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市场协调难以展开的时候,作为非市场协调方式的社会协调可以发挥降低制度风险的作用。稠密社会网络中的社会奖励和惩戒机制——非正式制度,对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和惩罚,去促成合同的执行。正如倪志伟(Victor Nee)认为的,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也是制度创新的主体,当市场主体无法依赖现有法律体系来解决产权与合同纠纷时,促进经济活动的非正式规则就会应运而生。[99]因此,当我国的民营企业在东道国处于弱制度环境时,正式的制度无法发挥保护产权和执行合同的作用,交易成本高、风险巨大,非正式制度就会替代正式制度起到监督的作用,努力降低交易成本。我国民营企业在海外选择商业合作伙伴时,时常基于已有的社会关系或是先交朋友、再做生意,这是利用社会机制来降低可能存在的风险。
社会网络除了提供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在风险高企的环境中,还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交换和社会支持,帮助我国民营企业应对东道国的制度风险。郭周明等人建议,在政局动荡、营商环境恶劣的国家和地区中,当政府无法有效保护企业投资安全的时候,应该编织结实广阔的“社会关系网”,有效利用那些活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界、政界、军界的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国际组织外交领导者,充分发挥他们在东道国的人际网络关系、社会影响力以及重要话语权等优势。[100]此外,我国海外华人、华侨遍布世界各地,所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他们在东道国生活多年,熟悉东道国的政治、法律法规、商业规则、语言文化、社会风俗等。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双重政治合作优势、深度资源整合优势、跨国信息流动优势、全球网络效应优势和多重文化融合优势,能够扮演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实践者和联络者等多重重要角色。[101]因此海外华人华侨作为移民群体,可以为双边国家的经贸活动搭建信息的桥梁,缓解信息不完全导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双边贸易的机会;而且嵌入在移民网络中的非正式的社会担保机制,通过社会奖惩的方式为契约的执行提供一种隐性的担保,降低违约的风险,尤其是在制度环境不佳、制度风险高的国家,海外华人的移民网络起到了一种制度替代作用。[102]因此,利用“地缘”“亲缘”“侨缘”等,与东道国的华人华侨建立紧密的社会联系,与已经在当地经营多年的先期“走出去”的企业进行合作,重视海外华人华侨商会、社团组织的桥接作用,都是降低风险的有效方式。[103]
另一种典型的利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方式是“抱团出海”。“抱团”的第一种形式是在东道国的经贸合作区或者产业园,形成企业的集群。根据经济学的观点,“抱团出海”的优点是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实现不同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尤其是上下游企业一起“走出去”,会极大地增强产业之间的协同能力,实现优势互补,极大降低生产和运输的成本。比如在泰国的泰中罗勇工业区,我国民营企业已经形成汽车汽配、印刷、金属制造、化工等产业集群,通过联合行动、联手出击、错位经营,充分发挥了企业各自的管理、技术、资金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104]倪志伟更加凝练地指出,在空间上聚集的集群可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外部经济性:与上下游市场距离相近而节约运输成本;大规模专业的人力资本集合;从信息溢出中受益。在这三者之外产业集群具有的收益是源自人际交往带来的竞争优势。空间上的地理相近性,可以产生更加频繁的社会交往。在关系密集的商业社群内部,企业家们可以获取信息、彼此监督,促成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交易的达成。人际交往和商业关系提供了社会黏合剂,强化了集群内部对商业规范的遵从,在稳定的社会网络中以合作的方式来处理矛盾和冲突。[105]可以想象,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异国他乡,抱团出海的中国企业家形成产业集群,内部频繁的人际交往产生关于东道国政治、经济等方面活跃的信息交换,极大地降低信息不完全带来的市场风险。群体内部紧密的社会关系衍生出丰厚的社会资本,不仅能够加强协作带来经济上的收益,而且在面临风险与难题的时候,能够提供社会支持。除了前述的浙江华立集团在泰国建设的泰中罗勇工业园,还有江苏红豆集团在柬埔寨建设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越南的龙江工业园、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等多个工业园和经贸合作区。
“抱团出海”的第二种形式,是建立和加入针对企业的社会组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去,离不开商会等社会组织发挥积极的作用。社会组织可以在法律、会计、税务、谈判等方面提供重要的专业支持,可以根据企业在东道国的需要,协调一批精通东道国政治国情、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的专业人士为企业提供精准的咨询,可以与商务部驻外机构、海外侨商联等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同构建一个风险信息共享、评估、规避的服务网络,编织一张社会组织的关系网络,帮助中国的民营企业解决在东道国遇到的各种协调问题。[106]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社会组织使单枪匹马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不再是游离于组织之外,让单个企业和企业家通过社会组织团结起来,形成彼此紧密的社会网络,从而提升民营企业家在东道国的风险认知和抗风险能力。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政商关系的类型与生成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9BSH084)和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国家引导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孙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3]《“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大连翰文资讯有限公司,第1页。详见:https://www.yidaiyilu.gov.cn/mydsjbg.htmp=16。
[4]蓝庆新:《应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9期,第61—66页;施展:《越南难以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载《经济资料译丛》2025年第3期,第1—7页。
[5]郭敏、李晓峰、程健:《“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与应对措施》,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第88—93页。
[6]详见: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ldzd/dejgfld/mbbm/gmrb/87363.htm。
