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利被驱逐出瑞士
席利关于他被驱逐出瑞士的信，说明非议员流亡者所受待遇之一例；可惜限于篇幅，我只能加以摘录。信的开头叙述两个德国流亡者，席利的友人比和伊[344]离开日内瓦之后，在瑞士旅行时被捕；随后德律埃使他们重获自由，他们又返回日内瓦。
席利接着写道：“我受他们的委托，去访问法济，想弄清他们是否还会遭到缉捕，法济安慰我说：从州的角度来说，他不会泄露他们的化名，联邦当局也没有发来涉及他们的任何命令；不过，如果我以他的名义去找一下司法和警务部门的首长日拉先生，并转达他的话，那就更好。我照办了，取得了近乎同样的效果，我留下了住址，以备应付联邦当局有什么命令下达。数周之后，一位警吏来找我，要我说出比和伊的地址。我拒绝了，跑去找上述的日拉。他威胁说，如果我不说出他们的地址，就要驱逐我。我回答说，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你们可以把我当作调停人，但决不能把我当作告密者来传讯。于是他对我说：‘您似乎想承担一位大使的职责，在我和这些流亡者之间调停，就像是两个国家间举行谈判一样。’我回答说：‘我没有在您这儿当大使的奢望。’确实，我也没有受到任何大使的礼遇，便被撵出门了。在回来时，我得知比和伊二人刚被找到，遭到逮捕而且被带走了，既然如此，我可以认为上述的威胁已经消除。但是我没有考虑到4月1日[345]，在1852年的这个倒霉的日子，一位警吏在街上请我陪他到市政厅走一趟，说有人要问我什么事。在那里，州政府成员、管理驱逐流亡者事务的日内瓦委员（当时驻日内瓦管理同样事务的联邦委员特罗格的助手）图尔特先生对我说，我已被驱逐，因此他应当立即把我送到伯尔尼，他表示非常遗憾，因为州当局对我没有任何恶感，但是联邦委员坚持要驱逐我。我请求引我去见联邦委员，他回答说：‘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干这儿的警务。’这同他先前的话自相矛盾，而且把他的日内瓦州政府成员的角色演糟了，因为这个角色在于用自由派的姿态抵制联邦当局的驱逐要求，而只在暴力下让步，但同时甚至高兴地或者恭顺地听命于轻微的压力。这个角色的另一特点是：背着被驱逐的人说他是奸细，为了‘正义事业’不得不加以驱逐…… 图尔特便是这样事后对流亡者们说，他不得不把我赶走，因为我同联邦委员勾结，而且同他一起反对他的（图尔特的）旨在保护流亡者的措施，也就是说，我同那位——使图尔特非常遗憾——下令驱逐我的委员进行秘密活动！真是胡说八道！什么样的谎言和矛盾啊！而且这一切都是为了赢得‘少许的人心’。当然，这位先生之所以官运亨通，只是由于能随风转舵。这位日内瓦大会议议员和日内瓦州政府成员、瑞士联邦院或国民院的议员、天生糊涂的议员，所差的就只是坐镇联邦委员会来确保瑞士的安宁；难怪这样写着：神的意志和人的迷惘拯救了瑞士。”
席利到达伦敦之后，向雷辛（下面要谈到这个人）影响下的日内瓦《独立报》寄去一项抗议图尔特诽谤的声明，这家报纸不久前尖锐地抨击过“自由派耍花招的家伙们在驱逐流亡者出瑞士时”所使用的愚蠢的诽谤攻击，这项抗议没有被刊登。
席利继续写道：“从日内瓦市政厅出来，就进了监狱，第二天，在警察的押送下，乘邮车去伯尔尼，德律埃先生把我关在伯尔尼的所谓古塔内，严密监禁了两星期……”
德律埃在同被监禁的席利的通信（往下将谈到这些信件）中，把全部过错都推给日内瓦州，而图尔特则保证说全是联邦当局的过错，日内瓦州当局对席利决没有任何恶感。不久前，日内瓦的检察官雷辛向他作过同样的保证。关于这位先生，席利这样写道：
“趁1851年夏天日内瓦举行联邦射手节的机会，雷辛当上了用法文和德文出版的《联邦射手节通报》的编辑，并聘请我为撰稿人，答应给我300法郎报酬；我的工作之一是现场记录委员会主席图尔特的德文欢迎词和欢送词。这个任务（我要对图尔特表示感谢，虽然是过迟的感谢）对我来说轻而易举，因为他差不多每次都用同一套热烈的话语向不同的射手代表团致词，只是根据他所要恭维的是伯尔尼的熊、还是乌里的牛[346]或是联邦的其他组织而稍加变换；因此当他重弹‘一旦发生危险，我们将如何如何’的老调时，我可以安然搁笔。雷辛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时，我就回答：‘这个关于危险的老调我已经背熟了。’但是我并没有从雷辛那里拿到我辛辛苦苦应得的300法郎，而是连吵带闹地要回100法郎，不过他要我继续为他准备在日内瓦创办的政治性刊物撰稿，他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不依赖任何现存党派，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的’法济一图尔特政府进行斗争，尽管他本人也属于这个政府。他非常适合干这样的事情，像他自己经常吹嘘的，能够‘剥掉任何人的皮’…… 为此目的，当我由于联邦射手节的劳累在瑞士旅行的时候，他委托我为这一事业四处拉关系，我照办了，回来后还向他作了书面汇报。但是，在这期间刮起了完全不同的一股风，把他全速从海盗航行中吹进现政府的安静港湾。这样，我就得自己承担一笔花销和失去一笔报酬，我一直要他偿付这笔报酬，但都白费劲，虽然他已经成为一个富翁…… 在我被捕前不久他还向我发誓说，他的朋友图尔特向他保证，根本谈不到我会被驱逐的问题，因此我不必采取措施来防备日拉的威胁等等…… 我身陷囹圄，绝望中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还我一点欠账，并请他解释发生的事（我的被捕等），尽管他向送信人保证满足我的要求，但一直音信全无。
