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1年不仅是新世纪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真正意义的全球经济走过了第一个10年。1991年苏联大厦轰然倒下以后，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已认识到，必须积极调整自身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以迎接新兴全球市场的挑战。在1991年8月的一场针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政变失败之后，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不仅宣布了苏联的死亡和解体，也宣告了以自给自足的中央计划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从此以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决策层都开始与横扫全球的市场力量寻求相互妥协。伴随这一崭新趋势而来的是信息通讯技术取得惊人的突破，使成千上万的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就业和消费信息，无数企业也能寻找到更多投资与增长的机会。不过由此也必然带来资本、劳动力以及产品市场上价格和供求关系的波动。已有一些政府正采取措施使其本国免受全球化造成的影响。鉴于中国大陆在实行严格资本管制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马来西亚也维持了自1998年开始采取的资本管制政策。欧盟国家紧缩了它们的难民接收政策，美国也加强了在墨西哥一侧的边境巡逻。在环保和人权等新的借口下，非关税壁垒在工业化国家日益增多。在这个科技进步一日千里、新兴市场不断开拓的时代，没人能预言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将如何顺应新的历史潮流。想必本书读者都还记得，历史上每次全球经济的形成都曾经引发重大的灾难和倒退——无论是古时的天灾、中世纪的瘟疫，还是现代社会的战争。当今的全球市场也未必能幸免于难，不过，若对潜在威胁有充分认识，则可望防患于未然。

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是怎样起步的呢？战后西欧经济在废墟中迅速恢复崛起，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逐渐找到各自的方法，试图仿效欧洲的成功经验。其中，最早开始追随欧洲，同时也最值得一提的国家当属日本。事实上，战后日本经济的繁荣比欧洲更为持久，也更为强劲。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10%，这在世界经济增长史上是独一无二的。1966年至今，日本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相对萧条的七八十年代，其发展速度虽有所下降，但仍高于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直到90年代，日本才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减速，其经济制度也因此备受质疑。日本经济的成功，尽管经常被誉为“奇迹”，但其背后仍有着深厚的根基，这一点与欧洲是相同的。首先，应归功于日本的科技赶超战略。从30年代末开始，日本经济基本上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因此得以用极其低廉的代价引进各种科技创新。当然，这不是日本高速增长的全部理由。不然的话，为什么其他许多国家没有达到同样成就呢？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拥有较高水准的人力资本，这才使其能充分利用高科技带来的发展机会。此外，当原先科技上的差距逐渐得到弥补之后，日本转而成为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尤其在电子工业和机器人等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为此，不仅其人力资本的存量，还包括国内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以及成熟的日本特色的管理模式，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从而使产业研发获得了相当高的回报。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政府一贯奉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在这方面甚至比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的贸易顺差一向是工业化国家中最大的。最后，可能还应该举出日本人的民族特质——他们往往有更强的广义上所指的集体主义倾向，更善于合作，也更适合团队作业。这一点在企业家和政府身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之前，大部分企业历来实行员工的“终身雇佣制”；日本政府推行的政策，则曾使某些西方评论家为其送来“日本国有限公司”（Japan Inc.）的“雅号”。

最初以韩国和中国台湾为首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总产出和对外贸易也均有大幅增长。到1990年，泰国和马来西亚也开始高速增长，甚至还有印度尼西亚，也在调整了原先过于倚重石油出口的经济战略后加入了这一行列。日本成功的若干经验同样适用于它们——较高的储蓄率、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稳定的政局以及政府对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引导。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还具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即富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60年代“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已经成年，大批居民从乡村流动到大城市，并在美、日跨国企业现代化的厂房里工作。同时，城市化和工厂劳动使生育率明显下降，这也使适龄劳动力所占人口比例急剧上升。前文提及的新加坡和香港在国际经济中占有独特地位，尽管1984年⁽²⁾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签署的条约规定中国将于1997年7月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曾在业已西化的香港民众中间引起巨大的不安。总体来讲，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环太平洋地区，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还只是世界经济舞台中无足轻重的角色，却在最后的25年里脱颖而出，俨然已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了。

在拉丁美洲，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对拉美国家来说，似乎很难从“进口替代型”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道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这些国家的贸易收支持续恶化，尤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最为严重。意欲抵补贸易赤字的拉美各国政府，很容易即从多家国际银行获得了所需贷款（欧佩克组织成员国将大量的石油收入存在这些银行）。在80年代初美元持续走强的情况下，拉美国家高得惊人的巨额外债威胁到了整个国际收支体系。进入90年代后，终于出现了一些进展：墨西哥开始效仿智利的做法，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并扩大出口，尤其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口。虽然1995年发生了墨西哥比索危机，其他拉美国家仍继续推进“对外开放”（西班牙语：apertura）政策，向全球市场逐渐开放其国内经济与金融体系。阿根廷建立了货币局制度，使比索与美元实现完全可兑换，从而有效遏制了频繁的通货膨胀。如果这次“美元化”的尝试证明是成功的，其他拉美国家很可能会照此办理，比如厄瓜多尔在1997年年底所做的就是其中一例。

20世纪接近尾声时，虽然全世界的贸易和产出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非洲大陆却依然如同地平线上的一朵乌云。欧洲殖民体系崩溃后诞生了大批新兴国家，但这些非洲国家面对错综复杂的现代经济，普遍缺乏必要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后者更甚）。政治环境也阻碍了经济发展；种族仇视频频引发内战和政变；大多数国家陷入了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之中。90年代初，南非共和国的黑人虽然从长期掌权的英裔和荷兰裔白人手中争得了政治平等，但种族对立和黑人内部的派系之争仍未根绝，所有可能取得的经济成果都面临化为乌有的威胁。对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财产所有权和契约执行制度是发挥其优势不可缺少的条件，但非洲大陆种族和语言的巨大分歧似乎阻碍了建立此类制度的努力。充斥着疾病、内战、种族灭绝和动荡政局的非洲大陆，依然集中了世界上经济最落后、发展最缓慢的那些国家。(www.daowen.com)

亚洲的西南部（也称为中东）是20世纪后半期经济迅速发展的另一个地区，而其原因可简单地概括为两个字：石油。

20世纪初，石油最先在伊朗（当时称波斯），随后在波斯湾沿岸的几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几个较小的酋长国被发现。但直到1950年，该地区的石油产量还不超过全球总产量的15%，而当时美国以占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产量高居第一。1960年，上述国家连同利比亚和委内瑞拉组成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欧佩克”（OPEC），之后又有其他国家加入。至1970年，欧佩克成员国石油产量已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该组织利用垄断优势大幅提高原油价格，在之后的10年中又多次使出这一杀手锏，导致世界油价从1973年的每桶3美元飙升至1980年的每桶30美元，整整上涨了10倍。当时世界经济对石油高度依赖，该举措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一夜之间出现了巨额的国际收支赤字，债务负担变得更为沉重。发达国家则遭遇“滞胀”的窘境——产出和就业停滞不前，同时价格水平却呈通货膨胀式上升。

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1985年。当时，几大工业化国家的中央银行联手行动，促使美元在外汇市场上贬值。到了1986年，石油价格迅速下降，美元持续走低，各个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但是，产出的复苏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与五六十年代明显不同的是，尽管油价下跌，需求却并没有同步上升。即使1990年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发动了对科威特的短暂入侵，也只是引起油价短时小幅上涨。伊拉克军队一被赶出，石油价格就回落了——虽然科威特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恢复到之前的原油产量。由于工业化国家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可替代能源种类的日渐增多，尽管2000年油价也曾突然上涨两倍，但产生的后果远不及70年代那般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