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模式（Model）是指对所描述事物的基本构架及关系的一种理论化的简约表达。其显著特征是：最简化地从某一特定角度显示事物的最基本因素、内在机制及相互间的关系。它提供所描述事物的基本结构及其功能，便于从整体上把握该事物的性质与特征，考察其中每一个因素的相关性。一种理论可以有多种模式与之相对应。模式虽然具有不完全性，但它是人们理解事物、探讨理论的一种较为直观而十分有效的方法。

因而，所谓决策模式即是决策系统中对决策过程的客观规律的表述，是决策者进行决策时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和行动原则，它能够指导决策者进行正确的决策。

为研究决策环境、管理者行为等因素对决策行为的影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Harish C.Bahl等人在分析、归纳具体决策过程的基本特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决策的4种基本模式：R模式（理性模式）、B模式（有限理性模式）、F模式（有效模式）和N模式（非理性模式）。受制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只重点介绍R模式与B模式。

1）理性决策模式（Rationality Model）

理性决策模式，通常也被称为科学决策模式。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因为这种理论提出了有关人类行为决策的一个绝对标准，即人们在决策时所遵循的是最大化原则，就是谋求最大效益，在经济领域则是求得最大利润；在抉择方案时进行最优化选择，即从诸多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

理性决策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美国科学管理学派的代表人物F.W.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等。他们认为决策者是坚持寻求最大价值的“经济人”。而经济人具有最大限度的理性，能为实现组织或个人的目标而作出最优的选择。其在决策上的表现是：决策前能够全盘考虑一切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所能够产生的影响；决策者根据自身的价值标准，选择最大价值的行动对策。

理性决策在实际运用中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①决策过程中必须获得全部有效的信息；

②寻找出与实现目标相关的所有决策方案；

③能够准确地预测出所有方案在不同条件下所产生的结果；

④能够清楚了解权益集团成员价值偏向及其所占的相对比重；

⑤可以选择出最优化的决策方案。

对于理性决策模式，美国学者J.E.Anderson（公共决策，1979）和C.E.Lindblom（政策制定过程，1980）就其制定决策的过程进行了总结：

①明确和界定面临的问题；

②分析所有的目的和目标及其轻重次序；

③总结寻找所有的可能行动方案；

④预测和评估每个方案的所有可能结果；

⑤比较每个方案实现目的和目标的程度；

⑥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目的和目标的方案。

单纯从理论角度看，理性决策模式所要求的最优决策并不是不可行的。然而社会现实不等于理论假设，理性决策模型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遭遇到诸多障碍，其原因不在于它的逻辑体系，而在于其前提及假设存在问题。其所要满足的5个基本条件，存在着目标和手段之间的矛盾。因此它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强烈批评。其中最突出的是查尔斯·林德布洛姆与赫伯特·西蒙。

林德布洛姆指出：决策者面对的往往并非一个既定问题，而是首先必须找出和说明问题。而问题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与看法。比如物价迅速上涨，需要对通货膨胀问题做出反应。针对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而这往往十分困难。因为不同的利益代表者，会从各自的利益角度看待这些问题，围绕着通货膨胀存在与不存在，若存在，其程度和影响怎样，以及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人们都会有不同的回答。

其次，决策者受到价值观的影响，选择方案往往会发生价值冲突。比较、衡量、判断价值冲突中的是与非、优与劣是极其困难的。仅仅依靠分析是无法解决价值观矛盾的，因为分析不能证明人的价值观，也不可能用行政命令统一人们的价值观。

再次，有人认为“公共利益”可以作为决策标准，林德布洛姆批评了这种认识，认为在构成公共利益要素这个问题上，人们并没有普遍一致的意见，公共利益不表示一致同意的利益。

最后，决策中的相关分析不是万能的。决策受能力、时间与资源的限制，对复杂决策而言，不会做出无穷尽的，甚至长时间的分析，也不会花费太昂贵代价用于分析，或者等待一切分析妥当再作决定，否则会贻误时机。