……数月后，康[347]（一个可靠的、没有成见的人）写信告诉我，我被驱逐是流亡的议员们一手造成的，这一点已由拉尼克尔在信的附言中确凿地证实了。许多深知底蕴的人也表示了这种看法，后来我有机会亲自向他们了解过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然而我可不是鬣狗赖纳赫那样的专吃议员的妖魔，每天把已经归天的帝国摄政福格特从帝国的坟墓中拉到伯尔尼的餐桌上，使他像‘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的化身那样陪坐着，而在吃最后一道甜食的时候便把木乃伊及其化身贪婪地吞下去，引起满堂震惊。诚然，我不是议会功勋的崇拜者。恰恰相反！但是，难道这些先生们因此就想通过把我驱逐出帝国——瑞士也包括在帝国之内，因为在瑞士埋葬了帝国宪法和最后一次帝国国会闭幕式——来对我施加报复吗？我倒是认为，他们要迫害我，恐怕是如我前信中说的[348]：议员们反对由我、贝克尔和几个日内瓦公民组织的日内瓦流亡者委员会…… 究竟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要夺取流亡者救济金的分配权，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包括巴登小议会的登策尔）采取的办法同我们的做法不同，他们不是打算用这些钱来帮助特别困难的工人，而是想主要用来安抚职业受难者、革命英雄、过惯好日子的祖国儿子们…… 手工工人们说得好，对谁有利谁就干。由于我的活动确实给这些先生们造成不便，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怀疑：是不是他们利用了自己在领导层中的影响来清除我。大家知道，他们利用过上司的耳朵，不管怎样，他们离这只耳朵很近，可随时往里吹一些我如何不安分的话，特别是，首领图尔特不止一次地把他们拉拢在自己的周围……”
席利讲述了他从伯尔尼监狱古塔出来经过法国边境被押送到巴塞尔之后说：
“至于流亡者的放逐费用，我希望这笔费用不是由联邦国库负担，而是由神圣同盟支付。在我们踏上瑞士国土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奥丽珈公主同俄国驻伯尔尼代办[349]在当地一家饭店共进午餐。在吃最后一道甜食的时候（同可怕的赖纳赫不能相比），公主问她的同餐者：‘哦，男爵先生，这里还有很多流亡者吗？’那一位回答说：‘不少，公主，虽然我们已经送回去许多。德律埃先生正在尽力而为，如果我们得到新的经费，我们还会送很多人走。’这段话是当时侍候他们的一个侍役听到后转告我的，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他曾经是我指挥下的一名志愿兵。”
在遣送席利的途中，他的行李神秘地不见了，再也没有找到。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阿弗尔从德国移民列车的混乱行李堆中突然失踪（我们在巴塞尔由移民局代办克伦克关进这趟列车，克伦克受联邦当局委派，把我们遣送到阿弗尔，而且流亡者的行李同移民的行李是完全混放在一起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这只有借助流亡者的名单和他们的物品清单才能发生。或许瑞士驻阿弗尔领事——商人瓦纳更清楚这事，我们是先到他那里再继续被遣送的。他答应赔偿全部损失。后来德律埃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证实了这一诺言，为了在联邦委员会辩护我的起诉，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伯尔尼的律师福格特[350]。但是他至今没有寄还这封信，也没有对我寄给他的任何信件作出答复。相反，1856年夏天我却遭到联邦委员会的坚决驳回，而且对这个决定没有作任何说明……
但是，所有这一切以及即使有很多宪兵押送和戴着手铐等等的驱逐，如果同遣送巴登人中的所谓较轻罪犯回国相比，同在睦邻协议的幌子下以特殊关切进行的遣送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后者领有特制通行证和回国后立即去地方当局登记的命令，回到家后，他们并不能如自己所想像的那样，重操旧业，而是要用各种始料未及的方法为自己赎罪。用这种办法引渡过来的这些人（因为引渡这个词恰如其分）所默默忍受的痛苦，还有待历史学家来记载和复仇者来报复。
