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体制分割。与长三角和珠三角不同，京津冀地区偏向于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政府的行政干预与宏观调控起到了很强的作用。三地行政体制分割，各有属于自己的一套管理模式。北京是政治中心，天津是直辖市，河北是省级单位，在三地的博弈上，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在开展具体合作时，各地想的更多的是各自的利益，而非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协同发展，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虽然就此问题，在中央层面成立了由常务副总理牵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来实施顶层设计，制定规划，统一推动各项工作。但在区域层面仍缺乏实体运作的机构，缺乏强有力的推动机制。

民营经济不活跃。京津冀城市群民营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其中国有资本占绝对优势，私企规模小、数量少。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的私企占全国私企的百分比分别为4.27%、2.25%和3.18%，合计不足10%。国有企业受各地国资委限制和约束，在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面前，无法实现快速有效的跨区域合作，制约了协同发展。同时，三地民营经济最大的特点是生产经营大部分均依附于国有企业的业务，也同样受制与体制困境。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总量比较大，但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远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9]。

发展定位仍有雷同。京津冀三地在钢铁、石化、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等产业上同构性、同质化发展较为严重。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功能基本都是大而全，拥有各自独立的产业体系，产业发展定位雷同，产业链条重叠。滨海新区作为投资与服务贸易便利化的综合改革创新区，目前在产业结构上尚未形成高度，石油化工等产业与河北沿海的唐山、沧州等地的石油化工产业还没有显著的区别。滨海新区加快建设于家堡CBD，极力发展金融服务、总部经济等，与北京主要发展的行业门类业存在较为明显的重合，因此在吸引高端人才、关键技术和核心企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天津港也与周边河北的港口群在散杂货上有重叠。

服务业发展滞后。滨海新区前期产业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不可避免的出现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2013年，新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仅为32.5%，比全国低15个百分点左右，且发展速度（16.8%）仍低于二产发展速度（17.8%）。这与滨海新区科技人才与机构等资源集聚程度低、创新能力不足有很大关系，与中关村和浦东相比，滨海新区在科技人才、研发机构、总部经济方面处于明显劣势。2017年，滨海新区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0.1:59.4:40.5，第二产业占比高，服务业所占比重偏低。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产前、产后的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此外，滨海新区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短板的深层次原因还有传统制造业的路径依赖，天津工业基础雄厚，发展制造业的条件优于服务业，制造业发展的速度与规模远超服务业；新区交通瓶颈制约服务业发展，区域内上下班时间道路拥堵较严重，到市内某些区域缺少直达地铁或公交线路，通勤时间过长，于家堡高铁站到北京的班次较少；新区宽带容量不够大，信息流通不顺畅；全球经济下行和外需收缩，制约了天津和港口腹地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规模偏小，速度放缓；北京服务业强势辐射与空间垄断挤压了天津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信息、科技服务业的上升空间。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长期以来，滨海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过度依赖于高投入的大项目，随着规模增大后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加之国际经济不景气、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趋缓导致投资增速减缓，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渐弱，单纯依靠增加投资挽救经济下滑的可行性越来越小。在创新驱动方面，滨海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水平与增速远低于同级别的新区，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一是科技风险投资机制还不完善，主要是孵化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退出通道还不顺畅；二是孵化高科技企业需要的土地、人才、信息等要素集合与供给的机制还不够灵活；三是滨海新区尚未建立区域性科技成果交易市场，尚未开通孵化种子的固定来源；四是滨海新区尚未建立孵化成功企业对孵化器利益补偿机制，不利于各类科技园区发展壮大，不利于滨海新区由制造新区变为创造新区[27]。

