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与启示
第六章 顺势而为 ，成功突破——方红老师的故事
我们有点像“先结婚后恋爱”那样，我对学校一无所知。只有到了学校后，根据学校的特点、自己的特点来磨合，才到了双方都能接纳的那种程度。
——方红老师
第一节 背景介绍
本个案的研究对象是方红老师。在接受初中建设工程任务之前，方老师一直在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并且已获得“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博士学位，同时还从事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相关研究。与其他很多大学人员被动接受任务不同的是，对于参加初中建设工程项目，方老师是自己主动“想来的”。据方老师自己介绍，因为做编辑多年，方老师此时正好想换一个工作。她认为，自己的学科背景是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和心理发展与教育。这些专业都离不开基础教育，离不开中学实践，而自己“正欠缺实践这一块”。而参与初中建设工程对她来说“也许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出去看一看。如果不行，再回来”。正是有了这样的发展动机，在进入学校之前，方红老师对自己进行了“恶补”，看了很多有关学校改进、学校文化建设方面的书。“这些虽然不能完全帮助我解决实际的问题，但却能提示我关注哪些问题，让我对学校问题的洞察更敏感，更专业，更有针对性。”
方老师去的学校是Y区一所始建于1960年的初中校——爱国中学。据方老师介绍，在初中建设工程启动之初，爱国中学有教职工68人，高级职称数量偏少，但教师教学能力基本能满足学生需求，干群关系还算和谐。“总的来说，学校办学属于中等水平，学校的运行就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在做着。整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
第二节 主动赢得中的把控与磨合
以下描述的是方老师从2006年接受初中建设工程任务，到初中建设工程结束的三年时间，她在爱国中学“先结婚，后恋爱”的角色探索足迹。
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回忆最初到爱国中学，方老师形容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方老师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她对于政府启动大学支持初中学校建设工程项目的性质以及自己的身份有清醒的认识。“我认为我们是强势进入学校的。这件事的起始就不是中学让我们去的。”
的确，北京市启动初中建设工程是出于北京市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考虑，采取的是以政府指令性工程的推进方式。不要说学校，就是各区县教委，乃至大学也是在强制命令要求下统一运作的。因此，无论是区县、大学还是学校，都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记得在Y区初中工程启动仪式上，教委主任曾对即将参与初中建设工程的大学人员这样说：“希望帮忙别添乱。”（Y区教委启动仪式录像实录）。这不仅反映了教委对大学参与这项工程的保留态度，也反映了对于大学人员介入学校变革做法存有疑虑。大学与中小学之间长久以来的隔膜界限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这样的一种现状，方老师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也是欣然接受的。“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我是理解的。你们书斋里的学问是否能真地了解我们的需求？真的能指导我们吗？我觉得他也是秉着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他为我们捏着一把汗。我也是这么想的。”
在方老师进入学校以后，她切身地感受到了这样一种隔膜与疏离。
“我虽然没有感到被排斥，但是他们一开始对我还是处于观望状态，对我一直都很客气。”
当时学校给了方老师一个“副校长”的头衔。尽管方老师一再说“不用”，就叫“方老师”就行。但学校仍然很客气地这样称谓她。
可见，作为一个外来者，方老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承担角色的特点和难度，因此，在强势介入学校的情况下，自己要想在学校真正发挥自己的角色作用，真正走进学校，赢得学校的信任是至为关键的一步。为此，方老师开始了“先结婚，后恋爱”的努力。
二、我是积极的参与者和观察者
尽管存在着隔膜和不对等的关系，但方老师回忆自己最初进入学校的感受是，“我没有什么内心波折，很自然地就进入了。”
