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 玲 戴江伟
【摘 要】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最新提出的对外开放战略。本文从界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空间范围入手,在根本动力、基本框架、存在根基、现实基础、战略目标层面上界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并将区位理论、空间结构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贸易理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论基础和依据,探析这些理论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外开放战略;区位理论;空间结构理论;区域经济;西部大开发
一、问题的提出
“丝绸之路”曾一度是横贯整个亚欧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2025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为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勾勒了新的蓝图,也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我国政府很早就开始酝酿这一区域的发展战略,中央于20世纪90年代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2025年的欧亚经济论坛提出“丝绸之路复兴计划”,《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2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到形成以亚欧大陆桥为纽带的经济带。事实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有着广泛的基础,上海合作组织为双方的政治、安全、文化以及经济合作搭建了成熟的制度平台,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成效显著。这种背景下,“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经提出便引起学术界和社会极大反响,区域内的相关地区和城市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纷纷布局。陕西提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和桥头堡,[1]西安提出着力打造“一高地六中心”[2],把西安建成最具发展活力、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2]甘肃提出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拥有西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的兰州市提出要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节点城市和核心枢纽,[3]新疆依托与中亚毗邻的区位优势提出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能源枢纽,乌鲁木齐提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引领者作用。西安、兰州和乌鲁木齐在规划中均提出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商贸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笔者认为,为了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区域内成员要避免陷入“要政策、争项目”的传统思维模式,避免无序竞争带来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要充分认识到,“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区域各成员谋划发展战略必须建立在准确把握其内涵的基础上。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是什么?是否是简单的经济区划和区域开发模式?它与一般的经济区域有什么区别,特殊背景是什么?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二、相关研究综述
学术界尚未就作为专门术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研究成果,但是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研究的视角可大体分为三条线索。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雏形
朱显平,邹向阳在国内最早提出了“中国—中亚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的概念,并基于“交通经济带”“成长三角”和“增长极”的概念界定其内涵,认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展开空间是交通通道,依托是交通基础设施和中心城市,动力是贸易和要素自由流动,手段是区域一体化,目的是经济增长。[4]刘育红从实证角度研究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关系,并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范围界定为陇海—兰新铁路沿线地区。[5]
(二)向西开放战略背景下的相关议题研究
陈铁军提出西部地区应利用丝绸之路和亚欧大陆桥等交通优势实施向西开放战略。[6]王习农提出以新疆为桥头堡、以中国—哈萨克斯坦自由贸易区建设为突破口,建设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构想。[7]熊艾伦,蒲勇健构建了向西开放的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了西部省份向西开放的类型,并提出相应的战略实施重点。[8]肖昭升基于我国向西开放的背景,提出以克(拉玛依)塔(城)综合运输通道为基础,完善“新亚欧大陆桥”,建设向西开放新国际通道。[9]王睿,陈德敏将以第二亚欧大陆桥为主轴的西北大通道建设确定为向西开放的战略重点。[10]刘世庆,许英明认为新疆即将成为中国油库,也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桥梁,应该成为向西开放的桥头堡,需要开发第二亚欧大陆桥的运力,开拓周边国家和区域市场。[11]
(三)关于相关概念的阐述
