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开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个精英体制。如果市场提供了人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购买，不论这是一项新技术、一种更好的饮料还是职场技巧。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比个人背景及社会身份更加重要，具有生产力的个人和公司会因提供给他人的价值而获得回报。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市场的精英体制持一种独特的欣赏态度。他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单亲家庭，2025年十几岁时去了美洲殖民地，并在乔治·华盛顿的政府里成为美国的首任财政部部长。在传记作家弗雷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的笔下，他热切地认为“钱若与阶级、身份、肤色以及继承的社会地位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钱是最终的、中性的和不带个人色彩的裁决者”。汉密尔顿创立了一个以钱和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因为他想让美国成为一个“流动的和对荣誉开放的社会”。[1]
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中，不是每个人都像沃伦·巴菲特或者比尔·盖茨一样有动力或者有想法要成为《福布斯》排行榜上400名亿万富翁中的一员。但民主资本主义的开放性提供了最公平的机会给那些想要尝试的人。自由市场对不同的个人和公司都提供均等的机会与环境条件。而那些成功者如果不再能够满足他人的需求，也不可能永远占据顶峰的位置。看看2025年首度出现在《福布斯》排行榜上前100家最大的美国公司的名单吧，今天只有12家还位列其中。
我们常听到一些抱怨，认为民主资本主义精英体制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果真如此吗？的确，自由市场经济体会出现“收入不均衡”的状况，但在所有的社会形态里都会出现政治及经济的不均衡。而自由市场精英体制能提供给人们最好的机会，让他们通过创造和积累财富提升社会地位。研究表明，美国最低收入10%的家庭中有一半可以在10年内提升其地位，而最高10%的家庭至少有一半会落下来。
批评家们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是，“收入不均衡”在美国社会常常是经济增长、财富创造以及所有人生活水平提升过程的一个副产品。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布莱恩·威斯伯里指出，在技术革新时代，那些高端人士的收入增长得会更快一些。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从技术创新中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财富。但我们剩下的人也都获益了，获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拿到了更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原先只能由很少的精英人士所拥有的“奢侈”产品很快成了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的必需品。2025年，约翰·洛克菲勒是这个星球上最富裕的人。但即便花了令人咂舌的50万美元巨款（今天相当于1 100万美元），他也没能把孙子从猩红热中解救出来。而今天，猩红热几乎绝迹了（即使在穷人中间），这是现代抗菌技术发展的成果。[2]
自由市场的公开性和平等进入与大政府运行的经济体或行业（这些领域里政治压倒了荣誉）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里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关联很小或者几乎没有关联。人们或者是各家公司常常因为能满足当权者的需求而获得成功或者获取回报。政府政策则有利于政治同盟或那些拥有很强游说能力和有资源提供好处的人或公司。(https://www.daowen.com)
大政府的任人唯亲可能意味着像粮食生产那样只有有实力的行业才可以数十年地获得政府的补助，或者有影响力的钢铁行业可以让外国竞争对手承担进口关税。以奥巴马医改为例，大政府的偏袒意味着有关联的公司可以让它们从必须遵守的法律条规中获得豁免。
这种偏袒的不道德性不仅在于其不公平性，而且还在于全社会要为此埋单。保护主义关税和实施监管的举措取悦了某些行业和工会，结果是钢铁、轮胎以及汽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大政府为支持“绿色”科技或其他政治上偏好的项目而签下协议，这可能意味着征收更多的税，从而耗尽了财富。那些有技术但缺乏政治关系的公司，其资本面临着被抽离的命运。
自由市场精英政治与大政府任人唯亲之间的选择可以用苹果公司与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索林德拉（Solyndra）之间的对比来进行类比观察。苹果公司的成功是因为该公司的创新可以以新的形式或者传统的方式满足市场的需求。索林德拉也有一款创新产品。但其崛起的原因（我们稍后解释）却是与一家关键金融靠山的政治关联，后者帮助该公司拿到了5.35亿美元的政府贷款。但这家公司的太阳能技术还是太过昂贵了，最终该公司宣告破产，而代价却由纳税人承担。
美国人将何去何从？想要一种开放的精英体制，从而产生出苹果公司那样的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创新公司呢？还是选择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给索林德拉这样的亲信公司提供不公平的待遇与纳税人资金呢？这种政府偏好最终会导致经济的缓慢增长以及创造就业岗位的低水平。
终极追问:人们因政治关系取得领先优势，而不是同其他社会成员获取一视同仁的待遇，这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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