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语境下的现代女娲神话
公共文化语境下的现代女娲神话
分析文化政治或者说文化治理的现代运作,除了其手段和过程,还应该关注其最终落脚点。在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实践目的之一是建设适宜民众生活的现代公共文化,而这其中“文化精神”层面的文化塑造是知识生产的根本诉求。
这种知识生产在河南周口女娲民俗文化聚集地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2017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张占仓研究员、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研究员领衔“盘古女娲创世文化调研组”到周口开展调查研究,在公开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在中国历史传说中,西华是造人补天的“东方女神”“华夏之母”——女娲建都的地方,被誉为“娲皇故都”。西华从古至今流传着盘古女娲创世神话,尤其是经过盘古女娲研究会近三年的研究与整理,已形成完整盘古女娲创世文化体系,填补了中华创世文化研究的空白,与西华境内现存的盘古寨、盘古井、盘古墓、女娲城、女娲宫、女娲陵等历史文化遗迹,以及被称为“活化石”的经歌和传统民俗活动,共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华原点文化遗址群,被文化部中国大众文化学会授予“盘古女娲创世文化传承基地”和“中华盘古女娲文化研究中心”。
专家组一行对西华县境内现存的盘古女娲创世文化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召开了座谈会,共同研究盘古女娲创世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商讨盘古女娲创世文化和产业开发。(1)
可以看到,这一案例中的女娲神话表述虽然有许多未经实证的知识点,但其表述着重突出了“从古至今”“创世文化体系”“填补空白”“独一无二”这些宏大词汇,并且落脚在“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由此可见,学术界对女娲神话的知识生产也是基于神话精神来做文章的。针对神话研究中诸多考古硬伤、逻辑硬伤,其实学界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批评。但如果我们把这些公共知识生产视为一种叙事,那么这实际上构成了对神话的重述,而重述的底层逻辑正是女娲神话深入人心的创造逐梦精神。
沿着这种底层逻辑审视当代公共文化实践,我们还看到“遗产化”作为文化政治的重要手段,也是为建立社会文化共享体系而服务的。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丰厚的文化传统是建设当代文化的独特资源。因此遗产化的文化政治运作最终应落实为建立服务于民众生活文化的公共文化体系。女娲神话的意义与形态变迁,正是其被作为文化资源用于建设当代公共文化的体现。这其中,各地的公祭活动是这种公共文化建设的典型代表,通过分析公祭女娲活动,可以深入探析神话主义遗产化策略的深层次内涵。
在文化政治的体系中,公共文化既包含文化认同、文化划分、文化权利等意识形态的部分,也包括文化机构、文化产业、文化管理和文化行政等更为实际的部分。在中国,文化的“遗产化”往往直接落实为后者。通常“评选”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主体多数情况下是政府和文化机构,而不直接是遗产持有者。政府和文化机构同时也是文化政治实践的主体,是他们发现了文化遗产的价值。但同时民众也会自发认定一些他们心目中的“文化遗产”,比如河南西华女娲城就是民众自主管理的典型。杨利慧也曾讨论过河北涉县娲皇宫,官方和民间400年来对待女娲的不同态度,体现出来文化遗产保护的“官民协作”(2)特点。“官民协作”正是中国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鲜明特征。通过涉县娲皇宫、西华女娲城等女娲神话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活态神话遗产利用的良性模式。即围绕女娲神话精神内涵,依托神话遗产生产可参观性,从而在社区、地方和国家多个层面激活公共文化。这对像西华(豫东)、涉县(冀南)这样的乡村地区来说,不失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抓手。
文化遗产的“评选”并不止于产生一份名录列表,而是为了进一步跟进遗产化的运作。遗产化后期运作的典型模式就是遗产旅游开发,比如涉县娲皇宫、淮阳太昊陵等女娲遗产地都是遗产旅游开发的典型案例。但是遗产旅游开发仅依靠静态的文物遗迹远远不够,而“非遗”名录中的民俗活动、民间文学本身也难以纳入现代旅游。于是,地方政府主动建构遗产运用平台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公祭活动为代表的地方节庆,是遗产运用的典型实践方式。
公祭作为官方组织的仪式行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现代公祭一般针对烈士、重大灾难遇难者、殉国殉职者,近年来,针对历史文化名人举行的公祭日益成为普遍的公共文化行为。女娲的公祭活动在甘肃天水、河北涉县、湖北竹山等地都连续多年举办,成为公祭人文始祖的重要文化现象。女娲之所以能够成为公祭的对象,正是因为其神话传统内蕴的精神文化遗产,有重要的利用价值。