与“经济带”概念相近的代表性表述有:张国伍在国内首先界定了“交通经济带”:一种具有特定的资源、产业和技术结构,以交通干线为主导,由沿线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区域所构成的带状区域经济系统。何栋材从区域空间结构的视角指出经济带实质是核心—外围模式的—种特殊形式,其核心[12]是由通过交通基础设施串联的城市组成的产业轴,外围则是由同心圆式的圈层结构异化成与核心产业轴对称排列的条带状结构。[13]与经济空间不同,经济带强调地理空间中地域的连续性。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的已有研究的共同特点是:研究的背景要么是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合作,要么是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研究的主题聚焦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贸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空间范围要么局限于亚欧大陆桥的中国段(陇海—兰新铁路)区域,要么是局限于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等沿边地区。鉴于此,本文期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一是系统、准确地阐释“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新概念的内涵,从战略层面界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空间范围,空间范围不应该只包括中国境内的陇海—兰新铁路沿线区域,这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二是拓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视角和框架,不仅仅是从中国能源安全的角度去思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现实意义;三是从理论角度阐释丝绸之路经济带存在的合理性,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基础。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界定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空间范围的界定
广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范围在空间上基本与古“丝绸之路”重叠,是指沟通西太平洋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广大区域,根据现有欧亚铁路经过地区,由东到西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包含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俄罗斯里海沿岸地区、土耳其、乌克兰、波兰等,其中土耳其作为地中海沿岸的端点,波兰作为波罗的海的端点,二者均能直通大西洋。
狭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空间范围仅限于中国与中亚五国的部分地域,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次是国家层面,主要是指中国与中亚五国;第二层次是地域层面,主要是沿着现有交通干线(第二亚欧大陆桥)分布的地区,包含中国的江苏、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省、塔吉克斯坦北部地区、土库曼斯坦西南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地区、吉尔吉斯斯坦中部地区;第三层次是地形单元:经济带的覆盖范围与一些特定的地理单元重合,从东向西依次为华北平原、关中平原及渭河谷地、祁连山北麓及河西走廊、吐鲁番盆地、天山南麓及塔里木盆地北缘、哈萨克丘陵南部边缘、图兰低地东南部边缘、里海沿岸地区,这是一个近似“W”的弧形地带;第四层次是城市层面,沿着中国陇海—兰新铁路分布的大中城市和中亚地区与中国连通的主要城市,包含连云港、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三门峡、渭南、西安、咸阳、宝鸡、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哈密、乌鲁木齐、库尔勒、喀什、伊犁、阿拉山口、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塔什干、杜尚别、马雷、阿什哈巴德等。鉴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现状和相关研究进展,本文主要从狭义的空间范围开展研究。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本质是一种特定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本内涵:
1.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的根本动力是产业和人口的“点—轴”集聚。经济区域发展的支柱是产业,产业的集聚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人口的集聚一方面为产业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市场,另一方面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市场,要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区域,产业和人口缺一不可。如果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比作巨型列车,那么其车轮就是沿线的各个城市经济体,因为城市恰好是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空间,城市的本质就是集聚经济,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各区域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城市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城市是经济带各种要素交流的枢纽和节点,城市集聚了本区域最优质的资源,是本区域对外交流的窗口;另一方面,城市是打造经济区域的支点,成功的城市是成功的区域的先决条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抓手是沿线的城市之间的合作。
2.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本框架是交通干线和自由流动的要素。第一,交通干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动脉,完备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先决条件,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民航、管道四种形式。面对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流畅的物流通道是首要挑战,也是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步骤。第二,自由流动的要素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血液,包括货物、技术、劳动力、资金、信息、文化等,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首先要确立统一的制度框架,建立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
3.丝绸之路经济带存在的根基是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共同利益,二者将构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主体,脱离了这两个主体的任何经济带都不能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第一,中亚地区是“丝绸之路”概念赖以存在的空间基础。作为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亚地区对任何大国来讲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别于其他各种版本的经济带的空间标志,脱离中亚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失去本身的意义。第二,中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从而也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核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牵引,没有中国巨大的市场和良好发展势头,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成为无水之井。总体上看,中亚地区深居内陆,各个国家都将寻找出海口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同时中亚地区具有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经济发展急需资金;中国具有面向太平洋的区位优势,快速的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的能源,这一方面给中亚地区提供货物的出海通道,另一方为中亚地区的能源提供繁荣的需求市场,双方有合作的现实基础,而且前景是互利共赢的。