方老师进入到学校工作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去听课，一个是参与学校行政会。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去听课。“因为你不去听课，你去干嘛？所以就听了一个学期的课。”方老师这样回忆。
这一方面反映出，作为一个外来的大学副校长，学校一开始确实没有交给方老师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方老师在不具有更多学校经验、在还没有被学校完全接纳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明智选择。既然自己是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教师，那么听课当然是最自然、最安全，也是最容易的选择。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学校一无所知。在听课的过程中，我一方面是了解学校情况，另一方也加强与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听完课，就跟老师一对一地交流。不到半年，基本所有老师的课我都听过，教师的情况我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
除了听课，方老师的另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参加所有的行政会。行政会是一所学校最为关键和最为重要的职能机制，可以说是学校权利的象征。学校大大小小的决策一般都是由行政会做出的。方老师因为有副校长的身份，所以有合法的身份参加到行政会中。这不仅可以一下子进入到学校最为核心的地带，快速了解到学校的基本情况，同时也为学校了解方老师提供了条件。
在行政会上，方老师“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因为方老师认为，自己要想发挥作用，被学校接纳是前提。但是，双方互不了解。而行政会是一个小范围，讨论问题的时候，有话就说，就可以有一个让学校了解自己的机会。“说白了，就是有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因为只有先了解，才能后认同。我要让他们了解我看问题的态度、角度，我的想法，展示自己的能力，个人的学养、态度。但是还要把握一个度，又不能让人觉得你是在显摆，那样就让人讨厌了。所以，一个是我看他，一个我也敞开来让他来看我，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
可见，方老师非常知晓行政会的重要性，因此很珍惜参加行政会的机会，并充分地展现自己，以便让学校了解自己，赢得学校对自己的认同。
三、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第三者”
在行政会上，方老师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第三者”。她认为“在学校里如果不是一个阵营，你就进不去了。你跟他走得很近，另一派就不接纳你。所以关系要相对独立一些。”基于这样的认识，方老师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真诚。“我没有私利，这样大家就都接纳你。”
既然是“第三者”，方老师给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发出不同的声音”，并且影响大家也发出不同的声音。方老师发现，由于爱国中学的干部结构失衡，有些关键岗位如教学副校长甚至空缺，所以导致校长“有点一权独揽”。在班子会上，很少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于是，她在行政会上就主动分享观点，以表达在办学问题的思考上，她与教师、领导都是平等的理念。
“在班子会上，我会把我的观点说出来。我会说不同的意见。我是为了把这件事做好。不是针对某一人。我想慢慢的，可能别的人也会有一点不同的声音。”
方老师将自己的观点与校长沟通：“我就跟他说其实学校是一个团体，大家说白了是在一条船上，没有那么明显的等级，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做好，那就可以有不同的声音。”
在方老师的影响下，“后来学校的行政会氛围挺好的。真的是不同的声音可以发出来了”。
