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分配公平以及结构优化等内容，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减贫效率研究也应该包含更为广泛的内容。但就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目前主要研究的领域仍然集中在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方面。

（一）国外研究简述

国外学者就经济增长与贫困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其研究的结论极具争议性，大体来说可以将其区分为两种基本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的，能够有效地减少贫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对穷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果经济增长是不公平的，则有可能恶化相对贫困甚至是恶化绝对贫困。

在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的观点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能够通过“涓滴”效应使得贫困者受益：经济增长提升了国民经济活动水平，为穷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贫困者能获取更多收入而改变其贫困状态；经济增长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从而使政府有更多的财政资金对穷人进行扶贫，增加穷人的转移性收入，提升贫困者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减少贫困。持有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观点的学者通常通过跨国实证分析考察贫困水平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用以论证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推动作用。

Bhalla（2001）研究了增长与贫困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是贫困减少的决定因素，如果要实现有效减贫，就必须为社会经济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9]。Ravallion和Chen（1997）在区分不同区域观测值的基础上，研究了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与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其结果表明，其观测值通常位于贫困增加、人均收入减少的区间或贫困减少、人均收入增加的区间，这就意味着人均收入增加与贫困减少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10]。

其反对者认为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会受到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持有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这一观点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对分配不平等产生的影响不会太大，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不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发生太大的变化。Deininger和Squire（1996）[13]的研究论证了这一观点，其实证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1985—1995年间增长了26%，但全球的基尼系数则仅仅增长了0.28%。[11]持有该类观点的学者还对其反对者所引证的库兹涅茨假定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否认增长能有效减贫的观点，过分拘泥于库兹涅茨理论假设，实际上这一理论假设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在他们看来，库兹涅茨对该理论的论证主要是运用了同一时点上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数据，以此来替代同一国家不同时点上的数据。他们认为这种替代是不合理的，该理论的论证应该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来反映分配不平等程度怎样随时间迁移而发生变化，从而显示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在不同阶段的变化。Schultz（1998）的实证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从而也不一定会对贫困减少产生冲击。[12]

持有该类观点的学者通常以跨国实证来论证经济增长与贫困之间的相互关系。Ahluwalia等（1979）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是相伴而行的，而一些经济负增长的国家，其贫困状况存在明显加剧的现象。他们发现，在几乎所有国家，增长减少贫困[13]。Roemer和Gugerty（1997）认为，一国GDP增长率的提升按一比一的比例提升40%的那部分穷人的平均收入增长；而对最穷的20%的低收入者则按0.921的弹性系数增长[2]。Dollar和Kraay（2002）的研究也表明，最穷人口的收入水平增长与总人口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存在同行变化的趋势，因而经济增长是贫困减少最重要的决定因素[3]。Alberto（2014）以墨西哥为例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墨西哥在2000—2006年间较低的分配不平等程度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其重要的减贫关键，而2006年之后人均收入下降和持续的高分配不平等程度则使其贫困程度上升到2002前的水平[14]。Augustin（2017）运用全球转型国家数据对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其结果表明，尽管不同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但经济增长始终是推动贫困减少的主要力量[15]。Goedele和Miet（2017）以塞内加尔河三角洲的2006年和2013年两轮的家庭调查数据和聚类分析研究了该地区经济增长与减贫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在2006—2013年期间，平均家庭收入增长4.3%，贫困减少29.5个百分点，分配不平等减少4.2个百分点，该地区的发展明显有利于穷人。[16]

然而，经济增长有利于贫困减少的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经济增长论的反对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有效减少贫困。Chenery等（1974）通过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很少从其高速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经济增长甚至完全没有给穷人带来福利[17]。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有利于穷人的学者试图从库兹涅茨假说中得到支持。该假说认为，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因而收入分配差距往往较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逐步迁居城市，城乡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但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社会财富的增长使得社会整体发展成为关注重点，穷人利益受到重视，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从而收入分配差距相对经济增长来说呈现一个倒U形分布状况。Besley和Burgess（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影响贫困减少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增长的性质也对其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18]。Balisacan（2003）认为，贫困减少不仅受到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而且受到经济增长质量的制约，穷人能够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19](www.daowen.com)

反对经济增长能有效减贫的学者对经济增长论的涓滴效应观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使穷人受益的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很难自发形成，它往往受限于相关条件和外部环境，这些条件和环境包括了制度安排、文化习俗、自然资源以及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其代表性的因素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因素：如果收入分配不平等，作为弱势群体的穷人往往很难按经济增长速度相应的比例增加其收入，从而贫困甚至绝对贫困都减少较少，抑或不减少。再如，如果人口增长速度快，那么即使经济增长速度较高，其减贫效果也将因人口增长而受到影响。如果这些因素负向地冲击贫困者，将会阻塞经济增长产生涓滴效应的渠道，穷人就会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Adelman和Morris（1973）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不会自发产生，其对穷人所带来的利益也是极度有限的，甚至增长的结果反而恶化穷人的状况。[6]

