件。以下就是我个人针对那两个问题的答案了。我认为：当盲人的眼睛第一次朝着光线睁开时，他什么也看不到，他需要一点时间来为眼睛积累经验；但眼睛可以进行自我训练，无需触觉的帮助，最终不仅可以分辨颜色，亦可辨别物体大致的轮廓。现在，我们假设盲人术后很快即可恢复视力；在手术结束后、实验开始前，我们把他封闭在一个黑暗的空间中，让他可以进行用眼训练，以便尽快恢复器官功能。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在这种条件下，他能否凭借视觉认出曾触摸过的东西，是否能给东西配上正确的名称。这是我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

既然您钟爱那种方式，我就用或可取悦于您的分类法来考察这一问题，将可能的实验对象分为几类。如果参与者是粗鲁的人，不曾受过教育，没有足够的学识，且未进行过准备工作，那据我猜想，一旦白内障手术纠正了器官的缺陷，眼睛恢复了健康，物体就会清晰地映入他的眼中；但有鉴于这一类人不习惯进行任何形式的推理，且不懂得何为感觉、想法，也无法将用触觉接受到的表象与用视觉获得的印象联系起来，他可能会说，这是一个圆，那是一个正方形，但这一判断的背后不会有任何深层次的动因；或者他也可能会直白地承认，自己无法在于视觉中看到的物体上，找到任何与此前触摸过的物体相似的痕迹。

还有一些人，他们能将目中所见的物体的形状，同它们在手中留下的印象进行比照，随后利用思想将触感应用在远距离的物体上，据此说出其中一个是正方形，另一个是圆形，但无法明晓其所以然。仅凭比较触觉搜集的感受及视觉接受的信息，不足以让他们相信自己判断的真实性。

太太，接下来我不再偏题，而是单刀直入地为您介绍参与实验的形而上学家的反应。我毫不怀疑，他肯定是在可以清楚辨别两项物体之后才开始推理的，而且其所见的清晰程度会像他一生从未失掉视力一样；他会比较涌入眼中的感受和此前停留在触觉上的记忆，然后像您和我一样信心满满地说：“我倾向于认为这个物体就是我一直称为圆形的事物，而那个就是我叫做方形的东西，但我无法断言事情就是这样的。有谁跟我保证过，当我靠近的时候这些东西不会在我手下消失呢？我又如何肯定，眼前呈现的物体就是我曾触摸过的呢？我不知道是否可见的东西就是可触的；但即使我已不再犹豫，即使我相信周围人所说的话，知道我看见的物体就是此前触碰过的，我也不会再将推理向前推进一步。”“先生们，”他还会继续补充，“在我看来，这个物体像是方形，那一个像是圆形；但我并不清楚它们在触觉和视觉上是否具有同一性。”

假如我们用几何学家换下形而上学家，也就是拿桑德森替掉洛克，他可能还是会说，如果他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么在这两个可见的形状中，应该这个是方形，那个是圆形。“因为我看到了，”他补充道，“只有在第一件物体上，我才能插上大头针，绕上丝线，以标明正方形的顶点；而只有第二件物体才能允许我标定丝线，以论证圆形的特点。所以这是圆形，那是方形！”不过他或许也会同洛克一样继续说道：“但或许当我把手放在形状上的时候，它们还会相互转化，以至于这个图形虽然在盲人那里感觉像是圆形，但明眼人看来却会展示出方形的特性。所以说有可能我看到的是方形，同时感觉到的是圆形。”“不，”他随后还会再开口，“是我搞错了。我平时向旁人展示圆形和方形的特性，但他们其实并未上手触摸过我的计算桌，更没有感受过我用来固定形状轮廓的细线；不过他们还是能理解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摸到圆形时，他们看到的并非方形，不然我们就永远无法相互理解了：我为他们描绘了一个形状，展示的却是另一个形状的特点；我拿出一条直线，按照圆弧讲解，再把圆弧当成直线。但既然他们都能听懂我在说什么，这就意味着形状在所有人的视野里都有同样的表达方式；我看到的方形也是他们看到的方形，我看到的圆形也是他们看到的圆形。所以说这就是我一直称为圆形的东西，那是我一直称为方形的东西。”

我用圆形代替了球体，用方形替代立方体，因为似乎只有经验才能教会我们判断距离，所以第一次用眼的人所见的理当是一些平面，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立体；我们眼中立体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这件东西上靠近我们的点组成的图像而已。

不过，即使是盲人在第一次睁眼时就可判断物体的突起与立体，不但可以分辨圆形方形，也能区分球体和立方体，我也并不会因此就认为他可以辨认更复杂的事物。据传列奥米尔先生实验中的盲人能分辨颜色；但我愿付三十比一的赔率，赌她只是凑巧才能分出球体和立方体，只要没有实验支持相反的结论，我就敢肯定她根本无法区分手套、睡袍和鞋子。这些物体承载着过多的细微变化；它们的使命是装饰或覆盖我们的肢体，其形状与肢体的形状之间，却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想，要请桑德森来确定方形帽子的用途，比让达朗贝尔先生与克莱罗先生判断计算桌的用法困难上一百倍。

