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速轨道。真正的技术民主、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和高灵敏的统一协调机制，在文盲率很高、技术力量极其薄弱的情况下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没有剥削阶级攫取和非生产性地消耗掉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人民群众的剩余劳动直接转化成了国家的积累，成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坚实基础，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外部环境压力太大，铁路、公路、水库等基础设施和工业设施的建设对积累的需求太大，加上背离实事求是的瞎指挥和计划工作等方面的一些失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限，还出现过十分困难的情况。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效率，达到效果，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和制度。这些措施和制度原本是为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和制度本身取代了原来的中心，辅助手段取代了主要目标的位置，主辅异位，使得本来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应当因地制宜、弹性灵活的措施和制度成为不可动摇的因素，进而从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一面，走向了僵化的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一面。例如，通过有计划地解决就业和分配工作，城市里的人口大多数由社会人变成了单位人，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自己工作的单位。这本来是一个方便组织社会劳动并对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的机制，但是，发展到后来却成为人对单位的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并固化了劳动分工，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封建性质，并形成了等级制，不仅不利于人员之间的流动，造成人浮于事，不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作用，难以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还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破坏了国有企业的公有性质，使其逐渐被少数人控制。再例如，按劳分配本来是消灭剥削、实现平等的一种制度，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没有很好地对每个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核算，盲目强调平等，而逐渐沦为平均主义，成为所谓的大锅饭，违背了价值规律，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降低了劳动效率，最终妨碍了经济建设和发展。按劳分配本来强调多劳多得，但是僵硬的计划方式，限制了人们通过额外劳动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把它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从而破坏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同时，由于计划工作缺乏足够的冗余准备，控制性太强，受到意外冲击或随机性波动干扰时，往往顾此失彼，陷入僵化的困境。(www.daowen.com)

最重要的是，政治等上层建筑本身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但却发展成为社会生活的首要方面，“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错误观点盛行，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和经济基础的改善。实际上，恩格斯早就批判这种“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毁灭！”的蒲鲁东主义观点^[30]。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深刻指出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关系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1]历史事实表明，新中国曾经消除过的一些陈腐污浊的东西如黄赌毒等，后来的确死灰复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