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四、最终决策过程

四、最终决策过程

时间:2023-05-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综合报告草案》尽可能地囊括了各小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要点,并在10月25日召开的综合政策部会上最终定稿。(三)决策的出台在推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的过程中,岸信介内阁因承担“安保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之责而引咎辞职,池田勇人内阁于1960年7月19日登上日本的历史舞台。池田勇人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最大的政策课题,将日本的发展方向由“政治时代”引向“经济时代”。

四、最终决策过程

(一)经济审议会的运行

1960年6月2日,新设立的4个部会召开各自的协作会议,各部会的委员会构成如前文所述,各部会委员、专门委员等多达250名。各部会在1960年7月份之后正式启动,各自都召开了近10次会议。这期间参会的委员、专家、民间有学识和经验的人、政府职员等达到了2 000余名。此外,在政府公共部门和民间部门部会的下面,为审议“政策支柱”中提出的各探讨事项设立了相应的小委员会,4个部会、17个小委员会共同推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制定。

17个小委员会分为政府公共部门和民间部门,各小委员会在各自担当的经济领域内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其中,民间总括小委员会就投资分配等问题与其他小委员会进行了横向调整。计量部会则从经济发展统一性的观点出发,对各小委员会的讨论结果进行了审核和修改。

(二)《综合报告草案》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构想》

1960年9月,各小委员会内部和小委员会之间进行了相互协调,最终在10月上旬起草和提交了总结报告。在各小委员会所提交的总结报告的基础上,经济企划厅作为事务局编制了《综合报告草案》。《综合报告草案》尽可能地囊括了各小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要点,并在10月25日召开的综合政策部会上最终定稿。该定稿在11月1日的经济审议会总会上接受审议,同日由池田勇人总理进行阐述和说明。

对于该报告,自民党内部曾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连续3年实现9%的经济增长率一度成为自民党公约,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没有充分体现这一内容;其次,与农林渔业基本问题调查会的提案相比,农业计划显得过于消极。针对这些意见,企划厅在12月27日另行公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构想》,其中包括了“实现年均9%增长率以及弹性实现农业现代化等政策”的相关附文。[26]

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构想》的基本框架中,预期今后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技术革新和现代化进程将从特定产业和大企业逐渐扩大到相关产业和中小企业,并将进一步深化;其次,伴随着人口向发达国家的转移,在计划的后半期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会进一步加剧;再次,促进贸易兑换自由化等领域会发生变化。

(三)决策的出台

在推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的过程中,岸信介内阁因承担“安保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之责而引咎辞职,池田勇人内阁于1960年7月19日登上日本的历史舞台。池田勇人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最大的政策课题,将日本的发展方向由“政治时代”引向“经济时代”。

池田勇人内阁进一步接受和贯彻了下村治的“高度增长论”,由经济企划厅和经济审议会牵头推算和审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的主要经济指标,该计划在当时被称为“下村计划”。1960年8月,“下村计划”出台,提出在未来10年实现10%的增长。以此为背景,池田内阁于当年9月5日发表了到1963年年底实现年均9%的经济增长的《新政策》。[27]其后,又将企划厅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新政策》折中,并确定了今后10年中前3年的增长率为9%,整体1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7.2%的经济增长目标。[28]

经过以上的制定程序和经济审议会的审议过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终于出台。整个过程中,池田勇人首相和下村治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倍增”的理论逐渐为日本民众所接受,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核心的《新政策》同时得到了舆论界的较高评价。1960年8月初,由朝日新闻社所实施的内阁支持率调查表明,池田勇人内阁的支持率达到51%,大大超过岸信介内阁时期最高40%的支持率。[29]

【注释】

[1]是指“二战”后日本经济史上的第一个经济高度繁荣的阶段,从1954年11月到1957年6月,持续了31个月,其中1955年实际GDP比上年增长10.8%,1956年比上年增长7.5%,该时期以日本古代神武天皇的名字命名。

[2]是指日本经济史上的又一个经济高度繁荣的阶段,从1958年6月持续到1961年12月,持续了42个月,其间实际GDP增长率在1959年为9.4%,1960年为13.1%,1961年为11.9%。

[3]藤井信幸:『池田勇人—所得倍増計画でいくんだ』,株式会社ミネルヴァ書房,2012年1月10日。

[4]刘绮霞,赵晋平:《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的历史背景及其决策要素》,载《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第108~109页。

[5]下村治:「日本経済の基調とその成長力」(上),『金融財政事情』,昭和34年2月16日。

[6]刘绮霞,赵晋平:《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的历史背景及其决策要素》,载《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第109页。

[7]「日本経済新聞」,昭和35年9月6日。

[8]藤井信幸:『池田勇人—所得倍増計画でいくんだ』,株式会社ミネルヴァ書房,2012年1月10日,239ページ。

[9]「日本経済新聞」,昭和35年9月6日。(www.daowen.com)

[10]「日本経済新聞」,昭和34年6月1日。

[11]藤井信幸:『池田勇人―所得倍増計画でいくんだ』,ミネルヴァ書房,2012年1月10日,207ページ。

[12]资料来源:[日]大来左武郎:『所得倍増計画の解説』,日本経済新聞社,昭和35年11月7日,141ページ。

[13][日]大来左武郎:『所得倍増計画の解説』,日本経済新聞社,昭和35年11月7日,142-143ページ。

[14]资料来源:[日]大来左武郎:『所得倍増計画の解説』,日本経済新聞社,昭和35年11月7日,144ページ.

[15][日]大来左武郎:『所得倍増計画の解説』,日本経済新聞社,昭和35年11月7日,145-146ページ。

[16][日]大来左武郎:『所得倍増計画の解説』,日本経済新聞社,昭和35年11月7日,148-149ページ。

[17][日]大来左武郎:『所得倍増計画の解説』,日本経済新聞社,昭和35年11月7日,150ページ。

[18]资料来源:大来左武郎:『所得倍増計画の解説』,日本経済新聞社,昭和35年11月7日,151-154ページ。

[19]刘绮霞,赵晋平:《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的历史背景及其决策要素》,载《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第112页。

[20]资料来源:[日]前田清,林雄二郎など:『“所得倍増計画”を批判する』,東京:実業の日本社,昭和36年8月,29ページ。

[21]前田清,林雄二郎など:『“所得倍増計画”を批判する』,東京:実業の日本社,昭和36年8月,28ページ。

[22]刘绮霞,赵晋平:《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的历史背景及其决策要素》,载《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第113页。

[23]前田清,林雄二郎など:『“所得倍増計画”を批判する』,東京:実業の日本社,昭和36年8月,16-17ページ。

[24]表1-4到表1-9的资料来源:[日]前田清,林雄二郎など:『“所得倍増計画”を批判する』,東京:実業の日本社,昭和36年8月,18-22ページ。

[25]资料来源:[日]前田清、林雄二郎など:『“所得倍増計画”を批判する』,東京:実業の日本社,昭和36年8月,26ページ。

[26]原朗:『高度成長展開期の日本経済』,株式会社日本経済評論社,2012年11月10日,79ページ。

[27]原朗:『高度成長展開期の日本経済』,株式会社日本経済評論社,2012年11月10日,78ページ。

[28]刘绮霞,赵晋平:《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的历史背景及其决策要素》,载《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第115页。

[29]藤井信幸:『池田勇人―所得倍増でいくんだ』,株式会社ミネルヴァ書房,2012年1月10日,241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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