4.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现实基础是地缘政治和能源合作。经济的发展总是跟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与中亚五国中的四国领土接壤,双方有地缘上的依赖,双方在反恐、地区局势等方面有着共同关切,上海合作组织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做了政治铺垫。中国与中亚地区广泛而深入的能源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以能源合作为纽带推动双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能源合作将是双方全面的经济合作的先导。
5.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与一般的经济区域不同,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跨国经济区域,属于国际经济范畴,也不仅仅是一种国际经济活动的空间,其高级发展形态应该是旨在促进成员国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建立区域内统一市场、统一经济政策步调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这个目标,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从实体的空间结构上升为虚拟的制度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定义为:秉承古“丝绸之路”文化,由中国倡导、为实现欧亚大陆腹地复兴、在中国与中亚的政治和能源合作的基础上,通过交通便利联通和要素自由流动,促进人口和产业沿着“点—轴”集聚形成的带状空间经济结构和一体化经济组织。
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论基础
(一)区位理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布局和人口集聚
1.经典区位理论的演化及主要观点。在众多区位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以及中心地理论。由德国学者杜能(V.Thünen)和韦伯(A.Weber)开创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建立在各种严苛的假设基础上,却至今仍然是区域经济研究的基本范式,对当今区域经济发展仍具有深刻启发。杜能在《孤立国》中认为形成“杜能环”的决定性力量是农民对于地租和运费的权衡而寻求最大收益,[14]他构建了一个没有考虑规模收益递增的“单一中心城市模型”,阿隆索(Alonso)用CBD和居住地分别替换了杜能模型中的城市和外围,构建了一个现代城市经济模型。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基于最小成本角度认为工业企业的最优区位受到运输、劳动力及集聚等三个区位因子的影响,最初由运输成本确定的工业区位模式会因为劳动力费用发生第一次变形:当增加的运费小于节省的劳动力成本时,厂商会偏离运费最低点,而偏向劳动费用最低点;而集聚因素产生的集聚经济效益会使由运费和工资确定的工业区位模式发生第二次变形[15]。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假定地域的同质性和交通体系的方向均质性,认为任何区域应该有其核心,也就是向周围地区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城镇,这个城镇位于其服务区域的中央,不同规模和等级的中心地排列遵循如下规律:第一,等级越高,城镇数量越少、规模越大;第二,中心地等级越高,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种类越全;第三,等级越低,相邻的同一等级中心地距离越短;第四,不同等级中心地的市场区分布模式遵循市场最优、交通最优或行政最优原则。[16]廖什(A. Losch)提出了在交通干线影响下的中心地模式(也称廖什景观):市场区沿着交通干线延伸,干线两侧是工业、商业和人口的集中区,两条干线之间则会形成贫穷区。因此交通线路的布局应该因地而异,在富裕的市场区内交通网络稠密,在贫穷地区密度较低[17]。艾萨德(Walter Tsard)进一步修正了中心地模式:考虑人口的非均匀分布,人口密度对中心地市场区的大小产生重要影响,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单位土地面积产生的需求量高,因而市场区范围较小,一定范围内的中心地数量越多。[18]
2.区位理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借鉴意义。第一,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表明合理的产业布局和人口集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关键作用。农业区位理论不仅是分析农业生产布局的工具,也是分析土地利用模式的基本模式,受特殊自然环境限制,丝绸之路经济带可利用的土地资源稀缺,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土地的高效集约利用,提高单位投入的效率;工业区位理论揭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种特殊的经济区域天然地要求人口和产业沿着交通干线集聚,因而在节约运输成本和劳动费用、发挥集聚经济效益方面具有优势,从而实现区域内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不断吸引产业和人口向丝绸之路经济带集聚,强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存在的根基。第二,中心地理论表明合理的城市等级体系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内在要求。“等级越高城镇数量越少”的原理启示我们只有少数城市能担当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城市的功能,并不是所有城市具备成为经济带核心的条件,相当数量的城市必定成为为数不多的核心城市的腹地,各城市必须以城市群或城市区域的空间形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分工。即使处于同一级别的城市在承担的功能上也应该有所区别,按照不同的功能组织以核心城市为轴心的城市体系,如政治中心应该按照行政最优原则布局市场区,经济中心应该按照市场最优的原则布局市场区,而交通枢纽应该按照交通最优原则布局城市体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地理环境多样,人口分布不均匀,进一步表明经济带城市群的分布是不均匀的。
(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空间组织与开发