从神话资源本身的特点来说,女娲神话的叙事内核是“创世神话”,女娲是创造人类的神祇,也是创造新的宇宙秩序的神祇,还是文化英雄。杨利慧的研究表明,“始祖母”是女娲神格的基点和中心。(3)围绕着这一点,无论是官祭还是民祀,都首先将女娲作为祖先,其次才有诸如“娲皇”“娘娘”“人祖”“奶奶”“圣母”等民间身份。当代社会的文化政治在其神祇的身份当中,不断建构、加强其“人文始祖”的地位。
女娲造人的人类起源神话,早在东汉以前就见诸文献。《风俗通义》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4)文献证明,两千多年来,女娲造人神话的核心母题“泥土造人”不曾改变。女娲作为“始祖母”的文化位置是经过至少两千多年文化选择的结果。
围绕着始祖母的神格,文化发明、补天救世、兄妹传人等等神话母题不断粘连到女娲神话叙事中,形成了稳定的叙事类型。女娲神话传承还有一个重要文化基础——民间信仰。祖灵信仰是中国一种普遍的、基础性的民间信仰观念。以祖先崇拜为基础,女娲信仰还成功融合了女神信仰、宇宙观、文化英雄崇拜等多样的民俗信仰文化。因此,女娲作为“人文始祖”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根基。
从神话资源的利用史来说,公祭人文始祖是一种古老的利用神话的方式。从古代到当代,公祭人文始祖都是特指核心性的神话历史角色,比如黄帝、炎帝、后稷、女娲、伏羲等。当前,公祭人文始祖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从2003年开始,河北省涉县开始每年举办“公祭女娲大典”,当地官员出席。2006年,甘肃秦安陇城镇开始举行“天水市公祭人文始祖女娲大典”,省市官员悉数出席,市长宣读祭文。2007年,湖北竹山县举行公祭女娲大典。这种案例比比皆是。涉县的女娲祭典还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祭仪式中,大都突出女娲的创造精神,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宣扬当代社会的价值观。近些年,各地还利用抖音、快手、微信、B站等互联网自媒体平台,展示公祭人文始祖的场面,让这种文化感召力快速传播。
当然,河北涉县娲皇宫的女娲祭典,有深厚的民间香会基础。涉县当地几乎村村都信女娲,娲皇宫就成为一个民间信仰的中心。每逢女娲庙会,各村都会组织香会前来朝山进香,演出各种剧目和武艺给女娲娘娘看。李祥林的调查描述颇有代表性:
如今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女娲祭典”,最初是由河北涉县申报的(后来又有甘肃秦安)。如上所述,涉县娲媓宫是国内祭祀女娲的著名场所。按照当地习俗,每年农历三月女娲娘娘生日,涉县娲媓宫要举办盛大庙会,“阖境男女,并秦、赵、韩、卫之远,罔不竭诚进香”(明万历年间《重修娲皇庙碑记》。
届时,有妇女“打扇鼓”唱娲媓经赞颂“奶奶”(女娲)功绩七月十八传说是娲媓圣母返回天宫的日子,这天夜里,妇女们聚集到山脚停骖宫和广生宫的院子里“坐夜”,她们彻夜不眠,虔诚地打扇鼓唱经歌,跟“奶奶”叙说心事和表达祈愿。打扇鼓属于民间傩舞(也有论者径直称为“扇鼓傩戏”),是专门用来敬神的……(5)
李祥林认为女娲祭典实际上一种围绕女神崇拜的傩仪。女娲大约在唐代已经进入到民间傩祭的“傩公傩母”行列。这也说明女娲神话及其信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被不断强化。今天我们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女娲神话的相关风物民俗,便是证明。
女娲从民间祭祀发展到现代公祭,是一种文化认同从民间到官方贯通的过程。也说明女娲神话在整合地方社会方面的强力,自古至今都为人们所倚重。其实当代中国围绕女娲神话而实践的民俗文化事象非常多,几乎遍布全国。比如四川雅安人把雅安多雨归因于天漏,因而尤为崇信女娲补天以止淫水,把当地很多民俗都附会到女娲补天神话中。福建泉州有娲皇宫,围绕娲皇宫衍生出女娲民间信仰,虽然泉州娲皇宫的神像是从涉县娲皇宫请回来的,但泉州民间女娲信仰和北方的很不一样。在广东、台湾、贵州、湖北、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都有把面食、米食说成是女娲补天之物的民俗,有的还发展出纪念女娲补天的天穿节、补天节。
在仪式活动的表象背后,文化政治的系统性、组合性优势得以发挥。“公祭”活动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礼仪行为,是附带有经济贸易、地方发展多样动机的公共文化活动。以遗迹、民俗打造现代公祭,以公祭推动遗产旅游、遗产经济并塑造文化认同,从而完成深度遗产化,这才是文化政治逻辑的链条。女娲神话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成为遗产化运动的标志性符号,可以获得一般文化遗产难以媲美的效应。公祭人文始祖的仪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政治的“品牌”,发挥着凝聚文化认同、彰显地方性、吸引产业、扩大贸易、提供文化产品的巨大作用。由此可见,神话的挪用与重述不是简单的叙事改编,更是叙事内蕴的信仰基础和认同积累被激发出来的过程。神话遗产作为实用的政治资源,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公共文化的建设。(https://www.daowen.com)
