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论莱辛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附录 论莱辛

巴特

上文在讨论卢梭之前,我们曾提到双重性,这也特别适用于莱辛:莱辛在18世纪是个臻于完成、又正在完成着的人;在自己的时代,莱辛简直就算个陌生人。没有哪个当时所独有的志趣和意愿方面的特点,我们会在莱辛身上看不到印痕。尤其在神学方面,莱辛恰如卢梭,所有的最后结论都已经得出;那些曾作为悬案期待着一个绝顶聪明和完全自由的头脑来表述和形诸文字的认识和追求,在他那里都最终实现了,且被后世奉为思想史的最终成果。莱辛看到,启蒙运动具有绝对的、道德上的塑造意志(Formwillen),由此产生出对自然逻辑之全能的推崇,理所当然地认可建立在这种逻辑和自然经验之上的世界观;莱辛把这种世界观视为完全可以理解、无须多加考虑便应采取的立场,并成为他从事其他所有事情的自然的出发点。有人从性格和功绩上将莱辛与腓特烈大帝[1]相比,这颇有见地。至少在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没有谁像他们两人那样,如此典型地体现了时代精神。

由于莱辛使那个世纪达到了最成熟的形式,他使这整个世纪落在了自己后面。莱辛一生变化不定,看起来令人失望、充满挫折,其程度之激烈,并不亚于卢梭——在那个时代的秩序、习惯和可能性的框架内,莱辛完全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莱辛与腓特烈大帝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必然和可能如此,而事实上恰恰不是如此,简直可以说两人根本上就相互搞错了:像许多年轻的同时代人一样,莱辛敬仰和称颂的是一个虚构的、神话中的腓特烈,而非那个现实中的、活生生地生活在波茨坦的腓特烈;从他自身方面来讲,这位现实中的腓特烈自然也根本不可能将莱辛看成其精神之精神、身躯之躯体。与伟大的伏尔泰,莱辛早在年轻时就结下了宿怨——我们会想到卢梭与伏尔泰的关系,晚年的莱辛事实上成为伏尔泰最激烈的反对者——尽管作为批判者,莱辛无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同样,莱辛也是其德意志同胞高特舍特(Gottsched)[2]的论敌,虽然两人孜孜以求的东西非常接近。在神学方面,莱辛不仅是葛茨和正统派的论战对手,也是塞姆勒及其新义论思想盟友的反对者;莱辛之所以维护赖马鲁斯取得的成就,仅仅因为从方法论上对其激进性产生了兴趣,而最终要以辩证方式超越赖马鲁斯,这与基于护教目的而反对赖马鲁斯的人的立场完全一样。诚然,莱辛始终都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伟大哲人、柏林的门德尔松(Mendelssohn)[3]的朋友,可是,如果后来门德尔松将莱辛与雅柯比(Jacobi)[4]相比,自认为可以用莱辛来维护自己对斯宾诺莎所作的无害的神学诠释,他非常可能会彻底失望,因为,不论是否借助斯宾诺莎,莱辛早已稳稳地走在通向歌德之路的中途,他至少从带浓厚无神论色彩的观点将上帝理解为人类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内在原则。莱辛处处站在其同时代人行列的最前面,是他们最雄辩、最受敬重的代言人,但也处处准备超越其同时代人的典型立场。所以,人们只应从由此而决定的种种倾向的辩证关系中理解莱辛。

不只一位现代评论家赞颂,莱辛(1729-1781)是天才,特别具有阳刚之气。只有当人们以卢梭为出发点,这种评论才在事实上具有某种说服力。莱辛与卢梭共同发现了第二维,即与人可能认知和要求的东西不同的人类生存本身。与卢梭相比,莱辛更是一位学者。像卢梭一样,莱辛也是一位道德学家,但也像卢梭那样致力于认识超逾了科学和道德的东西。与卢梭相比,莱辛更少强调心灵和情感,但恰恰在关键地方,也并没有少强调心灵和情感。莱辛具有冷静的头脑,在他身上从不会发生卢梭身上以急风暴雨之势发生的那种反科学和道德的心灵革命,因而,也不会产生卢梭特有的种种自我心理以及政治和教育的梦想和计划。从卢梭走向莱辛,便是从朦胧的晨昏走向几乎令人目眩的晴朗正午。不过,致力认识内在的生存空间及其作为整体之源的意义,由此获得在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可以享有的自由,也是莱辛的特点。对他而言,终极现实也是自我与客体的那种自由的、动荡的共在(Zusammensein),在这一共在中,自我始终,且总是主宰。不过,卢梭对这种自由的独特运用在于,从外而内、从客体到返归自我,莱辛则乐于将这种自由作为联系、行动的自由来享用。卢梭似乎总在想摆脱对象,莱辛好像时时在寻找对象,同时又从未错过随之出现的矛盾,从未重新回到年长的同时代人有的那种天真的个人主义。卢梭是抒情诗人,莱辛是戏剧家,这就是他的“阳刚之气”可能要求的东西。然而,卢梭和莱辛的立场都是一种既广且深的理性主义,并朝着独立的和保持独立的生存意识的方向行进。卢梭的怨恨容易给人以幼稚印象,莱辛的悲愤显得成熟,然而,从中流露出的东西却是一样的——18世纪中叶的新的生活情感。

戏剧和戏剧评论恰恰成为莱辛外向的生平业绩达到的顶峰,绝非偶然。在他看来,正如在其未能完成的《拉奥孔》续篇中所指出的,戏剧之所以是文学、乃至整个艺术的最高式样,乃“因为一切艺术必须力求直接表现自然,诗艺仅仅能够靠话语来间接描写和表现,只有在戏剧中,诗艺才上升为对生活、对演进着的行为,对正在进行中的言说、情感和激情的真正摹写或者模仿”(Schrer-Warzel,页353)。这就是为什么,莱辛恰恰对戏剧感兴趣:戏剧(与法国古典主义相反,莱辛立论的依据是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可以被认为是对某种行动的文学描述,这一行动的个别成分经描述而形成一个统一体,所以,戏剧作为行动的个别成分通过其相互间的联系必然成为对参与人物之本性的必要表达,这就是说,从本质上得到表现的,是这些人物的心灵活动,这种心灵活动的景象不可避免地在观众内心引发共鸣和同情,从而迫使观众认识到,在同一情况下,处在同一心境中,他们也必然会像剧中人物那样行动。由于戏剧所应引发的并非对这一或那一悲伤或欢乐事件的单纯观赏,不是将事件本身,而是将作为启示的事件演示给人,并通过这种演示在另一些人的心灵中唤起同感,也就是说应使这另一些人参与演示的事件,莱辛让自己的戏剧具有接近生活的素材、紧凑的布局和情节、简洁而意味隽永的对白,这一切令其同时代人耳目一新。这样一种艺术大胆地一举在由人的行动构成的事件中将人本身动荡多变的天性作为其专注的对象。从莱辛的这种艺术观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其人生观最深层的内涵:人、人的行动,或者反过来说,行动、作为人的行动的行动,是莱辛的特殊问题和主题。

我们正好可以由此出发,直接观察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莱辛对新教神学史的贡献。在其早年和晚年的日子里,这个萨克森的牧师之子在神学领域不仅顺便地、而且以如此高昂的激情和如此广博的专门知识参与其事,以致人们很可能会问,他怀着固有的中心兴趣所参与的,是否就在于此而并非在艺术和艺术理论领域。至少在其一生的最后十年,哪怕从外表上看,占据着莱辛的是神学论题而非其他。我们拥有莱辛青年时代写的一系列关于教会史和宗教哲学的极富个性的论文和论文残篇,他迈出的关键一步——人们将这一步称为“新教神学和教会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Schrer-Walzel,页357)也许有些夸大其词——发生在1774至1778年间。莱辛发表了一系列汉堡的东方语言教授赖马鲁斯(1694年生、1768年殁)于1767撰写的《为理性的上帝崇拜者辩护》一书的残篇——佯称取自他所管辖的沃尔芬比特尔图书馆藏书。作者决定不发表这些手稿,作者去世后,莱辛大概从同时与门德尔松和雅柯比交好的死者的聪慧的姐妹埃丽赛·赖马鲁斯(Elise Reimarus)手中得到了这些手稿。莱辛所发表的残篇以一种在当时的公开讨论中——至少在德国——从不曾有过的尖利语气阐释了对所有启示、尤其圣经-基督启示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所抱的基本否定态度,其背景是对一种纯自然的宗教——即表现出普遍的、永远适用的人性的可能性的宗教——的理解,这种宗教被认为是所有历史的、实证性的以及所谓启示的宗教的基础,却在所有这些宗教中或多或少遭到了败坏,因此,理性的上帝崇拜应从各个方面返归这种自然的宗教。从卢梭在此前不久写成的萨伏依的副牧师的忏悔中,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上是同一种宗教。

