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受哪些因素影响？是否存在最优城市规模？当前的城市规模是太大还是太少？这些问题在国外学者的文献中得到了研究。亨德森（1974）分析得出，城市最优规模取决于城市的职能，“城市规模的不同是由于它们专业化生产不同的贸易商品，然后出口到其他城市或经济体去。如果这些商品涉及不同程度的规模经济，那么城市的规模大小就会由于不同城市能支持不同水平的交通成本和拥挤成本而不同。”换言之，具有不同功能的城市具有不同的最优规模。阿德斯和格莱泽（Ades and Glaeser， 1995）分析了政治变量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发现“独裁政治”下的中心城市比“民主政治”下的中心城市平均规模大50%。布莱克和亨德森（1999）证明城市规模与当地能达到的教育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单个城市规模随着本地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外溢增长。布莱克和亨德森（2002）检验了城市规模与城市类型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不同的城市类型有不同的绝对规模，一个城市产业构成的变化改变了城市的相对规模。杜兰顿和普加（2004）分析认为，有效的城市规模随通勤成本的增加而下降，随集聚报酬递增的程度而上升。贝特南里和布莱克（Bertinelli and Black， 2004）在城市经济的框架中引入动态的人力资本正外部性和拥挤负外部性，考察了最优城市规模和均衡城市规模，发现没有移民限制的情况下，城市将会变得太大。吉继等（Kanemoto et al. ，1996）估计了日本大都市的集聚经济的程度，并利用集聚经济的估计检验日本城市是否太大。研究发现：对于小城市，集聚经济是很小的，但是对于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集聚经济相当的大。以总土地价值与总庇古（Pigouvian）补贴的比率为衡量标准，没有证据支持东京城市规模太大的假设。欧和亨德森（2002）利用中国212个城市样本对城市生产函数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区间上，有43%的中国城市中的劳动力配置显著低于最优水平，也就是说相当部分的城市“规模过小”。亨德森等（Henderson et al.， 2006）利用中国1997年205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205个城市中，只有10%的城市其规模超过最优规模，而大部分城市的规模则低于最优规模水平。欧和亨德森（2006）发现，随着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化，城市的最优规模也有不同：当制造业与服务业增加值之比为1时，城市的最佳就业人数规模在127万人，相当于最优人口规模250万人左右。而当上述比值为0.6时，最优人口规模约为290万-380万人。他们也因此得到了中国城市的平均规模过小的结论。杜兰顿（2007）利用法国和美国的数据发现：产业在城市之间的区位变化很快，城市在都市层级结构中上下移动非常缓慢，而城市规模分布向右倾斜并且非常稳定。(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