1.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主要观点。不同的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形态存在差异,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各种社会经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空间位置关系,以及这些客体的空间组织形式和集聚规模,[19]它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区域空间结构由点、线、面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点是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如城镇、工矿点、风景区、湖泊等;线由点组成,并且有起点、终点和方向,如交通运输线路;面是点和线存在的空间基础,具有明确的空间范围,如经济区等。基本要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区域空间结构。具体的代表性区域空间结构理论有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和点—轴理论。
增长极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于2025年首次提出,此时的增长极概念与区域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只是纯粹的经济概念,与有形的地理经济空间不同,佩鲁将经济空间划分为规划的空间、作为力场的空间和同质类聚空间,空间由产生离心力和向心力的中心构成,经济空间存在若干中心、力场或极,增长极就是位于这个力场中具有支配效应的推进性单元,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部门,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区域的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20]。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实质是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还不是关于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的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dal)提出“累积因果循环理论”,“市场力的作用在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别的认识。”[21]一个地区的发展速度一旦超过了平均发展速度,就会获得累积的相对发展缓慢地区的优势,进一步遏制落后地区的发展,落后地区就会积累越来越多的不利因素,累积因果循环运动产生正负效应: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指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发展的阻碍作用,生产要素向增长极不断回流,拉大两地发展差距,后者是指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推进作用,生产要素在一定阶段从增长极向周围地区扩散,从而缩小两地发展差距,与缪尔达尔类似,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H. O. Hirschman)提出增长极对腹地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不同的是赫希曼认为长期涓滴效应最终会超过极化效应占据主导,足以缩小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因为累积性的集中不会无限进行,增长极最终会产生集聚不经济,分散的力量将带动周围地区发展。2025年,另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R.Boudeville)将佩鲁的增长极概念转换到地理空间,认为增长极是具有推动性的主导产业和创新行业及其关联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而形成的增长中心。[22]
美国区域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 R. Friedmann)于2025年提出关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的核心—边缘理论,将区域经济系统划分为由发展条件优越的核心部分和发展条件较差的外围部分构成的二元空间结构,区际不平衡具有长期演变趋势,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分为四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的离散空间结构;工业化初期阶段的聚集型空间结构;工业化成熟阶段的扩散型空间结构;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的均衡型空间结构。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陆大道院士提出点—轴渐进式扩散理论: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聚集,并通过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形成“轴”,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的空间结构体系。“点—轴系统”是区域发展的最佳空间结构,在最初的工矿点和城镇之间形成的交通线随着经济发展扩展成为线状基础设施束,基础设施束进一步发展成为具备集聚与扩散功能的“发展轴”,基础设施束最终演变为密集产业带,带动区域经济发展。[23]
2.空间结构理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借鉴意义。第一,空间结构理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丝绸之路经济带正是空间结构理论的具体应用,其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由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中心城市和能源矿产区代表的“点”,由铁路、公路、管道、河流等代表的“线”,由中原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河西走廊经济地带等代表的“面”,共同构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空间结构,它不是由点—面构成的城市区域,也不是线—线组合的交通网络,更不是面—面组合的经济开发区,而是一个一体化的经济空间结构体系。第二,与周围地区相比,丝绸之路经济带本身容纳了众多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成为一个巨大的增长极集合体。增长极理论强调一种非均衡的区域增长模式,核心—边缘理论揭示了工业化与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演变过程。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整体上处于核心位置,在发展的初期能够不断使周围各种经济要素向该经济区域集聚,促使经济带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不断累积发展的有利因素,实现快速发展,进而成为中国西部地区乃至亚欧大陆腹地隆起的发展区域。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内部,并非所有地区能同时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核心城市和产业集聚区能够实现超期发展,同时也存在产生成片贫困地区的可能性。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内部工业化水平不平衡,处于工业化不同阶段的地区经济空间结构也将存在差异。第三,空间结构理论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增长和空间开发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首先,丝绸之路经济带整体经济社会不发达,资本有限,需要选择战略部门进行投资,创造发展机会,选择具有产业关联效应的主导产业,在经济带内部培育若干经济增长极,通过充分利用扩散效应,带动经济带内其他地区发展。其次,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具有诸多的增长极,且增长极之间有现实的交通线联系,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借鉴“点—轴”开发模式,努力促使交通干线发展成为具有强大集聚和扩散效应的发展轴,最终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
