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型动机的调节作用
新生代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工作背景、个人关系、商业合作等决定了其所拥有的商业网络关系,同时也决定了可能获得的创业机会信息[25]。在对创业者动机的相关研究中,一些学者将创业动机分为“推”的因素和“拉”的因素。其中,“推”的因素与当前的不利形势有关,是使得人们不得不改变现状的动机,是一种“被动的反应”,即生存型动机。在这种动机的驱动下,新生代华侨华人的创业活动对于海外商业网络关系可以提供的机会信息筛选将会特别重视,海外商业网络关系对其创业活动所提供的各种帮助也会产生一些差异变化。
其一,从风险规避程度来看,生存型创业者害怕承担创业失败的风险,通常选择规避较高风险,其创业者的创业行为谨小慎微,无法充分利用资源,最终导致企业成活率低和未来发展前景堪忧。一方面,生存型动机的创业者通常把“金钱”“利润”等这些经济要素放在首要位置,其创业目的并不见得带有崇高的个人价值追求,有些创业者甚至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或养家糊口,因此这部分人回国创业惧怕风险和失败[26]。生存型导向的新生代华侨华人更加关注如何快速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他们在营运上相对保守。为了规避更多的创业风险,创业者对海外资源的要求相对较高,并且会花很大的时间成本以获取所谓“最佳”资源,无法对海外商业网络关系所提供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另一方面,以生存型创业为主的创业者大多是一群自主性、创业能力较低并且风险认知水平较高的群体,创业本身对于他们就是一件极具挑战性和风险性的事情,因此他们的创业行为会更加谨小慎微,难以发挥出海外资源的最大价值。同时,生存型创业者对于创业成功的信念也不够坚定,从而其也没有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27]。在该模式下,回国创业者会审慎回国海外合作企业的业务运作模式和战略决策等,希望通过模仿示范经验来降低自己的失败风险和不当操作。这些种种的风险恐惧、失败恐惧、自我效能感不足使得回国创业者不能很好地利用海外商业网络关系所提供的资源,限制了自身的创业行为。
其二,生存型动机下,海外商业合作伙伴对于未来经济回报的预期并不乐观,投资意愿将会降低,进而降低海外商业网络关系的帮扶力度。生存型动机更多的是受外在动力所拉动的创业动机,包括生活需要、失业保障等等,这不仅仅可以反映创业者个人对于自身在海外所处的生存环境的无奈选择,也能反映出海外商业网络关系成员对创业者帮助的力度有限,并且对其能力的认可度并不高。海外商业网络关系对于利益相关者的选择和资本的投入归根到底都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因此,海外商业合作伙伴对于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活动没有一个乐观的结果预期,并不抱有积极态度。不仅如此,哪怕基于以往的合作情谊,海外商业网络关系成员愿意为其提供帮助,但是可能仅仅是一些小小的资源支持,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投资行为可能较少,对其回国创业的投资意愿较低。
其三,生存型动机下,新生代华侨华人创业初始资源相对缺乏,对于自己可接触到的海外商业信息和资源,无法自由选择,会影响创业意愿和创业激情。回国创业者在先前海外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顾客知识、服务知识、市场知识等共同筑成了创业者的“知识仓库”[28],可以供其在其中进行资源选择和创业机会选择。有研究表明,生存型创业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以行业进入壁垒低、经营风险低、规模经济不突出等为主要特征[29],这种创业类型可以帮助创业者解决当下的生存困境、实现自我雇佣。因此,生存型动机下的回国创业者由于其拥有的“财富”较少,受到创业成本的影响比较明显,为避免失业或重大损失通常从事一些技能要求比较低、规模比较小、维持生存的行业。新生代华侨华人只能在自己的本不富裕的“知识仓库”中进行深度的筛选,没有资本可以让他自由地运用海外商业资源,也没有底气可以让他再次地进行试错行为。特别的一点是,新生代华侨华人群体及其海外网络关系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并且与国际接轨,虽然可以接触到更多高科技行业的讯息,但是高新技术行业属于行业壁垒高的,他们缺乏可以利用的资本和能力,即使本身具有强大发展潜力的可用资源,但由于自身的种种生存局限,在生存驱动下无法充分利用海外商业网络关系所提供的资源,一定程度上打击其创业积极性,阻碍其创业行为。
综上所述,海外商业网络关系对于新生代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所伸出的各种援助之手均会因为其对未来收益的合理预期而产生波动。生存型动机驱动下回国创业的新生代华侨华人,其自身成长空间有限、能力有限,既不能更好地满足海外商业伙伴持续合作的利益需求,也不能为自身提供强大的内在支持,并不能对已有资源进行高效、全面的利用。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生存型动机在海外商业网络和新生代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绩效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https://www.daowen.com)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和“熟人社会”,这使得中国社会形成了以关系的亲疏远近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人脉关系因此也成为在中国创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30]。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海外遭遇生存瓶颈的新生代华侨华人,他们回国创业很大程度上都需要从海外社会网络关系中获得初创帮助。受生存型动机的驱动,海外社会网络关系对于回国创业者及其创业行为可能产生不算积极的预期。因此,本节从海外社会网络关系的信息交流、社会信任、共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探讨生存型动机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作用。
