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屠出版的小册子

我已经指出，丹屠出版的小册子成了德国的达-达汲取世界史方面的智慧，特别是汲取“拿破仑的救世政策”方面的智慧的源泉。“拿破仑的救世政策”是“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最近一篇社论中的用语。法国人自己怎样评价和认识这些小册子，可以从巴黎周刊《星期日邮报》1860年10月14日第42期的一段摘录中看出：

“至于当前情况，您随便拿起10本小册子，就会看到其中至少有9本的构思、整理和写成……是经过谁呢？经过职业小说家、写歌曲的、作轻歌剧的和教堂杂役！

报上谈论起北方各大国之间的秘密会晤，谈论起正在复活的神圣同盟131了吗？那好，于是便有一位令人喜欢的、文艺性相当高的、甚至（在当时）是相当自由主义的歌曲作者跑到丹屠先生那里，给他一本按格朗吉约先生的文章改写出来的又臭又长的小册子，用了个响亮的标题《联合》。利梅拉克先生对同英国结盟也许表示过不满吧？那好，立刻便有一位得过格雷戈里大帝勋章的骑士沙特莱先生（从他的风格判断，他必定是某个教堂的杂役）登载了或者转载了一篇关于‘英国对法国的罪行和过失’的可笑的长篇故事。《吉耳里教父》[377]的作者（埃德蒙·阿布）早就认为，必须用普鲁士君主制度的政治秘密来教育我们，他在剧院遭到惨败后又来向柏林议会提出明智的建议。已发出通告说，克莱维尔先生最近将澄清被贝利先生弄得非常混乱的巴拿马地峡问题，毫无疑问，在10月21日的王公会晤324之后数日，我们所有书店的橱窗里都会出现一种华丽的玫瑰色小册子，标题是《由歌剧院芭蕾舞班写的华沙会见记》。

文学小神们之侵入政治领域，初看不可理解，却是同许多原因有联系的。这里只举一个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

在精神和情感几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这些从事使读者开心的可悲职业的先生们，不知道怎样才能震动和唤醒他们的读者。他们总是不断重复他们诗歌和故事中那老一套的笑料。他们自己也像他们要为之解闷的那些人一样受到苦闷、悲伤和无聊的煎熬。正是由于他们已经无计可施，才在绝望中有的去写交际花回忆录，有的去写外交小册子。

然后，某位从未花费过一小时认真研究政治和内心根本没有任何信念影子的耍笔杆的冒险家突然站了出来，并对自己说：‘我得大干一场！等着瞧吧！要使那些本能地不愿理睬我的公众都来注意我，我该做些什么呢？写一本关于莱奥塔尔事件的小册子还是关于东方问题的小册子？应当向惊异的世界揭露我从来没有登过门的女客厅的秘密，还是揭露我更不熟悉的俄国政治问题的秘密？应当用伏尔泰的风格来表露自己对堕落的女人们的忧伤，还是用福音书的风格来表达对于受到狂热的伊斯兰教的迫害、掠夺和屠杀的不幸的马龙派民众的悲哀？应当为里戈尔博谢小姐唱一首赞美诗还是为世俗政权发表一份辩护书？我坚决选择政治。我用国王和皇帝来娱乐我的读者，比用荡妇好得多。’我们的名士派的编外人员在说过这番话以后，就去翻阅《通报》，在交易所的柱廊下转悠了几天，拜访了几个官吏，终于摸清了首都的好奇心或宫廷的兴致的风向；然后就选择这股风足以吹满的一个标题，于是他就心满意足地躺在他的桂冠上休息了。现在他把一切必要的事都已安排就绪，因为说到小册子目前只有两种东西是重要的：一是标题，一是作者和‘上等人物’之间可能有的那种关系。(https://www.daowen.com)

知道了这些情况，还需要对充斥市场的小册子的价值加以说明吗？如果有一天你能鼓足全部勇气把它们从头到尾读一遍，你会为它们的作者所表现的闻所未闻的无知、不可容忍的轻率、甚至道德堕落而惊异不已。这里我所说的还不是其中最坏的……　每年水平都有所降低，每年都暴露出精神退化的新迹象，每年都增加一些已使我们感到羞愧的文学上的耻辱。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甚至最乐观的人有时也对前景表示怀疑，并忧心忡忡地自问：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吗？”

上面我引用了《国民报》上的“拿破仑的救世政策”这一用语。《曼彻斯特卫报》——它以发表的消息多半准确可靠而在全英国享有盛誉——驻巴黎通讯员以独特的方式报道这样一则趣闻：

“巴黎，11月8日。…Louis Napoleon spends his gold in vain in supporting such newspapers astheNational-Zeitung”.（“路易-拿破仑白白浪费自己的金钱，去支持像《国民报》这样的报纸”。）（1860年11月12日《曼彻斯特卫报》）

不过，我认为一向消息灵通的《曼彻斯特卫报》通讯员这一次却弄错了。据说，弗·察贝尔为了证明他没有被奥地利收买，已投入波拿巴派的阵营。至少柏林来的消息是这样说的，同邓斯之歌非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