瑞士的塔西佗在谈到瑞士的时候说，‘如果可以指出一个人的缺点而仍不失其为伟大’，这对于那个人来说就是一种赞扬。值得这样赞扬的材料并不缺乏；对瑞士给予这种赞扬并不会损害它一根毫毛……爱之深责之切。实际上，我这方面总是对瑞士怀有始终不渝的倾慕之情。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和人民。瑞士人随时准备熟练地使用保存在家里的火枪，以维护光荣的历史传统，维护精巧的家庭手工业的现代成果，因而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非常值得尊敬。他们理应得到别人的同情，因为他们自己同情别人争取美好命运的斗争。瑞士的一个农场主为南德起义失败感到懊恼，他说，‘我宁愿让我们上帝的那一对最好的天使死掉也比这好’。也许，他不会用他自己的马车为这事去冒险，宁可拿他自己的生命和火枪去冒险。因此，瑞士人即使由于有自己的世袭产业和为了保卫这些产业而保持中立，他们的心灵深处并不是中立的。况且包藏着他们美好内核的中立的旧壳，显然受不了外人的这一切践踏——这正是中立的实质——，它很快会破碎，于是气氛也就澄清了。”(https://www.daowen.com)
席利的信就是这样。他在伯尔尼监狱的塔楼中，未能同德律埃会面，但是同这位先生通了信。席利写信问他被捕的理由，并要求允许他向伯尔尼的律师维斯进行法律上的咨询，德律埃在1852年4月9日这样答复说：
“……日内瓦当局决定把您驱逐出该州，命令逮捕您并把您解送到伯尔尼由我部处理，因为您是最不安分的流亡者之一，企图窝藏伊和伯，而您是有责任向当局报告这两个人的行踪的。由于以上原因，并且由于您继续留在瑞士将损害瑞士联邦的国际关系，联邦委员会决定把您驱逐出瑞士国境等等……由于逮捕您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您提交刑事法庭或违警法庭，而是考虑国家安全所采取的一种措施……所以您没有必要向律师咨询。此外，在按照您的请求允许您同律师维斯先生会晤以前……我想知道这次会晤的目的。”
席利经过再三申请才被允许给他在日内瓦的朋友们写的信件，每一封事先都须交德律埃先生过目。席利在一封信中用了这样的话：“呜呼，战败者”[351]。于是，德律埃在1852年4月19日给他的信中写道：
“您给雅[352]先生的信中说：‘呜呼，战败者’……您是否想说，联邦当局以对待战败者的态度对待您？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诬陷，我必须对此提出抗议。”
席利在1852年4月21日答复大权在握的德律埃说：
“联邦委员先生，我不认为这样形容对我采取的措施就应当被指责为诬陷；至少这种指责不能使我放弃我是受到残酷对待的想法；恰恰相反，一个被监禁者从监禁他的人那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认为是倍加残酷。”[353]
1852年3月底，在席利被捕和其他非议员流亡者被驱逐以前不久，反动的《日内瓦报》刊登了各色各样关于日内瓦的德国流亡者策划共产主义密谋的谣言：特罗格先生正在忙于清剿窝藏84条共产毒龙的德国共产分子的巢穴等等。除了这家反动的日内瓦报纸以外，还有属于议会帮的伯尔尼一个文丐——可以设想是卡尔·福格特，因为他在“主要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曾经从共产主义流亡者手中拯救过瑞士——，用笔名“ss”在《法兰克福报》上散布诸如此类的谣言。例如，他写道，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日内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由于不合理地分配救济金而垮台，已由一些正派人（议员）所取代，这些人将很快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其次，日内瓦的独裁者看来终于开始服从联邦委员们的命令，新近有两个属于共产主义派别的德国流亡者被捕，并已从日内瓦解送到伯尔尼，等等。巴塞尔出版的《瑞士国民报》在1852年3月25日第72号上刊登了日内瓦的答复，其中提到：
“任何不怀成见的人都知道，正像瑞士仅仅致力于巩固和根据宪法发展自己的政治成果那样，本地留下的少数德国流亡者所做的，只是赚取每日的面包和一些毫无危害性的职业，关于共产主义的神话，只是庸俗的幻想家和政治上或本身有利害关系的告密者的臆造。”
文章指出《法兰克福报》驻伯尔尼议会的通讯员就是一个这样的告密者，然后以下面的话结束：
“本地的流亡者认为，他们中间有一些像昔日‘帝国的比德曼和巴塞尔曼之流’[354]的所谓‘正派人’，他们由于怀念祖国的肉锅319，企图以这种反动的卑鄙勾当乞求本国君主的宽恕；但愿他们立即成行，免得再败坏流亡者和让他们避难的政府的名声。”
流亡的议员们知道，席利是这篇文章的作者。3月25日的巴塞尔《国民报》发表了这篇文章，4月1日席利就无缘无故地被捕了。“神灵的怒火竟这样强烈？”[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