[7]蓝庆新:《应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9期,第61—66页。
[8]方旖旎:《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型直接投资非经济风险与对策的研究》,载《晋中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第35—37页。
[9]张明:《直面“一带一路”的六大风险》,载《国际经济评论》2025年第4期,第38—41页。
[10]赵蜀蓉、杨科科、龙林岸:《“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PPP模式面临的风险与对策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25年第11期,第73—78页。
[11]姜华欣:《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主要风险》,载《调研世界》2025年第5期,第21—24页。
[12]张宁宁、张宏、杨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研究》2025年第10期,第119—133页,第136页。
[13]李亚波:《“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所有制身份对海外并购的影响》,载《企业经济》2018第11期,第13—22页。
[14]蓝庆新:《应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9期,第61—66页。
[15]蓝庆新:《应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9期,第61—66页。
[16]张宁宁、张宏、杨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研究》2025年第10期,第119—133页。
[17]金仁淑、孙玥:《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究》,载《国际贸易》2025年第9期,第70—79页。
[18]王亚军:《“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的潜在风险及其韧性治理策略》,载《管理世界》2025年第9期,第58—66页。
[19]尹晨、周薪吉、王祎馨:《“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风险及其管理——兼论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国家级风险管理中心》,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第139—147页。
[20]郭周明、田云华、周燕萍:《逆全球化下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控的中国方案——基于“一带一路”视角》,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第17—27页。
[21]http://www.eeo.com.cn/2018/0116/320870.shtml。
[22]张晓涛、刘亿、王鑫:《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大型项目投资风险——东南亚地区的证据》,载《国际贸易》2025年第8期,第60—71页。
[23]冯雷鸣、李丛珊、李青原:《中国对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风险评价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10国为例》,载《国际经济合作》2025年第3期,第56—59页。
[24]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载于2025年5月15日《人民日报》第1版。
[2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详见http://www.gov.cn/xinwen/2019—01/21/content_5359898.htm。
[26]孙彦波:《中国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布及政治风险实证分析》,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第123—131页。
[27]黄河、Starostin Nikita:《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管控——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第93—100页;阴医文、王宏新、张文杰:《“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中东直接投资:战略意义、政治风险与对策》,载《国际贸易》2025年第4期,第2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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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齐晓凡、丁新举:《“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应对》,载《企业管理》2025年第1期,第8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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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阴医文、王宏新、张文杰:《“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中东直接投资:战略意义、政治风险与对策》,载《国际贸易》2025年第4期,第26—29页。
[32]郭周明、田云华、周燕萍:《逆全球化下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控的中国方案——基于“一带一路”视角》,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第17—27页。
[33]刘中明:《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及应对》,载《国际观察》2025年第2期,第3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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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郭周明、田云华、周燕萍:《逆全球化下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控的中国方案——基于“一带一路”视角》,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第17—27页。
[39]王战、张秦:《“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投资非洲铁路建设的违约性风险与规避研究》,载《理论月刊》2025年第4期,第174—180页。
[40]张晓涛、刘亿、王鑫:《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大型项目投资风险——东南亚地区的证据》,载《国际贸易》2025年第8期,第60—71页。
[41]同上。
[42]廖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投资印尼研究》,载《亚太经济》2025年第1期,第126—132,第148页。
[43]王海军、齐兰:《国家经济风险与FDI——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载《财经研究》2025年第10期,第70—80页。
