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我在本节内引用的关于科隆案件134期间普鲁士驻伦敦使馆和它同大陆上普鲁士当局通信的论述，依据的是奥·维利希在《纽约刑法报》（1853年4月）上发表的《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威廉·希尔施的辩护书》320。这是现在被监禁在汉堡监狱的希尔施的自供；希尔施是警监格赖夫及其代理人弗略里的主要工具，并在他们的委托和领导下伪造了由施梯伯在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提出的假记录本。这里我摘录希尔施回忆录中的几段话：
“德意志各协会〈在工业博览会期间〉受到警察三巨头——普鲁士警务顾问施梯伯、奥地利的一位库贝什先生和不来梅警察局长洪特尔的共同监视。”
由于希尔施表示愿意当密探，因而同普鲁士驻伦敦使馆秘书阿尔伯茨有了第一次会晤。希尔施对这次会晤描写道：
“普鲁士驻伦敦使馆同它的密探们指定的接头地点安排在一家适合接头的酒馆。庙关弗利特街的‘雄鸡’酒店是不引人注意的，如果入口处没有一只金公鸡招牌，不是专门要找这家酒店的人就很难发现它。通过狭窄的入口我进到这家古老的英国酒店内部，当我问到查理先生时，一位大腹便便的人物出来说他就是，他和蔼地微笑着，就像我们两人已经是老相识了。这位使馆代表显得心情非常愉快，而白兰地和水使他的情绪更加高涨，以致一时间他似乎忘掉了我们会见的目的。查理先生或者使馆秘书阿尔伯茨（他立刻给我讲了他的真实姓名），首先声明他本来同警务毫无关系，但是他准备起中介作用…… 第二次是在黄金广场布鲁尔街39号他当时的住处会面的，在这里，我初次认识了警监格赖夫；这是个道地的警察型人物，中等身材、深色头发以及同样颜色的按官吏式修剪的连鬓胡——上唇髭同颊须连在一起，下巴剃得精光。他两眼无神，但由于经常同小偷和骗子打交道而习惯地显得非常凸出…… 格赖夫先生也像阿尔伯茨先生一样，最初对我说他叫查理。但这位新的查理先生至少态度更为严肃；他认为首先必须考验考验我…… 我们的初次会晤结束时，他分派我的任务是，向他详细报告革命流亡者的一切活动…… 第二次会面时，格赖夫先生向我介绍了一个人，他称之为‘他的左右手’，并补充说：‘即他的密探之一’。此人年纪很轻，身材高大，服饰雅致，介绍时又自称为查理先生；看来全体政治警察都用这个化名。于是，我现在就得同3个查理打交道。新来的这个人好像更引人注意些。他说‘他以前也是革命者；但是，只要我跟他一起走，什么都可以办到’”’。格赖夫有一个时期离开了伦敦，他同希尔施告别时“直截了当地说，新查理先生总是按照他的委托办事的，即使有些事我觉得奇怪，也可以毫无顾虑地相信他；我不应当因此而感到不安。为了解释得更清楚，他补充说：‘内阁有时需要这种或那种东西，主要是文件；搞不到文件，就必须想出办法来！’”
希尔施继续说，最后一个查理是弗略里，他
“以前从事路·维蒂希主编的《德累斯顿日报》的发行工作。在巴登，根据他从萨克森弄来的介绍信，临时政府派他到普法尔茨组织战时后备军等等。当普鲁士人进入卡尔斯鲁厄时，他被俘，如此等等。1850年底或1851年初他突然又在伦敦出现。他一到伦敦就使用德·弗略里这个姓，并且用这个姓混入流亡者中间，至少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很苦。他同其他流亡者一起被安置在流亡者委员会建的住地，并领取救济。1851年初夏，他的生活状况突然好起来，他住进一套相当好的住宅，年底同一个英国工程师的女儿结了婚。后来我们看到他在巴黎当警探…… 他的真姓是克劳泽；他的父亲是鞋匠克劳泽，在大约15—18年前由于在德累斯顿刺杀雪恩贝格伯爵夫人和她的侍女，同巴克霍夫和贝泽勒尔一起在当地被判处死刑…… 弗略里-克劳泽常常对我说，他从14岁起就为一些政府工作”。
