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教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便带领学生积极参与丹麦环境问题的讨论与行动。60年代后期，学校经常紧跟公共媒体上对环境污染的报道，在学校的专题周或生物学和“定向”等学科中纳入环境的话题。当时，丹麦媒体将重点放在污染上，主要是想引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政治意识，但这些问题通常单单被视为与清洁废水和管理固体废物有关的技术问题，许多教师也因此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种种拖延举措感到沮丧。

由于丹麦教师总体上属于公民社会中较为活跃的群体，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许多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学校活动实际上都带有宣传动机，其目的是唤起学生及其父母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例如，成立于1971年的丹麦生物学教师组织生物学协会（Biologiforbundet），除了支持生物学教师教学之外，也致力于在丹麦建立一个更清洁的环境。

虽然环境教育在丹麦起步较早，但真正在丹麦教育者中树立起统一的环境教育概念却非易事。在环境教育开展的早期，对于许多教师而言，环境教育是关于污染的教育，重点在于与污染相关的自然活动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很难把科学研究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从而对污染的社会政治根源进行想象。1976年，更为进步的针对初中与小学的学校法在丹麦生效，并且针对学校科目制定了新的且在当时来说相当先进的教学大纲，在中小学的一些科目中正式确立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生物学中，学校法规定，“教学应有助于学生了解人们的生活条件与生存机会，并以此作为决定当地和全球环境问题的基础”^[36]。1977年，丹麦初中开设“当代研究”主题课程，着眼于“重要的本土、国家和全球当代问题”，其中，环境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选择。“当代研究”主题课程力图为环境问题的理解提供更广泛的研究方法，开辟环境教育的新篇章。不过，在实践中，这些课程通常更着重环境常识，而不太关注环境问题出现的理论背景。

从丹麦政府层面来看，环境教育在当时不是一个明确的优先事项。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环境教育一直是专门从事环境问题的教师的领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4年，在受到丹麦多个学校与环境保护NGO的批评之后，环境部长于1984年与教育部联合主办关于丹麦环境教育的状况与未来的会议。这次会议中首次正式引入关于环境问题的重要观点，即环境问题是由利益冲突构成的社会问题。会议引用的一项调查表明，当时只有两到三个科目的教师真正活跃于环境教育中。会议报告强调，环境教育应该是所有教师的责任。

以此为契机，各学校的教师开始通过在职教师培训，一起合作推动新一代的环境教育。在这一时期，有多个学校项目都为这一发展作出贡献，这些项目的共通之处在于对学生参与和一般技能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QUARK项目后，丹麦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点开始转向学生的行动能力。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起任教育部部长的奥勒·维格·詹森（Ole Vig Jensen），在同年通过的初级教育法案的基础上，大力推动丹麦教育的“绿色转向”。通过帮助学生发展行动能力，丹麦的可持续发展教育避免从道德主义的方法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其核心是让学生意识到，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将是一项持续的挑战。由于环境问题本身包含价值观与不同的客观利益，因此，没有人拥有所谓最终正确的解决方案。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被看作是行动能力方法中的关键要素。从培养学生行动能力的这种方法来看，环境教育中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可以融为一体。这一方法也因此被看作是丹麦环境教育概念的一种范式转变，被看作是丹麦“新一代环境教育”的概念。(www.daowen.com)

1977年，在第比利斯召开的会议上，北欧部长理事会学校教育委员会作出一项重要决定，邀请五个北欧国家共同为学校开展环境教育提供框架，即MUVIN计划。这一框架提议，学校项目应尝试将环境问题概念化为自然资源使用中的利益冲突。此外，学校还应在环境教育中优先考虑道德问题和审美素质。MUVIN计划为北欧学校与环境教育相关活动提供了框架，为丹麦在职教师培训、开发新一代环境教育的行动能力方法发挥了很大作用，它将环境教育的重点放在对社会行动的深入理解上，而不是教师发起的学习活动。MUVIN计划至今仍然是对丹麦环境教育影响最为深远的政策框架之一。

2005年，丹麦教育部颁布教育部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十年战略（2005—2014）。该战略由丹麦教育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丹麦委员会合作制定，确保儿童、年轻人和成年人了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且通过知识和技能学习来胜任环境保护的职责。从2015年开始，丹麦环境教育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2030目标挂钩，将环境教育发展的目标进一步向全球环境议程靠拢。

总体而言，丹麦中小学的环境教育从1960年开始，以教师为主导，着重学生对环境问题的自然与社会的理解，并且以此为基础，发展学生在环境问题上的社会行动能力。这也意味着，中小学生虽然还处于环境教育的起步阶段，但是对环境议题不乏广泛接触，从而产生较强的环保意识并发展出一定的社会行动能力，他们构成丹麦公民参与环境行动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