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创造力”精神的文学重述
女娲“创造力”精神的文学重述
女娲神话在现代语境中的重述,尤其是在当代“被遗产化”的过程,交织着文化认同的重塑、民族叙事的重述和文化权利的调整,内蕴着具有可塑性和建构性的“神话主义”的逻辑。女娲神话被确认为各层级、各类别的文化遗产的过程其实也是女娲精神的当代传承。或者说,女娲神话在现代语境中的重述,尤其是在当代“被遗产化”的过程,正是当代文化政治实践重新激活女娲神话创造力精神的典型案例。本章即从这一角度出发,着眼于20世纪以来的“文学重述”“遗产化”运动,着重分析女娲神话在全球“文化政治”背景下被政治性和文化性运用、重述与建构的过程。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的研究不多。仅有诸如杨利慧等合著的《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1)等著作中,有部分涉及女娲神话在当代文化政治语境中变迁的调查研究。宁稼雨的《诸神的复活——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2)一书中也有对女娲在古典文学中的被运用和其重述相关问题的论述。这些研究已经探讨了女娲神话在文化史发展、文献流变、现代语境中的诸多流转面向。而本文的探讨,或可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认识。
女娲和伏羲、轩辕、神农、鲧、禹、西王母、共工、祝融等这些文化英雄的事迹,一直被作为中国历史的“上古”部分。由于尚无确凿实物可考,文献亦语焉不详,故这段“上古史”的叙事常常被称为“上古神话”或“神话/传说时代”。当然这是19世纪末“神话”概念从日语引进之后才产生的学术话语,在此之前,尚有“开辟衍绎”“三皇五帝”这类概念来描述这一类叙事。
史家纠结于女娲是否确有其人,苦于文献记载其事迹皆超乎人力,考古发掘亦至今无果。而以神话学的眼光看来,有关女娲之叙事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认同,是内蕴于文史哲传统中的价值表达。女娲神话在古今历史长河中,在口承神话或口头传统、文献与书写传统、图像和视觉艺术传统、电子和互联网传统等不同的文化载体之间来回穿梭。历代传承下来的女娲神话,包含了“泥土造人”“补天”“文化英雄”“撑天柱”等口头叙事中常见的“母题”(motif),并且这些母题都广布世界各地。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搜集整理的民间口头叙事中,就有大量关于女娲的讲述和演唱,可见其作为口头传统的基本属性一直在延续。
女娲的神话一直以来都被文人作为文艺创作或书写的重要内容,不论他们出于何种动机去书写,无疑这种书写促进了女娲神话的重述、变异和传承,赋予女娲神话新的时代内涵。在近代,对女娲神话进行现代书写的典型例子,莫过于郭沫若的诗集《女神》。
白话诗集《女神》收入了郭沫若1919年到1921年间的诗作,多为其留日期间所作。其中代表性诗歌如《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等。《女神之再生》的上半部分诗文如下:
序幕:不周山中断处。峥岩壁立,左右两相对峙,俨如巫峡两岸,形成天然门阙。阙后现出一片海水,浩淼无际,与天相接。阙前为平地,其上碧草芋绵,上多坠果。阙之两旁石壁上有无数龛穴。龛中各有裸体女像一尊,手中各持种种乐器作吹奏式。
山上奇木葱茏,叶如枣,花色金黄,萼如玛瑙,花大如木莲,有硕果形如桃而大。山顶白云叆叇,与天色相含混。
上古时代。共工与颛顼争帝之一日,晦冥。
开幕后沉默数分钟,远远有喧嚷之声起。
女神各置乐器,徐徐自壁龛走下,徐徐向四方瞻望。
女神之一
自从炼就五色彩石年
曾把天孔补全,
把黑暗驱逐了一半
向那天球外边;
在这优美的世界当中,
吹奏起无声的音乐离融。
不知道月儿圆了多少回,
照着这生命底音波吹送。
女神之二
可是,我们今天的音调,
为什么总是不能和谐?
怕在这宇宙之中,
有什么浩劫要再!——
听呀!那喧嚷着的声音,
愈见高,愈见逼近!
那是海中的涛声?空中的风声?
可还是——罪恶底交鸣?
