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神话的坚忍精神与减灾理念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四节
治水神话的坚忍精神与减灾理念

灾害神话是神话学研究中一个新兴的领域。诸如洪水、火灾、干旱、地震、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生物灾害、陨石、台风、海啸、沙尘暴、冰冻、高温、疫情等灾害,在神话叙事中都能找到直接或间接的叙述。神话学者认为:“神话最早记录了人类对自然灾害的记忆及应对灾害的策略,为后世的相关知识和行为提供了源泉和典范。”(1)还有学者认为灾害神话是对灾害场景的解释。比如李永祥认为灾害神话是建立在历史记忆、传统知识、宇宙观基础上的解释逻辑。(2)但笔者认为,解释现象仅仅是灾害神话的显见的方面。灾害神话所表征的减灾文化实践,是一种复杂的“传统武库/知识库藏”(repertory)(3),可供传统中的人随时加以调用。唯有站在当下社会的立场上,追索当代人如何运用减灾知识和表述资源来进行实践,方能了解这些神话景观“毁/建”之间的文化逻辑。

洪水神话作为广布世界的主要神话类型,是灾害神话研究的焦点。鹿忆鹿认为,与希伯来、希腊等西方神话相比,西方神话强调灾害(如洪水)的发生是对人类的惩罚,人类从灾害逃生须遵从神的旨意和指导;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洪水神话的叙事主旨往往聚焦于灾害的治理(治水)。(4)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就不断地有学者致力于寻找“大禹治水”的证据,以证明“禹”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治水英雄或古帝王。(5)到21世纪,这种研究非但没有因为其论证难度而衰减,反而因为现代科技手段、考古手段的发展,有了更多自然科学和考古学层面的新证据,可以证明禹之真实性。比如近年来吴庆龙团队的研究倾向于寻找远古大洪水的证据,从而证明洪水神话的真实性,他们有关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黄河积石峡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自然科学的顶级刊物《科学》。(6)这种研究往往在证据链上易出漏洞,而且上古时期各地都有洪水遗迹,并不能解释世界各地洪水神话在母题、类型和逻辑上的相似性,更难以证明特定洪水神话与特定地点的关联。当然吴庆龙团队的文章在某些论证上也是其道理的。对大禹治水神话而言,其突出“治水”的母题在世界范围并不多见。

因此,吴庆龙团队有关黄河上游积石峡大洪水与大禹治水联系的讨论,遭到了著名汉学家艾兰(Sarah Allan)的批评。艾兰的一个观点很有启示:“禹的成就不是疏浚黄河——或其他任何特定的河流,他是疏通天下的三江五湖,东注于海。”“禹和洪水的故事是创世神话的多面呈现,即禹疏通河道使水流可以控制之后,大地变得适宜居住和利于耕作。”(7)大禹作为民间信仰中的神祇,其治水、带来农业的超自然力是其作为神圣叙事的灵验根源。今天各地的大禹祠庙正是这种信仰的延续和体现。治理洪水不仅仅是为了消除短暂的灾难,更在于获取稳定的农业环境,这也是大禹祠庙受到祭拜的连带诉求。

从上面的研究案例可以看出,灾害神话研究除了溯源研究思路,也应积极拓展“朝向当下”的研究,也就是暂且悬置“历史真实”的问题,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一方面,当代社会生活中有许多附着着灾害神话的神话景观,比如火神庙、海神庙、虫神庙、祈雨装置、防火神兽等。现代社会中更有许多禳灾仪式和民俗活动与灾害神话息息相关。

比如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一些傣族村落过泼水节时,要搭建一种叫“尚鉴树”的高台装置,并举行仪式。“尚鉴树”被认为能将人间的消息传递到天上,促进天下雨。这就相当于神话中常见的“通天树”或者“天梯”。“尚鉴树”这种仪式正是古老的祈雨仪式,与泼水节起源神话密切相关。盈江县傣族的“赏鉴”装置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符号,其实“尚鉴”就是泰国泰族的“宋干”,有季节转换的意思,其中蕴含着非常古老的减灾观念。他们认为旱季到雨季转换的时节发生旱灾的概率很高,这时候的旱灾对生产、生活会造成较大影响,这个时节举行泼水节,树立尚鉴树,一方面是使禳灾常态化,但同时也是提醒人们注意“防灾减灾”。盈江县傣族的泼水节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泼水节,就在于节日背后有很强的减灾诉求。