[44]郭周明、田云华、周燕萍:《逆全球化下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控的中国方案——基于“一带一路”视角》,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第17—27页。
[45]李亚东、卢朵宝:《后发机遇:中国企业在非洲》,清华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3页。
[46]郑筱筠:《“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风险研究——基于可能性和必要性视角》,载《世界宗教研究》2025年第6期,第21—25页;涂华忠、聂姣、王垚、汤世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宗教风险探析——以巴基斯坦为例》,载《世界宗教文化》2025年第4期,第13—19页;赵蜀蓉、杨科科、龙林岸:《“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PPP模式面临的风险与对策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25年第11期,第7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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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赵蜀蓉、杨科科、龙林岸:《“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PPP模式面临的风险与对策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25年第11期,第73—78页。
[49]彼得·A.霍尔、戴维·索斯凯斯,王新荣译:《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8页。
[50]彼得·A.霍尔、戴维·索斯凯斯,王新荣译:《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1页。
[51]彼得·A.霍尔、戴维·索斯凯斯,王新荣译:《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2页。(https://www.daowen.com)
[52]彼得·A.霍尔、戴维·索斯凯斯,王新荣译:《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3页。
[53]彼得·A.霍尔、戴维·索斯凯斯,王新荣译:《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8页。
[54]彼得·A.霍尔、戴维·索斯凯斯,王新荣译:《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9页。
[55]彼得·A.霍尔、戴维·索斯凯斯,王新荣译:《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0页。
[56]同上。
[57]道格拉斯·诺斯,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格致出版社2025年版,第3页。
[58]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变迁》,载刘守英等编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376—378页;道格拉斯·诺斯,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格致出版社2025年版,第7、34页。
[59]道格拉斯·诺斯,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格致出版社2025年版,第86、147页。
[60]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变迁》,载刘守英等编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374页。
[61]Carlin,W.and P.Seabright,2007.“Bring Me Sunshine:Which Parts of the Business Climate Should Public Policy Try to Fix?”In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Bled Slovenia.
[62]方旖旎:《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型直接投资非经济风险与对策的研究》,载《晋中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第35—37页。
[63]详见: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sy/zlbw/86670.htm。
[64]蓝庆新:《应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9期,第61—66页;施展:《越南难以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载《经济资料译丛》2025年第3期,第1—7页。
[65]张宁宁、张宏、杨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研究》2025年第10期,第119—133页,第136页。
[66]布罗代尔:《为市场定位》,载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25年版,第64页。
[67]Akos Rona-Tas,Alya Guseva,Plastic Money:Constructing Markets for Credit Cards in Eight Post-communist Countrie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4—8.
[68]Broadman,Harry G.&Francesca Recanatini,“Seeds of Corruption-Do Market Institutions Matter?”,Most Economic Polic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Vol.11,No.4,2001,pp.359—392.
[69]薄文广、周燕愉、李晓曼:《促进民营企业融入“一带一路”的思考》,载《中国国情国力》2025年第4期,第62—65页。
[70]详见: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reports.aspx?source=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71]详见:https://www.yidaiyilu.gov.cn/gbjg/gbgk/77073.htm。
[72]Acemoglu,D.&Simon J.,2005.“Unbundling Institu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3,No.5,pp.949—995.
[73]郭艳茹:《经济史中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以明清王朝为例》,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5年版,第20页。
[74]道格拉斯·诺斯,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格致出版社2025年版,第37、81页;Li,Shaomin,Seung Ho Park&Shuhe Li,2004.“The Great Leap Forward:The Transition from Relation-Based Governance To Rule-Based Governance”,Organizational Dynamics,Vol.3,No.1,pp.63—78.