莱辛连续评论了发表的这些残篇,在评论中——正如《反对意见》这个标题说明的那样,莱辛陈述了他对赖马鲁斯的许多看法的具体反对意见,但也表述了他对某些部分的赞赏,尤其肯定了赖马鲁斯提出的问题在原则上、方法论上的高度重要性。残篇的发表迅即引发激烈的批驳文章,这对莱辛可谓正中下怀,随之在一系列著名的论战文章中就论题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见解(《论圣灵与大能的证明》、《约翰遗言》、《第二次答辩》、《一个譬喻》、《原理》、《驳葛茨》等),与其说是为赖马鲁斯辩护,毋宁说是攻击和揭露赖马鲁斯的批驳者。1778年,布伦瑞克检查当局明令禁止继续发表残篇和争论,这未能阻止莱辛:1779年,他在其最成熟的剧作《智者纳坦》中对自己在这场论战中臻于成熟的关于自然宗教与实证宗教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作了经典性表述。除了《智者纳坦》,1780年发表的《论人类教育》这一论纲性文章,是对这一看法最后的系统阐释,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有争议,但其内容完全符合莱辛的其他观点,所以,该文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莱辛通常的喜好在这里也许还可能让另一个——人们曾考虑这个人是年轻农夫泰尔(Albrecht Thaer)——作为见证参与其事的问题,事实上便多余了。

如果要明白作为神学家的莱辛的意图,就得从一个事实出发:当时神学上的新义论者的所有观点——包括赖马鲁斯激进的渐进突变为理性主义的新义论,全都在莱辛自己的观点中有所反映并得到扬弃。莱辛青年时代的神学论文便证明他正是由此而来,而且,我们从《智者纳坦》、从《论人类教育》仍可清楚地看到他的这一渊源。如果将莱辛的整个神学展示开来,人们便会径直看到,莱辛是一个特别有胆识、先进而最终仍然典型的新义论者。作为新义论者,年轻的莱辛就曾认为,基督宗教并不是“人们出于忠诚和信仰从其父母接受而来的”事业。[5]

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不可停留在生之偶然将你

置放的地方;你即便停留,

也是出于一个非凡者的认识、理由、选择。

这是萨拉丁对纳坦说的话(第三幕第五场)。早在1751年,莱辛就认为,非同寻常的行为就是“独立思考,并敢于反对为人认可的偏见”,就是“自己确认自己的信仰”,方法是以宗教对话的形式比照考查不同的宗教,这正是他25年以后在《智者纳坦》中实际描述的方法(卷Ⅰ,页25、33)。1760年,莱辛激励自己说:“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对自己说,你要经受这种考查!你要处处用自己的双眼去看!不要丑化任何东西!不要美化任何东西!推论依势流动!就任其流动!不要阻挡、不要驾驭它流动!”(卷Ⅰ,页222)直到1778年,莱辛仍然宣称,自己的义务是,“用自己的双眼去审视quid lipuidum sit in causa Christianorum(基督宗教是怎样流动的)”(卷Ⅳ,页166)。

如果听一下青年莱辛对那种所谓的宗教徒的愤懑,我们便听到了18世纪整个神学典型的道德主义主题:“那种人头脑里装着、嘴边挂着——却往往并不理解——基督教教诲的原则,他进教堂,参与一切仪式,因为这些都是习惯”;他憎恶那些以其“表演”显示“他们是多么正直的基督徒”的“绝大多数”(《给父亲的信》,1749,卷Ⅰ,页8)。从纳坦爆发式吐出的那段名言(第一幕第二场),我们重又听到这一主题:

你明白虔诚的狂热

比善的行动更加容易,

怠惰者喜欢虔诚的狂热吗?

他可是仅仅为了——尽管他这时

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个意图——

不必去做善的行动呵!

当我们发现(《论人类教育》§74)原罪的真理被作如下表述的时候,便可以听到他从新义论观点对原罪教义的摈弃和所作的众所周知的新解:在其作为人的初始和最低级阶段,人绝对不会主宰自己的行动,他还不可能遵守道德法则;在谈到原罪时他说,原罪在于“我们的感性欲求,在于我们关于一切如此清晰的认识的模糊观念的力量”,这是一种“我们必须在我们自身”削弱的力量,一种我们甚至“既可用来行善也可以作恶的”力量(卷Ⅱ,页265)。因此,《智者纳坦》中的人物(除了可恶的教长)也全然是“可爱、出色的人”,在做完不太光彩的事以后,他们很善于自我安慰:

我犯下过错有什么可羞的?

难道我没有改过的坚强意念?(第五幕第五场)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关于通过神子赎罪的教义的真理(《论人类教育》§75)应在于:上帝考虑到自己的儿子,按莱辛的说法即考虑到他自己的、抵消着个别人的不完美的完美性,仍然不理会人原初的无能状态而给人制定道德法则,这就是说,他并没有将人排除在道德上的永福之外。对于从信仰来辩解的教义,在这里只剩下了愤怒的讥讽:“你将天堂和地狱的钥匙交给信仰;而对于美德足够幸运的是,您以精确计算出的危难迫使它成为信仰的应急奴婢!对神圣幻觉的崇拜在您那里无须正义便使人得到超度,而正义没有这种崇拜却一事无成。多么玄妙哟!”(卷Ⅰ,页39)与此相应的是一种基督论,其中心命题在于一种最明确、最清晰地包含在福音书中的“基督的宗教”的主张:“基督的宗教是作为人的基督自己认识和施行的宗教,是每个人可以与他共有的宗教,每个人从作为单纯的人的基督所得到的性格愈高尚、愈可爱,便必然愈希望与他共有这种宗教”。与此相反,“基督教的宗教则完全不同,其本质在于承认基督高于一个单纯的人,这是真理”(卷Ⅳ,页248)。莱辛在写这篇未完的文稿时认为,一个人同时有这两种宗教,是不可思议的。

此外,从青年莱辛写的各种各样的“正名”文章——即他为某些受官方新教教会史编者不公正对待的历史人物的辩护文章中,我们看到了地道的源于阿诺德(Gottfried Arnold)[6]的18世纪的典型文风。得到他辩护的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哲人卡尔达诺、天主教论战家科赫劳斯(Johannes Cochlaeus,【译按】1479-1552,路德的激烈反对者)、16世纪下半叶转宗伊斯兰教的三位一体论反对者诺依泽,以及类似的人物。在1750年关于赫恩胡特人的一篇可惜在最初几段就中断的未完稿中,莱辛对这个团体备加赞赏,并加以比较,认为它犹如苏格拉底之与背离其宗师纯朴风格的学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之与只填充头脑而让心灵空虚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和牛顿、“亚当素朴简单并富有活力的宗教”之与犹太教、基督的和第一世纪的基督教之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初期之与圣餐争论之后发生的一切(卷Ⅰ,页204)。相反,莱辛却以十足新义论者的怀疑目光和尖刻语言来说明传统的教会史编者习惯上肯定的历史现象。

只要你乐于向我描绘

你那些宗教英雄,我何时

不是全神贯注地倾听?

我不是一直景仰他们的行为,

为他们的受难不时时在落泪吗?