方老师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学校厕所蹲位门上的挡板经常遭到学生的破坏。于是，后勤主任提议索性将挡板都弄死，不用了。当时在会上就有两种声音：有的不赞成这样做，有的赞成这样做。双方就那样僵持着。这时，方老师表态：“我不赞成这样做”。方老师的观点是：“厕所应该是给人尊重的地方，我们培养的孩子应该小到各个方面。对于这件事，学生应该有发言权，有声音，我们都是从成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是否还应该从学生的角度想想，想想怎么育人？”听了方老师的话，当时校长就说，“那好，咱们就让学生去讨论。”后来，学校的德育主任写了一篇教育案例——《厕所隔间插销引起的思考——让不该困惑的“困惑”走开》，描述了这件事发生的背景始末、争论以及自己后续的处理和思考。在这篇案例中，他反思道：“怎样抓住这个契机，让学生们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学校的主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是教育的问题。”（李延林，2008）。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方老师带给学校的影响。
四、我是站在校长背后的人
在第一个学期，方老师参加行政会议，观察班子成员，听课，观察老师。但是，一个学期以后，方老师感觉自己的重心应该转移了。
“我觉得校长是核心，校长改了才能有后来的一系列的改。于是，我就有意识地与校长多聊天。我改变了工作方式，这是非常有意识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方老师给自己在第二学期的角色定位就是“我是站在校长背后的人，我是校长的支持者。”
我：“为什么要这样定位？”
方：“因为咱们走了以后，还是校长去做。首先，我不能代替校长在学校的影响力，其次，校长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引导他们做某件事，只有校长点头认可，才能做。”
我：您是如何做的？
方：我就特意地跟校长沟通、聊天。作为第三方，校长可能也愿意和你聊。一般来说，第三方对他们的威胁不是很大，本学校的老师可能还是会拘束。私下我跟他聊的时候，我表达我的，他表达他的，有时候有共鸣，有时候意见不一样。”
方老师曾就学生的“发型问题”与校长展开过多次交流。在爱国中学，他们要求女孩子必须剪短发，而且短的程度甚至有规定。方老师认为没有必要。于是，方老师私下里与校长交流：“孩子的精神面貌不只是通过发式来体现的。我说我们要做什么，不是治‘标’，剪短，而是要治‘本’，那‘本’怎么治？我觉得这个反映的表面是发型，背后是教育理念，就是对一个人的影响应该从哪一方面入手？在这方面我们交流过好几次。”在方老师的影响下，在第二个学期初，方老师看到有的孩子开始梳起了小辫。
作为外来第三方的身份和立场，直言不讳的真诚表达，再加上以另外一个视角看问题，时间长了，校长与方老师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即使我看了什么书，我也会跟他聊。比如说我读那本《我们的八十年代》，我看过后就觉得那不是我们普通人的八十年代，而是精英人物的，我就跟校长交流，校长说所有的事都是教育。”
这种无拘无束的交流，不仅让方老师感觉“很愉快”，而且还让校长感到了跟方老师聊天很有价值，他甚至跟方老师说：“你也别去听课了，有空就过来这么和我聊，或者到教研室去跟老师们聊。就是这种交流对自己观念的影响特别重要。”
方老师与校长的聊，有时候指向性不是很明确，有的时候是有指向性的。意识到校长说的问题不太合适的时候，就会特意去跟他聊。与校长的单独的交流成为方老师开展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方式。
除了与校长一起沟通观点，方老师还帮校长一起设计事情。“这件事没做的时候，我会给他提建议，说我的观点，如果校长同意了以后，我们会在一起设计，但是，设计好了以后，到实际开展的时候，我一定退到后面。我是这样把握的，比如期末的研讨会等，我都是在后面。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到后来我们就合作得挺好挺好的了。”
真诚的沟通，实实在在的帮助，逐渐赢得了校长的信任。方老师与校长的关系就越来越近了。
我：“近到什么程度？”
方：近到他对领导班子一些成员的看法都会与我进行交流。
看来爱国中学的校长已经真的把方老师当作自己的“副校长”了。
五、在日常工作中做一个参引
方老师对自己在爱国的工作描述得比较淡，认为自己大规模的事情做得很少，“更多感受是在学校的日常工作中做一个参引。”方老师把自己的工作方式比喻为“如同开粥店，不是给你现成的粥，而是我跟你一起做：共同配料，一起熬。我们一起去面对困难去解决。”方老师觉得印象最深的是讨论学校校园开放日的事情。
2007年，爱国中学的中考成绩不错，于是Y区教委要求他们组织一次校园开放日活动。怎么把这次活动搞好？于是大家一块讨论。一般搞活动都要有主题，那么这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这次中考特别好，能借鉴的是什么？在讨论中，大家不断相互碰撞。尽管爱国中学在进步，但是，爱国中学的办学思路和办学理念并不清晰。于是，方老师就借机帮助他们一起梳理办学思路。方老师注意到校长日常工作特别注重课堂教学，注重细节。抓住学校的这一工作特点，方老师适时引导，渐渐地，“在规范中建设，在细节中发展”的主题逐渐浮现出来。后来，这一主题成为学校办学的核心思想，“规范和精细”成为学校的办学特色。在初中建设工程总结报告中，爱国中学是这样来表述自己的办学思想的：