反对经济增长利贫的学者认为，尽管经济增长是贫困减少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它不能阐释贫困减少的全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共同影响了农村贫困的减少程度。Besley和Burges（2003）以及Bourguignon（2001）对亚洲一些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只能解释这些国家贫困减少的部分原因，其贫困减少并非全部来自于经济增长这一源泉[20][21]。Beck、Demirgüç-Kunt和Levine（2004）的研究指出，如果收入分配能够倾向于穷人，则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将更加明显[22]。James和Miguel（2000）运用差别权重法对贫困者收入增长与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显示，贫困者的收入增长与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并非是按同一比例实现的，如果给予贫困者以更小的权重，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23]。Francisco等（2010）运用1985—2004年巴西的数据进行研究，其结果显示：服务部门增长对减贫的贡献要小于农业或工业增长对减贫的贡献，而从总体来说，经济增长对减贫的作用其实是比较小的[24]。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的贫困变动效应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1998年，魏众和B.古斯塔夫森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迅速增长的国民经济有效地减少了农村贫困，但分配不平等的恶化则弱化了经济增长的减贫困效应，两者相互抵消，对农村减贫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口构成的变化[25]。2000年，魏众和B.古斯塔夫森的另一研究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村贫困的因素，认为家庭居住环境、家庭成员务工情况以及家庭抚养人口比例决定了农村贫困状况[26]。2001年，陈少华和王燕对1990—1999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间关系的变化趋势分析表明，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显著地促进了农村贫困减少，但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则阻碍了农村减贫进程，穷人受益于经济增长的程度远远低于富人，人力资本储备的区域差异也阻碍了农村贫困的减少[27]。

其后，林伯强和黄季焜等学者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与贫困的关系。林伯强（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贫困者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受益颇多，从而使得农村贫困得到有效减少，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则弱化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28]。在控制潜在内生变量的基础上，黄季、Rozelle和章奇（2004）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因素，其结果表明，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只有经济增长和分配不平等的回归结果是显著的，而其他因素对贫困没有明显影响[29]。以此为基础，国内学者大量研究经济增长与贫困的关系，掀起了该研究领域的热潮。

在这一热潮中，各种观点不断涌现，研究成果堪称丰硕与显著。胡鞍钢等（2006）运用1978—2004年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减少出现了明显趋缓的格局，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尤其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恶化导致贫困者所分享的改革发展红利减少[30]。万广华和张茵（2006）运用Shaley分解法进行的家计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农村贫困减少主要源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和不平等程度的下降，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收入增长速度放缓与不平等程度快速增长则导致了农村减贫速度的下降[31]。张全红和张建华（2007）运用Son四要素贫困分解法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快速增长和城乡间规模巨大的人口是中国农村贫困减少的主要动力，而分配不平等的减小则降低了农村贫困发生率[32]。他们（2007）还运用Kakwani的方法评价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其结果显示：相对于低阶贫困指数来说，高阶贫困指数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相对于实际收入增长率的减贫困效应波动来说，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波动幅度更大[33]。陈立中和张建华（2007）以弹性概念为基础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分配不平等对贫困的影响，其结果表明：由于收入水平和分配不平等程度初始值不同，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和分配不平等的贫困变动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存在较大的差异[34]。郭熙保和罗知（2008）构造了贫困发生率影响因素的模型，运用省际数据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农村贫困所产生的影响。其实证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有效地降低了农村贫困发生率[35]。朱农和骆许蓓（2008）的实证回归结果显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极大地降低了贫困发生率，这种收入水平的提升主要归因于教育回报率的增长和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但收入不平等的恶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增长所引致的减贫效果[36]。刘穷志（2008）运用GMM估计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增长在总体上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但对贫困农村的作用并不明显，反而加剧了贫困农村的不平等程度；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和不平等效应共同降低了农村减贫的效果，具体表现为经济实力越强，收入越平等，减贫弹性就越大[37]。攸频和田菁（2009）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是贫困减少的重要因素，而不平等程度加剧则弱化了这一结果，但总体上增长的减贫效应要大于不平等对减贫困的弱化效应，从而农村贫困得到有效减少[38]。张平和祁永安（2009）以甘肃14个少数民族国家级贫困县为例，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对贫困发生率及收入水平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扶贫要采用政府直接干预的方法，而不应该将其置于市场机制下强调宏观扶贫效果[39]。贾庆杰等（2010）在贫困指数分解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人均收入增长是导致农村贫困减少的主要原因[40]。闫坤等（2013）运用1981—2005年间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作用是显著的，而城镇地区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效果则不明显，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抵消了经济增长所引起的减贫效果，而且再分配的这种抵消作用明显大于实效分配的抵消作用[41]。杨晶和彭卫彪（2013）对江西省的统计年鉴中居民收入分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就江西而言，收入分配均等程度对农村贫困的影响逐步增加，在此影响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具有较大的差异[42]。倪青山（2015）的研究引入了弹性概念，其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增长的贫困弹性明显下降，而分配不平等的贫困弹性则趋于上升，导致经济增长的部分减贫效果被收入分配不平等所抵消，农村贫困者越来越小地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利益[43]。高元元和郑猛（2017）分析了1995—2014年滇西边境片区产业数据，认为第二、三产业增长的减贫效应显著为正，而且第三产业增长所减少的农村贫困明显高于第二产业[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