可在他们身上,信仰似乎并不是最符合

英雄的东西。(《智者纳坦》第三幕第一场)

这是以众所周知的跨宗教思想教育出来的雷莎对达雅说的话。青年莱辛并不掩饰自己所观察到的东西;在被人大为颂扬的早期基督教英雄中,“有些人并非殉道者,倒应被称作傻瓜和疯子”。莱辛并不隐瞒自己的看法:“一种可爱的幻想同样可以做到光辉灿烂的真理所做的事情”(卷Ⅰ,页35)。关于古代基督徒受迫害的事,莱辛认为,不仅应说明它并不像人们习惯上表述的那么普遍和可信,而且还要问清楚,基督徒对此是否真的没有一点儿责任?他们那些令人反感、在罗马曾一度被禁止的夜间集会不应受到惩罚吗?“因为,他们的宗教根本不需要这类集会,为什么要跑到一起呢?为什么一群群男女老少要在夜间搞集会?这当然会引起尽职的警察怀疑”。还有他们的聚餐会!“这种神圣的豪饮狂嚼为了什么?”(同上,页231)在《为科赫劳斯正名》(1754)一文中,莱辛再次让人十分清楚地看到,他认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虽然——历史地看——做的好事可谓无限之多,但其根由却是一场“僧侣吵架”——奥古斯丁修会与多明我修会之间的吵架(同上,页82)。与此相关,还有在《智者纳坦》中对教会长老的漫画化,自然还有作为这幅漫画形象底本的另一漫画形象——他的对手葛茨;莱辛在论战文章中对这个人物既有文学上的塑造,也有忠于现实的描绘。

在对教条和教会史的这种批判背后,完全可以肯定——像赖马鲁斯的著作一样——正是对启示概念本身的批判。莱辛从根本意义上让人只对“自然宗教”承担义务,即认识上帝,自己形成关于上帝最恰当的概念,在一切行为和思想中都遵从这些最恰当的概念。于是,人们只是从社会学意义上,“从常理上”(Konventionell)有必要在这种自然宗教之内了解某些事物和概念,将以自然方式认识到的宗教真理经由其自身具有的力量和必然性赋予那些突出的事物和概念。“人们必须用自然宗教架构……一种实证宗教,正如人们用自然法架构……一种实证法那样”。“这种实证宗教通过其创始人的威望而获得认可,后者宣称,它的常理(das Conventionelle)来自上帝,只是间接地靠上帝的中介,正如其本质性的东西靠每一个人的理性”。实证宗教本身的内在真理只可能存在于其实际的不可或缺性,而不会在其他什么地方。“因此,一切实证的和启示的宗教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假的”:如果关于非本质的东西的常理处处都是必然的,它们便是真实的;只要每一个这类常理意味着对本质性的东西的削弱和排斥,它们便是虚假的。“最好的启示的或实证的宗教,恰恰最少对自然宗教常理的添加成分,最少限制自然宗教的有利影响”(《启示宗教的形成》,1755-1760,见卷Ⅰ,页219)。1760年,莱辛的语调更尖刻,这使人想到伏尔泰的宗教批判风格:

这是一个新的宗教创始者真正的绝招。他绝不会说:“来,我要向你宣讲一个新宗教!”因为,这会在众人当中引起恐慌。他开始宣讲时,总是委婉地、作为一个关心朋友的幸福的人悄悄吐露对寻常宗教的种种疑虑。从疑虑发展成明确的论断,从明确的论断产生自愿分离,开始零零星星,最终及于整体……对于新宗教创始人而言,争取最初几十个信徒,争取相当盲目、顺从、富有激情的信徒,是最困难的事。可是,只要他有了这些信徒,事情便顺利起步了……谁自认为已达到彻悟,他会不愿意使他人彻悟吗?最无知、最单纯的人在这种事上总是最卖力……尤其女人!众所周知,所有新宗教和新宗派的头领,像已经在天堂的……原初的宗教创始人一样,多么善于有效地利用这些人呵。(卷Ⅰ,页234)

与这一历史的分析相应的,是1754年提出的对启示的事实上的贬低:

他们全都以更高的启示为依据,而这种启示的可能性根本尚未得到证实。他们自称靠这种启示接受了种种真理,可是,这些真理也许在另一个可能的世界会是真理,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却不可能成为真理。他们本身明白这一点,因此将这种真理称为奥秘——一个自身同时包含着对自己的反驳的字眼儿。我不愿向你点出他们的名字,我只想告诉你,正是他们制造了关于所有具有神性的东西最伟大和最感性的概念;正是他们从不容许普通民众以得体的方式感念自己的创造者;正是他们误导精神进行无成果的思考,并为它描绘出一个你们称做信仰的怪物。(卷Ⅰ,页39)

所以,莱辛就奇迹所作的判断,在内容上也与人们从赖马鲁斯的书中读到的有关段落完全一致:“只有必须说服人们相信不可思议的事物的人,才需要行神迹,以便用另一不可思议者使这一不可思议者能够成立。谁要是说,每个人自身就拥有检验教义的手段,那他就不须行奇迹”(卷Ⅰ,页40)。傻乎乎的基督徒达雅问道:一次未预料到的得救宁可归因于天使,也不归因于一个人,并由此而感到更接近上帝——这场得救事件不可思议的第一原因,这是否有害?她从智慧的纳坦得到的回答是:

自豪!只有自豪岂有他哉!

铁锅愿意让银钳从炉火里取出,

自己便也觉得是一只银锅了,呸!

你问,这是否有害?有什么害?

我只能反问,这有什么益?

你所说的“感到更接近上帝”——

这要么是无稽之谈——

要么是对上帝的亵渎。——(第一幕第二场)

所以,这是有害的,因为这——于是我们重又走到莱辛思想之线的起点——使人在本应直截了当行善举的时候陷入了虔诚的狂热。

人们必须把握住莱辛这条思想之线的存在以及论说始终如一的明确性和坚定性。人们一定要看到,前面引用的青年莱辛的几段话——尤其那些最有力的段落——出自他身后被人发表的神学遗作,严格地说,这是他曾思考和记载下来的东西,但并未说出其固有内涵。人们首先必须注意,我们在这里只是讨论莱辛神学思想的一条路线。谁要把他固定在这条路线上,谁同样会像无视这条路线的人那样误解他。莱辛完全可能用另一种方式论说,而且也确曾用另一种方式论说过。他在启蒙运动中的盟友尼柯莱非常了解他,尼柯莱曾写道:“莱辛无法忍受武断(Allzudecisive),在社交或者学术交谈中往往偏向弱者或者为某人积极反对的一方”。柯莱对此还有个精妙的批注:“莱辛的朋友中,有许多人都记得他在七年战争中的立场:在莱比锡逗留期间,他在社交场合总是支持普鲁士,一到柏林,就站在萨克森一方。因此,莱辛在两个地方都遭到那些在战争期间变得颇为激进的真正爱国者的强烈憎恨”(《1777年致尼柯莱的信》,卷Ⅳ,页267)。不仅作为戏剧家,而且作为著作家,甚至恰恰作为神学著作家,莱辛无疑乐于在社交场合保持这种态度。这样一来,至少在他在世之时,莱辛的态度给人的印象在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当中必定是保守思想家的形象了。可是不然,我们且听听他同样十分肯定的声明:莱辛所指和所要求的——虽然人们根据以前说过的话可能期待另一种情况——恰恰不是他那个时代的“理性的基督教”。“可惜,人们本来就不明白,既不知道他的理性何在,也不知他的基督教何在”(卷Ⅱ,页103)——我们从中可以听出莱辛对这个论题的嘲讽。莱辛根本不爱他们,不爱那些我们认为必定为其顶尖人物的人们,那些“做神学家太欠缺、做哲学家也远远不够的新潮的教士们”(《1777年致尼柯莱的信》,同上卷,页11)。不错,莱辛想成为一个启蒙者,尤其在宗教方面。“我如果在自己弄墨涂鸦时追求其他东西,而不是为推进那一伟大目的的实现而助一臂之力,我便会觉得自己可耻可憎!不过,请让我以自己认为可能的方式做这件事”(《1774年给弟弟的信》,同上卷,页11)。

与被他突然如此严厉拒绝的新义论者相反,莱辛自己的方式是怎样的呢?他为什么觉得,这些人既不配当神学家,也没有资格做哲学家?莱辛对葛茨提出抗议说,他对路德宗教会并不比葛茨差,虽然他个人认为可以对这个“被误解的伟大人物”提出诉求,这话是什么意思?“某人愈言之凿凿地向我证明基督教,我愈感到疑惑;某人愈肆无忌惮、洋洋得意践踏基督教,我反而愈感到至少要在我内心里维护基督教”(卷Ⅳ,页169)。莱辛的执拗态度恰恰指向我们自以为看到的他双脚所站的地方,他的这种态度的内涵是什么?回答令人颇为费解,却足以说明一个完整的莱辛:

共济会员静静地期待着太阳升起,并一直让烛光亮着,只要它还能够燃下去——他听任烛光熄灭,烛光一旦熄灭,便让人察觉到,有人必然会重新将残烛点燃,或者再插上一支新烛,可这并非共济会员的事。(《恩斯特与法尔克》)