女神之三
刚才不是有武夫蛮伯之群
打从这不周山下经过?
说是要去争做什么元首
哦,闹得真是过火!
姊妹们呀,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这五色天球看看要被震破!
倦了的太阳只在空中睡眠,
全也不吐放些儿炽烈的光波。
女神之一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神。
女神之二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
好同你新造的光明相结。
女神之三
姊妹们,新造的葡萄酒浆天
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
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3)
可以看出,这首诗不但反映出最早期白话诗歌的语言魅力,也反映出郭沫若强烈的情感表达,这种情感表达正是建立在女娲神话中那种破旧立新、创造新世界的精神之上的。《女神之再生》用“共工和颛顼争帝”隐喻南北战争,而后天崩地裂、天无日照、天昏地暗。诗中描写原来炼五色石以补天的神女们不愿再补天了,女神(女娲)要去创造“新鲜的太阳”,以“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同时,女娲还要“使新的太阳永不疲倦,永远常新”。这种诗歌模式和对神话的化用,在当时那样的社会语境中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此诗是用白话创作现代诗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女神之再生》明显地挪用了女娲补天的神话,将其创新为“不愿补天”而要创造新的世界。这样的改编显然是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的。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宣告帝制结束。民国成立时,中国内忧外患,饱受摧残,知识分子都在思考民族国家的出路。而郭沫若借助“天塌地陷”“补天”的神话母题,巧妙地将其挪用为“创造新的世界”,从而意味革命。这首诗引起读者巨大反响,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都非常熟悉女娲神话,对神话内涵的深远意蕴心领神会。而郭沫若写这首诗的重要目的之一,正是唤起“受新文化影响的阅读接受群体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想象和诗性激情”(4)。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用浪漫主义、或当时影响极大的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泛神论”来解释郭沫若的写作动机。郭沫若之所以选择女娲神话作为素材,背后有着本土文化精神的考量。正如文学评论家李怡所言:“所谓《女神》的狂飙突进,当就源自郭沫若对中国文化‘根本传统’的想象,而不能说是对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简单移植。至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也与郭沫若‘神人同体’的神话思维有着重大的差异。”(5)新文学运动作为政治革命活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传统叙述资源的“挪用”与“重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表述策略。
这种重述神话的策略,还典型地体现在鲁迅的《故事新编》中。《补天》一文写于1922年11月,初发表于1922年12月1日《晨报·四周纪念增刊》,题名《不周山》,后曾收入《呐喊》,收入《故事新编》时题名“补天”。文章开篇便写道:“女娲忽然醒来了。”(6)这显示出鲁迅对中国神话中的精神内核体会得很到位,也即创造一个新天地的“开辟”精神。这一点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对神话的精到评述中,也可见一斑。
《补天》开头接着写道:“伊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然而已经记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7)女娲自语:“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8)接着就抟土造人了。这段叙述将“神由于孤独寂寞而创造了人”的神话母题(9)加以重述。女娲与她所创造的“小东西”之间的隔膜,就是历史变革时期“先觉者与落后的国民思想”之间的隔膜所引发的“深邃的孤独感”(10)。尽管最终鲁迅描写的是女娲对人类深深失望,借以讽刺时局,唤起民众。但是他对神话母题的巧妙重述,让读者非常容易接受他内蕴其中的新思想。
当然,鲁迅用女娲作为写作材料,且敏锐捕捉到女娲在民间信仰中与“性”的紧密关联,是有他从自身到时局的深刻考量的。《补天》起初名为《不周山》,鲁迅对这篇小说并不满意,因为他忍不住要用女娲腿间的“小丈夫”讽刺那些腐朽的文人,从而破坏了原本的宏大立意。鲁迅在女娲身上看到了突破现实困境的伟力,女娲健硕的粉红色躯体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女娲没有对无奈的现实坐以待毙,而是用创造力来解决问题。不同于现代文学研究者惯常的政治分析观点,民俗学者闫宁对《补天》的神话精神另有一番分析:
《补天》创造于1922年,鲁迅正忙于五四新文化对传统旧文化的酣战中,而白话和文言则是此次新旧文化对战的焦点。文本中的女娲采用的言语是白话,而脸上长着白胡子向女娲求救的小人、身上包着铁片的小东西及指责女娲裸体伤风败俗的小丈夫,他们是旧文化的形象代表,都以文言为表达方式。这种言语方式的设置潜在指明,在鲁迅的文化隐喻体系中,女娲是中国文化的人格化,女娲身上所洋溢的无穷创造力和生命力正是中国文化所蕴含着的原始创生力,是创造新文化的能量和动力。(11)
这也说明鲁迅选择女娲,前提是对女娲神话的文化精神有着非常精准的把握,创作的内容虽然有些颠覆传统的女娲神圣始祖形象,但内在的文化精神确是一脉相承的。
随着中华民族民族灾难的日益深重,女娲作为一位开天辟地的始祖神,越来越多地被知识分子重述为民族精神的标记。1924—1934年,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杭州的中学教师钟毓龙(1880—1970)创作了近代第一部中国古代神话传记体小说《上古神话演义》(1936年中华书局初版)。在叙言中,他说:
民国十三年春,余承乏宗文中学校务,兼任安定中学讲席。课余之暇,朋侨纵谈上下今古。校长陈君柏园谓吾国夏禹治水为千古第一伟绩,史无专书详载其事,未免缺憾,因顾余曰:“子多稽古而喜治史,岂有意乎?”余自惭谤陋,而心趋其说。退则陈箧发书,从事稽考,其有关系者则摘录之。顾除《禹贡》一书外,其余多单词只句,无系统之可言,甚者乃类于神话。(12)(https://www.daowen.com)
这部白话小说构筑了一个庞大的中国神话体系,其中女娲的事迹无疑是一个重要部分。在第三回,他写了“伏羲氏女娲氏定嫁娶之礼”“女娲氏抟土为人”,在第四回,写了“女娲氏炼石补天”。其实整部小说构筑的神话世界,都在透露一种不断革新、不断创造的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在抗战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宝贵。
事实上,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诸如此类的神话主义现象比比皆是。例如20世纪初的一批文学创作:海天独啸子《女娲石》(1904)、吴趼人《新石头记》(1905)、秋瑾《见月》《感时》(1907)、娲魂《补天石》(1907)、路耳斯托仑《造人术》(索子译,1905),这些作品都化用了女娲造人和补天的神话。神话叙事在民族国家变革的时代环境中,往往充当了文化政治的先锋。知识分子也常常站在现代回溯古典,将古典传统和口头传统挪用为现代素材,重述为革命叙事、民族叙事、时代叙事。
除了上文提及的20世纪早期,像钟毓龙的小说《上古神话演义》这样的文学作品之外,后来诸如任洪渊的诗《女娲11象》(1993),徐坤的小说《女娲》(1995),宋安群的剧本《女娲大神》(2003),张广天导演的音乐剧《风帝国》(2004),古登信的小说《娲皇补天记》(2004),李碧华的小说《女娲的扇子》(2006),天地孤星的网络小说《女娲的时空之旅》(2017),张仁义在线上马街书会活动上演唱的西路河南坠子《女娲造人》(2022)等等,皆是从不同角度化用、重述与挪用女娲神话。像任洪渊的诗学合集《女娲的语言》就表达出在女娲神话中追寻生命原初力量的创作构想(13),借助汉语现代诗歌的抽象语言,营造出一幅充满神话意象和现代情感的诗歌画卷。有关上述这些女娲文艺作品的神话内涵,前人已经有不少专论,不一一赘述。(14)但从中可以看出,女娲神话作为一宗重大的文学遗产,其创造精神正是在不断地“重述”中得以转化、传播、传承的。通过文艺家的提炼,女娲神话的“创造力”精神也得到强化,成为女娲身上的首要精神特质。
当然,随着社会政治进程的变化,神话题材并不总是受欢迎的。例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有过一场关于“新神话剧”的讨论,有部分人认为神话题材是唯心主义,应当禁止,但更多人认为神话题材是借用文学形式表达民族精神,并不属于唯心主义和“封建迷信”。当然,在“文革”时期,包括女娲在内的很多的民俗信仰和神话都被“左”的政治意识形态视为“四旧”“迷信”“毒草”,列入禁止之列。但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其他大多曾被视为“四旧”的民俗一样,传统文化得以平反,女娲信仰民俗活动迅速恢复,甚至出现了新式的官方公祭女娲活动。后来,女娲神话传说、女娲祭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框架下受到保护。需要注意的是,祭祀女娲的场所(祠庙),也在另一种文化政治话语中受到保护,这就是“文物”。
文物保护单位的评选、认定及保护,是当代文化治理中“遗产化”的基本工作步骤。除了上述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女娲相关的场所还通过其他遗产化评选得到保护。以河北涉县娲皇宫为例,2005年,涉县娲皇宫景区被评为AAAA级旅游景区。2006年,涉县被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女娲文化之乡”,并挂牌成立了“中国女娲文化研究中心”。同年,“女娲祭典”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10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第八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娲皇宫风景名胜区获批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这一系列遗产化措施,让女娲神话得到从官方到民间的高度关注,相应的对神话的运用、挪用、重述也在遗产化进程中展开。其中典型的神话主义现象就是导游对女娲神话的讲述,对此杨利慧有深入的田野研究。(参见后文)