(三)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关系的建立
1.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的基本观点。人类活动所需的资源在空间的不均匀分布,使得特定资源稀缺的地区的人们要通过放弃时间来获得资源的空间权利,需要通过交通工具和通信系统的辅助节约时间,需要城市提供交易场所以缩小交易范围,于是以城市和区域为主体的空间单元需要发生资源、劳动力、资金和信息等要素的交换和联系,也就是空间相互作用。空间相互关系的概念是由地理学家E.L.Ullman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的,认为互补性(complementarities)、通达性(transferability)和介入机会(intervening opportunity)是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化的基础[24]。互补性的实质是区域之间在产品、要素等方面的供求关系的实际存在,它体现了区域之间建立经济联系的必要性;可达性不仅受空间距离、运输成本和传输客体的可运输性影响,也受区域之间在政治、文化、政策和社会等方面的障碍,以及交通联系的影响,它决定了区域之间建立经济联系的可行性;介入机会是指两个区域之间的联系程度受到来自其他区域的干扰程度,在一个区域与多个区域之间发生联系的条件下,介入机会直接决定了最终建立互动关系的区域。最具代表性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是距离衰减法则和引力模型。被托布勒(Tobler)称为“地理学的第一法则”的距离衰减法则表明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将随距离的增加而降低。引力模型是借鉴牛顿的万有引力解释人类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考虑了由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代表的规模因素和由空间距离、时间距离与心理距离代表的距离因素共同对区域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Tinbergen最早用引力模型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结论认为:两国的贸易规模与两国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后来的学者在引力模型中加入了人口和制度因素,丰富和完善了引力模型。作为引力模型的最早应用,赖利定律认为:两城市从一个分界点邻近地区的一个中间城镇所吸引的贸易额大致与两城市的人口成正比,与其到中间城镇距离平方成反比。
2.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借鉴意义。第一,空间相互作用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和发展的驱动力。空间相互作用表明在空间中任何区域孤立存在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建成联系紧密、互通有无、空间广阔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必然要求。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区域,各成员国在商品、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存在供求关系,从而有必要在各成员国之间建立经济联系,这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题中之意。交通联系、文化交流、政治互信和政策协调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基础,也可以提高区域内的可达性,从而加强经济带的空间相互作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有关资源、要素和发展机会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一方面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同时也可能带来不利于经济带形成和发展的隐患,因此需要强化各成员国之间的互补性,促进良性竞争,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健康发展。第二,距离衰减法则和引力模型表明各节点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空间距离共同决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且距离较近的节点之间会形成较强的经济关系,因此各成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带的发展水平也越高。另外,根据赖利定律,各中心节点的市场区存在边界,而且边界是可测度的,进而可以确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射范围和应该包含的城市经济体。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统一市场的建立
1.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演进及代表性观点。荷兰经济学家Jan Tinbergen最先阐释了经济一体化:消除阻碍经济最有效运动的有关人为因素,以相互协作与统一的方式,构建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是通过生产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降低区域内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最终建立起统一市场,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在实践中,欧盟成为真正意义上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名词,也成为众多相关理论的模型。按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依次分为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关税同盟(Custom Union)、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经济同盟(Economic Union)以及完全一体化(Complete Economic Union)。自由贸易区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主权之间通过降低或消除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实现贸易自由化。