当心呵,你这更有才智的个人,你这在读完这基础读本(犹太-基督教的启示!)最后一页顿足亢奋的人,当心不要让你较差的学友察觉出你所嗅出或者已经开始看见的东西。在他们,在这些较差的学友跟上你以前,你最好回过头来再读一遍基础读本,考察一下你认为是方法的变化、教学法的权宜措施的东西是否真的不是某种深一层的东西。(《论人类教育》§68-69)

另外,关于正统派和新义论之间关系的具体评说:

我要求保留的,不是早已不可再用的脏水,我只愿看到,在了解到从哪里可汲取更洁净的水以前,人们不要过早地倒掉它;我只是不愿看到,人们不假思索地倒掉它,在此之后却让孩子在粪水中洗澡。他们——我们这类新潮神学取代正统派——不是粪水取代脏水,还会是别的什么吗?……我请求你,亲爱的兄弟,更仔细地了解一下这一点,少去注意我们这些新神学家们所摈弃的东西,多去研究他们要用来取代这些东西的东西!我们都一致认为,我们旧的宗教体系是错的;可是,我却不愿附合你说,它是笨伯和半吊子哲学家拼补起来的货色。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比它更能让人的机智得到展示和训练。笨伯和半吊子哲学家拼补出来的东西,是人们现在要用以取代旧体系的宗教体系,它对理性和哲学的影响,远远超过旧宗教体系妄图达到的程度。你会责怪我为这旧体系辩护吗——我邻居家的房子岌岌可危,如果他要拆除,我愿真诚帮忙。可是,他却想完全毁掉我的房子,然后来支撑和加固他自己的房子。要么他应维持原状,要么我将像对待我自己的房子那样对待他的岌岌可危的房子。(卷Ⅱ,页11)

这就是莱辛的理由,他不仅藉此继续以共济会员的方式闭口不谈他内心对正统派神学的看法——“智者不可说出他最好对之保持缄默的东西”(《恩斯特与法尔克》,2),而且让自己的启蒙派朋友感到震惊的是,莱辛有时直接袒护受到攻击的正统派神学或者古老的教义学。毫无疑义:莱辛并不认为正统派的观点以及它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犹太教-基督教的启示是绝对的;相反,整个犹太教-基督教的启示是可以被超越的。犹太教-基督教的启示并非正在升起的太阳,而是暂时还在闪亮、有朝一日将熄灭的人造光;它是不洁的水,可以被看成是一幢幢岌岌可危的房子,并非人类为了达到自己的得救而应该知道和将会知道的终极性的东西,毋宁说只是一部人类用来为终极做准备的基础读本。莱辛知道,自己的这种批判性认识与新义论者是一致的。莱辛认为,人们就这一方面所可能知道的一切,他也知道。然而,如果有人说,太阳已经升起,清洁的水已经备好,人们可以用一堵墙将摇摇欲坠的房子变成一幢新的,换言之,犹太教-基督教的启示事实上已经过时,已经被某种更好的东西替代——这些却是莱辛所否认的。与新义论者的理性基督教相比,犹太教-基督教的启示只要得到正确的表述,始终还是较好的和较强大有力的一方。这种既不再具有基督教性质、也并不富有理性的理性基督教,是一种折衷性的东西。因此,在实践上若当真根据那种批判性认识而想立即废除基础读本,便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较好的已经来临,太阳已经升起,清洁的水已经流来,旧房子实际上可以拆除的时候,这么做才有意义。尚缺乏作为启示替代物来推荐的东西,这一事实证明,当前还未发生上述情况,启示还没有终结。所以,智者,即莱辛心目中的共济会员虽然知道新义论者所知道的一切,却不会加入后者对教会和教义发起的攻击。莱辛仍抱有希望,对自己的事确信无疑:“启示真理发展成为理性真理是绝对必然的”(《论人类教育》§76)。

难道人类达不到这一最高的澄明和纯洁阶段?永远、永远达不到?至善者啊,不要让我想这种亵渎神明的事!——教育有其目的,不论对人类还是对个别人。凡被教育的都将被教育成某种东西。(同上,§81-82)

它必将来临,新约基础读本中许诺给我们的那个新的永恒福音时代必将来临。(同上,§86)

正是期盼和认知到这一点的智者,才可能会等待。

迈着你那令人察觉不到的步伐行进吧!永恒的天意!只是,切不要因这种悄然不可察觉而让我对你产生怀疑!切不要让我对你产生怀疑,哪怕当我觉得你的步伐似乎在后退!——最短的线并不见得真的始终是直线。你在你永恒的道路上要顺访如此多的地方,要如此经常地离开正路!——假若说可以确定那推动人类趋近其完美性的缓缓滚动的巨轮是由众多转动更快的小轮驱动的,其中每一个都为此而提供自己的力量,这不对吗?(同上,§91-92)

由此产生的结果实际上便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莱辛必定对启示怀有一种积极兴趣,这种兴趣表现在整个他所认识、所承认和所表达出的相对性之中,他看到,从他自己的立场出发,不仅真正能够完全容忍和作为事实接受启示信仰,而且自己还可以思考和说明,它rebus sic stantibus(在具体情况下)怎样才可能得到最得体的表达。

由此首先可以看到,在残稿之争中,莱辛关注的究竟是什么。莱辛的确以自己的方式维护着路德宗教会,却又并未因此有损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智慧的启蒙思想家,莱辛悖理却又非常深刻地指出,直线并非最短的线,他知道,永恒的天意必须偏离正途,以便推动那些驱动着缓缓滚动着的巨轮的众多转动更快的小轮;这样一个人可能,不,应该说必然在事实上关心路德宗教会。莱辛才真正知道,自己有能力、也有义务向路德宗教会提出忠告。在残稿之争中,莱辛所要求的是:以睿智的启蒙思想家、真正的共济会员的高瞻远瞩对教会、对基督教、对基督教神学提出忠告。忠告它们,应采取何种态度对待这些必定可被超越、必定将被超越但暂时尚未被超越的东西,应如何以这种态度证明尚未被超越的东西。使莱辛感兴趣的,是赖马鲁斯对所有启示、包括基督教启示的批判。这种批判是时代的标志,从而使他感兴趣。所以,莱辛的戏剧历史观中也许不乏某种程度上的千禧年主义(Chiliasmus),[7]因为,卡尔达诺的一段话似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说:“Necesse est anno Christi millesimo octingentesimo magnam mutationem futuram esse in Christi lega(1800年前后,在基督宗教中将发生一次非常重大的事变)”(Ⅳ,页250)。鉴于这一预言,莱辛并非不可能认为,与人类教育趋于完成——即与启示在事实上被超越——有关的终极事物的出现已经临近。尽管如此,莱辛对赖马鲁斯感兴趣,并不是像一个庸俗的有启蒙思想的人那样对赖马鲁斯感兴趣,以为在超越启示信仰之路上会带来简单的进步,莱辛恰恰否认,通过单纯批判便可能达到这样一种超越;莱辛把赖马鲁斯看作一个机会,启示信仰只要还没有被超越,便必须面临这个机会,以验证其暂时的真理和地位——作为一种化学检验,对此,启示信仰、教会、神学必须以某种方式——只要其临终钟声尚未敲响——作出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莱辛对赖马鲁斯感兴趣,的确是由于教会的缘故。所以,他在残稿之争中所说的,的确是针对神学家们而发的。在这场争论中,他对神学家们表现出的激动情绪和愤怒大感惊异,他认为,他们没有以唯一可能的方式作出反应;他们不理解自己被问及的问题和必须对此作出的回答,不理解自己本身和自己的事;他们错过了时机(Kairos),[8]错过了出现在他们眼前的重大考验机会。于是,莱辛这位启蒙思想家,这个确信所有启示真理有朝一日都将演变和化解为理性真理的人,不得不告诉神学家们,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终点时,他们应采取什么态度!从莱辛的立足点看,这便是残稿之争的问题、恼人的幽默和令人扼腕的悲剧性。

赖马鲁斯残稿讨论的是什么呢?从莱辛的观点看,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对启示之历史可能性和现实性提出的历史质疑。这位历史学家是否知道,莱辛问,绝不可把启示——假定有这类东西的话——当做历史值来提出历史质疑呢?但在这一论题上,莱辛针对的并非赖马鲁斯,而是路德宗神学家们。因此,更促使莱辛反复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些神学家们是否知道,绝不可把启示当作历史值从历史角度来论证、解释和辩护呢?由此看来,莱辛尽管认为启示在原则上可被超越,尽管完全像赖马鲁斯一样,他了解对启示的历史可能性和现实性存在着种种异议,却并未由于对教会所坚持的启示现象之种种自然的解释而感到困惑,就这一论题而言,他也同样认为:启示无论如何都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其依据包含在自身之内的事实,一种从历史上既不容质疑、也无从论证的由自身确定的事实。莱辛认为,他在这一点上与前几代神学家们——16和17世纪的正统派神学家们——是一致的,后者虽然提出了历史证明,但往往并不太强调,只是顺便为之,他们并不认为,可以和应该循着这条途径证明启示之为启示。