施梯伯在科隆法庭公开审判时承认，就是这个弗略里-克劳泽，直接在格赖夫手下任普鲁士秘密警探。在我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关于弗略里我是这样说的[357]：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玛丽花[358]，但他毕竟是一枝花，他将要开放，哪怕仅仅是开出一枝百合花[359]。”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在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几个月，弗略里在英国由于造假被判处几年hulks[360]。
希尔施继续说，“弗略里作为警监格赖夫的左右手，当格赖夫不在时，直接同普鲁士使馆联系。”
同弗略里保持联系的有麦克斯·罗伊特，此人曾经从沙佩尔一维利希集团当时的档案保管员奥斯瓦尔德·狄茨那里偷窃过信件。
希尔施说：“施梯伯从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哈茨费尔特的密探，即臭名远扬的舍尔瓦尔那里得知舍尔瓦尔本人写往伦敦的信件，并通过罗伊特打听出这些信的下落，于是弗略里受施梯伯的委托在罗伊特的帮助之下进行了偷窃。就是这些偷来的信件，施梯伯先生在科隆陪审法庭上恬不知耻地以‘原件’提出来作证…… 1851年秋，弗略里同格赖夫和施梯伯同在巴黎；这以前，施梯伯通过哈茨费尔特伯爵的介绍同这位舍尔瓦尔，或确切些说，同约瑟夫·克雷默，打通了关系，他希望借助这个人来策划一件密谋。为此目的，施梯伯、格赖夫、弗略里等先生以及另外两个在巴黎的警探贝克曼[361]和佐默尔，同著名的法国密探律西安·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进行了磋商，并且向舍尔瓦尔作了指示，要他根据这些指示制造他的信件。弗略里常常在我面前取笑施梯伯和舍尔瓦尔之间的那次寻衅；以斯特拉斯堡和科隆的一个革命联盟书记的身份，在舍尔瓦尔按警察局命令建立的协会里出现的施米特，不是别人，正是弗略里先生……毫无疑问，弗略里是伦敦惟一的普鲁士秘密警察局的密探，向普鲁士使馆提出的一切建议都要经过他的手……格赖夫和施梯伯两位先生在许多场合都听信他的意见。”弗略里通知希尔施说：“格赖夫先生已经告诉您应当如何行动……法兰克福中央警察局的意见是，首先必须保证政治警察局的存在，至于我们采取什么手段做到这一点，那是无关紧要的；巴黎九月密谋已经使这方面前进了一步。”
格赖夫回到伦敦，对希尔施的工作表示满意，但是，他提出进一步要求，要关于“马克思派的同盟的秘密会议”的报告。
这位警监最后说：“无论如何要提供关于同盟会议的报告；您怎么做，悉听尊便，只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超出情理。我本人太忙。德·弗略里先生将代表我同您一起工作。”
如希尔施所说，格赖夫当时正忙于同莫帕通信（通过德拉奥德-杜普勒），以便安排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从圣佩拉日耶监狱假逃，由于希尔施肯定：
“马克思在伦敦没有建立同盟的任何新中央协会…… 格赖夫同弗略里商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时只有自己作出关于同盟会议的报告，格赖夫自愿负责使这些文件真实可信，而他提交的东西总是会被接受的。”
这样，弗略里和希尔施就着手工作。照希尔施说，他们关于由我召开的同盟秘密会议的报告“内容”是，(https://www.daowen.com)
“举行了各种讨论，接纳了同盟新盟员，在德国某个角落建立了一个新支部，设立了某种新组织，在科隆马克思被监禁的朋友们有无获释希望，收到某人信件等等。至于最后一点，弗略里通常都借用那些在德国由于政治侦查已经被怀疑的人，或者进行过某种政治活动的人；然而还得经常靠幻想来帮忙，于是有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同盟盟员，他的名字世界上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格赖夫先生认为报告很好，无论如何必须把它搞出来。一部分报告由弗略里单独起草，但多数场合我都得帮助他，因为就是细小的记载他也不能用正确的文体写出来。报告就这样写成了，格赖夫先生毫不犹豫地担保报告的真实性”。