从文学创作到文物保护,女娲神话在20世纪的百年间,经历了诸多叙述形态的变迁,从而由口头传统、零散史载演变成了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网络文学、电子游戏。女娲信仰也由民间信仰上升为国家文化遗产,得到国家力量的维护与发展。这其中,女娲神话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作用以及其内蕴的创造精神、始祖母意识,是其受到重视并被挪用的重要原因。
从女娲神话的个案,可以看到女娲神话被文学性转化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神话在文化政治层面的“叙述有效性”,神话被用作建构新集体的文化认同。在20世纪百年民族国家建设的坎坷历程中,女娲神话所内蕴的创造力思想,借助其始母神的神格得以传承。“补天”“救世”“造人”“创造文化”等神话母题在新的文化政治语境中,成为对民族国家解放与复兴的巨大隐喻。譬如有论者道:
女娲“补天”源于“救世”的使命,其中暗含着重要的启蒙结构——造人与世界的再造。这也是神话“再生原型”的投射,寄托着“觉世”的理想。鲁迅写《补天》是“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晚清“新小说”的核心诉求正是“新民”,以期借文学实现人的再造。《新石头记》《女娲石》中的石头都执意重返人间,他们不再是被抛弃的情种。与曹雪芹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新人”并不局限于解决传统文化中的“情与礼”的自我背离矛盾,而是憧憬彻底的文化的“再造”;另一方面,“新人”并不试图以形而上的、逃避的方式获得虚幻的超脱,而是在现实的世俗的世界中采石“补天”。(15)
21世纪初,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作为一个大型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国家治理殊为不易,在全球化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家发展面临诸多阻碍因素。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形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民族国家内部的重要共识,也成为基于现有条件有望落实的国家发展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初,“中国梦”的政治概念被提出。“中国梦”的内涵主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6)“中国梦”这个政治概念,2012年之后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公共领域“表达”“传播”对这个政治概念理解的工作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暂且称之为“女娲诗”。
“女娲诗”在这里特指以阐释“中国梦”为目的,以女娲神话为题材的白话诗歌或剧本。其虽然只是特殊语境下一种自发性公益创作,但从中可以更好地窥见女娲神话的创造精神、逐梦精神的当代意义。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新闻工作者一清创作的公益广告配诗《我的梦·中国梦》:
始信泥土有芬芳
转眼捏成这般模样
你是女娲托生的精灵
你是夸父追日的梦想
让我轻轻走过你的跟前
沐浴着你童真的暮光
让我牵手与你同行
小脚丫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
呵,中国
我的梦
梦正香……
《我的梦·中国梦》原本是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创作的泥塑小女孩公益广告的配诗,但因为诗歌易懂上口,传播较广。这幅公益广告画面只有泥塑小女孩的形象,简洁朴素,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人张彩塑”的艺术特点彰显出来。画面与诗歌搭配,产生了极佳的阐释效果,将“我的梦·中国梦”的主题生动地表现出来。这幅公益广告后来被大幅树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成为众多民间美术系列“中国梦”公益广告的代表作,出现在中国各大城市的街巷角落。笔者第一次见到这幅公益广告是2013年在昆明市一辆公交车的座椅靠背上,出于专业的敏感,我从诗中看到了神话精神被时代性地运用的踪迹。一直到2015年前后,这一组公益广告在笔者所到的北京、西安、贵阳、合肥等地还很常见。
“女娲托生”的诗句和“泥塑女孩”的形象依然是对“泥土造人”神话母题的重述,与女娲抟土造人高度贴合,象征着中华文化的根基与文化认同。这当中,女娲作为中华文明“始祖母”的神格依然发挥着阐释权。而诗中“夸父追日”的诗句则象征着文化英雄不畏艰险的精神。
无独有偶,在一系列“中国梦”公益诗歌创作中,有不少作者都选择用女娲神话来阐释“中国梦”的内涵。例如网民“默夏苍冬”创作的诗歌《我的中国梦》说:
今夜 你入我梦来
带着女娲补天的彩石
今夜 你入我梦来
携着伏羲老祖的故事
你用最轻柔的话语呼唤我
这一声 却让我的整个身躯血液沸腾!(17)
这首诗歌运用“补天”和“文化英雄创造文化”的神话母题来阐释“中国梦”内蕴的“改革”“创新”的内涵。诗歌运用家喻户晓的神话,让中国读者对背后的含义一目了然。再比如教师盛振江创作的诗歌《中国梦,有你有我,梦想成真》有段落说:
滔滔黄河唱不尽千秋华夏文明
滚滚长江鸣不完万世中华之梦
我是中国人,我要诉说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梦
女娲补天,后羿射日,仓颉造字在神话着我们祖先的开拓之梦
大禹治水,万户飞天,郑和远航在传奇着我们先人的探索之梦(18)
这首诗仍然是用“补天”“治水”“射日”“文化英雄发明文字”的神话母题来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内涵的“进取”“复兴”“创新”精神。女娲神话的文化阐释与政治概念的契合并非偶然,而是神话传统积累了数千年的“观念”被激发出来。正如同中国将探月飞行器命名为“嫦娥”、月球车命名为“玉兔”、载人宇宙飞行器命名为“神舟”一样,这不是简单的“寄托美好愿望”,而是千年传承的神话传统被激发、重述的文化效应,而这些激发、挪用、重述的神话主义过程,本身就是中华创世神话传承至今的自然过程,同时也是新时代条件下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
2018年3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他指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中国人民相信,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19)
女娲作为一个显著的文化符号,人们总能从其创造力中汲取精神价值,融入到不同时代的文艺创作中。也正是在这种不断重复、重述、强化中,女娲神话越发成为中华创世神话中的核心之一。在当代中国,女娲神话主要标定了中华文明起首时期的一位功勋始祖母,是中华文化认同的关键符号。
(1) 参见杨利慧等:《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2) 参见宁稼雨:《诸神的复活——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中华书局2020年版。
(3)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单行本也可参见郭沫若:《女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4) 粟斌:《从“神女”到“女神”——试析郭沫若〈女神〉中女神形象的转型》,《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5) 李怡:《〈女神〉与中国“浪漫主义”问题——纪念〈女神〉出版90周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
(6) 《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53页。
(7) 同上书,第454页。
(8) 同上书,第454页。
(9) 杨利慧、张成福:《中国神话母题索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页。
(10) 王文参:《五四新文学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源》,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62页。
(11) 闫宁:《民俗学视域下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9—220页。
(12) 钟毓龙:《上古神话演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叙言第1页。
(13) 任洪渊:《女娲的语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代序第1页。
(14) 相关研究参见张岩:《〈女神之再生〉神话“重述”的新解——兼论郭沫若早期神话观念》,《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杨利慧:《神话的重建——以〈九歌〉〈风帝国〉和〈哪吒传奇〉为例》,《民族艺术》2006年第4期。
(15) 朱军:《女娲氏之影:晚清女权叙事的神话与启蒙》,《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8年第10期。
(16) 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载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19744088,2012年11月29日。
(17) 载散文网http://www.sanwen.net/subject/3440219/,2013年5月28日。
(18) 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3/0416/c359613-21158416.html,2013年4月16日。
(19)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