然而,莱辛却看到,自己与他那个时代的神学——而且恰恰与自称为正统派的神学并不一致(卷Ⅲ,页107)。这种神学以其对启示的历史辩护——莱辛明确将这称为一种“神学上的革新”,他对葛茨提出的关键性指责就是,后者应对这种革新负责——来回答对启示提出的历史批判,这种回答损害而且也显然误解了神学自己的事业。这一点,而且,最终只有这一点,才是莱辛在这场斗争中的整个论战的锋芒所向。

那些人大概会感到羞愧,因为他们得到他们的神授宗,他们的教会不应让地狱之门得胜;于是,他们十分天真地相信,这种事不会发生,只可能是他们战胜地狱之门!(卷Ⅱ,页287)

人们何时才会不再将这整个永恒系于一根蛛丝之上哟!——经院教义学从不曾像历史诠释学现在每日每时做的那样,给宗教打下如此深的伤口。(卷Ⅲ,页34)

伟大的上帝呀!在这片淤泥上,就在这片淤泥上呀——虽然其中也有些许金沙——我的邻居执拗而灵巧地移来他已完工的信仰大厦!……上帝,上帝呀!人们将一种他们希望藉以达到永恒幸福的信仰建在了怎样一个基础之上哟!(卷Ⅲ,页89及下页)

莱辛将神学上的护教士比为在一座虽然奇异却完全适宜居住的宫殿里的居民,这些居民拥有不同且似乎相互矛盾、据称都出自原初建筑师的平面图,他们看不懂这些图,一再为哪一份是真正的平面图争辩不休。少数几个人觉得好笑,使其他人感到光火的是,他们并不参与这场争辩,只是满足于他们所享受的快乐,因为他们——不论平面图如何——在事实上可以居住在这座宫殿内。

有一天,当关于平面图的争论被搁置下来而近乎止息的时候,午夜时分,突然响起守夜人的呼喊:“失火了,宫殿失火了!”人们做些什么呢?每个人都从床上一跃而起,大火好像不是在烧宫殿,而是在烧自己的房子,每个人都立即奔向他自认为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奔向他的图纸。“先把它救出来!”每个人都这么想;“宫殿是烧不掉的,它在这上面呢!”于是,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图纸跑到街上,不是赶忙去救宫殿大火,而只是首先想在自己的图纸上向别人指出,宫殿哪一部分失火了。“瞧,邻居!火在这儿!从这里最容易救火!”——“不,是这儿,邻居!”——“您两位想到哪里去了!火在这儿呢!”——“火怎么会在那边烧起来?火在这边,肯定在这边!”——“不论谁,快到这边来灭火!我这里够不着!”——“我这里够不着!”——“我这里够不着!”假若这宫殿果真失火,在这激烈争吵的过程中,宫廷真的会烧成一片废墟。——然而,这是惊惶失措的守夜人误将北极光看成了一片火焰。(卷Ⅲ,页95以下)

让关于启示的历史证明待在它们愿意待的地方吧!“假若它们最终重又被放回它们50年前曾在其中存放过的武库的角落里,难道会是一场巨大灾难吗?”(同上,页34)为什么它们是多余、有害的呢?为什么神学的护教士们所使用的理由是凭空罗织的东西,是烂泥、是建筑图纸,最终对宗教是危险的呢?因为,他们将关于启示的真实性和现实性的问题推上了一条它在其上恰恰无法得到肯定回答的轨道。启示的历史证明即得到实现的预言和已发生的奇迹的历史证明。这类证明恰恰不可用来证明启示。因为,这样一种证明必然缺乏启示证明应具有的确定性。“我们亲身所经历的、得到圆满实现的预言,不同于我从历史上所知道的其他人自称经历过的、圆满实现的预言。我亲眼所见并有机会亲自检验的奇迹,也与我只是从历史上了解的其他人自称目睹和检验过的奇迹有别”(同上,页9)。关于后者的最可靠的信息,并没有使我关于它的知识更可靠,以致超过关于历史上记载的事物的知识可能达到的可靠性;人们不可以像有权在历史上得到证明的真理之上立论那样,将它作为立论依据。没有任何历史真理——哪怕得到最有力的证明的历史真理,能够被演示出来。既然“没有任何历史真理能够被演示出来,那么,也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通过历史真理被演示出来了”(同上,页11)。以那种历史真理——假定并承认它是这类真理——“过渡到完全另一种真理并要求我据此来改造我的一切形而上的和道德的概念……如果这不是一种μεταβαοις εις αλλο γευος(向另一个种属的过渡),我就不知道亚里士多德对这个词作何理解了”(同上,页13)。“这,这是一条可憎的、我无法逾越的鸿沟,尽管我曾多次认真地尝试跳越。如果有人能够帮助我跳过去,他尽可以来,我请求他,我殷勤恳求他,他将为此而得到上帝的酬劳”(同上,页13)。

现在来讨论莱辛的积极命题——他认为自己可以向神学提出的更好的建议。莱辛叹息无法从历史证明向启示信仰过渡,而这种感叹其实并不真实。莱辛完全无须提出他在上述命题中所说的在他看来不可企及的东西,他只是想向神学家们说明,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不可企及,事实上也不必要,为了自己的事业,神学家们应放弃历史证明。难道“我认为一个几何定理是真实无误的并非因为它得到演示证明,而是由于它载于欧几里得的书中”吗?“人们尽可以认为,几何定理载于欧几里得的书中,这可能是它之为真的有依据的预先判断。然而,出于预先判断而相信真理与为了真理本身而相信它,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同上,页127)。一位有学养的神学家要是成了历史学家,最终会因一场进攻——如赖马鲁斯所发动的那种进攻——而陷入窘境。

可是,基督徒也会吗?当然不会!看到自己为宗教奠立的基石已受到震撼,发现自己按上帝的意志曾藉以悉心维护着宗教的支柱已被摧毁,神学家很可能会感到惶惑。但是,神学家的假设、解释和证明与基督徒何干?在一个基督徒看来,基督教活着,他感到它是如此真实,感到自己在其中是如此幸福。——只要偏瘫患者感受到电火花的击打有益,至于诺尔还是富兰克林有理,抑或二者都无理,与他何干?(卷Ⅱ,页261)

我看到这些果实已经生长、成熟,由于对关于那撒种的手每撒一次必须在螺血中洗七次的古老的虔诚传说既不否认也不怀疑,而是搁置不论,我就不可以享用这些果实了吗?这个传说的真假与我何干?果实美妙无比。假定有一条伟大的数学真理,发现它的人是从一种明显的错误推论得出的——由于我不愿用他那种特有的机智证明,由于我认为由此不可能证明,他藉以得出真理的错误推断不可能是错误的,我就是否认这个真理、拒绝使用这个真理,成了忘恩负义地亵渎这位发现者的人了吗?(卷Ⅲ,页14)

人们不应“认为,怀疑一件事情的某些证明,似乎就是在怀疑事情本身。稍微伸出手指便是谋杀”(同上,页107)。“其心灵比头脑更堪称基督徒的人”,丝毫不在意这类异议,因为他是去感觉“其他人满足于思考的东西,因为他至少能够不需要整个圣经。他是绕开要塞去占领国土的充满信心的胜者。神学家在边境要塞便碰得头破血流,因此是胆怯的兵士,几乎连国土都没有看到”(同上,页122)。

对莱辛的这种“胜者”的含义,我们必须做进一步的理解。基督教超逾了所有历史论争,它不可能经由历史护教学来得到论证,莱辛用了各种表述来表达这一论题,我们还不曾援引他最著名的表述,这就是:“偶然的历史真理远不可能成为关于必然的理性真理的证明”(同上,页12)。这句话说的不是——在莱辛的语境中也不可能是后来费希特所说的意思:“只有形而上的东西而绝非历史的东西才具有超验性”。莱辛并不认为,“必然的理性真理”靠自身得到证明,并具有超越时空的确定性,历史对于认识这类真理毫无意义。在残稿之争中,莱辛立论的前提基石是,人类教育尚未结束,因而,启示这条历史性认识之路(不同于必然的理性真理超越时空的临在)始终是可能的,甚至还是必然的。