“公祭”的恢复作为活化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在中国还有着特殊的意义。每年,不论是甘肃天水、河北涉县、湖北竹山公祭女娲,还是陕西黄陵公祭黄帝、河南淮阳公祭伏羲、山东曲阜公祭孔子,都有大量海外的华人、华侨群体参加。这其中来自台、港、澳地区的人员、团体非常多。因此,公祭人文始祖实际上也成为凝聚世界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从国家政治层面来看,公祭人文始祖活动在统一战线、公共外交、侨务、国际传播等方面的重要效能,是其他一般文化活动难以比拟的。尤其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和“非遗公约”的缔约国,中国国内的文化遗产保护,也为世界范围的遗产化事业提供了范例。在这背后,当代文化政治强调多元、主体和并存的文化理念体现无余。诸如公祭女娲的这类遗产化实践,实际上极大地发挥了文化政治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女娲神话的诸多文化遗迹,在当代公共文化建设的再利用之下,彰显了中国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软实力。
“神话”文类内蕴着宏大、久远、庄严、神圣、初始的“观念”,因而衍生出信仰和认同。即便像美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也在进行民族国家“神话”的建构,如多罗西娅·温德(Dorothea Wender)的《关于华盛顿的神话》(6)的研究,表明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年轻国家也非常注重用神话的话语塑造国家精神符号。女娲作为中华文化“人文始祖”,承载了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其神话母题所内涵的创造力、生命力、变革力,始终呼应着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神话叙事被政治性运用的逻辑也正是基于这种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文化塑造力。
“神话”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鲜活的。女娲神话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是考察女娲神话的一个重要语境。在神话主义概念中,当代社会对女娲神话进行重述、建构和遗产化的实践就是其参与文化政治的主要方式。而文化政治选择女娲神话作为遗产化的重点对象,也凸显了女娲神话本身内蕴的中华民族价值凝聚力。文化遗产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形成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基础。而女娲神话因其核心性的古典传统位置而参与到文化政治的重述中,女娲由此被重述为具有创造力、变革力、凝聚力和饱含历史积淀的现代公共文化符号。不独女娲神话,事实上中国遗产化运动的根本目的也在于塑造更符合现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公共文化。
台湾宜兰壮围乡大福村补天宫、花莲丰滨乡女娲娘娘庙就是对女娲神话遗产进行公共文化再利用的典型案例。刘惠萍在《爱神庙?姻缘の媒神?——文化再生产下的女娲神话》一文中,立足当代公共文化语境探讨了两处女娲庙的情人节民俗、月老信仰、传统发明的问题。(7)除了一如既往运用文献与图像方法之外,她对当下神话活态传承之研究以及当代田野图像的运用令人耳目一新。她试图运用文献、图像的证据来说明女娲作为“媒神”的演进路径。她首先考辩论证了“月下老人”作为媒神的来源问题,除了文献方法,她运用母题类型方法做了横向论证,说明存在比“月老”更为古老和本土的媒神。但是她并未直接采信前人关于女娲为媒神的论证,经过一番考辨,她对女娲神格与媒神之间的错综的关系做出了清晰的解释。经过这一系列研究后,刘惠萍方最终落脚到台湾两座女娲庙的当代婚姻爱情俗信文化,两座女娲庙巧妙利用“媒神”的女娲文化打造了适合年轻人情趣的情人节活动。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神话传统在新的语境中,很容易被重述改造,而这种改造只有基于公认的神话精神价值,才有可能获得恒久生命力。
大福补天宫位于台湾宜兰壮围乡大福村,当地民众多认为这座女娲庙是为纪念女娲氏炼石补天、拯救万民于水火而建。补天宫又名女娲娘娘庙。这座女娲庙规模不大,属于村庙,但建筑装饰精细别致,香火极盛,其香客不仅仅来自本地,也遍及台北、基隆和南澳等地。关于补天宫建造维护的历程,当地也有传说:
清朝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临海的壮围乡有几个小孩子在海边游玩,忽然望见海上有闪闪光亮随波浪逐渐漂来岸边,他们上前一看,原来是一尊神像,底下刻有“浙江女娲娘娘”6个大字。村民一传十,十传百,随即七嘴八舌议论,决定供奉在他们自己居住的草寮内。到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因女娲娘娘屡有威灵显示,惠济村民,村民感念她的恩德,便集资兴建了三间木造的庙宇供奉。此后又不断增修。现在的大福补天宫,是1922年建的,1964年和1975年曾做过较大修整……(8)