对于林德布洛姆的分析，西蒙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西蒙认为决策过程中要收集到与决策状况有关的全部信息是不可能的。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对信息做出最优化的处理与分析，因而不能获得百分之百的最佳决策。

尽管理性决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乌托邦”色彩，我们也欢迎对它的批判，但是过于简单和绝对的否定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不能实现不代表没有意义，人们总是在追求尽善尽美中得到较善较美。正因为如此，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型的思想价值一直受到理论界的肯定，它是我们在进行决策时应该致力于追求的理想目标。

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们逐步认识到，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不能有效地指导实际中的决策。有鉴于此，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著名教授赫伯特·西蒙提出了在决策制定中的满意标准和有限理性标准。用“社会人”概念取代了“经济人”的概念，拓展了决策理论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新的决策理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

2）有限理性决策模式（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

西蒙认为：所谓的决策要素可分为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

事实要素是对环境及环境的作用方式的某种描述。这种描述是否准确，可以凭经验进行观察、判断或通过实验加以验证。决策总是在一定的环境假定下做出的，因此总会涉及某种事实要素。事实要素可简单地分为两大部分：有助于处理各种情况的决策技术和知识，环境所反映的有关信息。(www.daowen.com)

价值要素是关于管理者对某种事物喜好的表示。即管理者对该事物的“态度”反映出的价值标准。价值要素反映的是管理者根据事实要素表现的情况，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做出的判断、看法。西蒙认为，价值要素既具有事实的内容，同时又具有价值判断的内容。价值要素一般包括：组织目标、效率标准、公正标准、个人价值观等。

怎样区分和验证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呢？西蒙认为：笼统地讲，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的区分相当于目标和手段的区分。也就是说，人们行动的目的为何，这是属于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价值要素是不能通过检验或实验手段来判断其真伪、区分其优劣的。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要采取什么行动最恰当，则属于事实要素的问题，事实要素可通过检验来确定其真伪，并评价其优劣的。

（1）有限理性

关于理性，西蒙给出了明确的定义（《现代决策理论基石》）。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西蒙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论证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即所谓的理性不是没有限制的理性，而是有限度的理性，有限理性是由人的心理机制决定的。

（2）经济人理论的缺陷

理性决策模式的哲学思想源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经济人”这一概念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第一次提出，这一思想首先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明确表述。“经济人”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基础之上的：

①经济人知道全部可能的行动，知道哪种行动能取得最大效果，同时，可获得周围环境的全部信息——信息完全性假定。

②人总是在合理地行动，能从全部备选行动方案中选择结果最好的那一种——行为完全理性假定。

由此可见，作为“经济人”，其行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所追求的是最佳决策、最佳结果。然而，“经济人”的假设只反映了人的利己理性的一面，是一种对现实人的高度抽象和简化。在现实中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首先，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经济人不可能获得有关环境的全部信息。其次，由于其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由此引起的认知、感情和态度等诸方面的限制，即使经济人能够掌握有关环境的全部信息，也不可能完全理性地处理全部的信息。

（3）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西蒙有限理性决策理论的基本命题是有限度的理性和令人满意的准则，其基本内容是：

①外部因素的限制导致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表现为有限理性。这些外部因素的限制包括：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信息搜集的不完备性以及组织的变动等。

首先，由于目前状况与未来的变化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导致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不能按照程序化的模式进行决策。其次，由于信息搜集的不完备性，导致决策者不能获得全部的行动方案。最后，组织的变动包括组织的变革、组织目标的转移和组织结构的变化等，会影响组织中的个人，其在进行决策时，不免会受到组织变动的干扰。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相对于“经济人”的行为来说，行为结果的理性程度不免打上折扣。