当然,莱辛了解基督教的一种证明,这就是通过基督、通过临世的人与基督教传统的相遇而达到的对上帝的认识。但这种证明必然是“圣灵与大能的证明”——这正是1777年写成的包含这一著名命题的文章的标题。在这篇文章的语境中,“偶然的历史真理”本身不可能成为必然的理性真理的证明,但可以被理解为像下面这样来描述的特殊的、具体情况下唯一的历史真理:我仅仅经由他人获得对这种真理的认识,这种真理仅仅作为真理传给我,并没有经与我相遇而显现其真实,我不曾亲身经历到这真理的真实。历史真理对于我也可能成为必然的理性真理的证明,但只有当它不单单是“偶然的”历史真理,而且也使我理解到它是历史真理时,也就是说,只有当它对于我成为必然的、甚至直接必然的东西时,才有如此。单纯流传而来的、被传言的历史真理本身,没有这种证明力量,哪怕它非常完美地承传给了我,非常确定地传言给了我。所谓历史的(ιστο图示εω),指我必须经由探索才成为亲身经验的东西,即在先尚未被我自己经验到的东西。历史的、有待探索的、尚未被我经验到的真理本身,对我不可能是关于启示真理的信使,因为,启示真理必然加于我的理性,最终确定真理的合法和全能。历史真理要成为这种信使,必须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我面前,不再作为“偶然的”、“历史的”(因而需要不断核查的)真理,总之,不再作为流传而来的真理,绝不再出现那个“可憎的鸿沟”问题。“一种基于人性证明的启示宗教,不可能对任何东西提供确定无疑的保证”(卷Ⅳ,页253)。

按照莱辛的说法,还有另一条途径。我们看到,在莱辛著作的关键地方,出现了“感觉”、“经验”、“心灵”等概念,以及“电火花的有益击打”一类形象比喻。他正是要如此来理解“圣灵与大能的证明”。于是,基督教之历史性不是作为历史真理,而是通过经验才对基督教本身具有证明力量,它通过历史真理达到对必然的理性真理的证明。那位胜者的道路是历史真理通向临世的人的心灵的快捷方式。这条快捷方式之存在,是前述负面命题之正的一面。莱辛非常了解,有这样一些历史真理,它们可能以这种【经验】方式成为必然的理性真理之证明。莱辛从路德的著作中呼唤路德的精神(卷Ⅲ,页140);同样,他从《圣经》的文字中呼唤《圣经》的精神,从《圣经》本身中呼唤存在于《圣经》之先的宗教(卷Ⅱ,页271f;卷Ⅲ,页113f),从圣经诸书记载的事实中呼唤并非全都以事实为依据的基督教教诲(卷Ⅲ,页118),从基督及其门徒所行的奇迹中呼唤“一直持续存在着的宗教奇迹本身”(同上,页33f),最后,莱辛从《约翰福音》中呼唤约翰遗言:孩子们,你们要相爱!(同上,页14)正如我们曾听到的,从基督教中呼唤基督的宗教本身(卷Ⅳ,页248f)。“在汉堡,人们绝不至于要就净重与毛重的整个区别向我提出争议吧?”(卷Ⅲ,页108)不会的,“因为,历史的话语是先知话语的载体”(同上,页112)。

即便福音书作者和使徒写下的一切必然有散失的可能,他们所宣讲的宗教仍然会存在。基督宗教之为真实,并非由于福音书作者和使徒宣讲它,而是因为基督宗教真实,他们才宣讲它。书面的传统必须从宗教的内在真理得到解释,一切书面传统都不可能给予宗教内在真理,如果后者没有这种真理的话。(卷Ⅱ,页262;卷Ⅲ,页120、125f)

难道这原初的、唯一的源泉一千七百年以来从未涌流,从未分流进入其他文献?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以其原初的纯洁性和救世性流入其他文献?(卷Ⅲ,页128)

葛茨曾问莱辛,假如没有新约诸书的存在和流传,世界上是否会留下基督行迹和宣教的踪迹?莱辛回答说:

上帝保佑我从不曾将基督的教诲想得如此渺小,以致我竟敢斗胆对这个问题说不!不,我不会跟着别人说不,天使从天而降教我说这个不我也不会说,何况一位路德宗牧师想借我的嘴说!(卷Ⅲ,页118)

在这一点上,我们与那些第二代基督徒相比情况不是更坏,而是更好,因为,当时所见者还活着。

目击者不在,反倒使我们因有目击者不可能有的东西而得到丰厚补偿。目击者所拥有的,只是他们怀着对基督的确定信念而敢于在其上建立一座大厦的地基。我们呢?我们面前有已经建好的大厦本身。(卷Ⅲ,页32)

内在真理并非书面传统赋予基督教的,因而,基督教也不可能从这种传统获得内在真理,一方面,这种内在真理先于书面传统,另一方面,有了书面传统后,内在真理都寓居于耸立于我们眼前的全部基督教历史的“大厦”之内。内在真理“并非每个无赖都可以按自己的脸型随意捏制的蜡鼻子”,而是直接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心灵言说的可以感知和经验的启示事实。由于在《圣经》之先和其后,存在着这样一种基督教基础,由于奠立于这个基础之上的基督教是本然的、真正的基督教,针对宗教的历史事实提出的异议——诸如对诸福音书作者之间存在着的矛盾的确证、对这一或那一奇迹记载的怀疑,原则上都是不可克服的(卷Ⅱ,页282;卷Ⅲ,页24、页132)。因此,神学家不应将其学术性的《圣经》研究和赞成或反对其研究的结果作为宗教的决定性因素强加给基督徒(卷Ⅲ,页129)

在这一教义学-神学命题的背景下,莱辛曾提出两个对解释他的意愿极为典型的历史-神学假设:其一,假设在《马太福音》——诸对观福音书中最古老的福音书——之先,存在着一部以希伯莱文写成的原始福音书(卷Ⅳ,页119f),即存在于《圣经》之先的具有证明力量的历史真理!其二,莱辛认为,regula fider(信仰规则),即认信(而且,它本身也早于《新约》)是后来基督的教会赖以建立起来的山岩——注意,不是建立在《圣经》之上的呵!(卷Ⅲ,页215)这是存在于《圣经》之后的具有证明力量的历史真理呵!(https://www.daowen.com)

这种对基督教真理的证明堪称“圣灵与大能的证明”,我们现在来将这种学说看成《智者纳坦》中著名的三指环寓言的含义(第三幕第七场)。这里的核心是基督教真理的证明,不过,其着眼点并不在基督教历史本身的问题,并不是像针对葛茨的论战文章那样就事论事,而是认为,基督教历史作为一种相对的现象同样属于一般宗教史。基督教在其他一系列宗教中果真是真正的——或如后来人们所说,果真是绝对的宗教吗?假若这一提法合理,应当如何证明这一合理性呢?这正是《智者纳坦》中讨论的神学问题。

三指环寓言说的是:在一个古老家族中,有一枚指环世代相传,由父亲传给他最喜爱的儿子。这枚指环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使佩戴它的人得到上帝和人们的喜爱。这个家族的某位父亲有三个儿子,他都同样喜爱。为了不至使任何一个儿子伤心,他让人制作了两枚完全同样、连他自己也分辨不出真伪的赝品;祝福每一儿子并给他一只指环之后,老父便去世了。随后发生的事是“不言而喻的”,三个儿子中的每一个都将其他二人视为骗子。

人们查验、争吵、埋怨,

全然徒劳;真正的指环

无法得到证明——犹如我们现在

真正的信仰无法得到证明。

于是,三个儿子奔向法官:

每个人都向法官发誓,

自己是直接从父亲手中

得到这指环的——确也如此!

恰在这时,法官想起了真指环的神奇力量:

这必然会作出裁决!

因为假指环没有这种能力,

你们中的两人最爱谁?

说呀!你们不说话?

指环的神力只返归于内而不向外?

每个人都最爱他自己?

噢,你们三人都是受骗的骗子!