当代社会中这些实在的神话景观、活态的民俗活动才是与当代人文化联系最紧密之处。灾害神话研究,除了还原历史灾害事件的努力,也应致力于探究神话叙事对当代社会的意义;探究当代人应对灾害创伤的文化实践。

大禹治水神话之所以传承几千年而不衰,并且一直能得到强化,其重要原因就是大禹治水神话总有现实的附着物供其附着。这些附着物就是神话景观或风物,如禹庙、禹穴、禹墟、禹迹、禹洞、禹台等。以减灾为基本诉求的神话景观,就是灾害神话在当代社会中最显著的存在形式。相比口承神话,这些景观(尤其是信仰类景观)更能够增强神话的存续力,因为它已经是交织着历史记忆、信仰和神话传统的“风物”。换言之,只要有神话景观存在,神话就有可附着的实体,其口头传统与信仰传统才有基本的传承空间。

有时候,神话景观也会将历史感、地方感附着于其上,从而形成“神话历史化”“神话传说化”的特殊场域。大禹在有些地方,就身兼家族始祖、人文始祖、上古帝王等多重身份。比如2016年5月,来自江西、河南、陕西、江苏、福建、贵州、台湾等11省的64名涂姓后裔,到蚌埠涂山祭祖,将禹王宫认为祖庙。在绍兴大禹陵,每年举行官方背景的大禹祭典,把大禹奉为全民族的人文始祖。民间叙事传统可以将一个普通自然景观塑造成为风物,也可以促进新的人工景观的兴建。反过来,这些景观也有可能形成新的民间叙事传统。景观作为神话表述的媒介,与书写、口头、电子媒介有很大不同,它是诉诸全感官实践的空间媒介。

灾害神话所附着的景观,往往也是社区共同利益所系。杨庆堃曾论述火神庙一类的民间庙宇,是为了保护社区、对抗特殊危险。(8)如果一个社区经常要面对同一类特殊危险(如洪灾),那么村中的景观格局除了救灾设施外,就会非常凸显精神性景观。禹王庙就是这种对抗常见灾害的社区景观,它被营建和维系的内在动力主要就是减灾的现实诉求,与此同时,大禹也被赋予社区保护神、祖先等多样的内涵。

面对常见灾害,减灾就是社区共同利益中的核心利益。民众常常将减灾装置纳入神话景观的营造实践中。在山东宁阳的堽城坝村,旧时的禹王庙坐落于村北大汶河南岸。作为禹王庙的附属风物,其西南有一口防汛用的大钟,每到汛期大钟就被挂起。大钟本是防汛的实用装置,但其与禹王庙并置,则彰显了大禹治水神话的灵验属性是统摄性的。实用减灾装置也须统摄于减灾神话的灵验空间中,从而构成一组神人同构的减灾风物。这种例子在各地大禹祠庙都很常见,比如都江堰安澜桥和飞沙堰之间的岸边就有禹王宫。这种统摄性在其他灾害神话景观中也适用,比如防火防雷的螭尾、海神庙附近的防潮堤、火神庙的消防水缸等。

灾害神话的核心要义并不在于“远古时代”有过一场大灾难,而在于特定人群在面对灾害时生产出来的一套话语机制。这种话语机制既包含减灾知识、灾害解释,也包括灵验经验、风物营造和社会动员。正如尹荣方也认为大禹治水神话主要关乎上古祭祀活动,而不必实有治水之事。(9)通过对大禹治水神话的景观研究,可见神话并不一定是古老、严肃的,它的复杂面相往往和晚近的、当下的生活实践相勾连。即便在科技发达的当代社会,灾害依旧是人类社会现实秩序的巨大威胁,灾害神话也会随着应对灾害的文化实践不断发展而得以存续。

沈燕曾对浙江德清一个村庄的灾害记忆做过生动的调查。这个村在百年前曾遭受过一场暴风灾害。今天的村民对这场灾害的记忆,是以一种类似于神话的文风讲出来的:

如今,人们回忆起一百年前的那场风灾仍是充满着恐惧。约一百年前的一天,北圩村有两个农民在地里锄地,忽然他们看见一条奇大无比的蚯蚓,更奇怪的是这蚯蚓头上还长着两只角。据说这是一条正在修行的龙。到这条龙修成正果这一天,狂风大作,还下起了暴雨。拴在河里的船被卷上了岸,河里的水也连带着不断被卷入空中,飞舞着、旋转着经过一个个村子。风过之处,房子成了废墟,村民们伤亡惨重。这些伤亡的村民据说都是吃了倒雨鲤花的人,那些没吃的则没事。这倒雨鲤花,据说是雨倒着下的时候从空中掉下来的鲤鱼。当年住在河东的一个老爷爷还劝河西的人,“这倒雨鲤花吃不得”。但河西的人并未听劝,分而食之。结果河东的人家安然无恙,河西的人家除了其中一户之外,其余家家户户都死了人。原来这条鲤鱼是龙之女,龙卷风是龙王来报仇了。而幸存的这户人家因有三个儿子分别名为阿龙、阿虎、阿豹,星宿大,龙斗不过三兄弟,于是才得以幸存。不过如今这户人家的后代都已入赘到别人家,也是断了香火。当时龙卷风本是要过H庙再往南席卷而下,小福菩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掰住龙角,硬生生让它转了向,由此护住了H庙,也护住了往南这一片村落。(10)

沈燕抓住这一则民间叙事,进一步分析了灾害记忆传承的机制,认为个人化的灵验叙事是保存灾害记忆的有效手段,庙宇作为一种记忆装置,则为记忆叙事提供了语境。这也许是科学化、标准化、同质化的纪念馆、博物馆所无法替代的。大禹祠庙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些禹庙、禹迹的存在,为多样化的大禹神话群提供了记忆装置。大禹治水神话的精神内核正是通过这些地方化、个性化的记忆装置得以传承至今,并在当代民众的生活中发挥新的作用。

这样的微观研究,能够很好地揭示社区中的民众为何会对灾害产生文化上的链接,也侧面印证了治水英雄灵验叙事被演述、被记忆、被传承的根本动力正是在于传递抵抗灾害的精神动力。对于此,鞠熙的研究更能说明问题。

鞠熙经过对四川省绵竹市大禹神话的调查,以及当地人对2008汶川地震的口述记忆调查,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大禹神话”与“灾害”的奇特关联。鞠熙发现,地处龙门山断裂带的绵竹市清平乡,在民间有异常丰富的大禹神话及其地名、风物、民俗体系。绵竹的大禹神话在平时看来,无非是讲述天崩地裂、洪水成灾、灾后恢复秩序这些常规神话母题。但是如果将这些神话与2008年地震后的当地“表述”相互对照,会发现:大禹神话竟然是当地人灾后自救的行动指南,甚至这种关联远远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意识”的:(https://www.daowen.com)

大禹神话与地震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在无意识或潜意识层面上进行的,清平乡民能清晰地意识到天崩地裂说的就是地震,而大禹治水讲的就是应对地震之后如何应对各种灾难。这从MKJ和其他人的讲述中能清楚地看出来。“这次天崩地裂,撑天的柱子又裂开了,没过多久,就发了大洪水。事情总是这样的,每次地震之后必然有洪水。1933年茂县叠溪地震,整个叠溪陷到地下,鳌鱼翻身、大山崩塌,隔年就发了大洪水。2008年汶川地震,清平猪山的猪嘴岩整个裂开了,但就算这样也没有后年发洪水吓人。2010年8月13日深夜突发泥石流,整个清平变成一片汪洋大海,街上的水淹到人脖子那么深。这是因为地震把山体震松了,一下雨就特别容易发洪水和泥石流。古时候也是这样,南天门一倒,天崩地裂,随后就发起了洪水。当年的洪水把清平淹没成了大海子,可能就是地震的堰塞湖。”和地震本身比起来,随后发生的堰塞湖与泥石流才是更可怕的灾难,这才是大禹治水的真正开始。事实上,清平乡在地震后形成的最大堰塞湖,也正是位于神话中大禹与洪水决战的地方——龙门山卸军门。救灾军队炸开堰塞湖疏通河道的过程,在一些乡民看来,似乎正是大禹率领治水大军凿开龙门山的再次上演。如此我们就能理解,大禹神话里许多蔓延出去的枝杈:枇杷树皮可食、蕨根如何磨粉、棕丝制衣制鞋,都不是说说而已的娱乐,它们在交通断绝的震后灾区,真的是可以救命的本土知识。(11)