初中校建设工程启动后，学校以规范和精细管理为工作重点。在这一时期，包校长和领导班子敏锐地捕捉到学校发生的变化，与时俱进，明确的办学目标：“办一所适合学生成长发展需要的、使服务区域人民满意的、实施素质教育成果显著的优质学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针对学校实际，提出了“在规范中建设、在细节中发展”的教育思想，这也是为了落实“学做真人”目标采取的具有导向性的措施。要想将普遍性的教育规律融入到实践中去，必须依靠可操作性的规范；而规范的制定必须注重细节，因为细节关乎事物的发展，影响到目标的实现。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将“规范、细节”贯穿于学校各项工作当中，加强了学校基础性建设，促进了学校稳步发展。”（爱国中学初中工程总结报告摘录）
方老师认为，“学校的发展是一个发展递进的过程，就是一个个点，一个个不大点的事儿（构成的）。”所以，不仅在大的方面帮助学校把握方向，方老师“更多是在一些细细碎碎的事情”中，帮助学校，引领学校的发展。方老师讲述了这样一件小事：
学校迎接督导，校长认为念稿子的效果不好，于是就让一位主任帮他准备PPT。但是，做完后，校长不满意。于是，方老师建议校长“大概的主题已经定了，您在台上就试讲一把”。试讲后，几处卡壳，帮助备稿的主任就说，“校长您按我的思路说”。当时方老师就提醒主任：“要知道，这是校长在发言，不能按你的，一定要变成他的。”后来，校长试讲后，三处卡壳。于是，方老师就亲自在PPT上给校长做了提示，并鼓励校长用自己的话讲。第二天督导完，校长给方老师打电话说：“讲完了，我自己讲的。我感觉特别好，督导的老师也都说很好，因为好多校长都在念稿，就我在讲”。
这就是方老师给校长的一个具体支持，不是大的事情，而是小的细节上的帮助，而且是随时随处的帮助。
这件事以后，那位主任的习惯性言行引起了方老师的注意。她发现这位主任日常工作也比较习惯于“你们听我的”。于是，方老师与校长交换意见：“他是无意的，人很好，就怕这种无意的、深层的东西影响他的教学和管理。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应该引起注意。”校长认为很有道理，同意与方老师一起帮助这位主任。(https://www.daowen.com)
像这种小的建议还有很多，比如方老师发现学校要求老师写反思，写案例，可是收上来，“最起码领导都不看。我觉得没有监督，没有指导。我跟他们说，这不行啊。”后来，方老师就在全校给老师们做了一次怎么做反思的讲座，并督促领导重视这件事。
后来，初中建设工程组织教育案例评比，爱国中学的教学副校长就写了一篇管理案例——《班主任协调会制度的建立》。写的就是自己如何在阅读一位班主任所写的案例《为了学生，我们要一起开协调会》以后，引发出对于学校运行管理机制的思考，从而在学校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班主任协调会制度（李延林，2008）。在初中建设工程结题中，爱国中学还特地将这件事写进了工作总结报告中。
的确，在方老师在讲述中，她并没有提什么特别大的事，但是，正是这些日常点点滴滴的小事和日常接触，却深刻地影响了学校。据方老师回忆，在一次行政会上，校长曾向干部们说，“方老师说的哪些具体问题、观点不重要，就是那种一竿子插到底，讨论什么问题，都是一直往下追，追到根儿底下。总问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才说下一步要怎么做，然后能不能达到你的目的，这种态度最重要。”
在初中工程结束的时候，方老师特有的理性思维方式，科学、严谨、客观的态度所带来的对爱国中学的影响再次得到了印证。项目组曾经派专人到各学校进行调研，了解学校对于项目组和下校教师的意见，爱国中学的校长说：“对项目组的工作我是太欣赏了！”“对学校发展帮助最大的是项目组对工作的精神——那种扎实，客观实际的精神，工作的严谨、规范，不管是所有的联席会，还是下校指导”（杨朝晖，王尚志，2008）。
第三节 突破与发展
虽然方老师形容自己在爱国中学最初的角色状态为“如履薄冰”，但是，方老师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角色使命，并实现了自我的期待满足。
一、突破核心难题，实现了社会角色期待
教委主任“帮忙别添乱”的忠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学与中小学的隔离、研究者与实践者关系的紧张。由此带来的是对大学人员介入学校实践的担心和不信任。这是大学人员介入学校实践变革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方老师要实现社会期待要求就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有效化解角色关系矛盾，建立相互合作的信任关系是方老师面临的一个关键角色挑战。
但是，怎样才能建立起这样的关系？方老师曾经用“先结婚，后恋爱”来描述自己在爱国中学的角色经历。所谓“先结婚”是指方老师进入爱国中学是因为有初中建设工程的任务，由上级指派而来，而且还是带着“副校长”的身份而来。因此，双方并不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自由恋爱”。如果方老师要想在学校变革发展中发挥影响作用，完成社会对大学人员的期待，就必与学校建立真正的互信关系，也就是“恋爱”的过程。因此，方老师的角色定位与扮演是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
