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还未结束，英国的掌管者们已经开始为新时期的科技政策描绘蓝图了。2025年，科学工作者协会便发表了题为《战后科学计划》的备忘录；120名企业家发表“国家工业政策宣言”；人们纷纷呼吁科技政策。2025年7月，英国掌管科技事务的枢密大臣莫里森表示，“政府应该重视科技的强大作用，我们认识到了正是科技使战争得以持续，并取得胜利，我们同样期望科技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2025年12月，工党政府任命巴罗爵士负责组建一个未来科技政策委员会，规划英国战后的科技发展，这个委员会给政府提交的报告（后简称《巴罗报告》）成为战后英国科学政策和科技体制建构的路线图。报告指出：“人们从未如此广泛地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并将未来的进步与幸福的希望寄托到科学家身上。如果我们要维持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恢复和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除了努力推动科技的进步，我们别无选择，否则，我们的贸易将会萎缩，我们的殖民帝国将停滞，我们的生活和自由将受到潜在侵略者的威胁（Barlow，1946）。”在这些重要政策报告的影响下，政府内部形成了对国家科技政策的基本共识：首先政府决定在和平时期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协调公共研究经费与科学研究活动，同时听取科学团体对未来科技发展规划的建议，从而进一步扩张政府支持的研发项目；其次，英国面临着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严重短缺，教育机构应迅速扩大以提高人才的供应；另外英国政府还大力促进科学与工业研究署和研究协会的发展，进一步鼓励技术应用于工业以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在国内的福利国家浪潮和关于科技政策的讨论以及美国科技政策的影响下，战后英国确立了国家和科学的基本关系与政策。此后，经济学家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国家要投资作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的科学，这为科学与政治的联姻找到了更多的合法性。著名学者尼尔森[5]（Richard Nelson）和阿罗[6]（Kenneth Arrow）的文章都提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不能通过市场得到有效供给，因此政府有责任投资于科学以保证知识的积累与进步。(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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