可见台湾地区的女娲神话和信仰,与大陆一脉相承。女娲神话与信仰也成为海峡两岸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台湾花莲丰滨乡的女娲娘娘庙建于1988年,在庙宇楼前建有八卦图和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出土的伏羲女娲图的景观。该庙虽然建立的时间较晚,但系乡贤为还原而建,香火非常旺盛。其祠庙景观建造理念,表达的也是两岸同根、文化同源。女娲在社区中不仅是保境安民、有求必应,更是文脉渊源、文化认同。
当代全球文化政治是人类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做出的文化选择。其特点是强调文化多样性、文化主体性和公共价值观。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如何调和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的矛盾,成为重要的文化政治议题。遗产化正是一种可以兼顾全球文化政治与本国文化发展的手段。对国家来说,全面认知本国文化遗产、发掘文化遗产的可塑性,有助于使本国的文化发展形成整合力,既可以与国际对话互鉴,也可以塑造符合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新文化。女娲神话作为一个特殊和典型的遗产化案例,显示了当代遗产化运动的运作机制,即评选保护、身份重塑、话语重述、整合运用的过程。
“女娲”不论是“始祖”还是“女神”,她炼石补天、抟土作人、文化发明的创造精神和革新精神被民众不断地记忆、重述和信仰,进而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叙事。这种神话观数千年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被日益深化,建立起厚重的神话传统。这种神话传统不因为政权更迭、分合乱治而轻易失忆,并且时刻准备着被重述、被挪用、被激发。因此,“神话主义”的文化逻辑并非现代社会的新事物,它是神话传承过程中最基本的传承方式和变迁方式。但是,在现代文化产业的社会语境中,“神话主义”烙印着商品社会和技术社会的全新社会特质,不同于以往文艺层面的运用。比如,2021年河南博物院推出了一款伏羲女娲玉雕形象的糖果,这款食品表达的不是“糖”本身,而是将考古、玉文化、上古神话融入日常,让人在消费中获得高级的精神满足,享受公共文化传播新创意带来的“食用神话”综合体验。
在当代“遗产化”的文化政治策略中,女娲神话被作为典型和重大的文化遗产被重述和运用,进而使得古典神话获得新的文化身份,进入现代公共文化的操作系统。对神话学研究而言,关注神话在当代公共文化与遗产化运动中的变异、传承、挪用与重述,将是一个重要的方向。神话研究以及民间文学研究也必将在现代公共文化建设领域发挥独特的学科优势。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的民间文艺遗产极为丰富,各民族的活态神话更是多样。在当下“非遗”申报评选的过程中,民间文学类的“非遗”保护最为困难。女娲神话遗产化的案例表明,朝向当代文化政治和公共文化建设,是保护这类口头传统遗产的一条重要途径。民间文学尤其是神话的传承,必须遵循其不断变异、不断适应民众需求的特点,当代文化政治对神话遗产的重述与运用,正是数千年神话传承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不论神话以何种面目出现,其内蕴的永恒、庄严、创造的精神动力都将镌刻在不同时代的群体文化中。当然,对地方借神话传说的“遗产化”来招商引资、开发旅游的实践,也必须综合评估、实事求是,不过分拔高其意义,以平衡保护、传承与利用之间的关系。
(1) 周口市社科联:《省社科院盘古女娲创世文化调研组到周口西华创世文化研究会调研》,载中原人文社科网,http://www.hnskl.org/news/20170814/1936.html,2017年7月4日。
(2) 杨利慧:《官民协作:中国非遗保护的本土实践之路——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的400年保护历程为个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3) 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81页。
(4) (东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01页。
(5) 李祥林:《女娲神话及信仰的考察和研究》,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153页。
(6) 参见[美]多罗西娅·温德:《关于华盛顿的神话》,朱刚译,载[美]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参见刘惠萍:《爱神庙?姻缘の媒神?——文化再生产下的女娲神话》,载陈益源主编:《府城四大月老与月老信仰研究》,里仁书局2016年版。
(8) 《宜兰大福补天宫》,《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