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与青蛙之战
在我过去引证过的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的第5页上，可以看到：
“……1851年7月20日建立‘鼓动者协会’，1851年7月27日成立德国‘流亡者俱乐部’160。正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流亡者’和‘鼓动者’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大洋两岸展开，这是伟大的老鼠与青蛙之战。
谁赐我文字，谁赐我声音，
来为这场战斗的伟大崇高写真？
亘古未见比之更自豪的战斗，
充满着狂野的愤怒与喧嚣；
其他战役激烈而残酷，
却不过玫瑰紫罗兰之貌。
当战斗篇章中
勇敢与荣誉之光交相辉映，我的笔亦变得笨拙。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27首歌）”[365]
我并不想在这里细述“战斗篇章”，也不想详谈代表流亡者协会的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和代表“新旧大陆革命联盟”162的阿·戈克于1852年8月13日达成的“同盟条约的初步协议”（以这个招牌全文发表在所有美国的德文报刊上）。我仅仅指出一点，双方的全体议员流亡者，除了少数例外（当时每个政党为了顾全体面，都避开卡·福格特之流的名字），都参加了化装舞会。
德国庸人的西番莲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在结束他的周游美国为革命而乞讨的愉快旅行的时候，发表了《关于德国国民促进革命公债的札记（1852年2月22日于纽约州埃尔迈拉）》，其中表示的观点的可取之处，至少是极其简单。哥特弗里德认为，搞革命就像建铁路一样。只要有钱，要铁路就有铁路，要革命就有革命。国民的胸中应当怀有革命的热望，而搞革命的人的口袋里则应当装着现金，因此，一切都取决于“一支不大的、装备精良的、有大笔金钱的队伍”。不难看到，英国重商主义之风把这些庸俗的头脑吹到多么荒唐的思路上去。既然这里的一切，甚至“舆论”，都是靠股份制造的，那为什么不来一个“促进革命”的股份公司呢？(https://www.daowen.com)
科苏特当时也正巧在美国为革命乞讨，哥特弗里德在同他公开会面时，颇为文雅地说：
“赠送的自由，即使来自执政者您的纯洁之手，对我来说也是一块干硬的面包，我将用我的羞愧的眼泪来湿润它。”
因此，这个对礼物如此挑剔的哥特弗里德向执政者保证，如果执政者用右手把“来自东方的革命”奉送给他，那么他，哥特弗里德，将用右手把“来自西方的革命”作为等价物交给执政者。7年后，这个哥特弗里德在他自己创办的《海尔曼》周报上说，他是一个罕见的始终如一的人，正如他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曾宣布摄政王是德国皇帝，他一贯遵守着这句格言。
原来的三摄政之一、革命公债的出纳员奥斯卡尔·赖辛巴赫伯爵，于1852年10月8日在伦敦公布了一份收支清单，并附一纸声明，说他将摆脱这一事务，并且说：“无论如何，我不能也不会把钱移交给金克尔等公民”。同时，他建议股东们把公债的临时收据兑换库存现金。他说，辞去出纳员职务等等
“是出于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考虑…… 公债的设想所依据的前提落空了。只有而且必须着手公债才能兑现的两万美元因而没有筹到…… 创办一种杂志以作思想宣传的建议，没有得到响应。只有政治骗子和革命狂人才会认为现在公债可以完成，认为目前有可能对各党派同样公正地、从而大公无私地、真正革命地把钱加以应用”。
但是，哥特弗里德的革命信念不是这样容易动摇的，他为此搞到了一个“决议”，使他能够打出另一种招牌来继续他的事业。
赖辛巴赫的那份清单中包含着有趣的材料。
他说：“后来由委员会付给别人而不是付给我的那些款项，不能让保证人负责，这一点我提请委员会在凭据兑现和结账时注意。”
根据他的结算，收入共有1587镑6先令4便士，其中有伦敦2镑5先令，有德国9镑。支出共计584镑18先令5便士，开支项目如下：金克尔和希尔盖特纳的旅费220镑；其他人的旅费54镑；石印机11镑，印制临时收据14镑；石印通讯、邮费等106镑1先令6便士；根据金克尔的指示等支出100镑。
革命公债最后余下1000镑，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把它存入威斯敏斯特银行以备第一任德国临时政府作保证金之用。尽管如此，为什么临时政府始终没有成立呢？或许德国认为，现有的36个正式政府已经够它受用的了。
未落入伦敦中央金库的个别美国公债，至少在某些场合找到了爱国用途，例如，1858年春天哥特弗里德·金克尔交给卡尔·布林德先生100镑，要他把这笔钱变成“激进传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