桑德森肯定会发现物体同它的用途之间存在某种几何学关系，所以只要经过两三次联想比对，他就会明白圆形无边帽是用来盖住头的，其中并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形状会让他判断失误。但若是一顶方形的帽子呢？他会怎么解释那些角度和帽顶的羽簇？后者有什么作用？为什么是四个角，而不是六个？他肯定会这么想。于我们而言，这两个改动只是个装饰问题，却会在他心里导致一连串荒谬的推理，或是一场对我们所说的“好品味”的绝妙讽刺。

若是仔细思考的话，我们会承认在一个一直享有视力但不清楚物品用途的人和一个知晓物品用途却从未看见过的人之间，一定是存在区别的，但不见得会是前者占上风：太太，假如今天有人刚向您展示了一个头饰，您是否能立即猜到这到底是一个用在其他地方的饰品还是头饰？对于刚刚恢复视力的天生盲人而言就更困难了，他们要用视觉处理的形状数目更多，说不定就会将一位衣冠楚楚、坐在椅中静止不动的观察者当做一件家具或一台机器，而把被风吹动枝叶的树木当做可移动、有生命和思想的生物。太太，感官到底给了我们多少暗示？要是没有眼睛，我们说不定会把一块石头当成会思考、会感触的生物！

由此推论，我们还可以说，桑德森不会在判断圆形和方形时出错；在某些情况下，他人的推理和经验还可帮助他借由视觉来进一步理解触觉，会让他明白眼中所见就是手中所感。

还有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那就是当我们想要论证某个所谓永恒的真理时——或者按惯常的说法，想要见证某一展示时——一定要排除感官的影响。太太，您会注意到，假如有人声称要验证两条无限延展的平行线反射在某块板子上就会变成相交的线，就像两条一直向前延伸的小径似的，那他就是忽略了视觉的干扰，忘记了无论对盲人而言还是对他来说，平行线都永远是平行线。

不过，这个有关天生盲人的假设还可引申出另外两项预设。其一是假设有一个人，生来就能看见，却没有触觉；其二是另有一个人，他的视觉和触觉一直处于矛盾状态。我们可以用布带将第一个人的眼睛蒙上，再让他恢复缺失的感官，随后询问他能否利用触觉区分不同的物体。显然，假如实验对象受过教育，他可以凭借几何学知识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法，判断触觉和视觉是否会互相矛盾。他只需将立方体或球体握在手里，向他人展示该物体的特性，并在别人可理解的情况下，主动宣称他感觉像是立方体的东西与人们视为立方体的物件颇为相似，所以他手中拿的东西就是立方体。但若实验对象不懂几何学，他用触觉辨别立方体和球体的难度，应该和莫利纽克斯先生口中的天生盲人辨认上述两种物体的难度也并无差别。

至于永远无法将触觉和视觉相统一的那个人，我也无法确定他是如何看待形状、秩序、美丑、对称等概念的。可能他在面对这些概念时，就和我们在面对生命真正的范畴和延续时同样感到难以索解。他大致会说某件物体呈现一个形状，但他应该会倾向于认为这个形状既不同于他眼中所见，也不同于他手中所感。这样一个人可能会对自己的感官心怀不满，但他的感官却不会对外物有什么好恶。如果他要将错处推给某一官能，我想他指责的对象应该是触觉。在数以百计的场景下，他都会觉得是手部的动作改变了视觉中物体的形状，而不是眼睛的观察造成的。当然，这种偏见也会导致他在评估事物的坚硬程度时遭遇偏差，对他而言同样是令人不快的。

但是，正因为我们的官能能在观察形状时保持某种同一性，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它们。谁又能说我们在观察中从未遇过任何干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据此作出判断。哎呀！太太，当我们试着将人类的知识放在蒙田的天平上时，会发现我们从未远离他的箴言〔23〕。我们又知道什么呢？知道何为物质吗？懵然无知。知道何为精神及思想吗？所知甚少。知道何为运动、空间和时间吗？一无所知。知道几何学的真理吗？去问些诚实的数学家，后者会承认他们对此的见解都是一致的。比如说，有多少本相关著作，在对于圆形的定义上，都是反反复复强调圆形就是从边上的任何一个点到圆心的距离都相等的形状。所以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但又有多少作者非要在其著作中声称他们知道些什么。我没法明白大家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读这些东西，反正读完后也一无所获；不过想来原因也是一样的：我在这里颇为荣幸地同您商谈了两个小时，自己虽未感到烦闷，可到底也没能跟您说出什么新花样。请您接受我深挚的敬意。

太太，

您极谦卑且顺从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