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旨在探明在包含混合型、损失型、收益型决策类型的实验任务中，社会距离是如何影响损失厌恶的。已有关于为自己和他人决策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研究结论与解释方法。一些研究认为决策者总是更在意自身的利益，因此在为自己决策时总更加审慎和保守（Beisswanger et al.，2003；Chakravarty et al.，2011；Hsee、Weber，1997；Stone、Yates、Caruthers，2002；Wray、Stone，2005）；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在为他人决策时，决策者容易产生规避责任的现象，即如果他人因自己的决策失误而承担不利后果，决策者本身会产生负罪感和更强的后悔感（Botti、Orfali、Iyengar，2009；Leonhardt et al.，2011），而为了避免这种潜在的心理压力，决策者在为他人决策时会更加小心和谨慎（Kvaløy、Eriksen、Luzuriaga，2014；Kvaløy、Luzuriaga，2014；Lu et al.，2018）。上述两种研究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假设，本章将通过行为实验为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的解释理论进行验证。此外，一些研究发现当决策不会造成损失时，为自己和他人决策没有差异（Andersson et al.，2014），而另一些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Sun et al.，2017）。但上述研究大都只考虑有限的风险决策类型，而没有将风险决策的所有可能类型全面地纳入考虑，因此从中得出的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差异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章将从社会距离的视角切入，采用包含混合型、收益型、损失型风险决策类型的实验任务，系统性地探究决策承担者与实际决策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如何影响决策者行为上的损失厌恶，从而全面地揭示社会距离对风险决策中损失厌恶的影响及其行为表现。

本章将通过一项预实验和一项正式实验，记录被试在为不同社会距离的对象决策时的行为数据，比较在社会距离不同的实验条件下，决策者的损失厌恶估计值，通过行为实验验证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的解释理论。我们将设置包含混合型、收益型、损失型三种决策类型的实验范式，系统性地比较在不同决策类型中，决策者在为社会距离不同的对象决策时反应时、风险选项接受率等行为表现的差异，并通过构建基于多决策类型的损失厌恶估计模型，实现对损失厌恶值的直接估计，从而揭示社会距离在风险决策中对损失厌恶的影响，实现对已有风险决策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本章将主要介绍探索性的行为实验，用于验证行为层面上社会距离影响损失厌恶现象的存在性。后续几章将采用磁共振成像技术，从大脑的认知加工层面探究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影响。由于磁共振成像实验具有高成本以及操作复杂的特性，此类实验普遍采用叠加重复试次并求其均值的方法处理数据，因此对样本量要求较低，基于个体水平的统计分析往往效力有限甚至难以进行（Picton et al.，2000）。而在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前进行样本量较大的行为实验，能有力地证明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响应差异的统计显著性。此外，在进行采用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实验设计时，一方面需要确保在同种实验条件下，有足够数量的实验试次进入到重复测量中去（Luck，2005），另一方面，则需要尽量采用便捷简明的实验范式，从而有效减轻被试的认知负荷，缩短实验时间，以免疲惫影响脑信号质量。因此，行为上的探索性实验能为后续基于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实验参数设置、时长控制提供指导意见。

前文已经对解释水平理论和调节聚焦理论以及二者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首先，长社会距离与基于目标的、全局的高解释水平有关，而短社会距离则与边缘的、局部的低解释水平有关（Leiser、Azar、Hadar，2008；Smith、Trope，2006；Trope、Liberman，2010）。此外，以往研究指出，面对由高解释水平表征的事件，人们往往更倾向于采用促进聚焦视角来看待该事件（Förster、Friedman、Liberman，2004；Förster、Higgins，2005），在损益加工层面表现为更加关注收益（Grant、Higgins，2003；Liberman、Idson、Higgins，2005；Liu et al.，2017）。同理，面对由低解释水平表征的事件，人们往往更倾向于采用防御聚焦视角来看待该事件，在损益加工层面表现为更加关注损失。这种高低解释水平与促进或防御聚焦视角的匹配关系在解释水平中的时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维度上都得到了证实（Park、Morton，2015；Pennington、Roese，2003）。根据损失厌恶的定义，相比于收益而言，个体对等量损失所带来的痛苦往往赋予更多的权重，这种权重在价值函数中具体表现为损失项被赋予更大的效用（Kahneman、Tversky，1979；Tversky、Kahneman，1992）。当社会距离较远时，个体倾向于用高解释水平表征事件，进而采用促进聚焦对决策选项进行加工，具体表现为对收益的敏感程度提高，损益效用的比值减小，最终导致损失厌恶程度降低或损失厌恶估计值减小。当社会距离较近时，个体倾向于用低解释水平表征事件，进而采用防御聚焦对决策选项进行加工，具体表现为对损失的敏感程度提高，损益效用的比值增加，最终导致损失厌恶程度提高或损失厌恶估计值增大。

此外，已有文献也证明了相比于为他人决策或者为他人提供意见，为自己决策时决策者更加保守和审慎，具体表现为选择更加“安全”的决策选项，规避风险更大的选项（Beissw anger et al.，2003；Chakravarty et al.，2011；Hsee、Weber，1997；Stone、Yates、Caruthers，2002；Wray、Stone，2005）。因此，基于解释水平理论可以推导出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负向影响作用。(www.daowen.com)

但同时，后悔理论也常常被应用于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研究。已有研究发现，对心理压力的预期也将影响决策者的决策偏好（Craw ford et al.，2002；Leonhardt et al.，2011）。正如第十章介绍的那样，相比于为自己决策，决策者在为他人决策时可能感知到更强烈的后悔感和责任感。这是因为，如果负性结果出现，决策者将是该结果的成因，而他人却是该结果的实际承担者，所以决策者会感觉到伤害了他人，从而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如更强的后悔感（Botti et al.，2009；Leonhardt et al.，2011）。此外，一些实验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他人诱发的后悔比个人后悔的影响力更大（Stone、Yates、Caruthers，2002；Wagner et al.，2012）。

为了规避预期后悔，决策者通常试图削弱自身决策和负性结果产生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具体采用维持现状、避免决策、风险规避等方式，如克赖的研究发现建议者（与个人决策者相比）为他人提供建议时，一般只会指出最重要、最稳妥的因素，这是为了避免为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Kray，2000）。如果接收意见者对决策的后果不满意，建议者会感受到的后悔感比较弱，因为他们不是决策后果的实际导致者。所以在为他人决策时，通过选择更规避损失的方案，可弱化潜在的后悔感，实现责任规避。在经济决策中，一些研究也发现了为他人决策比为自己决策更保守的现象（Kvaløy、Eriksen、Luzuriaga，2014；Kvaløy、Luzuriaga，2014；Lu、Shang、Li，2018）。一些研究指出，对陌生人的责任感有时比对朋友更强（Davis，1976）。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潜在负性结果所诱发的后悔感会增强，从而决策者表现出对潜在负性结果更加敏感，因此基于后悔理论可以推导出社会距离对损失厌恶的正向影响作用。

总之，对于社会距离如何影响损失厌恶这一问题，解释水平理论和后悔理论提出了不同的预期结果。下面，我们将通过一项预实验和一项正式实验对社会距离对于损失厌恶的影响作用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