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6.1%，在时隔半个多世纪(1961年至今)之后，再次超过工业占比；就业方面，服务业早在1994年就已超过工业，并于2011年超过第一产业，成为我国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在稳步提升。与此同时，以互联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信息产品的研发、应用及推广普及；网络购物、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等新商业模式的兴起和扩散，大大提高了传统服务业的可贸易、可标准化程度，使得服务业内部的行业性质差异在逐渐缩小，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因此，在现阶段，加强对中国服务业集聚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弥补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应该说是恰逢其时。

利用2008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数据，借鉴Ellison and Glaeser(1997)提供的集聚测度方法，本文估算了中国城市服务业的地理集聚水平，并对城市规模与城市服务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城市规模对服务业集聚具有“倒U形”的作用形式，且“倒U形”的拐点偏低。究其原因，本文认为，这很可能与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有关：候鸟式的劳动力迁徙只带来城市人口统计的增长，却无法有效带动本地市场的形成、进而促进城市服务业的集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十数年来中国城市的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城市扩张步伐“脱钩”之谜。此外，第三产业成熟度、人力资本水平、信息化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城市建成区面积等因素对服务业集聚有正面影响，地区政府干预则越不利于服务业集聚。(www.daowen.com)

基于此，本文认为，要提高中国城市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发挥其集聚效益，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加快服务业发展，需要注意：第一，转变城市化发展路径，除促使“人口市民化”外，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有条件放开户籍制度，引导新进城市人口“工作本土化”、“消费本土化”，减少收入外流，促进本地市场发育；第二，城市的发展思路与建设规划应更具积极性和前瞻性，通过多核心布局与都市功能分化设计，减缓拥挤成本的上升速度，延长城市规模对服务业集聚的正面作用区间，从而更充分地挖掘规模与集聚红利。第三，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便捷交通条件，降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通成本，为产业布局的自发优化创造条件。第四，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放松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准入条件，减少政府干预，打破市场垄断，促进服务业的市场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