三个指环都不是真的。

真指环想必已经遗失。

为了掩饰、为了弥补这遗失

父亲便让人做了三只。

但是,法官——像莱辛本人那样——并没有想到要将这种批评性的、径直使真实指环问题成为无的之矢的观点付诸实施。除了这段(法官就此可能作出的唯一)“判词”以外,或者毋宁说,代替这一判词,法官提出了一个“建议”:

我建议:你们应该

完全接受这件事的现状。

既然每个人的指环都得自父亲,

那么,每个人都应该确信,

他的指环是真的。

这也确实是可能的,法官如此想;于是,他便以这一想法触及了寓言中整个问题作为真正前提的原因:真指环并未遗失,而是父亲按自己的意愿将真指环与两只假的放在了一起,以致分辨不出来哪个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以下判定呢?只可能提出上面所说的建议,并作如下解释:

好吧!

每个人都应效法他那种——

纯洁、毫无偏私的爱!

你们每个人都应努力表现——

他的指环宝石具有的力量!

以温良、以平和的心境、以善行

以对上帝的竭诚献身——

让它表现出自己的力量!一旦这力量——

在你们后代子孙身上表现出来,

我将于千百年之后召他们——

重又面对这法庭。那时——

将有一个比我更富智慧的人——

坐在这张椅子上宣判。

你们走吧!谦逊的法官说。

请注意,按照法官的第二个观点,真指环的确是有的,但究竟哪一个是真的,则将由一个更富于智慧的法官在千百年之后的未来某一天、在一个我们肯定看不到的未来作出裁定,这就是说,在这只真指环的力量“表现”出来之后作出裁定。换句话说,真正的信仰是有的,它将提供圣灵和大能的证明,到那时,将提出现在尚不可能就宗教史上的真理作出的判决。无论如何,当今还作不出这种判定。当今考察宗教史的人不得不附和萨拉丁的说法:

纳坦,亲爱的纳坦!——

那法官所说的几千年——

还没有过去。他的法庭

并不是我的法庭。

当今,只可能向所有宗教——包括基督教——的信徒建议,承认各自的特殊信仰所宣称的神奇力量是真实的,并以合宜的方式促使各自的信仰从自身出发,不触及也不理会其偏见,“以温良、平和的心境,以善行、以对上帝的竭诚献身”做一个具有那种神奇力量才可能成为的人。将对争论作出裁决的,并非是这种恪守德操的比赛,而是正确信仰的神奇力量,只不过,目前人们尚无法确知,什么才是正确的信仰。然而,值得向所有参与者推荐的现实可能性,只可能是这种恪守德操的比赛;因为,通过一种博取上帝和人们喜爱的道德考验的形式,那种神奇的力量必将得到证明。

在《智者纳坦》中,有两个因素是全新的。其一,令人注目的正是这正确的、即恪守德操的态度,它符合、支持、促进正确信仰的神奇力量得到实现。在残稿之争中,莱辛在关键地方只提到有待获得的经验。在《智者纳坦》中,莱辛却说得明明白白:不论哪一种信仰才将是人经验到的正确信仰,这种经验绝对是一种道德性质的经验。受到上帝和人们喜爱的人,具有正确信仰所许诺给人的品格,具有这个品格的人无论如何都会具有确定的、可言表的美德,并在演练这一美德的领域中取得胜利。

其二,令人注目的是指环寓言中明确提出的先决条件:各种实在的、历史的宗教现在相互并存,尚无从分辨出哪一个是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宗教必将通过圣灵和大能的证明来表明自己,从而最终将被判定是真正的宗教。由于寓言中的法官决定不作出定论(non liquet,“未定”)、不作出指认三弟兄全都是“受骗的骗子”的判决,而是决定提出上述建议;由于法官就本案采取第二个可能的观点,舍弃本身同样可能的第一个观点,他便选择了——他并不知道,只是有预感,可剧作家明白!——正确的观点,放弃了错误的观点,因为,真指环的确并未遗失。法官建立的基础便是他所选择的与事实相符合的第二个观点。可见,在《智者纳坦》中,莱辛宣扬的恰恰不是一种普世宗教。我们且听听纳坦在开始时发出的感叹:

难道基督徒和犹太教徒

首先是基督徒和犹太教徒

尔后才是人?啊!但愿我——

在你们当中更多发现一个

只满足于称自己为人的人!(第二幕第五场)

可是,这同一个纳坦在指环一场即将开始以前却自语说:

要做一个地道犹太教徒是不行的,

要完全不做犹太教徒更不行。(第三幕第六场)

即便萨拉丁后来也宣称:

我从来不要求

所有的树都长一种皮。(第四幕第四场)

圣殿骑士同样知道,一个人即便自认为并宣称超越各派之上,事实上也总是支持某一派:

既然历来如此,

这想必便是合理的。(第四幕第一场)

《智者纳坦》的结局显得具有保守方面的含义,它自然成为一个前提,即种种实在的、历史的宗教中,总会有一个是真实的,并将被证明是真实的——尽管人们目前并不知道是哪一个。既然如此,将人们已经从属的宗教换成另一个宗教,就毫无意义了,将它换成一种普世宗教,更毫无意义。

不过,人们只可以将《智者纳坦》中的这两点表面上的新意理解为对我们所知道的莱辛的基本观点的诠释。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恰恰在《智者纳坦》中,在友善而头脑冷静的忠告者角色中,我们看到了作为神学家的莱辛。莱辛更高地站在这样一种人的立场上:这种人自己并不绝对地依附于任何一个实在的宗教,以致必然将之视为真正的宗教,另一方面,这种人也并不对任何一个宗教感到格格不入,以致在他看来,它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宗教;但是,这种人却认为,各种宗教具体的、历史的互相并列或者先后连续,从整体来看是富有意味的,他绝对相信,这一整体具有内在目的性,他甚至可以肯定:这些宗教中总有一个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宗教,并由此说明这一整体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对所有这些宗教,他仍然——这里重又回到圆周的起点——坚持一点:那个(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宗教的)宗教所具有的优越性尚未显现出来——“你们法官所说的几千年尚未过去”,尚未达到可以下判断的时候,因此,这种宗教之作为真正的宗教实际上暂时还不可能得到承认。在这个条件下,莱辛指出,对真正宗教的经验必定表现在对那些完全确定的道德操守的实践之中;他进而指出,这一道德实践本身是所有宗教rebus sic stantibus(在这一情况下)可能和应该走的最有希望的道路。

必须说明:这是(这里只是让人看得更清楚而已)莱辛在残稿之争中同时向路德宗教会提出忠告的出发点。在这里,提出忠告的人并未站在路德宗启示信仰的土地之上,毋宁说,因偶然的机会和出于更高一层的冷静思考,他踏上了这块土地。给予他这个特定的偶然机会的,是他生在路德宗基督教的土地上这个事实。指引莱辛认真对待这个事实的更高一层的冷静思考,却并非路德宗启示信仰本身的真理,而是他对整个历史的大关联的全面认知——这历史正在走向终极决断,在这整个历史之内,存在着阶段和时期——即临时决断,如关于路德宗启示信仰真理的临时决断;在这整个历史之内,每个人都必须根据其出生和所受教育的机会来作出这种临时决断。“每个人都应确信自己的指环是真的”。莱辛便是在这个意义上确立了自己的“信仰”。除了他的这种临时决断,除了关于整个历史的终极决断的必然性,其他东西都不会使他受制于某一教会的某一信仰。莱辛知道,人们无法达到对真正的信仰的认知,只可能将一种信仰设定为真正的信仰接收下来。他便是这么做的。

当然,莱辛也知道,他的设定并非毫无理由,他的指环也可能确实是真指环。在莱辛看来,绝对不应排除路德宗教会将证明自己为真正的教会和宗教的可能性。正是由于这一可能的机会,莱辛才对它产生兴趣,认为值得劳神向它提出忠告,检验其神学家们的著述,也才可能因这些神学家未能经受住检验,为这些神学家不接受或者不理解他的忠告而着实感到愤怒。请注意:正是为了这个机会!莱辛确实知道,存在着这样一个机会,因为他确实知道所有这类临时决断互相间的关联;他确实知道,历史有一个Telos(终极目的),这些临时决断中的一个将最先接近历史的Telos,将直接完成向新的永恒福音时代的过渡,并因此而先于其他决断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决断。