透过方老师“先结婚后恋爱”的角色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方老师成功赢得了学校的信任，成为了校长的朋友和学校不可缺少的“副校长”。而学校对项目组和方老师的高度评价、学校干部的工作改进案例都说明了方老师带给学校在问题意识、民主作风、教育视角、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影响。而这些影响恰恰是大学教师介入学校实践变革中发挥出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挥在基础教育变革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价值功能，是社会赋予大学教师的社会新期待。满足这一期待是大学教师在适应探索“学校变革介入者”这一新角色中必须加以完成的角色使命。如果大学教师不能在学校中发挥出不同于一般人员的特有作用，社会对大学教师新的角色期待要求就无法实现。那么，学校的信任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因此，这犹如一个铜板的两面：发挥出大学人员在学校教育变革中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功能，才能赢得信任；只有赢得信任，才能更好地发挥大学人员的作用。
但是，什么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角色功能？作为一项新生的事物，社会的期待其实是模糊的，没有明确约定的。因此，作为扮演这一新角色的大学人员来说，很难寻找到具体的行为规范和模式加以遵循。而在方老师的探索中，她审时度势，通过自己理性的认知，准确把握住了自己角色的特点，抓住了角色的主要矛盾，发挥了大学教师在问题意识、民主意识、思维方式、理性精神等方面的优势，有效影响了学校的文化改进，引领了教育发展的方向，从而起到了大学人员在社会变革中应起到的特有角色作用。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方老师用自己的探索回答了大学人员到底应该在介入学校实践变革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具体内涵，并且也找到了这一角色的规范和行为模式。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方老师的角色探索是非常成功的。
二、促进自身发展，实现自我期待
在初中工程项目启动之初，方老师主动进入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自己“缺中学实践这块”。经过三年的学校实践，方老师果然弥补了实践的不足，提升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并且自觉地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大学教学实践中，从而也促进了其作为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访谈中，方老师谈了这三年的实践经历对她带来的深刻影响。
“这三年对我的大学教学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原来我培训老师主要从理性的角度，比如课怎么讲清楚，都是从解读文本的角度来谈的。现在我下校听了那么多课，有了很多的感受，我理解了教书真的是师生的互动，是需要依据学生的需求来进行不断调整的，生成性很重要。但是以前，我这方面的意识不是很清楚。”
方老师介绍了她在大学课堂上从理念到方式发生的变化。
“我现在上课就会有意识地去调动学生了，我会换个角度想，我是学生，他们需求是什么？原来我给师大上研究生课程班的课，第一年就是把阅读心理的理论全灌一通，然后才是实践的东西。后来就把这种方式抛弃了，而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然后插入理论问题进行探讨。现在也学会创设问题情境了。现在备课我会考虑多种可能性，而且肚子里也有货了。我听课，逼着我去研究教材，原来就是自己准备的那点货，讲完了就没有了。现在下面的人听得很有意思。这是这件事儿给我的帮助。”
通过三年的实践，方老师也如愿地实现了自己的发展，即从一名普通编辑人员，发展为一名大学教师；从一名传统的大学教师，发展为具有新课程理念的新时代教师；从一名只擅长于课程与教学和教育心理学专业的理论型博士，发展为一名既精通专业理论，又精通学校实践改进的综合性教育专家。
表6.1 方红老师的前后角色发展表
第四节 顺利与顺势
