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乏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经济从2007年的14%以上的增长率骤跌至2008年的9.6%和2009年的9.2%。尽管在4万亿元投资的宏观调控刺激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于2010年再次反弹至10%以上，然而，这种反弹看似昙花一现，2011年，经济增长率再次跌落至9.3%，并且此后似乎一蹶不振，再也无法超越8%。图1给出了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第二，产能过剩。在中国经济增长转向疲软之时，中国经济的其他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首先是产能过剩。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都面临十分严重的产能过剩（李扬、张晓晶，201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产能利用率一直都低于80%。特别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产能利用率更是出现急剧下滑，2011年甚至下降至60%左右的低点。其中，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更是严峻：根据2012年的调查，汽车行业的产能过剩为12%，钢铁业为21%，水泥行业为28%，电解铝为35%，不锈钢行业为60%，农药行业为60%，玻璃为93%，光伏产业更是达到了95%。⁽¹⁾中国产能过剩的严重性使得国家将“去产能”置于2016年所推出的宏观调控政策“三去、一降、一补”的首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index。

图1　2006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第三，资源环境承受能力下降。当前中国资源环境的危机严重。以空气污染和雾霾为例，中国在2011年共制造97亿吨二氧化碳（为美国两倍），500个大中城市符合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标准的不及1%（陈衍德，2014）。在水污染方面，据环保部《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报告显示，地表水中受到严重污染的劣五类水体占10%左右，有些流域如海河流域甚至高达39.1%，而在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中，水质较差的比例为43.9%，水质极差的比例为15.7%。总之，中国正以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活动能力，此种压力超越了大自然许多系统的临界平衡极限，已直接威胁着当代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并将不断演化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的危机之一（陈衍德，2014）。

第四，债务问题严重。中国的债务问题首先表现在地方政府。国家审计署最近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105789.05亿元，比2010年底增加38679.54亿元，年均增长19.97%。截至2012年底，有3个省级、99个市级、195个县级、346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高于100%（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第32号公告，2013）。中国债务问题的另一个表现是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根据李扬、张晓晶、常欣（2015）的研究，2014年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总额（不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为78.33万亿元。至2015年底，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即企业债务）占GDP的156%，⁽²⁾远远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此高的债务比例和债务总额也必然意味着中国的许多企业已经进入明斯基时刻，促使中国政府将“降杠杆”和防范金融风险列入了最近两次的宏观调控任务，即“三去、一降、一补”和“三大攻坚战”。

第五，房地产业存在着泡沫破灭的威胁。中国的房地产业曾经是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支柱性产业。房价的持续高涨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而土地买卖更是各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然而，房地产业的高歌猛进显然已经走到尽头。按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4）所发布的调研报告，2013年，我国城镇住宅市场的整体空置率达到22.4%，据此推算，我国城镇地区空置的住房总量约为4898万套。此种情况今年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也正因为如此，房地产去库存也就成为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五大任务之一。(www.daowen.com)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会出现下降的趋势？为什么突然之间中国经济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和风险？是短期冲击、长期增长趋势，还是增长方式错配？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大量的研究认为是受短期外生冲击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国际性金融危机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罪魁祸首。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它使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全球经济体系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其复苏的过程极为艰难和漫长。⁽³⁾国际经济环境的这一骤变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及产能过剩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刺激性经济政策。在财政政策上，政府实施了规模高达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在货币政策上，仅2009年一年便创纪录地新增贷款10多万亿元（徐文舸，2015）。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正是这一系列的刺激性经济政策带来了诸多的经济后遗症，如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性债务不断累积、房地产空置率高企，等等。⁽⁴⁾

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环境的骤变是从外部环境冲击入手来考察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4万亿元投资和10万亿贷款本质是为了应对外部冲击，因此，上述分析本质上都是基于短期的外生冲击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然而，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短期的外生冲击，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更为重要。中国经济已经经历40年的高速增长。40年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低收入国家上升至中等收入国家，资源禀赋的结构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学中存在着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即所谓的趋同假设（有的时候又称为收敛性假设）：⁽⁵⁾

趋同假设：人均GDP越低，发展程度越落后，增长速度就越高；或越是接近前沿，增长率就越低。

就处于前沿的发达国家而言，人均GDP增长率长期徘徊在2%左右，而发展中国家通常可达6%，甚至更高。过去4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通常在9%以上。因此，中国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长乏力本身也符合由趋同假设所描述长期增长趋势。

然而，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长乏力本身并不能解释“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严重”等其他结构性问题。事实上，也有经济学家，如龚刚等（2013）认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来自旧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从而产生所谓的经济增长方式错配。经济增长方式错配这一观点是基于中国经济在经过近40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或新时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的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经济体在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不断演变，而当这种演变从量变到达质变时，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经济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之后，由于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对经济体形成了新的约束，从而要求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此相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错配（即增长方式不适合现有发展阶段，或生产关系不适合现有生产力水平）必然给经济体带来扭曲，由此而产生各种问题。

进一步要追问的是，中国经济是否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河南论及经济形势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⁶⁾这是习近平第一次使用“新常态”一词。此后，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问计当前经济形势时，又一次提到新常态：“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⁷⁾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及新常态。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习近平更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⁸⁾由此可见，习近平所提出的新常态事实上反映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中国当前经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则无疑与这一新的发展阶段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