首先,基于生存型动机,新生代华侨华人自身及其海外社会网络关系的质量缺乏实用性,彼此间的信息交流以及海外对创业活动所提供的资源帮助等缺乏可用性。生存型动机下的新生代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本就是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需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在海外的生存遇到一定的困难,并且其海外社会网络关系并不能为其解决所遇到的生存难题。海外社会网络关系的帮扶力度有限,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作用、融资帮扶作用等等都不足,人力资本和专业知识匮乏,对新生代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无法提供有用的帮助。一方面,生存型动机下的回国创业者较难从海外社会网络关系中获取高质量的技术或人力资本作为创业的初始资源。人力资本可以影响个人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31],技术可以影响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然而,生存型动机驱动下的回国创业者在海外的社会网络关系一般无法为其提供比较优质的人力资本和专业性较强的技术资本,新创企业无法获得急需且重要的创业初始资源。另一方面,即使海外社会网络关系成员尽己所能提供的大量的人力、技术、信息等资源,这些资源对于新生代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活动的利用效率比较低,增加了其信息筛选成本和时间成本。海外环境都不能满足新生代华侨华人的生存诉求,可以反映出海外社会网络关系更大程度上为创业者提供的是情感陪伴,在人力、技术、信息等具有经济效用的资源方面是有所欠缺的。海外社会网络关系成员出于情感愿意为其提供帮助,贡献自己已有的资源,然而资源缺乏可用性,对于创业活动来讲效用性不强。
其次,基于生存型动机,新生代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发展不顺畅,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回国创业,海外社会网络关系成员对其自身创业能力和回国创业活动的成功率的信任度会下降,对其情感支持力度会有所下降。生存动机驱动下的回国创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被动创业,创业者受诸如职场人际关系冲突、失业以及事业重挫等不利因素的驱动而进行的创业行为。在这种情景之下,新生代华侨华人似乎除了自我创业没有更加好的选择[32]。自我效能是个人层面的一种心理状态,代表个体推测和评估自己有无能力去完成预定目标或任务的信心[33]。在生存型动机下,回国创业的新生代华侨华人自我效能感会下降,亲人、朋友、同事等等海外社会关系成员对其创业活动的信心降低。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海外社会网络关系成员的行为模式受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综合影响[34]。这些关系成员抱着对其回国创业的消极态度,同样认为是不得已的创业行为,影响其对新生代华侨华人的情感表达,使其通过各种行为或者语言都表现出不信任。身边人的态度会使新生代华侨华人感知不到充分的情感认同,降低其创业激情,进一步降低其创业自我效能,对其创业绩效的提升具有一定的阻碍。
最后,基于生存型动机,海外社会网络关系成员自身能力有限,在新生代华侨华人回国创业遭遇困境的时候,海外社会网络关系为其提供的帮助有限,与创业者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回国谋求生存的创业者自身的基础资源有限,并且自身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和知识技能等的缺乏使得新生代华侨华人更加依赖较为信任和稳定的海外社会网络关系[35]。而其海外社会网络关系的专业性和经济实力也有限,所提供的资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迅速为其提供效用性强的解决办法。不仅如此,浓厚的人情文化和社会关系也会加重回国创业的新生代华侨华人及其海外社会网络关系的精神负担与经济负担[36]。中国讲究“义”字当头,特别是在一个人遇到困难的特殊时刻,其身边关系的亲近成员一般有着特别热情的帮助意愿,但却由于自身的能力局限导致无力帮助,不仅仅是回国创业者具有沉重的人情负担和困境压力,而且海外社会网络关系成员同样有着精神负担与经济负担,这反倒会造成双方的沟通窘境和问题处理障碍。
综上所述,生存型动机驱动下回国创业的新生代华侨华人自身在海外的各方面发展遭遇障碍,所处的海外社会网络关系并不能为其提供具有影响力的生存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海外社会网络关系也不能为其提供实用性高的人力、信息、技术资源,不能高效地帮助创业者渡过难关,并且关系成员也无法对回国创业活动产生强烈的积极预判,这些都对海外资源在创业进程中发挥作用产生了阻碍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b:生存型动机在海外社会网络关系和新生代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绩效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