希尔施往下谈到，他和弗略里如何拜访了在布赖顿的阿·卢格和爱德华·梅因（托比的纪念物），如何偷窃了他们的信件和石印的通讯。不仅如此，格赖夫—弗略里在斯坦伯里的印刷所（费特尔巷）里租用了一台石印机，同希尔施一起自己动手伪造起“激进传单”。其中有些东西对“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是有教益的。请他听吧：
“由我〈希尔施〉拟定的第一个传单，根据弗略里的建议，叫做《致农村无产阶级》；有许多份数印得不坏。格赖夫把这些印好的传单当作马克思派的东西散发出去，为了做得更像一些，他在用上述方法伪造的所谓同盟会议的报告中，还加上了几句有关散发这种传单的话，以说明传单的来源。类似的伪造还有一次，标题是《致人民的儿女》；我不知道，这一次格赖夫先生是用什么字号把它寄出去的。这种把戏后来停止了，主要是因为在这上面花了很多钱。”
舍尔瓦尔在从巴黎假逃出去以后，到了伦敦，起初以每周1镑10先令的工资为格赖夫工作；
“他的任务是提供关于德法两国流亡者交往的报告。”
但是，在工人协会被公开揭露是个密探而且被赶出协会的
“舍尔瓦尔，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把德国流亡者和他们的机关报说得根本不值得注意，因为在这方面他实在无法提供点滴消息。但是，他却为格赖夫提供了一个关于非德国的革命政党的报告，他作这个报告的本领赛过了明希豪森”。
随后，希尔施又转回到科隆案件。
“格赖夫先生委托弗略里完成的同盟报告，其中凡是涉及科隆案件的，已经有人不止一次地询问过格赖夫先生这些报告的内容…… 为这件事也规定了明确的任务。据说有一次马克思用‘酒馆’的地址同拉萨尔通信，而国家检察官先生希望对此加以侦查…… 国家检察官先生的另一要求看来更为天真，他希望确切了解拉萨尔从杜塞尔多夫给科隆被监禁的勒泽尔的经济援助……因为这些钱本应来自伦敦。”
在第三章第四节里已经提到，弗略里受欣克尔代之托应当在伦敦搜罗一个人，以便在科隆陪审法庭上扮演失踪的证人豪[362]等等，在详细叙述了这个插曲以后，希尔施继续写道：
“这时，施梯伯先生强烈要求格赖夫尽可能搞到他寄来的同盟会议记录的原本。弗略里说，只要给他配备几个人，他就能够搞出原本记录来。但是，这就必须弄到马克思的一些朋友的笔迹。我利用后一句话从我这方面拒绝了这个要求；这个问题弗略里只再提过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谈起。这时候，施梯伯先生突然带着伦敦召开的同盟中央协会会议记录本在科隆出现……当我从报纸报道的记录摘要中认出这同格赖夫委托弗略里捏造的报告几乎丝毫不差的时候，感到了更大的惊异。这就是说，格赖夫先生或施梯伯先生本人用某种办法制造了一个副本，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原本记录中有签名，而在弗略里呈递的记录中则从来都没有签名。关于这个令人惊异的现象，我从弗略里本人那里只听到这样说：‘施梯伯什么都会干，这事会取得轰动效应！’”
当弗略里得知，“马克思”把所谓在记录上签了名的那些人（李卜克内西、林格斯、乌尔默等）的真实笔迹在伦敦治安法庭立了案的时候，他起草了下面这封信：