[75]琳达·维斯、约翰·M.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版,第8—9页。
[76]琳达·维斯、约翰·M.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第101、219页。
[77]青木昌彦、金滢基、奥野—藤原正宽:《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5年版,第26页。
[78]同青木昌彦、金滢基、奥野—藤原正宽:《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第2页。
[79]王抒:《“一带一路”战略下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探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载《生产力研究》2025年第7期,第18—24页。
[80]金仁淑、孙玥:《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究》,载《国际贸易》2025年第9期,第70—79页。
[81]World Bank.1997.World Development Report.Washington,DC: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2]Klitgaard,Robert.1988.Controlling Corruption.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Kaufmann,Daniel.1997.“Corruption:The Facts.”Foreign Policy,Vol.107,pp.114—131;Mauro,Paolo.1997.“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On Growth,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A Cross Country Analysis.”in Kimberly A.Elliott(eds.),Corrup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y.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Friedman,Eric,Simon Johnson,Daniel Kaufmann&Pablo Zoido-Lobaton.2000.“Dodging the Grabbing Hand:The Determinants of Unofficial Activity in 69 Countri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76,No.3,pp.459—493;Yu,Olivia.2008.“Corrup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A Review of Recent Observations and Explanations.”Crime,Law and Social Change,Vol.50,No.3,pp.161—176;Choi,Eunjung and Jongseok Woo.2011.“Liberal Reform,Political Corruption,and Socio-Economic Impacts in Asia and Eastern Europ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Vol.52,No.3,pp.181—196.
[83]弓联兵、王晓青、戚成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腐败风险及应对》,载《行政管理改革》2025年第5期,第74—80页。
[84]赵蜀蓉、杨科科、龙林岸:《“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PPP模式面临的风险与对策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25年第11期,第73—78页。
[85]符平:《迈向市场社会学的综合范式——评弗雷格斯坦<市场的结构>兼议其范式修正》,载《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2期,第211—225页,第246页。
[86]埃米尔·涂尔干,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版,第42页。
[87]Roller,Edeltraud,“Ideological Basis of the Market Economy:Attitudes toward Distribution Principles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Western and Eastern Germany”,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10,No.2,1994,pp.105—117.
[88]Dimaggio,Paul,“The New Institutionalisms:Avenues of Collaboration”,Journal of Institutional&Theoretical Economics,Vol.154,No.4,1998,pp.696—705.
[89]雅诺什·科尔奈,肖梦译:《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吉林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48页。
[90]李亚东、卢朵宝:《后发机遇:中国企业在非洲》,清华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20页。
[91]弓联兵、王晓青、戚成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腐败风险及应对》,载《行政管理改革》2025年第5期,第74—80页。
[92]潘镇、金中坤:《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载《财贸经济》2025年第6期,第85—97页。
[93]张宁宁、张宏、杨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研究》2025年第10期,第119—133页。
[94]王金波:《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2005—202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载《当代亚太》2025年第3期,第4—28页。
[95]蓝庆新:《应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9期,第61—66页。
[96]王抒:《“一带一路”战略下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探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载《生产力研究》2025年第7期,第18—24页。
[97]王金波:《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2005—202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载《当代亚太》2025年第3期,第4—28页。
[98]郭敏、李晓峰、程健:《“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与应对措施》,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第88—93页。
[99]倪志伟、欧索菲:《自下而上的变革——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7、12页。
[100]郭周明、田云华、周燕萍:《逆全球化下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控的中国方案——基于“一带一路”视角》,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第17—27页。
[101]同上。
[102]陶锋、杨雨清、邱洋冬:《跨国网络、制度质量与贸易强国建设——兼谈“一带一路”倡议》,载《国际经贸探索》2025年第5期,第22—39页。
[103]郭敏、李晓峰、程健:《“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与应对措施》,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第88—93页。
[104]蓝庆新:《应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9期,第61—66页;施展:《越南难以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载《经济资料译丛》2025年第3期,第1—7页。
[105]倪志伟、欧索菲:《自下而上的变革—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46页。
[106]阴医文、王宏新、张文杰:《“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中东直接投资:战略意义、政治风险与对策》,载《国际贸易》2025年第4期,第26—29页;蓝庆新:《应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9期,第61—66页;施展:《越南难以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载《经济资料译丛》2025年第3期,第1—7页;薄文广、周燕愉、李晓曼:《促进民营企业融入“一带一路”的思考》,载《中国国情国力》2025年第4期,第6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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