②内部因素的心智导致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表现为有限理性。这些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决策者对未来的预见、决策者获取信息的不充分性及利用信息的能力有限性以及决策者的个性方面（如决策者的价值观、对待风险的看法等）的影响，还包括主观因素和感情因素的作用等。

首先，决策总是面向未来的，而未来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决策者对未来的预见多少会存在偏差。因此，决策者对未来做出判断的准确性总会限定在一定的限度之内。

其次，即使决策者掌握了决策行为的全部已知信息，但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其充分利用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信息进行准确判断以及选择最优方案的概率也不一定为“1”。

最后，个性、态度、动机和价值观等影响着决策者的决策过程和结果，信息搜集的先后顺序，人类思维的惯性等对决策行为的科学性提出了很大挑战。

正是因为决策者所受到的以上限制，决策者既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也无法认识决策的详尽规律。比如说，人的计算能力有限，即使借助计算机为手段，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算法支持，也没有办法处理数量巨大的变量方程组；人的想象力和设计能力有限，不可能将所有的备选方案全部列出；人的价值取向并非一成不变，目的追求会时常改变；人的目的往往是多元的，而且也往往互相抵触，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作为决策者的个体，其有限理性限制其形成完全理性的决策，他只能尽力追求在他的能力范围内的有限理性。

所以，决策者的决策模式应该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理性，决策者的选择机制应该是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而不是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

③有限理性决定了决策行为的满意原则。以有限理性为基础，西蒙提出：用“社会人”取代“经济人”、用“满意解”准则取代“最优解”的决策准则。完全理性导致决策者寻求最佳措施，而有限度的理性导致决策者寻求符合要求的或令人满意的措施。

在有限理性模式指导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往往确定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然后考察现有的所有备选方案。如果存在能够较好地满足所确定的最基本的目标要求的方案，就实现了满意标准。

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开创了管理决策理论的新局面，能够解释更多的选择实例，符合更多的实际情况，能较好地描述人们现实的选择过程，能够有效地平衡所追求的决策效果与实现此效果所需支付的物质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之间的关系。因此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可作为一种较为符合实际的描述理论。

3）两种决策模式的对比

（1）理性决策模式——爱情

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带着柏拉图来到一片麦田边，叫柏拉图到麦田走一次，要不回头地往前走，在途中要摘回一棵最大、最好的麦穗，但只能够摘一次。柏拉图觉得非常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谁知过了半天他仍没有回来。最后，他垂头丧气地出现在老师跟前诉说空手而回的原因：“很难得看见一株看似不错的，却不知是不是最好的，不得已，因为只可以摘一次，只好放弃，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到发现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手上一棵麦穗也没有。这时，苏格拉底告诉他：“那就是爱情”。

（2）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婚姻

又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婚姻，苏格拉底把柏拉图带到杉树林前，叫他到杉树林里走一次，要不回头地往前走，在途中要取到一棵最好、最适合用来当圣诞树用的树材，但只可以取一次。柏拉图有了上回的教训，充满信心地向杉树林走去。半天之后，他一身疲惫地回来了，手里拖了一棵看起来直挺、翠绿，却有点枝叶稀疏的杉树。苏格拉底问他：“这就是最好的树材吗？”柏拉图回答老师：“因为只可以取一棵，好不容易看见一棵看似不错的，又发现时间、体力已经快不够用了，也不管是不是最好的，所以就取了这么一棵回来了。”这时，苏格拉底告诉柏拉图：“那就是婚姻”。

以上两个小故事对两种决策模式的类比告诉我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我们应该以理性决策模式为追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其所要求的条件，即尽可能地获取支持决策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尽可能地形成完备的、可供选择的问题解决方案，致力于形成最优的决策。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计条件与可能，一味地追求决策结果的价值最大化，将可能导致什么也得不到。因此，需要运用有限理性决策的思维，兼顾决策结果价值最大化与决策成本的最小化或合理化之间的合理平衡，使得决策方案具有可获得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