“致柏林王国警察总局。即日于伦敦。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企图证明同盟记录上的签名系伪造，他们打算在这里把这些签名立案，以后作为真实签名向陪审法庭提出。凡是熟悉英国法律的人也都知道，那些法律在这方面是可以多方利用的，为真实性作保证的人，实质上并没有提出真正的保证。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事关真伪时并不害怕签上自己的名字。贝克尔，利奇菲耳德街4号。”“弗略里知道贝克尔的地址，这是一个德国流亡者的地址，他同维利希住在一所房子里，所以后来很容易使人怀疑这封信是马克思的敌人维利希写的…… 弗略里事先就为即将由此产生的丑闻感到高兴。他以为人们读到这封信时一定已经很晚，等到搞清这信的真伪时，案件早已结束了…… 用贝克尔署名的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柏林警察总局，但是没有寄往柏林，却送给‘科隆法兰克福旅馆警官戈尔德海姆’了，这封信的信封寄到了柏林警察总局，里面附了一张字条：‘科隆的施梯伯先生将对此作详尽说明’……施梯伯先生没有利用这封信；他之所以不能利用是因为他被迫放弃了整个记录本。”
关于记录本，希尔施说：
“施梯伯先生〈在法庭上〉说，两星期前他已经得到这个记录本，并且在使用它以前慎重考虑过；他继续说道，记录本是他通过一个名叫格赖夫的信使得到的…… 就是说，格赖夫把他自己的作品带给了他；但是，这怎么能同戈尔德海姆先生的书信吻合呢？戈尔德海姆先生向使馆写道：‘记录本所以提供得这样晚，是为了不让因怀疑它的真伪而可能提出的质询起作用’……10月29日星期五，戈尔德海姆先生到了伦敦。施梯伯先生已意识到无法继续替记录本的真实性辩护；因此他派了一个使者同弗略里就地商谈这个问题。他们讨论能否用某种办法搞到一个证明它的真实性的证据。商谈毫无结果，他两手空空就离开了，留下弗略里陷入绝望之中。为了不致损害高级警官们的名誉，施梯伯只好决定出卖他。施梯伯先生不久以后发表声明，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弗略里惶恐不安的原因。弗略里先生感到不知所措，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他给我带来一份手稿，要我照它临摹一项声明，并签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然后向伦敦市长宣誓，说我是李卜克内西…… 弗略里告诉我，手稿出自写记录本的那个人，是戈尔德海姆先生〈从科隆〉带来的。但是，如果施梯伯先生的记录本是通过信使格赖夫从伦敦得到的，那么，戈尔德海姆先生怎么能够在格赖夫重回伦敦的时候从科隆带来所谓的记录员的手稿呢？…… 弗略里交给我的仅仅是几句话和签名……”希尔施“尽量精确地照着笔迹拟出一项声明，说签名人（即李卜克内西）声明，马克思及其同伙所立案的他的签名是伪造的，只有现在这个签名才是惟一真实的。当我结束了我的工作，手上拿着幸而现在还在我这里的手稿〈指弗略里交给他临摹的手稿〉的时候，我向弗略里说明了我的顾虑，不容分说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使他颇感惊异。起初他很难过，后来他说要自己去宣誓……为了更可靠起见，他想要普鲁士领事证明他的签名是真的，因此他首先去领事馆。我在一个小酒馆等他。他回来的时候，证实签名的事已经办妥，接着他去市长那里办理宣誓手续。但是，这里事情办得并不顺利；市长要求更多的保证人，而弗略里却找不出来，于是宣誓的事便搁浅了…… 夜间很晚我还见到德·弗略里先生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正好在这一天，他遭遇了一件不愉快的意外事件：在《科隆日报》上读到施梯伯先生牵涉到他的声明！德·弗略里先生以充分的哲理自慰：‘但是我知道，施梯伯没有别的办法，否则他就得自败名声了’……德·弗略里先生在我们最后几次见面的一次中对我说：‘要是科隆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巨雷。’”
弗略里同希尔施的最后几次会面是在1852年10月底；希尔施的自供注明的日期是1852年11月底；而1853年3月底就响起了“柏林的巨雷”（拉登多夫密谋139）[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