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我以自己的耳闻目睹，很快消除了之前对共产党的恐慌心理，并且在政府“恢复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感召下，我的企业从服务性行业转变为制造行业。新中国诞生后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国外打字机根本进不来，所以我们产品的销路很好。

但好景不长，因为解放初期我们这个群体的整体觉悟还是比较低的，缺乏前辈实业救国的理想，有些人不顾全大局，以商人为本位，将追逐利益作为唯一目标，乃至操纵市场、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更可怕的是腐蚀干部，可以说无奇不有，这些情况对亟待恢复的国民经济建设来说是巨大的障碍。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场全国性的“五反”运动开始了。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市工商局局长的许涤新回忆说，上海市在当时是全国加工订货的经济中心，“五反”运动当然要把上海作为主要对象。中央派薄一波到上海来领导这场运动。

运动中的我亲身经历，感受真切。工商联协助政府，帮助工商界人士提高认识，开展一系列工作，可谓功不可没。这些事至今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当时的要求是教育从严、处理从宽。所谓从严，即宣传声势浩大，譬如王康年案的影响很大。王康年的大康药房制作西药时弄虚作假，烂棉花不经过消毒用来做急救包，残害志愿军。王康年被枪毙的新闻在报纸上登出来后，我们看了一点都不会同情他。但是，一般工商界人士对“五反”斗争没有思想准备，加上本身有点问题，压力很大，莫名的恐惧心理十分普遍，甚至发生自杀事件。政府及时阐明政策，记得陈毅市长亲自在天蟾舞台作报告，并拉广播线扩大收听范围。陈毅市长的报告通情达理、语重心长，其中有一句“工商界有勇气自杀，为什么没有勇气交待自己的问题呢”，流传甚远，影响颇深。这句话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我当时坐在台下听，确实被深深震撼了。后来，工商联因势利导，帮助阐明政策，消除大家的顾虑，各行各业、市区组织各种交流和学习，晓以利害，工商界逐步稳定了下来。

我是从一个打字机教员逐步成为女工商业者的。经过教育，我认识到不能只图自己私利，成为国家建设中的绊脚石。虽然我的厂没有偷漏税收，也不行贿，只是存在暴利（“五反”前只订货不包销，价格完全市场化）和偷工减料行为——这是非法行为。我较快地讲清了获利的金额，由于交待清楚，得到厂内外的认同，还在区内工商界现身说法，既说出自己的问题，又间接地帮助了同业，有了立功表现。经过评议，我被认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www.daowen.com)

“五反”运动告一段落时，整个市场不景气，生产基本停顿。工商界人士被揭发、批评后，普遍产生了“灰溜溜”情绪，感到前途无望。一度我也后悔跨出家门求自立，变成了一个资本家，脸上无光。现在想来这是历史条件形成的。工商界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何况建国时的《共同纲领》肯定了五种经济成分共存，只要合法经营，是可以生存和发展的。“灰溜溜”不能解决问题，唯一的方向是爱国守法，争取处理从宽。就我所知，当时的非法收入大部分没有立即退赔。我的打字机厂注册资本是8000元，而交待清算下来有6000元非法收入，如果立即退赔，可能马上得停业。然而政府非但不让退赔，还鼓励我积极经营，厂里还召开了团结大会，劳资双方原来对立的思想统一到共同发展生产上来，我还受到工人同志们的尊重。

当时，工商联配合政府召开各种座谈会。我曾参加胡子婴秘书长召开的会议，会上我反映了产品无人问津的困难情况，其他轻工业同业都有同感。胡子婴循循善诱地讲：“你们生产的是国家需要的产品，不久即会恢复，不可灰心，要以积极态度对待这次运动。”果然，全国性运动告一段落后，各行业陆续恢复生产，供销两旺，出现了人们称之为“难忘的1953年”。那时，正气抬头了，经营作风端正了，卢湾区工商界的抗美援朝行动委员会改组为区工商联筹备会，我被选为常委，同年又加入了民主建国会，成为民建区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