在鞠熙的这段案例分析中,大禹治水神话清晰地介入了地震自救。地震灾害、泥石流灾害、洪涝灾害,在当地人的观念中,明确地对应着大禹神话中的母题。鞠熙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田野案例,表明“大禹治水”与中国各地人民的生活关联之深,超出仅从神话字面可得的印象。在川西龙门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灾害的高发区,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大禹治水神话嵌入到社区生活和宇宙观之中,潜移默化地将山川地理、神话传说都化作了人的延伸。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人、山川、神祇、英雄仿佛形成了一个共同体,不分彼此,现实生活的历历场景,仿佛就是神话中英雄治水救灾的那一幕幕。

对今天的防灾减灾而言,灾害神话尤其是治水英雄的神话,其社会动员的力量仍然不可忽视。在平时无灾无难的时候,那些以治水英雄崇拜为核心的制度性、例行的民俗仪式,就能起到很好的防灾动员。人们一遍遍讲述大禹治水的勇敢坚毅、智勇双全,也是在不断提醒我们,自然灾害将长期伴随着人类生存,丝毫不能大意。坚毅的精神是人类战胜洪灾的法宝。

总之,从神话景观(风物)的角度看,灾害神话的社会意义并不在于叙事中记忆了某次灾难,也不在于解释灾害发生的原因,而是其承载了民众应对灾害的知识传统和表述资源。民众在调用这些减灾知识传统的时候,不断将其付诸救灾实践、信仰实践和生活实践,从而不断形成新的神话景观(风物)。各地大禹庙历史上不断被损毁、重建、再损毁、再重建,正是因为这些建筑符号是宏大减灾知识传统中的“传统武库/库藏”之一,并融合了民间信仰的多重实践,它们也是一种随时可供调用的减灾表述资源。

大禹治水神话正因其标定了灾后恢复社会秩序的力量,才被民众反复调用,以信仰实践和祠庙景观的形式表述出来。这样的神话表达机制正是神话得以承传、存续的动力所在。而治水英雄那种坚忍不拔、勇于面对挑战、对同胞富有责任感的精神,也化身成为现实人们生活的动力,这种精神资源是支撑人们直面生活的艰难困苦的指南和典范。在中国神话中其他应对灾害的描述,也大体上体现了这种精神,这也是中华创世神话的特殊之处,彰显着中华文化精神的品格。


(1) 杨利慧:《世界的毁灭与重生:中国神话中的自然灾害》,《民俗研究》2018年第6期。

(2) 李永祥:《灾害场景的解释逻辑、神话与文化记忆》,《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3) Repertory是民俗学概念,常指口头或艺术表演者所掌握的所有传统曲目或篇目,也译作“传统武库和个人才艺”。此处使用此概念,指的是一个地方的叙事传统中的可资调用的文化表达资源。

(4) 鹿忆鹿:《洪水神话——以中国南方民族与台湾原住民为中心》,里仁书局2002年版,第9—12页。

(5) 比如吴文祥、葛全胜:《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第四纪研究》2005年第6期。

(6) 吴庆龙团队发表于《科学》的文章,Wu,Qinglong,Zhijun Zhao,Li Liu,Darryl E.Granger,Hui Wang,David J.Cohen,Xiaohong Ma et al. “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Science,Vol.353,Issue 6299,2016,pp.579—582。

(7) Sarah Allan,“The Jishi Outburst Flood of 1920 BCE and the Great Flood Legend in Ancient China:Preliminary Reflections”,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Vol.3,No.1,2017,pp.23—34.(汉语版见艾兰:《对公元前1920年积石峡洪水与古代中国洪水传说的初步思考》,《文史哲》2018年第1期。)

(8)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修订版),范丽珠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9) 尹荣方:《社与中国上古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10) 沈燕、王晓葵:《灾害记忆何以传承——以一个村落地方神的变迁史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1) 鞠熙:《大禹神话与地震自救——四川省绵竹市清平乡的神话、行动与宇宙观》,《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3期。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