纵观方老师的角色发展过程，可以用“顺利”和“顺势”来概括。“顺利”是指方老师在探索新角色的实践中，既没有出现明显的工作波折，也没有出现内心的角色冲突和矛盾，而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对于新角色的扮演。“顺势”是指老师的角色定位与扮演始终是围绕着自身角色扮演的需求和学校发展的需求而因势利导地变换与把控。
一、顺利适应，没有波折
方老师在扮演爱国中学副校长的角色过程中的“顺利”，不仅表现在她在顺利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更是因为她“心理没有什么波折”，没有出现角色不适的心理问题。因此，角色冲突没有构成对方老师的角色挑战。那么，为什么方老师会基本没有出现角色冲突的问题呢？归纳起来有如下因素。
（一）主动发展的期待增强了探索新角色的动力
与其他的大学人员不同，她对去中学这件事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寻求的。她是主动地想通过这件任务来改变自己工作，甚至由此改变自己的生活，使自己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她认为初中建设工程这件事也许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从主观心态来说，方老师并没有排斥自己的新角色，而是主动地去探索新角色。为此，她主动进行了理论学习，对于新角色扮演所带来的难题和挑战也能够积极面对和接纳。
（二）开放利他的心态化解了角色矛盾冲突
尽管在扮演“介入学校实践者”角色时有很多困难。但是方老师却保持了比较积极开放的心态。坦然接纳社会对这一角色的怀疑，接纳这一角色带给自己的挑战，主动地敞开自己，让对方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可以说，这种开放接纳的心态是方老师赢得信任和顺利适应新角色的重要条件。
此外，在心态上，方老师还表现出了“真诚利他”的心态。“我的出发点就是帮他”；“我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真诚’，我没有私利”；“我是校长的支持者，我是站在身后的人”。这种“真诚利他”的心态有效化解了与学校的关系矛盾，赢得了学校的信任，从而也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角色扮演空间。
（三）积极的角色认同化解了角色冲突
方老师这种主体主动的心态与她对大学教师参与学校实践变革的价值认同是分不开。在访谈中，她认为，大学教师进入学校开展帮助学校变革和发展是“应该做的，只不过以前没做罢了”。
在访谈中，她从中学和自身角度，谈到了大学人员介入学校实践的必要性。
从中学的角度来看，“学校的发展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比如说爱国中学在我离开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还需要做很多很多工作，这是一个慢工。如果我是校长的话，我会欢迎的。因为可以给我带来不同的声音和他们没有的资源。从学校发展的角度，这是需要做的。”
对于大学教师来说，方老师认为介入学校实践并不是大学教师的一个额外的任务，而是应该做的。“如果是一个师范大学的老师，又是一个如何教师范生怎么做的老师，是从事师范教育的，如果你不了解中学的实际需求，你怎么能教好师范生呢？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师范大学的老师，尤其是课程与教学论方向的。你肯定需要了解中学的实际。因此，我认为我们深入中学是应该的，只不过我们以前没有去做。”
（四）良好的角色境遇为新角色的扮演创造了条件
不可否认，与其他项目学校相比，方老师所进入的爱国中学在全区属于中等办学水平。学校各项运行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因此，在爱国中学工作的三年中，方老师没有遇到非常棘手的学校发展难题和重大事件。而且，爱国中学对于方老师的进入也是抱着比较开放的态度，因此，这在客观上为方老师进行新角色的适应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此外，合法明确的身份构成了方老师角色境遇的组成部分。尽管“副校长”这一身份被方老师认为只是个“称谓”罢了，但是身份的合法性仍然是方老师能够顺利地进入学校的心脏地带——“学校行政会”的重要因素。这让方老师成为学校的“局内人”，实施“恋爱”过程成为可能。因此，“名份”的确立也是方老师得成功进行角色扮演的一个重要条件。
（五）良好的自身基础与积极的角色学习降低了角色扮演难度
身份固然是一个条件，但是，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方老师的主观原因。从方老师的主观因素来说，良好的大学人素质为角色扮演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在六个研究对象中，应该说，方红老师的个人素质条件是比较好的。从学历来说已经博士毕业，所学的课程为教学论专业和教育心理学专业，也能够为她在学校的角色扮演提供有力支持，因此，从知识能力结构来说，方红老师具有扮演新角色的基本条件。
