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弹性积累:现代资本主义的新转折点

弹性积累:现代资本主义的新转折点

更新时间:2025-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戴维·哈维认为这是福特主义迈向弹性积累的转折点[3]。因为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工人变得更加缺乏保障,也进一步丧失了集体行动的能力。约翰·厄里、斯科特·拉什等学者将弹性积累的兴起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称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非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7]。不难发现,弹性积累与新穷人的出现基本是同步的,弹性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也导致了三个世界的交集。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福特主义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模式,其奉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运作原则。福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1)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2)标准化的零件与组装;(3)整齐划一的成品。劳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资本家可以增加工人在分配中所得到的份额,提高了工人的购买力,反过来拉动消费,促进扩大再生产;在国家层面,集体谈判、社会立法和福利制度都有利于福特主义生产体系的维系[2]

2025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引发了战后资本主义体系首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戴维·哈维(Harvey)认为这是福特主义迈向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转折点[3]。哈维指出“弹性的积累”,即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过程和结构上都与“福特制”的“刚性”渐行渐远,新的经济秩序表现为一种“弹性积累”,在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生产和消费模式上都表现出充分的“弹性”[4]。此后,工人阶级的黄金时代逐渐过去,劳资“蜜月”结束;企业用即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和外包制(outsourcing)取代以大规模生产与机械化管理为特征的福特主义,生产单位规模缩小,奉行小批量生产,减少库存;企业竭力减少核心工人(即全时员工)岗位,而增加雇佣弹性工时、部分工时、临时性派遣的劳工(temporary workers),甚至随传随到者(on-call workers),以及在家工作、接受订单的家庭劳动力;核心工人与边缘工人的差距日益扩大,核心工人继续享有福特主义时代“生产者即消费者”的荣光,边缘工人则陷入“遍身绫罗者,不是养蚕人”的窘境。

简单说来,弹性积累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弹性雇佣(flexibility of employee)。包括:劳动弹性,即劳动者不一定要与企业形成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薪资弹性,即根据雇员的个人情况设定薪资条件,而不是由工会跟企业进行集体协商;时间弹性,即不一定是8小时工作制,可以是部分工时或弹性工时。

其次是弹性生产(flexibility of production)。即针对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或订单随时做调整,小批量生产,尽可能减少库存,从而降低滞销风险和仓储成本。生产也不再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了,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将半成品运往世界各地的工厂,组装完成之后再将成品销往海外市场。

最后是弹性消费(flexibility of consumption)。消费者对福特主义时代的单一化产品产生审美疲劳。后福特主义时代的产品越来越趋从消费者导向,从大众消费文化走向分众消费文化,即追求个性化和订制产品[5]

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也深刻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当面临竞争加剧、利润下降、市场变动等外部风险时,雇主会推动更具弹性的工作制度与劳动合同,即所谓灵活用工。于是,劳动力市场被分化为两个组成部分,其核心部分是一级劳动力市场(primary labor market),它由具有长期雇佣关系且影响企业发展前景的全时员工组成。这些核心雇员享受较好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有再培训和升迁的机会,但这一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小。劳动力市场的边缘(periphery)则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由全时员工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具体包括文员、秘书、办事员,以及低技术的蓝领工人,待遇比核心员工差,升迁机会少。由于技术含量低,这些员工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随时可以从劳动力市场中招聘,因而流动性较高。另一部分则是由部分工时员工、定期合同工、派遣制工人和转包工人组成,其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比前一个边缘群体更少,在数量上的弹性也更大,可以迅速补充,也可以低成本地解雇,企业可以依据订单随时调整这部分员工的规模[6]。(https://www.daowen.com)

弹性积累体制通过生产的灵活性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来应对全球竞争的不确定前景,实际上将灵活性的成本和风险都转嫁给了劳动者。正是这样一种新的资本积累体制造就了新穷人的大规模出现。因为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工人变得更加缺乏保障,也进一步丧失了集体行动的能力。

约翰·厄里(John Urry)、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等学者将弹性积累的兴起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称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非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disorganized capitalism)[7]。福特主义时代单一中心的跨国公司模式让位于多中心的跨国企业模式,跨国公司旗下的分公司往往更加独立,采取不同的生产工艺和管理制度,更不用说那些地理上分散、财务上独立的供应商和外包商;资本(公司)与劳工(工会)的组织化互动逐步瓦解;阶级政治日益式微,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和工会影响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利益集团,文化认同不再受阶级意识的影响;全时雇佣(full employment)的岗位日益减少;服务业超越制造业,非正规就业部门正在扩张。

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大行其道,世界各国纷纷效仿英美,放松政府管制,实行国际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新政”。全球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资本很容易“用脚投票”,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往往不得不采取“亲资本”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牺牲本土劳工的利益[8]

不难发现,弹性积累与新穷人的出现基本是同步的,弹性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也导致了三个世界的交集。在西方,我们看到沃尔玛、肯德基、麦当劳等企业越来越多地雇用非全职员工,甚至不允许企业内部组织工会;在中国,企业、事业单位甚至政府部门都在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制的工人,廉价而驯服的学生工、暑期工,服装行业、箱包行业靠订单生存,没有厂房也没有固定工人的专业市场[9]。例如,东莞市虎门镇的服装和石碣镇的电子装配、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的皮具、中山市古镇的灯饰、温州市的制鞋、绍兴市的轻纺等产业,大多放弃了传统的工厂体制而主要雇用临时性的“赶货工”[10]。富士康等沿海工厂还大量雇用“学生工”,作为“实习生”,他们没有合同,与工厂签订的是就业协议,多数没有社会保险,但他们的工作时长、工资、加班费、劳动环境都与普通工人完全一样[11]

为什么弹性积累的生产体制会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中国兴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如此不同,以至于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时代差距,而在弹性积累的问题上,却表现出惊人一致(同时代性),这是为什么?是什么机制在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会对劳工政治产生什么影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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