从这一历史哲学的高度,莱辛向路德宗教会提出建议。在内容上,他的建议实质上会不同于历史哲学家,会不同于指环寓言中智慧法官的建议吗?我们注意到,这一建议肯定提到经验、经历、感情、心灵等因素:历史真理作为直接切近我们、感动我们、启迪我们、进入我们内心的真理,将成为启示,将证明必然的理性真理。指环寓言中法官的建议,也在决定性的意义上指出了真指环所具有的证明自身的神奇力量。有一点是肯定的:以这种提示,莱辛提请路德宗教会注意的,并不是这个教会一直以来在其信条文献中所理解的启示,并不是作为主的上帝在一次直接与人的历史性相遇中借以关注历史、关注历史的人的那种“神奇力量”。就残稿之争中的某些文章而言(很近似卢梭的情况),说莱辛提请注意的是启示和那种“神奇力量”,如此来解释莱辛的《圣灵与大能的证明》,并非不可能成立,然而,一旦考虑到《智者纳坦》和《论人类教育》,这种解释就完全说不通了。历史之内有着各种不同的宗教,其中包括路德宗教会,在这一历史之内,只会发生人的临时决断、人对这一或那一可能性的肯定,而不会有从外或从上而来的决定性干预,不会有与上帝的相遇——正是这种相遇要求信仰成为人最终的顺从决断,不会有路德宗教会在18世纪以前所理解的那种启示。按照莱辛的说法,任何教会、任何宗教恰恰不可能、也不容许以这种意义上的启示为自己的根据。莱辛的历史观中所排除的值,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启示。这就是说,残稿之争的论战文章在某些地方听起来确实富有教益且活泼诙谐,即便如此,其关键性的命题无疑是否定这种启示概念的。因为,这些命题并非像纲领所宣称的那样,针对的是历史上的那些护教士——他们要从历史上证明某些历史真理具有启示品格,而是针对《圣经》这一拥有与启示等同的历史真理的教会标准文献;这就是说,它们针对的是包含在《圣经》这个概念中的权威品格——教会称《圣经》为启示的东西,它从上而来,与从外而来的其他一切历史真理相对立,具有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历史真理的品格——新教的《圣经》原则具体赋予启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品格。

莱辛百般揶揄的,正是新教的这一《圣经》原则,他进而肯定那些存在于《圣经》前后具有证明力量的历史真理,肯定不受历史话语载体束缚的先知话语,肯定原始福音和信仰规则(regula fidei),肯定宗教本身的精神内在真理和“始终持续不断的奇迹”,肯定基督教教会的整个“大厦”——包括罗马天主教和整个新教现代派(Protestantischer Modernismus);不仅如此,作为现代派纲领第一批十分清醒的先行者之一,莱辛还肯定了历史本身,让它与新教的《圣经》原则所称的不可抹煞的历史主人区别开来。

在莱辛看来,历史中并没有历史主人。要是从历史上谈到神奇力量、经验、经历、“电火花的有益击打”和诸如此类的事,要是认为种种实在宗教有可能使这类东西在自身中成为事件,甚至事件显得如此真实,以至于实在宗教中的某个宗教最终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宗教,要是莱辛真的还寄予路德宗如此高的信赖,以至于他鼓励其信徒重视奠立教会的历史事实的可经验性,那么,他这时所想到的,仍然是内在于历史的可能性,人们虽然可以和能够期待、指出这类可能性,这类可能性毕竟全都基于下述条件:要就其真实或真理性质作出判断,最终是不可能的。历史就是启示——新教的《圣经》原则否认这一命题,路德宗教会的忠告者莱辛则主张这一命题。在这里,莱辛所指的启示可以理解为:逐渐或者同时造成历史的人类所固有和寓于他们之中的可能性。启示是“对人类已经实施和尚在实施的教育”(《论人类教育》§2)。但教育“给予人的,并非人从其自身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教育给予人的,是人从其自身可能得到的东西,只是更快、更容易罢了。所以,启示给予人类的,也并非人的理性依靠自身不可能达到的东西,过去和现在,启示都只是更早地给予人类的这类事物中最重要的东西”(同上§4)。这些命题本身很简洁,可以将此简洁地加以对比的是下述事实:在指环寓言中,拥有真指环的人被许诺将受到上帝和人的喜爱,法官自然知道,拥有真指环的人究竟将何以受到喜爱——只可能靠一种直接地践行出来的道德操守。倘若如此,“圣灵与大能的证明”——无论是由哪种宗教成功地作出的——无非是人类事实上藉以达到自己有能力达到的东西的事件,即人的可能性的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个哪怕只是超越历史的历史主人吗?在谈到“上帝”时,莱辛称他为人类的教育者,还提到“永恒天意”在这种教育中实现的步骤。但莱辛也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宗教历史上的可见行程(Gang),“任何地方的人的知性惟有通过这条路径才能够得到发展并进一步发展”(《论人类教育·前记》)。与其他新义论者相比,这是莱辛提出的新东西;按照他的说法,历史中有一个这样的“行程”,正是这个发现——对在历史中上演的戏剧的发现,给予莱辛以勇气,使他以新的激情用“启示”这个旧词来说明这个行程。然而,就他所理解的这个“行程”而言,其间是否有差别呢?在关键的地方,人们应说“上帝”抑或称“人的理智”呢?人们应将启示理解为教育者进行的教育呢,还是人的自我教育,抑或更为简单地将发展和历史的主人与历史本身及其主体、与自我教育或自我发展的人类重合在一起使用?很难说这有多大程度上的差别,也许这只属于莱辛作为共济会员的智慧——即并不明言实际上没有任何差别。当莱辛在《巴尔赫姆》中让高尚的台尔海姆、牢骚满腹的尤斯特、忠厚的维尔纳、心怀感激之情的“着丧服的女士”,或者在《智者纳坦》中让基督教的圣殿骑士、回教的苏丹、犹太教的商人登台的时候,两出戏中所有这些人物所遵循的最高法则显然是:“按照你个人的完美品格行事!”(这是莱辛在其青年时代写的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中对绝对律令的表述),不论在前一出戏还是后一出戏中,都有一个“行程”使这些人物形成一个戏剧的统一体。在《巴尔赫姆》或者《智者纳坦》中,为了让这些人物个别地和以相互归属的关系活动起来,一定需要一个上帝吗?不论在前者还是后者,上帝的理念岂不都像四轮车上的第五只轮子吗?不论前者还是后者,所需要的也许仅仅是一个作家、思想家,一个天才戏剧家吧?换言之,不论在前者还是后者,当人被理解为与其自身独处的时候,人不是会得到最深刻的理解吗?莱辛从原则上打断了上帝在历史之内说出或者即将说出的每一句前终极之言(das vorletzte Wort),既然如此,他果真还曾期待上帝关于戏剧和关于人类历史的戏剧的终极之言?难道这不正好说明,莱辛笔下的人自感满足,至少不再需要一个上帝吗?

现在,让我们不加评论地引用莱辛最著名的一段话,它最有力地提出了莱辛之灵和莱辛之大能的证明(见《第二次答辩》,1778):

人的价值并非来自一个人所掌握或者妄自认为掌握的真理,而是他为探索真理所付出的真诚努力。一个人要增长自己的完美品格的力量,不能靠占有真理,只能靠探索真理。占有只会使人静止,怠惰,骄傲。

假若上帝的右手握着所有真理,左手握有唯一的、不断躁动的追求真理的冲动,而且带有时时和总是使我陷入迷雾这一附加条件,然后对我说:选吧!我会恭顺地扑向他的左手,并说:我父,给我吧!纯然的真理只属于你自己!

[1]腓特烈大帝,即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Ⅱ,1712-1786),普鲁上国王,1740-1786年在位。实行开明的专制统治,倡导科学、艺术事业。

[2]高特舍特(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德国戏剧家、作家,对德国民族戏剧的发展和古典主义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3]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犹太裔哲学家,18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第一个以当时的哲学概念解释犹太宗教。

[4]雅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1743-1819),德国作家和哲学家,其情感和信仰哲学成为浪漫派的先声。据认为,其哲学思想包括着后来以存在主义哲学为代表的哲学发展倾向的基本成分。

[5]《给父亲的信》,1749,引自Chr·Groβ编,《莱辛神学论文集》,卷Ⅰ,页8;【译按】以下随文注卷数和页码。

[6]阿诺德(G.Amold,1666-1714),新教神学家,在其《公正的教会和异端史》一书中,他站在异端和神秘主义者一边,称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

[7]千禧年主义:系古代教父根据《新约启示录》和《旧约》对弥赛亚未来王国的预言作的推想,认为基督在世界末日之前,将直接和复活的义人一起建立一个持续一千年的和平王国。

[8]Kairos源于希腊文,意为有利机会。基督教用以指永恒以令人感到震惊的方式进入人的意识的那个时刻;西方哲学用以指内在的、创造性的关键时刻。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