其显著特征是区域内各成员仍然保留独立的关税体制,区域对外实行贸易差别待遇。而关税同盟要求成员之间完全消除贸易壁垒,对外实行共同的关税政策,有效阻止了非成员国利用低关税出口或进口商品,这是关税同盟较自由贸易区进步之处。共同市场的成员国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相似性,不仅实现贸易自由化,建立一体化的产品市场,也要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一体化的要素市场。共同市场的基础上,区域有可能向着更高水平的经济同盟发展,要求成员国之间达成经济政策协议,实施统一的经济步调,实行统一的货币、财政、金融等所有经济政策。在经济同盟基础上,发展成为完全的经济一体化,要求设立一个超主权国家的中央权力机构,统一管理和协调各成员国的经济、社会政策。[25](https://www.daowen.com)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现有的研究在理论上将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经济效应分为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其中静态效应包括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而动态效应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和投资效应。[26]
美国经济学家Jacob Viner(1950)开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静态分析框架,由其系统整理和总结的关税同盟理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Viner从生产的角度解释了关税同盟对成员国的影响,认为关税同盟的收益最终取决于贸易转移效应(Trade Diversion)和贸易创造效应(Trade Creation)二者的大小,前者是指一旦加入关税同盟意味着以前从区域外非成员国进口的低成本产品,而现在要转为从区域内高成本生产国进口,从世界范围看,低成本的生产将要放弃,高成本的生产将扩大,因此降低了成员国福利;后者是指一些成员国内部较高成本的产品被另一成员国低成本的产品替代,创造了过去不发生的新的贸易,实质上是特定产品的生产从高成本成员向低成本成员的转移,总体上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可以增加成员国福利。而通常,转移效应大于创造效应,因此关税同盟会降低世界的福利水平,Viner的理论奠定了关税同盟理论的坚实基础。后经Meade补充共同形成了Viner-Meade静态分析框架。[27]社会福利效应(Social Welfare Effect)是指建立关税同盟对成员国的福利产生的影响。Carsten Kowalczyk认为,考虑产品之间的互补性时,贸易自由化可以提高成员国对区域外的进口需求,而当关税下降幅度足够弥补当前进口国和原进口国的价格差时,贸易转移效应不一定降低福利。[28]当加入关税同盟后价格下降的幅度足够大可以获得福利增加,贸易壁垒的消除会降低成员国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由本地市场效应引起的生产转移,区域内可购买的产品数量和种类增多,从而使价格指数下降,在名义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实际收入增加,也可以实现福利的增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效果是指通过市场扩大而实现规模经济,通过促进竞争实现生产效率提高,通过增加投资实现技术进步,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的加速。具体而言,首先,通过关税同盟建立稳定的统一市场可以直接扩充市场容量,成员国生产者可以实现专业化生产,由此组织大规模的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最终使企业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其次,以Jan Tinbergen、T.Scitovsky和J.F.Deniau为代表的大市场理论认为关税同盟的建立克服了封闭条件下互相分割的小市场与保守企业高垄断利润的恶性循环。各成员国市场相互开放,各国企业都可能面临着来自其他成员国类似企业的竞争,在竞争压力下,技术进步得以加快。最后,市场容量的扩大会使得区域内企业迫于生存压力增加投资,同时区域外企业为了绕开关税壁垒,会直接到关税同盟内开设工厂。
与自由贸易区理论和关税同盟理论的假定不同,共同市场理论的前提是要素在成员国之内自由流动,该理论探讨消除要素自由流动障碍后对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旨在消除贸易保护主义,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共同市场意味着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可以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跨区域流动,这种流动使得资本价格最终实现动态均等。
2.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借鉴意义。第一,建立统一市场,实现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事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终成效。丝绸之路经济带成员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同时具备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地理位置的接近性,并以丝绸之路为文化纽带,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利益共同体,因此具备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条件。丝绸之路经济带本质上要求建立有利于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消除贸易保护主义,实现交易成本的降低和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增加成员国的福利水平。第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定位不是简单的区域开发,也不是条块分割、各自为阵的区域经济增长,而应该是建立一个旨在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框架,需要区域内各成员之间的互动。实施由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到共同市场、最终建立经济同盟的渐进式的经济一体化行动方案。着眼于一体化框架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再是在区域内布局若干重点项目、规划若干经济区、建成几条交通通道的传统模式,而是要构建一个制度框架,制定共同的行动纲领和合作准则,形成统一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等,如成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委员会(Cooperation Committee of Silk-Road Economic Belt,简称CCSEB)统一协调丝绸之路经济带各成员国的利益,成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Silk-Road Economic Belt,简称DBSEB)负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融资,以备在未来过渡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央银行”。