尽管如此，方老师为了成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仍然进行了积极的理论学习。这些学习为她在介入学校实践中，起到大学人员的不可替代性作用，发挥了很好的帮助作用。
总之，积极主动进行自我发展的愿望和角色认同，开放、真诚、利他的良好心态，使得方老师在介入学校实践时，并没有出现内心的矛盾和冲突。而良好的学校发展环境、合法明确的身份，以及良好的自身素质基础和积极的角色学习，共同促成了方老师没有出现内心的矛盾和波折。
二、顺势而为，理性把控
以上是对方老师没有出现角色冲突的因素分析，那么，方老师又是怎样突破自己的角色难题，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角色使命的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她能够顺势而为，理性角色认知、选择和动态的角色把控。
可以说，方老师是一个“理性的大学人”代表。方老师的理性首先表现在于她对自己的角色和角色使命有清醒的认知。她理性地认识自己的副校长身份“这不过是个称谓罢了”；她理性地接受区教委主任对大学人员的担心和不信任。她理性地认识到大学人员强势进入的事实，因此，努力在工作中，在人格上，在观点分享上，表达出对教师、领导的尊重与平等。
理性让方老师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实质就是帮助，而作为介入学校的大学人员的帮助就是要发挥出大学人特有的作用——发出不同的声音，影响学校人员的思维方式。
理性还让方老师在角色的扮演中不断做出正确的选择：当学校还不完全接纳自己的时候，方红老师选择了“观察者”角色，从最熟悉和最擅长的领域——课堂入手去接近教师，了解学校的情况。通过这些了解，她敏锐地发现问题，并在学校行政会这一特殊的场域空间，积极抓住时机，以一个“第三者”的姿态，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让大家能够了解自己和接纳自己。当一个学期的了解和接纳之后，方老师又适时地调整角色定位，主动接近校长，影响校长，成为站在校长身后的人。在日常的工作中，根据不同的需要，她又成为学校“日常工作的一个参引”。她时而成为把握学校方向的引领者，时而成为问题的发现者、谏言者，时而成为做很具体小事的帮助者。这些角色的定位和变化与方红老师当时所处的环境、期待、工作重心目标都是非常相宜和匹配的，因而很好地帮助她完成了角色使命。
她努力使自己成为爱国中学的一员，但同时，她又时刻保持着一个大学人看待事物的警醒，以“第三者”的姿态，说“第三者”的话，做“第三者”的事。保持中立，不卷入学校的是非阵营，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发出不同声音。
总之，这些顺势而为和动态的角色把控，使方老师在不同的角色环境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从而有效扮演了“学校变革促进者”的角色。而理性精神品质为其角色扮演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小结与启示
一、小结
图6.1 方红老师角色扮演顺利成功因素关系图
综上所述，方老师是带着谋求自身发展的自我期待和认同、接纳新角色的心态主动承担“学校实践介入者”这一新角色的。因此，在方老师身上并没有出现更多的角色冲突和角色不适应表现。在实践中，方老师所要应对新角色的核心挑战其实是如何赢得学校的信任，发挥出自己的角色作用。为此，方老师开始了“先结婚后恋爱”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她在爱国中学比较有利的角色环境中，以政府项目和合法的身份为依托，以自己的主动、真诚、见识、求真、无私赢得对方的信任；通过理性的角色认知，找到恰当的自身角色定位和学校工作的切入点，在具体的角色情景中审时度势，动态把握自己的角色、身份，以自己特有的第三者优势，发挥出了大学教师在学校变革发展中不可替代的角色作用，从而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角色使命，进而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方红老师角色扮演顺利成功因素关系如图6.1所示。
二、启示
大学与中小学世界的隔离、大学与中小学文化的隔膜、大学与中小学关系的疏离，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无疑是阻碍大学与中小学两者发展的不可回避的现实。如何进行这些障碍的消除？如何进行鸿沟的跨域？这是摆在大学和中小学两者之间共同的难题。方红老师的故事告诉我们：以接纳的心态接受事实，以主动的态度改变事实，以真诚利他的态度和有效的帮助赢得信任，以独特的作用发挥功能，以理性的精神指导行为，将可以有效地改善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疏离关系，实现大学与中小学的互惠共赢与共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