交通网络衔接不畅。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畅通无阻的交通网络，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滨海新区交通网络不畅的矛盾较为突出。首先，滨海新区公共交通网络体系有待健全，如滨海新区的中新生态城在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公共交通却未能及时跟进，导致人流、物流无法聚集，区域活力难以显现。其次，滨海新区铁路枢纽路网布局有待调整，“北重南轻（北，即海河以北，重，即运能与运量）”是不争的事实。再次，滨海新区公路网络结构也有待完善，“北密南疏且南北走向大通道不足”的路网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滨海新区的发展。(www.daowen.com)

生态环境风险加大。京津冀生态环境的治理需要三地配合，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共建优质生态环境。而滨海新区第二产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特征较为明显，2013年滨海新区第二产业占比为67.4%，超过2/3，且在第二产业中石油、化工、冶金等高污染、高能耗的国有经济主导型产业所占比重较大，使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受到一定影响。目前滨海新区碱渣、粉煤灰等弃物污染逐年加剧，空气污染严重，水资源污染也较为严重。根据《2013年天津市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永定新河、蓟运河、潮白新河等三条主要入海河流的水质均为劣五类。随着南港工业区的石油化工、海洋化工和精细化工等重化工业项目陆续开工建设，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均呈上升趋势，环境风险压力加大。

社会治理和新区形象存在短板。一是滨海新区社会治理不足。尽管滨海新区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民生，通过开展“雪亮工程”，打造社会管理综合平台等一系列措施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改善民生。但由于滨海新区成立时间较短，仅仅成立十多年，不可避免地在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领域存在一些问题，如养老机构、医疗资源、文化资源、教育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均与市内五区存在一定的差距，社会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跟不上。此外，新区职住平衡度偏低，人口密度相比都市核心区有较大差距，每天与市区通勤人口有将近35万人，宜居生活圈建设滞后，社会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不利于新区实现产城融合。二是滨海新区城市形象不突出。滨海新区的前身是经济园区，工业园区发展的思路根深蒂固，加之新区对外宣传力度不够，以及“大爆炸”等负面消息的影响，雄安新区设立又抢占了滨海新区的风头，外界对滨海新区的认识可能仅仅停留在开发区层面，或是港口型制造业城市层面，而非一个特大型城市，对新区缺乏系统性的认识，这种片面性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滨海新区对产业和人才的吸引力，尤其是对高端产业与青年一代的吸引力。

政策红利遭分流。首先，雄安新区成为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第三个具有全国意义的国家级新区，短期内，对滨海新区来说主要是分流作用。天津滨海新区所具有的外部发展环境优势与政策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雄安新区抢占。在雄安新区设立前，无论是从政策红利还是从经济实力上来看，滨海新区在众多京津冀地区非首都功能承载地中最具有竞争优势。但雄安新区的设立，让滨海新区所享有的国家级新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改革创新引领示范等特权被雄安新区分享。此外，雄安新区无论是从功能定位还是重要程度上来看都将超过滨海新区。雄安新区的近期功能定位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这无疑会抢占滨海新区的外部性资源，成为最具有市场吸引力的地区。其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发生改变，十九大以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更加注重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推动中部崛起，虽然继续推行东部地区优先发展，但是沿海地区相对于内陆地区已不具备改革开放初期所享有的政策绝对优势。

尚没有足够的定位和发挥作用的空间。在承接非首都功能转移上，滨海新区虽然具有区位优势、自贸区优势、港口优势、制造业基础雄厚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滨海新区并未将这些优势与红利充分释放出来，诸多的优势让滨海新区的发展有些贪大求全，反倒削弱了滨海新区在发展中的特色性。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滨海新区没有明确的功能定位，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明确是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通州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滨海新区在承接非首都功能转移中只是被定位为“4+N”功能承载平台和四大战略合作功能区之一，这使得滨海新区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的作用无法与雄安新区和通州相提并论，在产业承接中缺少了政策优势，处于与河北、雄安新区、甚至天津市其他区县争夺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的尴尬地位。此外，由于长期受北京强大的虹吸作用，滨海新区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人才凝聚都处于劣势，服务业发展不景气、人气不足等弊端深深困扰着滨海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