(五)贸易理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分工的确定
1.贸易理论的演进及主要观点。18世纪中叶,在批判重商主义的背景下产生了古典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先后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兴贸易理论四个阶段。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绝对成本学说认为由自然禀赋差异和先天生产条件差异决定的商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是引起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这样每个国家会专业化生产觉得有绝对优势的产品,交换具有绝对劣势的产品,最终实现资源最有效利用,获取了区域贸易利益。而现实中,即使在所有产品生产中均处于劣势的国家也在参与贸易,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引起国际贸易的另一原因:生产效率存在相对差异,各国都专业化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用该商品交换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比较优势理论尽管不能用来解释当今世界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的现象,但是该理论为自由贸易提供了有力证据,至今对后起国家的发展战略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两种理论没有解释产生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原因,赫克希尔(Heckscher)和俄林(Ohlin)建立了要素禀赋理论(H -O理论)认为要素禀赋差异和商品生产的要素密集度差异是产生比较优势的根本原因,因此各国应该专门化生产并出口本国相对丰裕的要素密集型产品,进口本国相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保罗·萨缪尔森(Palua A.Samuelson)用数学演绎了H -O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会使不同国家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均等化。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均假定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要素不具有国际流动性。而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认为要素禀赋差异决定着产业间贸易,而规模经济决定着产业内贸易,于是经济学者借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的工具,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外部性等概念和思想构建了以新生产要素理论、动态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产业内贸易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产业内贸易解释了要素禀赋相似、经济发展处于同一水平的国家之间发生贸易的原因,产业内贸易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规模经济,为研究产业内贸易,日本的小岛清教授提出了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要实现专业化分工并相互占领对方市场,就需要双方达成有关提供市场的协议。当要素禀赋优势发生变化,需要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贸易模式,于是产生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阐释了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在各产业之间的互相演替和转换的规律,代表性的是日本经济学家提出的雁形产业发展形态学说: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要发展成为世界性生产性基地需要经过进口替代、国内规模化生产和大规模出口三个依次演进的阶段,实质是落后国家引进先进国家技术实现经济赶超的理论。
2.贸易理论的借鉴意义。第一,在经济一体化目标实现之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各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仍然属于国际贸易的范畴,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将逐渐变成区域内贸易。无论是国际贸易范畴还是区域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都具有指导作用,成员国在特定时点上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因而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实行基于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生产,通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获得比较利益,可以提高资源在经济带内的配置效率,增加经济带的整体福利水平。第二,由产业内贸易理论可见,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结构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各成员国,特别是中亚地区部分国家之间可以在同一产业内(如能源化工)进行专业分工,实现规模经济,并通过贸易实现福利增加。第三,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分工格局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一方面产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生产要素的密集度不同,另一方面要素禀赋优势发生变化,各地区特定产业的比较优势会改变,因而需要更新产业结构,最终调整贸易结构。地区差异是地域分工的物质基础,比较利益是地域分工的经济动力,区际要素的空间转移是地域分工的必要条件,丝绸之路经济带各成员国应该清楚认识各自所处的位置,明确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和产业生命周期所处的位置,把握产业在区域间的梯度转移规律,实施产业储备战略,形成合理的地域分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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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2卷第1期)
【注释】
[1]作者简介:卫玲(1970—),女,陕西西安人,博士,编审,博士生导师,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2]“一高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开放高地。“六中心”分别为金融商贸物流中心、机械制造业中心、能源储运交易中心、文化旅游中心、科技研发中心、高端人才培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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